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稻作文化的起源探析

中国稻作文化起源于长江流域和南方地区,然后传播到了北方、东南亚和南亚以及世界上其他地区。考古发现揭示,中国南方地区人工栽培稻的起源显然是多源的,不仅与野生稻的分布资源有关,也与百越族群的栖息繁衍活动区域密切相关,透露了百越族群很可能就是最早驯化野生稻的先民。中国稻作文化中的内涵极其丰富,直接影响到了很多民俗的形成。     

温州——东甌王都——与王克旺·雷耀铨·吕锡生三同志商榷

西汉惠帝三年,立闽君驺摇为东海王,都东瓯,俗称东瓯王。关于东瓯王都东瓯的具体地点,王克旺、雷耀铨、吕锡生三同志在《关于东瓯的建都与内迁》一文(下简称王文)中认为:“东瓯也称瓯,瓯是指浙南瓯江流域,这是没有疑义的。但其具体地点指那里,分歧就大了。一般人认为东瓯就是温州,因为它处于瓯江之口,其实这是脱离了当时历史实际的”。于是,他们首先确定越国王族的“主要活动中心还是在靠近会稽的台州山区”,并为此找出了二条理由:一、台州是“浙南山区的中心”;二、“他们     

西汉东瓯、闽越内迁对比研究

文章首先考证了西汉时期东瓯、闽越两大族群内迁的地域分布,根据《越绝书》的宝贵记载,考证出内迁的东瓯人主要集中分布在今江西省,东瓯王改封为彭泽王,又有一支南迁到今吉安市;而闽越迁到江南的无锡、庐山附近、江淮之间、淮北地区、汉水流域、黄河口等地,比较分散,闽越之所以被安置在多地,与两大族群对汉朝的态度不同有关。     

从客家服饰看其文化与南方民族文化之融合

“客家”是汉民族的一大支系。自秦汉以来，尤其是西晋以后，客家先民大量从中原不断向南迁徒，在漫长的迁徒过程中，与百越诸族相互交流，相互融合，形成独具特色的客家族群。客家人的服饰不仅保留了中原汉族服饰之特点，同时体现出南方民族服饰之特征。客家文化与南方少数民族文化的相互影响，使两者的服饰呈现多元文化因素。     

古代滇国主体民族族属再考

古代滇国境内生活着许多民族，既有属于百越族群的居民，也有濮人、焚人等族。至于滇国主体民族的族属，史学界意见分歧非常大，有的主张属于氐羌族群，有的主张为濮人，有的主张属百越族群。具体到某一类主张中，又有不同的看法，如主张属氐羌族群的学者中，有的主张滇国主体民族为焚人，而有的则主张为叟人。本文结合各种史籍所反映的两汉时期云南民族构成演变态势，在细考各种观点及其主要依据的基础上，得出如下结论：滇国主体民族属氐羌族群说的依据经不起推敲，属濮人说的依据不充分，而属百越族群说的依据充分而有说服力。     

河疍——梧州水上居民考察（上）

梧州水上居民作为广西古老的汉族族群，有着自己独特的文化传统。但如今随着社会的发展，他们无论在生活、劳动、风俗习惯上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水上居民族群虽然处于式微的境地，但这是一个缓慢的过程。都市化的脚步日益加快，梧州水上居民在潮流和传统中努力地调整自己，以适应这个社会。     

河疍——梧州水上居民考察（下）

梧州水上居民作为广西古老的汉族族群，有着自已独特的文化传统。如今随着社会的发展，他们无论在生活、劳动、风俗习惯上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水上居民族群虽然处于式微的境地，但这是一个缓慢的过程。都市化的脚步日益加快，梧州水上居民在潮流和传统中努力地调整自己，以适应这个社会。     

赣地越文化遗存与百越首领吴芮

本文结合历史文献与文物考古资料,对江西境内越文化遗存和百越首领"番君"吴芮行迹作进一步的阐述梳理,通过赣地出土的越式遗物虽然难以与越国中心地区出土的同类器物媲美,但其器物特征颇多相同或近似之处,它们反映的文化面貌也大体一致,表明当年居住在江西境内的古越先民与浙江境内的越国先民属于同一民族;吴芮是百越首领,又是江西首位名人,越文化遗存在其管辖地盘之内,时代相同,故将他列为并论,通过他的行迹考证进一步说明史籍所记的"扬汉之南,百越之际",这里的主人就是百越民族,有所差别者仅是种姓不同而已。     

瓯越与百越及其他

古代东南地区居民,文献上通称“百越”,有“南越”、“瓯越”、“闽越”等。可号“譬越”在中国民族史上首先是一个族称,以后随之发展成为地域的名称。并对“东越”与“东瓯”略加考辨。     

动荡中的客家族群与族群意识——粤东地区潮客村落的比较研究

粤东客家地区几个族群互动研究案例表明,族群认同的根基论(或称原生论)与情境论(或称工具论)两种理论在实践上并不是截然分开的,族群认同虽说是基于语言、血缘、习俗等文化特质的认同,但这种认同是以族群的互动为前提的。同时,粤东地区的调查点还说明,经过认同与互动过程的族群关系呈现的是多元模式的局面。这些观点都有利于族群研究的深化。     

