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的异常天象观

异常天象在中国古代受到高度重视，是历代天文观测的一项重要内容。象人类对所有事物的认识一样，中国古代对异常天象的认识也是以最初自发的直觉认识为开端，形成异常天象的概念，在阴阳说、五行说、元气说等关于自然的理论形成以后，对异常天象的解释随之产生。此外，按照占星术理解异常天象是中国古代异常天象观的一个重要侧面。     

《晋书·天文志》中天象与事应的时间关联性研究

中国古代占星术注重天象与人事的关系,历代天文志中载有大量的天象与"事应"记录,构成了占星术的"经验数据"。本文以《晋书·天文志》"史传事验"为例,探讨在中国古代占星术中天象与人事如何关联,也就是说人事如何成为天象的"事应"或"事验"。本文主要探讨天象与"事应"的时间关联性,即天象与事应在时间上的前后相继关系。通过对"史传事验"中记录的500余条天象和事应的时间进行考证,并就其时间差值进行统计分析,以揭示中国古代占星术中天象与事应在时间关联上的特征以及影响这种关联的各种因素。     

宋代改历中的"验历"与中国古代的五星占

“验历”是中国古代天文历法改革中重要环节之一。验历的内容从汉代使用日月天象扩展到唐宋时代使用五星天象,这不但反映了历法技术上的进步,而且也揭示了五星占与历法的互动关系。通过对10世纪末宋代《乾象历》验历过程中使用的汉以来的五星天象的考证和分析,说明中国古代的五星占不仅仅具有星占学上的意义,而且具有历法上的意义,五星天象观测成为促进历法改革的重要的技术上的因素。研究表明,古代的五星天象记录绝大多数是可靠的,是当时的实际观测描述。出于政治目的而伪造“荧惑守心”和“五星会聚”的情况当是特例。另外,中国古代历法改革,既是科学活动,又是国家政治活动。历法及其天象推算技术（如五星天象）,总是在这种技术与政治、国家与科学的张力中得以进展,并受到制约。     

古代目视天象记录中的尺度之研究

古代以“丈、尺、寸”为单位的天象记录以及“大如X”形式（取象比类）的记录是成系统的,可统称为古代天象记录的“尺度体系”。古人裸眼目视观测天象时亦有天球模型,通过天球模型的建立,按1尺＝1度的换算标准,可以确定“丈、尺、寸”天象记录的几何意义,并对“大如X”形式的记录进行尺度或亮度的量化,最后将两种记录统一在一个系统中。通过对尺寸系统起源的分析,认为古人裸眼目视观测时的天球半径约为13米上下。另从人本心理行为渊源、天文馆天象厅的半径、航海牵星术等多方面进行了论证。人裸眼目视观测天象时有共同的视错觉现象,形成系统误差,此误差是将天穹视为扁平状造成的。在不同的天空照度与气象条件下,其扁平程度有所不同,可引入“视扁度角”概念加以量化。为对视觉误差进行校正,求出了各种状况下（昼、夜、阴、晴、有月、无月）裸眼观测时天体视高度、视长度与其真实尺度的校正归算法。     

地球双胞胎为何沦为“地狱行星”?

今年6月6日上演罕见"金星凌日"天象,下次"金星凌日"将等105年:科学争议——今年6月6日天空中上演了罕见的"金星凌日"天象,当时金星和太阳、地球排成了一条直线,地球上的观测者可以看到一颗"黑痣"(金星)缓缓划过太阳的脸庞,而下一次"金星凌日"天象将等到2117年。虽然金星的大小和地球最接近,它的直径为7521英里,仅比地球小5%,但金星表面温度却高达480摄氏度,大气压     

波爱修斯的数学哲学思想

作为研究数学发生发展的一般规律的数学哲学,其思想种子从数学诞生之时就开始萌芽。由于对数学概念的理解从古至今发生了一些变化,所以古今对于数学的哲学研究也有所不同。波爱修斯是古典文化和中世纪思想的重要桥梁,他不仅继承了古代著名哲学家的数学哲学思想,对数学及其对象进行了认识论和本体论的探讨,将数学看成是通往智慧之路的基础学科;而且在他的数学哲学思想中,通过对数学对象存在性的研究,推论出对种和属、或一般与个别的关系的讨论,为后世的数学哲学研究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     

古代"荧惑守心"记录再探

中国古代天文学中,“荧惑守心”被认为是最险恶的天象之一。黄一农的研究显示,历史记载的大多数事例均为伪造。文章找到更多的记录,进行了更加详细的考证。尽管荧惑守心记录的错误率高于其他类型的天象记录,但许多错误的记录,能够找出流传错误的痕迹。同时,故意写错时间的事例也是存在的。至于凭空伪造天象而适应人事,还缺少证据。     

北魏太安至皇兴时期天象记录的年代问题

对《魏书·天象志》中的天象记录进行了统计分析,发现太安至皇兴13年间(457-469)的连续62条可以计算验证的天象记录中,有59条记录的年份都恰好提前了一年.这可能是魏志抄宋志而于年代比对发生错误,也可能是北魏纪年本身的错误.     

