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众理解科学的理论演进——以米勒体系为线索

公众理解科学的研究由于多学科视角及各种研究进路的介入而呈现广泛且复杂的讨论态势。但是,以米勒体系作为线索,仍可探寻其理论演进的踪迹:"科学观"方面,从传统的实在论走向多元科学观的并存;"公众观"方面,对公众的多样化、主动性及其具体情境的认知;"理解"方面,对其内涵的扩展与自身情境的关注。     

科学社会化语境中的米勒体系及其理论借鉴、目标指向

米勒体系是在美国20世纪后期科学社会化的历史进程中,借鉴政治学家阿尔蒙德的热心公众理念和公共政策制定的分层模型,并出于美国民主政治体系中公民参与的意愿建立起来的,这些构成了米勒体系提出的社会语境、理论来源和目标指向.厘清这一状况,对于当今中国在自身历史情境中进行公民科学素质测量和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论科普的立场与科学传播的信条

科学技术普及除了国家立场和科学共同体立场外,还可以设想一种个体公民立场,这三种立场与三种科普模式有大致对应关系,其中传统科普对应于国家立场,公众理解科学对应于科学共同体立场,而面向公众的科学传播对应于个体公民立场.作为科普新形态的科学传播,也有自己的若干信条.     

从科学技术普及到公民科学素质建设——对中国提高公众科学素质举措的历史考察

本文考察了建国50余年来中国提高公众科学素质举措的历史,并按照时代特征和举措特点将其分为六个时期,每个时期科普事业的形态都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这些因素包括:生产需要,意识形态,科学本身,乃至国际潮流.本文并认为在中国存在着从传统的科学技术普及向公民科学素质建设的转变,纵览历史与现状,传统科普和科学素质建设存在七点显著区别.     

科学公民身份:内涵、研究进展及测度初探

分析了科学公民身份的内涵,提出科学公民身份概念是理解和评估科学与公众关系的新阶段;回顾了研究进展,提出了测度科学公民身份的初步构想;阐述了加强对科学公民身份的理论研究和实际测评的意义。     

科学史教育的历史考察：将科学史引入科学教育的历程

科学史从自然哲学副产品身份发展到科学教育的核心,历经了4个主要阶段:孔德的通识教育使科学史走入课堂;萨顿使科学史成为一种社会建制;库恩的新科学史观开始了科学教育的人文主义倾向;HPS教育使科学史与科学哲学成为科学教育的方法论指导.分析科学史融入科学教育的历程,有利于普及科学知识、认识科学本质.     

谁是公众,如何参与,何为共识?——反思公众参与科学模型及其面临的挑战

在科学传播领域,公众参与科学模型因为符合民主政治的诉求而得到了极大发展。但该模型仍然面临诸多困难,包括如何确定公众代表,怎样实现公众真正参与科学进程,如何调和公众参与科学所体现的平等诉求与科学精英对科技知识的天然垄断之间的矛盾等。面对挑战,公共政策研究者在代表选择、观点均衡、议程设置等方面提出了促进公众参与环境与科技决策的方案;部分科学传播学者则跳出公众参与科学局限于民主政治层面,将该模型拓展到科学教育与公众参与科研等领域。尽管有种种挑战,但公众参与科学模型在中国仍然有很大的发展前景。     

科技传播普及与科学精神培育

科学精神是科学的重要内容,是科学知识的灵魂。它是科学发展历史本身的产物。科学精神中最重要的是客观精神、理性精神、实证精神和进取精神。在传播与普及科学知识的同时也内在地包含着科学精神的培育。培育科学精神是科技传播与普及的重要功能和使命。只有使公众逐渐领会和具备科学精神,才能更快地卓有成效地提高我国公民的科学素养,才算达到了科技传播与普及的目的。     

公众科学素养测度的困难——以科学素养的三维度理论模型为例

公众科学素养的测评问题一直是学术界争论不休的话题.随着我国<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纲要(2006-2010-2020)>的颁布并实施,对公众科学素养测评进行理论探讨更具有现实意义.科学素养是由若干要素有机结合而形成的复杂系统.本文运用一般系统论原理,尤其是系统要素的关联性原理,以学术界常见的三维度科学素养理论模型为例证,论证了公众科学素养量化测评的难度.     

