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医学会产生的社会时空背景

近代西医在中国的传播，长期为欧美医学传教士主导。1915年中华医学会的创立，是中国人自主传播、发展西医的标志。本文旨在分析、探讨中华医学会产生的社会时空背景条件，作者认为，中国社会对西医的接纳与认同、本土西医人才群体的崛起、西医权威人物的出现以及中国博医会的中介与示范作用，共同促成了中华医学会的产生。     

中国博医会与中国地方疾病研究(1886-1911)——以《中国疾病》一书为中心的考察

博医会进行中国地方疾病研究,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这一研究也是博医会各项活动中极为重要的一项。文章通过剖析收录博医会的中国地方疾病研究早期成果最多的《中国疾病》一书,初步考察了其研究状况。认为博医会的这一研究,以探讨中国地方疾病之独特性并造成此独特性之原因、中国特定环境对在华中外人士不同病况的影响为目的。其对中国地方疾病和病因的研究,勾勒了其时流行于中国的各类疾病的谱系,一定程度上引导了国人对于自身生存的生态环境和疾病地理的认识;成为我国热带医学学科和公共卫生的发源所在;也有助于西方正确认识华人种族性问题,有其客观的进步和历史实用价值。     

从医疗到研究:传教士医生的再转向——以博医会研究委员会为中心

1907年博医会建立的研究委员会在中国开展医学研究,研究主要围绕中国的寄生虫病和中国人的身体生理数据的调查展开。研究委员会对推动医学科学的发展做出了贡献,部分传教士医生的职业倾向也由医疗转向研究,这也影响到中国的西医学界,使得医学研究成为这个职业的一种职业活动模式。     