《宋史·天文志》天象记录统计分析

在用现代天文计算方法全部检验的基础上,按照原文的分类统计和分析《宋史·天文志》各种天象记录的数量和特征.统计中将所有天象记录分为可计算检验和不可计算检验两大类,并计算了各种记录的错误率,大多数错误记录可以考出其原貌.搜索了天文志以外的宋代天象记录.     

北宋文化大家为何“井喷”:偃武修文社会稳定

军事、经济、文化、科技发展不平衡是北宋一大特征,也是北宋没有成为强国的重要因素。北宋在军事上"积弱",在经济上"积贫",但在文化和科技领域却创造出许多辉煌的成果,是中国古代文化最繁荣、科技最发达的朝代之一,在中后期还呈现了文化大家"井喷"的罕有现象。北宋文化繁荣、科技发达的原因主要有三点:一是宋初宋太祖赵匡胤大力推行偃武修文政策,后来的继承     

对"李约瑟难题"质疑的再反思

“李约瑟难题”有其合理性。质疑难题的“无科学说”、“伪问题说”和“有毛病说”涉及到历史观、科学观、科学史观和方法论等深层次的问题，如“无科学说”只承认中国古代有技术而不承认有科学，否认中国古代科学的光辉成就，是科学史上的一种西方中心论；“伪问题说”反对科学的连贯性和普遍性，是一种科学特殊论和唯近现代科学论，带有“辉格”的色彩；“有毛病说”反对假设的和逆史实的编史学，是一种狭隘的历史观，不利于历史学的现代化。以上诸说在方法论上有一个共同点，都陷入了形而上学的误区，反对李约瑟创立的中西科学史研究的比较法。“李约瑟难题”是李约瑟中西科学史研究比较法的杰作，对中西科学发展史作了共时性的横向比较和历时性的纵向比较，从而抓住了其中的主要矛盾，具有高度的辩证性，对于揭示中西科学发展的历史规律是很有益的。因此，应以辩证的观点和方法来研究中西科学发展史和理解“李约瑟难题”。     

《物种起源》的论证结构

20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中期，学界多是事先假定达尔文遵循着某种单一的科学方法，相信《物种起源》有单一的论证结构；80年代中期开始，一些学者放弃了寻找《物种起源》中某种单一论证结构的努力，相信达尔文在《物种起源》中采用了多种论证策略。根据不同的理论有不同的理论成功标准，自然选择理论是由多个理论构成的，这就决定了《物种起源》中不可能存在单一的论证逻辑。     

《阿输吠陀--印度的传统医学》评介

自近代学术勃兴以来,医史学者对中外医学关系的探讨就一直没有降低过兴趣,而在近年“新史学”口号下倡导的“作为社会史的医疗史”研究中,它更成了需要重点讨论的课题之一。其中,由于历史上中印文化的异乎寻常的亲密接触,中印医学的关系史几乎就成了“老生常谈”的一个话题。在中印文化关系史的辉煌篇章中,中印传统医学的交流确实占有了灿烂夺目的一页。像印度文化的诸多其他因子影响中国一样,印度医学对中医的     

从主观文化类同到文化利用——科学之于基督教与科学之于儒学的共同特征

当科学作为外来文化与基督教和儒学分别相遇时,基督教和儒学的捍卫者采取的反应十分相似：无论是基督教父的“希腊哲学源自《旧约》”说还是中国儒士的“西学中源”说都是先让科学“认祖归宗”,这在客观上确立了科学在本已文化中的地位;基督教父的“婢女传统”和中国儒士的“中体西用”说则进一步限定了科学与本己文化之间的从属关系。从“希腊哲学源自《旧约》”说和“西学中源”说到“婢女传统”和“中体西用”说,反映了一个从主观文化类同到文化利用的文化交流过程。     

从科学发展观的视角看休闲

科学发展观是“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实质与核心;关注人的生存质量是以人为本的本质规定;注重人的全面发展和可持续发展则是以人为本的内在要求与逻辑展开。体闲对提升人的生存质量、人的全面发展和可持续发展具有劳动所无法代替的日益重要的独特意义与价值。     