科学文化的传播普及与国民素质

人类文化是社会系统自组织发展中的"序参量".国民素质关系到国家综合实力.提高国民素质,传播普及科学文化是发展先进生产力、先进文化,构建和谐社会,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需要.作者对古今文化的内涵外延,中国传统文化的优劣和传承中的得失,以及如何吸取东西方文化的营养,正确理解和使用科技成果,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进行了有分析、有独到见解的论述.     

中国古代"气"的基本属性探讨

气是中国古代重要的自然哲学概念，在古代科学认识活动中有着广泛的应用，反映了中国古代自然观的基本特点。该文根据大量文献史料，系统分析考察了气的一系列基本属性，由此展示了中国古代自然观的一些基本特征。     

试论中国科学功利主义的消解

科学功利主义产生的根本原因是科学在近代中国传播和发展的社会逻辑前提引起的,这个逻辑前提包括:为什么要在中国传播科学,科学的基本功能是什么,怎样才能更好地在中国传播科学,科学与中国传统文化比较有什么不同特点等内容。科学功利主义从科学在中国传播的一开始就已经出现,到目前为止,虽然有许多学者反对科学功利主义,但是,由于没有完全改变科学在中国存在和发展的社会逻辑前提,所以不可能取得成功。消解科学功利主义的根本方法有三条:重新解释科学的功能,建立科学的理论标准和发展中国社会的民间力量。     

关于中国能源战略的辩证思考

能源战略问题是世界各国 ,特别是各大国普遍关注的一个重要战略问题。因为能源资源是人类生存、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不可缺少的重要物质资源 ,是关系国家经济命脉和国防安全的重要战略物资 ,在现代化建设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也是我国完成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第三步战略目标宏伟任务、实现 2 1世纪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能源问题的重要意义还在于它是国际外交舞台上的重要筹码 ,是引发军事冲突和战争的重要因素。当年的海湾战争和今天的伊拉克战争都与石油资源问题密切相关。在当今形势下 ,中国应实行什么样的能源战略 ?从全…     

试论中国古代的开方式

中国古代至迟从《周髀》和《九章算术》即出现开方问题和方法，以后逐渐推广，到宋元时代形成了一套较为完整的开方式理论，文中讨论了开方式的演变，与天元术的关系。最后讨论了开方式与“方程”，Equation的关系等。总结出六点总的看法。     

