唐北宋官修书目所见农学观念

唐宋目录中有关农书的分类与著录,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唐宋时期古人对于农学的理解。在唐中期,伴随着谱录类与相畜类农书进入古典书目的农家类,唐代的农学观念有了一定程度的扩大。这种农学观念扩大的趋势在北宋的官修史志目录中有着延续和发展,但是,北宋的官修馆阁书目却更强调农学知识的专业化,这就造成了北宋农学观念呈现出两种不同的发展路径。     

陈甫＋方的农学思想

本文从陈甫＋方撰写《农书》的哲学指导思想，追求新的农学体系，对土壤和施肥理论的新发展，以及重视农业经营管理等方面，对其农学思想进行了较系统、深入的探讨。     

隐士与中国传统农学

隐士是中国古代社会的特殊产物，作为士，他们掌握着一定的文化知识，而作为隐士，他们又不得不自食其力，且多以农耕为生，知识与农业生产实践的结合，产生了隐士农学家和隐士农书，并在中国农学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本文探讨了隐士农学家的产生、隐士生活对农学的影响，并对隐士的农学贡献进行了评价。     

明清时期中外农学的交流与融会

明清时期,随着世界新航路的开通、贸易往来和文化交流的日益频繁,中国传统农学也随之东传西被。中国传统农学不仅对日本、朝鲜以及欧洲国家的农学产生重要影响,而且也积极借鉴和吸收西方国家农学的有益成果,并在中国兴农会、刊农报、译农书、办农校,广泛传播农学思想和农学知识,有力地促进了当时中国农学的发展。     

宋代士人对农学知识的获取和传播——以苏轼为中心

宋代的农学知识有了显著的增长,其后面是士人对于农学态度的改变。苏轼是宋代士人的代表,其于农学也涉猎多端。本文以苏轼为主线,从出身、教育、游历、躬耕等方面,探讨士人对农学知识的获取和传播及农学知识的增长机制。     

从《树艺篇》到《汝南圃史》——明代农书生产过程的个案研究

《汝南圃史》的"祖本"是《树艺篇》,且中间经由《花史》一书的修改方才完成。作为"稿本"的《树艺篇》记录了很多明代士人获取农学知识的基础史料,从中可以发现时人从藏书与阅读、游历与交往、采访与躬耕等多个方面获取农学知识。进一步考察《树艺篇》及其删减本《花史》对这些知识的加工,发现撰者颇重视"知识性"的介绍,并在一定程度上流露出该书作者乃是"士人"的身份。《汝南圃史》则在吸收了以上两种编辑与撰写倾向的基础上,进一步系统化了撰者所获取的农学知识。研究表明,农书的撰写并不都来自于实际的生活经验,在很大程度上,明代农书的生产过程,就是文本不断再造的过程。     

中央农业实验所与中国近代农学研究体制化

成立于1932年1月的中央农业实验所,隶属于当时国民政府实业部,为国家级农业科学研究机构及主管全国农业技术改进的农业最高机关,它的出现,标志着中国近代农学研究开始走上体制化的发展道路.中央农业实验所与国家权力之间保持彼此依赖和同构互融的关系,这反映了中国近代农学研究体制官办集中的色彩,与此同时,中央农业实验所又具有一定的独立性与自主性,国家对其研究给予了较多的尊重.中央农业实验所致力于农业科学研究活动和交流,在中国近代实验农学发展方面表现卓越,同时它还指导、联络全国农业科研组织,协助筹设各省农业改进机关和农事实验场.上述工作,有力地推动了近代中国农业科学研究的体制化发展.     

论宋代天文历法观念的变迁及其对自然科学发展之影响

中国古代天文历法学在宋代发展迅速。宋人以开放的心态接受天文学知识,皇帝重视历法、大臣积极参与历法,民间的历算学者们亦特别活跃。究其原因,主要源于社会生产需要生产者科学知识的丰富,学校教育发展促成历学普及,政府科研机构的增多,中外科学文化交流的客观促进等。宋朝频繁"改历"行动的背后,既有政治原因的推动,又有科学与迷信的斗争。受其影响,宋代自然科学中的天体结构理论,潮汐理论、农学理论等,均获得较大发展。而中国古代数学发展受到的益处最大,诸多世界级领先成果亦由此诞生。     

秦汉时期关中平原农耕土壤的利用与改良

"塿土"是关中平原现代地表广泛覆盖的农业土壤,也是历史上对土壤资源持续利用与改良的产物。我国古代先民在长期的农业生产实践中积累了大量识土、用土、改土、养土的经验,并被广泛记录于古代农书及有关农业生产的文献中。文章通过对先秦至两汉时期古农书及相关文献中土壤信息的提取和整理,结合现代土壤学的研究成果,分析了秦汉时期关中平原农耕土壤环境及其土壤资源的利用与改良。研究表明,秦汉时期关中平原地表土壤尽管为全国优良的土壤类型,但土壤质地不良,水分、养分供给不足,盐碱化等因素也导致了土壤的适耕性减弱。秦汉时期精耕细作的治土和治田过程使关中平原农耕土壤环境得到极大改善,在土壤质地、结构、水分、养分等方面均有所表现,促使了关中平原自然土壤向农业土壤的迅速转变。     

气候学时候模式与古代农业

自然地理气候对人类实践及其文化趋向产生了重要影响。传统中国以自然农业经济为主导,农耕实践以及经验农学与气候学认知模式息息相关。中国古代对于气候学的认知和把握主要趋于"物候"、"时候"及其合并延展的时候模式,由此引导了以"农时"为核心的农业生产实践,形成了精耕细作农业传统,支撑了传统中国社会的绵延发展。     