鄱阳湖流域的族群与文化略论

鄱阳湖流域囊括了整个江西全境。本文简要回顾了鄱阳湖流域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分析了多元一体格局下鄱阳湖流域丰富的文化形态与族群关系。     

分子人类学所见历史上闽越族群的消失

分子人类学用DNA材料和计算生物学方法解答了很多人类学的问题。对于中国南方和东南亚地区最大的族群,侗傣族群和马来族群,分子人类学研究发现他们有共同的起源——百越族群,所以可以定义为“澳泰族群”。闽越是这个族群历史上重要的一支,曾经是福建的主体民族。通过对现代福建和其他闽语人群的分子人类学研究,结果并没有看到闽越的结构。闽语人群基本都是来源于北方的汉族移民。所以可以确定历史上的闽越族在福建地区基本上已经消失。     

郡县化统治和人口迁移对百越汉化的影晌

本文从南方郡县制度的扩张和汉越人口的迁移两个方面阐述了秦统一中央集权封建国家建立以后百越民族的发展历程 ,指出郡县化统治和人口迁移是百越汉化过程中的两大决定性因素 ,它们互为倚靠 ,相辅相成 ,共同促成了百越族群的大多数在秦汉以后几百年中迅速走向汉化 ,成为南方汉族的重要组成部分     

民族多元与多元文化

民族与族群两者指涉都是一回事 ,但也稍有差别 ,在定义“族群”时强调自我认定的重要性 ,因而“族群”便较“民族”含有甚多的主观因素。但要配合多元文化的发展及群权的争取 ,“民族”一词似较“族群”更为明确与有力。     

论中国疆域最终形成的路径与模式

迄今为止,世界级前近代帝国在大国游戏中被淘汰出局后,其嫡传文化继承者能够凤凰涅磐且成功地重返世界大国之列者,惟有中国。与世界其他几个从大河流域崛起的世界级帝国的核心力量都是在帝国中心地带兴起,一旦灭亡,支撑着帝国的核心力量便随之冰消瓦解的情景不同,古代中国的世界级帝国均形成于中原地带的边缘,他们为中国链条式世界级帝国的形成提供了源源不断、前仆后继的能量。虽然这些帝国建立者出身的民族(族群)各不相同,但维系帝国链条运作的"大一统"思想、"天下观"理论、"华夷共祖"谱系等古代中国文化从来没有中断过,从而使得古代中国的各个世界级帝国之间具有内在的文化承继性与疆域连续性。     

论族群与族群关系

有关族群和族群性的概念多种多样。族群与民族均来源于西方,但它们之间是有区分的。在对族群的研究中,族群认同被视为一个主要的内容,族群认同总是通过一系列的文化要素表现出来,文化是维持族群边界的基础。关于族群关系的讨论有许多不同的理论：同化理论、文化多元理论、生物学的理论、人文生态理论、权力和分层理论及整合的族群关系理论等。     

早期新加坡华人族群的内部关系（1819-1912）

对早期（1819～1912年）新加坡华人族群的内部关系所进行的考察显示，方言、服饰等虽然是新加坡华人族群内部进行区别和认同的最明显表征符号，为华人族群帮权结构的塑造提供了可资利用的“工具”，但其并不能与所表征的群体建立唯一且确定的联系。新加坡华人族群内部特别是社会底层的互动充满了张力，密切的交流、接触和互动是新加坡华人族群内部关系的突出特点。     

江河文化与家园遗产——兼议右江流域的文化结构

人类学的＂江河＂包含着＂长时段＂、多层次的人类生产活动与文化创造,也是观照中国地方社会与文化传统的尚佳范式。文章在珠江水系—百越古道的整体性背景上,以＂水＂＂域＂＂人＂＂家＂为文化结构维度,对右江流域的历史文化进行考察,分析探讨了右江流域文化的地方性、走廊性、交融性和共生性。右江的江河水系联通了＂水＂—＂域＂—＂人＂—＂家＂的文化生发脉络,生动诠释了＂江河文化＂作为＂家园遗产＂的内涵与价值。     

语言的历史作用——中国南部和越南北部台语民族语言文化史考察

围绕语言作用这个话题,根据语言基因材料追溯中国北部、南部人口及中越边境地区人口的生物起源历史,并通过分析百越的族群、语言和风俗习惯,揭示台语民族的种族、语言起源历史。文章还介绍了百越后裔的语言生态发展状况。     

遗产与族群:以客家文化遗产保护为例

任何遗产都附着于特定人群,但却并非天然地具有族群属性,但当族群被当作遗产申报策略时,地域的文化将被表述为族群的特色,客家文化遗产保护过程中就遇到类似的问题.本研究以客家文化遗产保护为例,探讨世界遗产名录中的福建土楼如何被客家文化所代言,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客家地区文化遗产又如何镶嵌进客家的历史叙事中,进而思考遗产与族群的关系,并借此深入了解遗产表达背后的政治生态与权力角逐如何影响族群边界的重塑与族群认同的变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