关于中国术语学建设的构想

本文突出强调了术语学建设在当前所具有的空前迫切性。只有把术语学当作一个具有独立性的综合学科来建设,才有可能切实地把这一学科的建设搞起来。加强术语学的理论研究与专业人才的培养是学科建设的根本,而就术语学理论研究联合申报立项可以作为当前工作的突破口。自从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与黑龙江大学拟议共建术语学研究所以来,我们就一直在考虑一个问题,那就是如何在我国进行术语学的理论建设。创建与发展中国的术语学理论应该是术语所的中心任务,怎样才能做好这项工作也是我们这次会议要讨论的中心问题。趁着国内各方专家学者齐聚我校之际,我想谈谈我们对这一问题的想法,期望各位与会者能为我们献计献策,以便使术语所的工作能尽快地走上轨道。1.充分认识开展术语学理论研究的必要性与迫切性人们常常用“知识爆炸”这样的说法来描述信息时代知识飞速增长的状况。据说,在当今时代,每隔25年,人类的知识总量就要翻一番。而术语是凝集一门学科系统知识的关键词,是承载科学知识的载体。没有术语就没有知识——这句话很好地说明了术语与知识之间的关系。因此,随着“知识爆炸”的发生,必然也要发生“术语爆炸”。实际上,这种“爆炸”的“冲击波”我们已经感觉到了。新词的大量涌现就是一个证明。据国外的统计数字,在20世纪80年代,科技词占新词的80%,进入90年代,则占了90%。其实,在任何语言中科技术语词的数量都要远远超出普通词汇的数量。就这一意义来说,只研究普通词汇而不管专业词汇,可以说是“拣了芝麻,丢了西瓜”。术语与一般普通词汇有一个很大的不同,术语不是自发产生的,用一句国外著名学者的话来说,术语是“想出来的”,是人为干预的产物。那么,面对如此庞大的“爆炸物”,拿什么作为理论依据对其进行干预？怎样干预？这是只有专门的术语学才能解决的问题。任何一门学科,都有自己的术语系统,都要研究并规范自己的术语,不然,这门学科就很难成立,更难顺利发展。但是,涉及各学科术语的一般性、普遍性理论问题的研究,则只有专门的术语学才能完成。仅就这一点来说,加强术语学的一般理论建设,特别是在当前,就具有极大的必要性与迫切性。认识到这一必要性与迫切性,可以增强我们的紧迫感与责任感,更进一步激发我们的工作热情。2.给术语学以准确的学科定位术语学产生于20世纪30年代,到60年代末,已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的综合学科。相应的国际组织,为此还确定了学科的正式名称,在英语里,用terminology science来取代此前的terminology。在俄语里,则用терминоведение替代терминология。这在术语学发展历史上,应被视为一件具有重大意义的标志性事件。在笔者的印象中,国内学界对术语学的性质与地位还没有明确的、普遍一致的认识。强调术语学学科的综合性、边缘性的多,而明确肯定术语学是一门独立学科的少。然而,是否承认术语学的独立学科地位对该学科的建设与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边缘性的东西,不可能成为学科发展的主流,难免常常受到冷落,甚至沦为少人问津的冷门。综合性的东西,涉足的人会多些,但往往浅尝辄止,难以深入。因此,仅靠这样的认识和提法无法从根本上推动与促进术语学的发展。把术语学看作是一个独立的学科,这也是我们组建术语学研究所的一个基本出发点。这是与国际上的通常认识一致的。这样来考虑问题,对术语学的发展,情况会大不一样。作为单独的学科,它应该获得“计划单列”的待遇,须要有人从学科自身的规律与特点以及我们所处的现状出发,积极地通盘考虑并规划该学科的建设与发展,而不是消极地听凭其自生自长或由其他学科作为边缘来随意安排。一个学科是否具有独立性,科学学对此是有明确的衡量标准的。按国外学者的说法,这些标准大致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1)具有相关领域的文献;2)具有相应的培训与研究机构;3)具有全国性的或国际性的学术组织;4)固定的常备人员;5)专门的研究对象;6)关于研究对象的实际阐释;7)对该领域内的现象作出解释与预见的理论;8)研究的方法;9)专业的科学语言,等等。如果要把术语学当作一门独立的学科来建设,那也不妨沿着这些标准所提供的思路,衡量我们所处的现状,提出有待解决的任务,以推动学科的建设向前发展。这些任务大致可以归结为：理论探讨、人才培养与组织建设三个方面。这三个方面也应该成为术语学研究所规划自己任务的出发点。3.术语学理论建设可分三步走上述的判定学科独立性的标准中,后几项实际上都是与学科的理论建设相关的。可以说,任何学科立足的基石都在于它是否有对该学科研究对象做出解释与预见的理论。如果从20世纪初算起,在我国,有计划、有领导的术语活动,开展已有百余年了。