技术进化与宋代出版传播

宋代出版在文明传承和汉语文化传播样态中都有着重要作用。宋代出版传播在技术进化中有两个重要表现：出版传播介质与技术的进化,从中可以看到技术进化对出版传播在文化创新、社会进步、汉字文化圈扩大的影响。     

“农产品”和“食品”概念界定的探讨

本文通过分析农产品和食品在国内外字典、词典、图书和法律文本中的不同解释，总结了农产品和食品概念发展的特点，在此基础上，笔者根据我国当前农产品和食品安全管理的现状．认为农产品和食品的划分应归于环节的划分，并指出两者的划分只是当前管理的需要，最根本的是要从体制和法律上解决两者划分的困惑。     

宋代牡丹谱考释

中国宋代涌现了众多谱录类著作,其中牡丹谱共计17种,几乎占花卉谱录总数的一半,它们也是其他花卉谱录出现的前导性著作。目前,仅7部牡丹谱存世,而其他因失传已经难以确切知其具体内容。文章对包括已佚在内的17种牡丹谱进行了详细考释,包括作者经历、成书时间、书中记述的内容和结构。新颖之处在于:(1)通过对作者经历的调查,不仅明确了作者的社会地位、官位和著书环境等问题,还探明了一些作者之间的人际关系。(2)更精确推定成书年代,并按时间顺序将牡丹谱进行排序,从而解析出牡丹的品种以及栽培地域的变化。其结果显示,牡丹谱所载牡丹的品种和数量并不是单纯按照时间的推移而递增的,但考察各种谱录所载的品种名称时,可以了解到各种谱录总载有新的品种。宋代人不断地追求新品牡丹的同时,遗弃旧的品种,因此,各种谱录所载的品数并没有明显的增加。(3)通过研究现存7部牡丹谱的结构及内容,可以大致了解到各种谱录除了大多记载当时的名品之外,还记录了花圃、风俗、栽培技术等内容,以便传于后代。另外,谱录作者主要为宋代士大夫,他们对于出现新品种等问题怀有个人的哲学性思考。这种思考往往涉及到掌管自然现象的"造物"和"造化",并相信它影响了牡丹的变异。文章还从文献学角度介绍了现存7部牡丹谱的早期版本,并指出最可靠的善本。     

唐宋时代制墨技术的传承与革新

唐宋时代正是中国古代制墨技术体系发展的完备阶段.宋代以前,制墨原料以松烟为主.北宋以降,制墨原料多元化,包括松烟、漆烟、油烟、石油烟和混合烟等,成为制墨史上的重要革新.唐宋时代,制墨过程中形成精选原料、精练技艺、精创式样的特点,不仅重视技术的传承与广播,而且关注原料的选取和加工,还强调风格与式样的创新,已经具备成熟完善...     

李兰秤漏的一种可能结构及其平均流速稳定原理

秤漏是一种特殊类型的漏刻,在隋唐及北宋前期曾是司天机构的主要计时仪器。根据古文献记述,李兰秤漏很可能是使用弹簧联结权器和秤钩,以达到平均流速稳定的目的。     

日本新发现北宋开宝五年刻《炽盛光佛顶大威德销灾吉祥陀罗尼经》星图考--兼论黄道十二宫在宋、辽、西夏地区的传播

唐宋时期,密宗炽盛光陀罗尼信仰非常流行,人们大量雕造炽盛光经咒以消灾祈福.日本上之坊新发现北宋开宝五年刻<炽盛光佛顶大威德销灾吉祥陀罗尼经>,卷首扉画是现今所见较早的完整的十二宫与二十八宿相配合的星图,比著名的宣化辽墓星图早近150年.与敦煌、黑水城等地区发现的黄道十二宫星图比较,可见它上承唐代写本星图,下启宣化辽墓星图,是中西两大星宫体系交流并中国化过程中的重要物证.     

《九章算法比类大全》渊源初探

明代吴敬的<九章算法比类大全>(以下简称<大全>),除了与<九章算术>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外,也与其他算书有着重要的渊源关系.将该书与现存的1450年之前刊刻的<九章算术>外的算书进行详细比较,并分析该书与它们的渊源关系后,可以认为:<大全>受到宋元算书,特别是杨辉算书的影响较大,继承了杨辉重视介绍启蒙知识和开方术的思想,以及杨辉编写算书的"纂类"方式;吴敬至少应该听说过天元术,不过,即使他看到有关天元术的著作,也已无法理解天元术;<大全>乘除开方起例的内容与现存元末明初算书的很多内容相同,反映了这些知识从元末至明初这段时间的传播和发展.结合<大全>与<九章算术>的渊源以及<大全>对其后算书的影响的分析,还认为:明初的80年问,包含汉唐宋元一些高水平数学成就的算书在民间仍能看到,但吴敬既没有能够掌握这些知识,也没有在书中记载下他看到的算书中的高水平的数学知识.     

中国：世界海洋农牧化的先驱

在２０００年多前的先秦时期,中国就出现了“海耕”。至宋代,中国出现了第一次“海耕”热潮,明清时期中国出现了第二次“海耕”热潮。从中国古代“海耕”的起源时间之早,及其广度和深度,都说明中国是世界海洋农牧化的先驱。     

格物致知论的源流及其近代转型

格物致知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一个重要的认知理论。它与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有着密切的联系。在其起源及发展早期,基本是以道德化诠释为主。到宋代时,心学派基本沿袭了早期道德化的诠释方向,但理学派则强调其中的理性精神,对宋代科学的兴盛影响重大。在明清之际,受时代变化的影响,实证化的取向更加显著,使格物致知论发生了重大的理论转型,为近代中国与西方科学技术的对接铺平了道路。而到近代之后,格致论几乎完全成为西方科学技术的代称。对格物致知论历史源流的梳理,从中还可以发现其对于现代科学发展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