医学术语审定工作的历史与现状

现代医学自十九世纪中叶传入我国后,随之而来的是医学术语的翻译问题。道光14年(1835年)彼得·帕克(Peter.Parker)自美来华,次年在广州设立博济医院,这是中国最早的“西医院”。随着教会医院的不断建立,1886年,外国在华教会医院的医师在上海成立了中国博医会,(英文名称为：The China Missionary Medical Association)。这是在华的传教士医学团体。该会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不允许中国医师参加,控制着中国医学事业。当时的医校全用外语教学,俗称为英美派、德日派等。辛亥革命后,我国自办的医校和医院日益增多,1915年,颜福庆等一批爱国医师在上海正式成立了中国人自己的医学团体——中华医学会。建会伊始,中华医学会即把医学术语的审定工作作为学会的主要任务之一。翌年2月,第一届大会设立了名词部,俞凤宾、唐乃安、刘瑞垣、周仲衡、王弼臣任名词部委员。同年2月12日俞凤宾等5人代表医学会出席江苏省教育会召开的医学名词第三次谈话会,决定由中华医学会、中国博医会、教育会和中国药学会等组织医学名词审查会。8月7日,中华医学会委派名词部委员周仲衡等5人出席第一次医学名词审查会,审定解剖学名词。由此开始了我国有史以来对现代医学术语的审定工作。之后,每年均有医学术语的审查活动。直至1926年的十年间,中华医学会曾派出代表64人次,前后参加了12次医学术语的审查会,涉及的学科有：解剖学,化学、细菌学、组织学、病理学、寄生物学、生物化学、药学、生理学、有机化学、药理学、外科学、内科学等。(另见医学术语审定工作大事记)。1919年,原医学名词审查会改称为科学名词审查会。据中华医学杂志记载：科学名词审查会当时在呈教育部的文中称,“……科学名词审查会自民国三年由中西学术团体发起组织后,先从审查医学名词入手,定名医学名词审查会,嗣以医学名词与其他科学名词多互相关连之处,遂于(民国)七年大会议决扩充范围,改定今名”^〔1〕。中华医学会从组织上保证了医学术语的审定工作,自1916年第一届大会设立名词部开始,曾在第二届(1917年)、第三届(1920年)、第四届(1922年)、第五届(1924年)、第七届(1928年)、第八届(1930年)大会均设立了名词部或名词委员会^〔2〕。由当时的知名医学家担任委员,使医学术语的审定工作具有很高的权威性。^〔3〕1924年2月11日中华医学会举行会务特别会议,俞凤宾医师报告医学名词审查情况。同年3月12日,中华医学会召开职员会议,决定前会长俞凤宾仍主持科学名词审查委员会方面的工作。1927年,周仲衡、沈信卿代表中华医学会,担任科学名词审查会基金保管委员。^〔3〕1934年第十届大会时,戚寿南医师在开幕词中提出中华医学会工作有三个重要使命,把审定医学名词、编辑杂志及举办各种短期医事进修班作为第一使命。1937年中华医学会出版委员会与医学教育委员会及国立编译馆密切联络,再度成立医学名词审定委员会。抗日战争期间,医学名词审定工作一度中止。五十年代初,在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领导下,成立了学术名词统一工作委员会医药卫生组,“为求名词统一,便利研究、教学及编译、阅读医药卫生书刊之用,曾根据审定的草案,编订各科医学名词十余种,由人民卫生出版社陆续印行。”^〔4〕1957年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了“医学名词汇编”,为我国现代医学术语的统一与审定工作打下了基础。随着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的发展,近卅年来,医学科学空前繁荣,新兴学科、交叉学科不断出现。国内外学术交流日益频繁,医学期刊的种类和数量成倍地增加。原有的医学术语已不适应当前医疗预防工作的需要。加上“文化大革命”的干扰,受形而上学的思想影响,一些以外国科学家命名的医学术语被废弃,造成了新的混乱。我国地域辽阔,各地语音差别极大,而且各地形成一些当地的医学术语的习惯名称。如肝硬化一词,在北方则称为肝硬变,而南方多用肝硬化。此外,由于医学专业众多,分工越来越细,各专业内部也形成了一套习惯用语,特别是缩略词问题更多,混乱得使不同专业的医师有时也难以理解。如将甲型病毒性肝炎简称为“甲肝”,将甲状腺功能亢进称为“甲亢”等。大有隔行如隔山的感觉,妨害了各相关专业的学术交流。由于近卅年没有进行医学术语的审定与统一工作,一些新出现的医学术语引进以后,常常受最初翻译者的汉语水平和科学水平的限制,如近年欧美等国为之谈虎色变的“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症(AIDS)”,最初在国内报导时,采用了英语缩略词头AIDS的译音,译为“爱滋”,另加“病”字,即“爱滋病”。后来,有些学者认为此译法易引起误解,此病虽以同性恋者为多见,但并非没有例外,如有些儿童应用血制品后亦可发病,故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曾毅建议译为“艾滋病”为妥。这样同一种疾病就有了二种不同名称。诸如此类的问题,不胜枚举。据说“银屑病”就有八九个同病异名,如牛皮癣、干癣等。在当前信息量成倍增加的时代,尤其电子计算机广泛应用于各行各业时,要求术语的名称与概念相一致,实行一对一的原则,便于计算机检索。这样做也可节省人们获取新信息的时间。从普及医学知识,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素质而言,单义性的医学术语可以提高单位时间内获得准确的最大量的信息。此外,在医学杂志的编辑工作中,迫切需要全国统一的医学术语。中华医学会各专科学会编辑的中华系列医学杂志中,就碰到过不少涉及医学术语的问题。由于各作者用语不同,在同一本杂志上出现同一个概念有2个不同名称的现象,没有全国权威性的医学术语规范,杂志编辑也难以修改,只好按原稿出版。鉴于上述种种情况,广大医学科学工作者早有审定与统一医学术语的强烈愿望。1984年2月,中华医学会第十九届全国会员代表大会决定成立医学名词委员会,把审定与统一医学术语的工作摆到新的历史日程上来。1986年7月,在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办公室的推动下,医学术语的审定与统一工作再次蓬勃开展起来,中华医学会会长吴阶平亲自担任医学名词委员会主任委员、副会长张侃、常务理事翁心植担任副主任委员,建立了医学名词办公室。我们依靠中华医学会各专科学会,相应成立了各学科的术语审定小组。目前,已有126名医学专家担任各医学名词审定小组的成员。经过一年的努力,已有28个学科审定小组开展了本学科的术语审定工作,其中呼吸、耳鼻咽喉科、妇产科、泌尿外科、结检科、消化、内分泌、心血管、神经外科、传染科、血液病学、风湿病、内科、老年医学、微生物与免疫学、肾病学各审定组,经过逐条审定,已初审出六千余词条。有些学科结合学术会议,广泛征求了全国同行的意见,进行了复审。医学术语的审定与统一工作正在蓬勃开展着,受到国内医学界的广泛注意和重视。中华医学会信息导报,为此开辟了医学术语探索栏,对有争议的词条进行了深入的讨论。中华系列医学杂志如中华妇产科杂志亦开展了术语讨论。总之,医学术语的审定与统一工作正方兴未艾,并逐步向纵深发展。全面开展医学术语的审定工作,必将促进医学科学的发展,为繁荣医学事业作出应有的贡献。     

中加(NSFC-CIHR)健康研究合作计划项目资助情况分析

促进人类健康、提高生活质量是全人类共同的目标,健康研究已经成为当前各国科学家和科研资助机构愈加重视的合作领域之一。为推动和支持中国与加拿大科学家在健康医学领域的合作与交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与加拿大卫生研究院于2006年启动了中加(NSFC-CIHR)健康研究合作计划项目,迄今共联合征集了8轮项目,资助了一大批高质量的合作研究,实现了双方资助机构的预期目标。本文对该项目的申请和资助情况进行了分析,以期对未来项目申请者提供一定的参考。     

消化内镜学、男科学名词分委员会编写委员会成立

正经筹备,全国科技名词委医学名词审定委员会消化内镜学分会编写委员会、男科学分会编写委员会于2018年8月24日、25日分别在南京和银川成立。消化内镜学名词编写委员会由中华医学会消化内镜学分会主任委员、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张澍田教授担任,男科学名词编写委员会由中华医学会男科学分会主任委员、北京大学医学部姜辉教授担任。全国科技名词委裴亚军副主任参加上述成立会并致辞。全国科技名词委医学名词审定委员会秘书长张玉森编审、中华医学会名词办公室杨威参加活动。     