病原细菌和宿主天然免疫系统相互拮抗的机制研究

病原细菌通过阻断宿主细胞的重要生理过程来促进感染,进而引起各种疾病的发生。革兰氏阴性致病菌往往利用特殊的分泌系统（比如Ⅲ型分泌系统）向宿主细胞中注入毒力效应蛋白分子,这些效应蛋白采用非常复杂和精致的策略来阻断和控制宿主的信号转导通路,特别是那些在宿主天然免疫中具有重要功能的通路。最近刚刚提出的炎症小体（inflammasome）复合物被认为在巨噬细胞感受病原菌和拮抗感染的天然免疫反应中起着关键作用。我们实验室的研究一方面关注病原细菌是如何通过其分泌的毒力效应蛋白分子来阻断宿主的天然免疫信号转导通路的生物化学机制,另一方面我们也对巨噬细胞中的炎症小体通路是如何感受和抑制细菌感染的分子机制感兴趣。在前一个研究方向上,我们最近发现了包括来自肠致病大肠杆菌的NleE分子在内的一类细菌效应蛋白,它们具有一种全新的甲基转移酶活性,可以特异性地修饰宿主NF-κB信号通路中用于结合泛素链的TAB2/3分子。NleE通过甲基化修饰TAB2/3中鳌合锌离子的一个半胱氨酸从而导致TAB2/3失去结合泛素链的功能,并彻底阻断NF-κB介导的天然免疫炎症信号通路,这种修饰作用代表了一种全新的病原菌抑制宿主免疫防御反应的分子机制。在后一个研究方向上,我们最近鉴定了一个叫做NAIP的NOD样蛋白分子家族,实验发现和证明了NAIP是一类炎症小体的受体蛋白,可以直接识别来自病原菌的鞭毛蛋白或是病原菌Ⅲ型分泌系统的组成分子。NAIP家族分子在被这些细菌的模式分子活化后可以诱导NL-RC4炎症小体的激活,导致巨噬细胞发生炎症反应,进而在限制病原菌在宿主体内复制和感染中发挥重要作用。     

昆虫文化的生态休闲意蕴

本文以现代视角揭示传统昆虫文化的生态体验与生态审美意蕴。试图阐明:生态休闲不仅体现深切的人文关怀,更体现深刻的生态关怀。多元并举,开发昆虫生态休闲项目;反思与借鉴,提升昆虫生态休闲的内在价值,不仅是当今休闲产业健康发展的迫切需要,也是促进社会与生态和谐可持续发展的需要。     

技术的历史分期:原则与方案

对技术的历史进行分期研究,可以揭示技术发展的阶段性,由此可以把握技术发展的规律。技术史分期应遵循3个原则:体现技术发展的内在逻辑;反映技术发展变化质的规定性;反映人对自然认识与社会生产力水平的阶段性。一些哲学家和历史学家对技术发展已提出多种分期方案,这些方案对描述技术发展的阶段性有一定的意义,也有明显的不足。经过对近代技术发展的统计分析,可以发现,每一时期总有1项在该时期技术体系中起主导作用,且代表了技术总体发展趋势的技术,这种主导技术及其主导技术群的更迭,反映出技术发展阶段质的变革,以此为依据的技术史分期方案,可以很好地认识技术发展的规律性。     

Newtonian Emanation, Spinozism, Measurement and the Baconian Origins of the Laws of Nature

The first two sections of this paper investigate what Newton could have meant in a now famous passage from “De Graviatione” (hereafter “DeGrav”) that “space is as it were an emanative effect of God.” First it offers a careful examination of the four key passages within DeGrav that bear on this. The paper shows that the internal logic of Newton’s argument permits several interpretations. In doing so, the paper calls attention to a Spinozistic strain in Newton’s thought. Second it sketches four interpretive options: (i) one approach is generic neo-Platonic; (ii) another approach is associated with the Cambridge Platonist, Henry More; a variant on this (ii*) emphasizes that Newton mixes Platonist and Epicurean themes; (iii) a necessitarian approach; (iv) an approach connected with Bacon’s efforts to reformulate a useful notion of form and laws of nature. Hitherto only the second and third options have received scholarly attention in scholarship on DeGrav. The paper offers new arguments to treat Newtonian emanation as a species of Baconian formal causation as articulated, especially, in the first few aphorisms of part two of Bacon’s New Organon. If we treat Newtonian emanation as a species of formal causation then the necessitarian reading can be combined with most of the Platonist elements that others have discerned in DeGrav, especially Newton’s commitment to doctrines of different degrees of reality as well as the manner in which the first existing being ‘transfers’ its qualities to space (as a kind of causa-sui). This can clarify the conceptual relationship between space and its formal cause in Newton as well as Newton’s commitment to the spatial extended-ness of all existing beings. While the first two sections of this paper engage with existing scholarly controversies, in the final section the paper argues that the recent focus on emanation has obscured the importance of Newton’s very interesting claims about existence and measurement in “DeGrav”. The paper argues that according to Newton God and other entities have the same kind of quantities of existence; Newton is concerned with how measurement clarifies the way of being of entities. Newton is not claiming that measurement reveals all aspects of an entity. But if we measure something then it exists as a magnitude in space and as a magnitude in time. This is why in DeGrav Newton’s conception of existence really helps to “lay truer foundations of the mechanical sciences.”     

普遍语法与语言范式——从哲学、心理学到生物学的历程

普遍语法思想具有悠久的认识论渊源。乔姆斯基认为普遍语法是人脑初始状态与生俱来的生物属性,语言研究最终会同主流的自然科学统一融合。本文扼要论述了普遍语法从哲学、心理学到生物遗传与进化三个主要的发展阶段。作者指出普遍语法不仅改变了传统语言研究的范式,其自身也经历了多个范式的转变,当前提出的“唯递归性假设”就是普遍语法在生物遗传与进化研究基础之上的最新进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