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后,术语的定名统一工作,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说到术语学的理论建设,却只能说是乏善可陈。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这当然与术语学本身的性质有关,也与我们的教育体制、教育理念有关。更多的不说,严格的文理科分家就对术语学人才的脱颖而出极为不利。没有清醒理论指导的实践活动,就很难避免盲目性。加强我国的术语建设,先要加强术语学的理论建设,这已经是势在必行。术语学的理论建设可以沿着“引进”、“结合”、“创新”这三个步骤来开展。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术语学的理论建设,可以先从引进做起。引进可以采取多种不同的做法。此前曾有人很少量地翻译了几本国外的术语学著作,如加拿大隆多(Rondeau G.)的《术语学概论》,以及其他个别文章等。这也许是最直接的,也是最容易想得到的。除此之外,还可以在研究的基础上,对某一学派、某一大家的术语学思想或活动进行综合的介绍、分析、研究。即将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俄罗斯当代术语学》就是这样一部书。再进一步,还可以派专人、就专题去特定的国家,进行定向的研修考察。与此同时,我们还可以采取“请进来”的做法,邀请国际上不同学派的有代表性的学者来华讲学。借著名学者来华之机举办学习班或研讨会,让更多的人有机会了解国外的研究状况,以开阔我们的眼界。总之,我们应该有计划、有步骤地、以更大的力度加强国外术语理论的引进工作。这也许是术语学理论建设在目前起步阶段首先要做的工作。“结合”是指国外现有术语学理论与汉语术语实际相结合。这是用国外的术语学理论之“矢”射汉语术语之“的”的过程,也是进一步消化吸收国外理论、解决汉语术语实际一般性问题的过程。这里我要坦白地承认一点,对于黑龙江大学现阶段能实际参加术语学所工作的人来说,实现这种结合可能比完成引进要难。但是,随着工作的开展,我们相信,黑龙江大学作为综合性大学的优势会逐步显示出来。为了实现这一结合,有关方面应该创造必要的条件。比如,要有选择、有步骤地让研究所的研究人员逐步熟悉有关术语委员会实际定名工作中的丰富经验以及成功案例,让他们参与华语圈内的术语学术活动,以及更广泛的国际学术交流,等等。此外,要最终实现这种结合,必须有更多的人,包括外语界、汉语界、社科界、科技界的有志者,做出一些跨学科的、横向发展的努力。当然,我们更期待,随着教改的深入,有更多的、知识结构合理的年轻人能脱颖而出,并投身到术语学研究领域中来。现有的国外术语学理论是随着现代科学的发展而发展起来的,哲学,特别是认识论,逻辑学、符号学、信息学、控制论、科学学等多种学科都为术语学的发展提供了许多理论观点与方法,因此,术语学的基本理论,对各种不同语言中的术语现象都有解释力。但是,也应该看到,国外的术语学理论毕竟是在印欧语“基质”上产生的,汉语或者所谓华语圈内的术语,肯定有其特殊性。我们在引进、消化、吸收、结合之后,面对汉语术语的特殊性问题,必须要有创新,才能最终建立起具有特色的中国术语学理论。这不是短期内就能完成的任务,但它应该成为我们的一个努力目标。4.推广术语教育,培养术语学专门人才人才的培养是一个学科建设的根本。说到底,有了人,形成了队伍,才能谈到其他。笔者注意到有关部门已经有“努力谋求在大学设置系统的术语学课程,并探讨开办术语学远程教育(e-learning)的网络体系”的想法。这一构想应该得到肯定与支持。它不仅体现了推进素质教育、促进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交融的教育理念,更是从根本上增强我国术语工作的内在实力的重大措施。我们期望,上述想法能早日落实。其实,在国外,在术语研究发达的国家,早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就已经开始这样做了。我们现在要做的是：急起直追。在高等院校开设的术语课应该是面向文理各专业的共同课。它应该是培养学生基本知识、技能与方法的基础课。它也完全可能成为这样一门课。就其性质而言,这还是属于术语学的推广教育、普及教育。与此同时,还有一个从提高入手的问题。两者是互相促进、互为依托、并行不悖的。实际做起来,两者各有自己的难点。笔者以为,目前也许应该先从培养高层次人才抓起。就目前国内的情况而言,我们也许还没有术语学科班培养出的人才。既然术语学是一个专门的独立学科,那么,其他学科出身转而从事术语工作的人,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总是很难弥补专业知识结构上的先天不足。而术语学又恰恰是一门与多种学科具有密切关系的综合学科,这无疑又增加了由外行转变为内行的难度。胡锦涛总书记指出：“以培养造就高层次人才带动整个人才队伍建设,促进各级各类人才协调发展。”这一思想也同样适用于术语学人才队伍的培养与建设。我们的突破口也应该首先选择在高层次人才的培养上。培养这样的人才,高等学校责无旁贷。可以选择有条件又有积极性的一所或几所高等院校为依托,由有关方面牵头,联合多方力量,调动并充分利用国内外的一切有利因素,招收培养硕士以至博士学位的研究生。这样,经过三五年之后,我们就会有真正术语学科班出身的高层次专门人才。他们应该起到火种的作用,应该成为未来术语学科建设的中坚力量。通过他们的努力,术语学科的知识会得到进一步的普及。5.目前要做的几项工作1)确定选题,抓紧立项研究所的中心任务与日常工作就是围绕着课题做研究。术语学研究所的中心任务就是开展华语圈内的术语学理论研究。从上面谈到的几点认识出发,我们初步设计出如下几个研究课题：《术语学理论问题研究》——这应该是反映就某些术语学理论问题所进行的更深一步研究成果的论文集,这些问题可能会包括：奥地利术语学派与俄罗斯术语学派的对比研究;系统方法在术语学研究中的运用;某些学科如语言学、法学等学科术语的特点;某些著名术语学家术语理论的介绍等。《术语学名篇选读》——这是一部以介绍国外各著名术语学学派有影响的术语学著述为主要内容的著作。它的主体应该是对原作的准确翻译,同时也要附有对这些著述或重要论点的解释与说明。通过这个选题的研究,可以使一些以外语见长的人更进一步深入到术语领域中来,同时,也可以帮助没有条件直接接触术语学经典著述的人熟悉术语学的理论。这一课题可能是其他相关课题的副产品。《俄国军事术语研究》——这是一部以术语学的一般理论为指导、以一个具体专业的术语为实例,对该学科的术语做出全面理论阐释的著述。它既可以更深入地消化吸收并实际运用术语学的一般理论,同时也是对一个学科术语的产生、发展规律以及现状的揭示。《术语学概论》——这是一部以大学生等一般读者为对象、结合汉语术语实际、较全面阐述术语学理论内容的普及型著作,也可作教材使用。《术语学原理研究》——这是一套结合汉语术语实际从更深的理论高度上阐述术语学基本原理的系列著作。它应该涵盖与多种不同学科的术语学原理,比如《术语的语言学原理》、《术语的符号学原理》,等等。它应该是国内术语学研究最高水平的体现。我们恳切地希望各位专家对上述课题的可行性与合理性加以论证,并在可能的场合对这些课题的立项给予支持,为这些课题的顺利完成给予具体指导。2)健全机构,网罗人才前面说到的学科成立的标准中,有好几项是与学科的组织建设相关的。比如：要求“具有相应的培训与研究机构”,“具有全国性的或国际性的学术组织”,具有“固定的常备人员”等。这方面我们也有许多事情要做。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作为国家授权的术语建设的领导机构,担负着涉及全局性的规划、指导与协调等重大任务,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以全国科技名词委为核心,还应该建立能更广泛地联系并团结有志于术语学研究或从事术语实际工作的群众的学术团体。据笔者了解,目前,除去专门的研究机构之外,高等学校也有相当一部分人的工作直接或间接地与术语工作有较为密切的关系。在某些词典学、词汇学或科技翻译、语料库建设的研讨会上,不时会有人谈及与术语学有关的话题。但他们只能是处于会议主要议题之外,和者甚寡,甚至根本找不到对话者,更不用说找到知音了。围绕某一学科术语的工作会议可能很多,但就一般术语学普遍性问题的学术讨论会却很少很少,甚至没有。这种局面显然不利于术语学的发展。应该尽快地建立这样一个学术机构,为更广泛的研究者提供自由讨论术语问题的场合。     

关于中国术语学建设的构想

本文突出强调了术语学建设在当前所具有的空前迫切性。只有把术语学当作一个具有独立性的综合学科来建设，才有可能切实地把这一学科的建设搞起来。加强术语学的理论研究与专业人才的培养是学科建设的根本，而就术语学理论研究联合申报立项可以作为当前工作的突破     

进化论在近代中日两国传播问题初探

达尔文生物进化论之所以能够在近代中日两国的哲学和社会科学领域被广泛传播并产生了巨大影响,其原因在于：两国的历史传统、当时的民族危机感和政治论争、传播者的主观意识以及进化论的双重属性和特征等。汤因比的“文化放射”理论未必完全适于说明进化论的传播问题,值得对其进行深入研究。     

中国古代“四大发明”说法的形成及其他

马克思较早提出了"三大发明"的说法;稍后,有人加上造纸形成"四大发明"的说法。欧洲学者能站在广阔的比较视野下,深刻阐释中国四大发明给人类文明带来的影响,而中国本土学者大都不具备这种视野。科技史研究能使我们更加深刻地认识自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