20世纪50年代中国血吸虫病防治工作中的国际合作——日本防治血吸虫病医学代表团来华始末

新中国建国初期,血吸虫病的防治工作曾经是在中共中央领导下进行的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日本当时在血吸虫病防治方面有领先的成就。为了向日本医学界学习经验,借助20世纪50年代中日两国蓬勃开展民间外交的契机,并经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的亲自过问,1956年以小宫义孝为首的由5名专家组成的日本防治血吸虫病医学代表团应中华医学会的邀请来华访问。这次访问的影响在某些以英文文献为主的研究中得到极高评价,但中国国内的有关研究大多数完全忽略了这一段故实。本文根据档案、中外医学文献、小宫义孝本人著述以及其他相关材料,梳理了日本防治血吸虫病医学代表团访华的来龙去脉,重点关注了中日医学家在专业问题上的合作交流。本文认为:小宫义孝代表团的来访并未对中国防治血吸虫病的方针和目标产生决策性的影响,但是日本学者的确向中国医学界传授了无可取代的实践经验,帮助解决了防治工作中的难题,并体现出真诚的合作态度。日本学者建议的一些具体措施很快被中国随后的防治工作所采纳。在当时特殊的国际政治环境下,日本防治血吸虫病医学代表团对中国的访问是一次可贵且富有实效的国际医学交流合作。     

全国科技名词委派员赴美考察引进国际医学术语数据库

本刊讯 2007年9月11－21日,全国科技名词委派医学编辑朱彦慧博士赴美访问,在国际医学术语标准化与研发组织首席执行官乌拉克·安德森的陪同下,考察了美国病理学会和美国国家医学图书馆,并重点了解了国际医学术语数据库(Systematized Nomenclature of Medicine,SNOMED)在美国的研发及应用,并与国际医学术语标准化与研发组织就向中国引入该数据库的可能性和意义进行了磋商。国际医学术语数据库执行官对与中国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在医学术语审定工作中所做的工作表示钦佩,并表示出了良好的合作兴趣和意愿。按照此次访问达成的协议,国际医学术语标准化与研发组织首席执行官安德森博士将于2008年1月访问全国科技名词审定委员会,并与全国科技名词委中医药学名词委员会交流中医药领域的术语工作,以及与有关医学机构洽谈具体合作事宜。 (朱彦慧)     

欧洲与中国联合研究协调计划（CO-REACH）

欧洲与中国联合研究协调计划(CO-REACH)是一个欧洲科技政策与资助网络组织，旨在拓展与中国在自然科学、医学与生命科学、工程科学、社会科学及人文科学方面的研究。该网络组织意在为欧洲与中国的科技合作起到协调组织的作用。它的职责是加强对欧洲各国与中国相关的政策及研究资助计划的协调作用，并将合作纳入到其他欧洲多边合作计划中，其中包括欧盟委员会的有关计划和协议。     

医学三个分支学科名词审定会相继召开

本刊讯 医学名词审定会老年医学、医学美学与美容医学、运动医学三个分支学科相继于6月9日、6月15－16日、6月24日在北京召开。陈可冀院士主持了6月9日召开的老年医学名词审定会,李国平研究员主持了6月24日召开的运动医学名词审定会。这两次会议是两个学科的第一次审定会议,童坦君院士,王新德、谢敏豪等医学专家以及全国科技名词委、中华医学会有关方面负责同志都参加了会议。会议分别就老年医学、运动医学名词的选词范围、定义等问题作了集中讨论,确定了初步审定计划。6月15日至16日召开的医学美学与美容医学名词审定会是《医学美学与美容医学学科名词》(第二版)的终审会。中华医学会医学美学与美容学分会名誉主任委员张其亮、高景恒,主任委员彭庆星,全国科技名词委审定室主任邬江等十余名专家和有关方面负责同志参加了会议。会议充分肯定了《医学美学与美容医学学科名词》(第二版)编写工作启动4年多来所取得的成绩,并从名词的中、英文对照和词的定义三个方面,对我国医学美学与美容医学整体学科中的八个分支学科名词逐一进行了审议。(朱彦慧)     

宋代医学知识的扩散

以医书材料为基础,辅以史志、笔记、文集材料,描述了宋代医学知识的扩散现象,分析了对其产生影响的社会和个人因素,并讨论了这种扩散的局限性.研究发现:(1)宋代方书重视实用性,其受众主要是一般民众;(2)宋代医学知识的扩散和医学著作之间呈现一种相互促进、互相放大的机制;(3)医学的社会功能和"自疗"的需求都对医学知识的扩散产生了重要影响;(4)医学知识扩散的同时,出现了对"自疗"的负面评价,专业人士仍然得到更多的认可.     

探索隐喻与医学英语词汇命名的关系

医学英语词汇的命名方法众多,比如人名地名命名、神话典故命名、会意命名、音译命名、隐喻命名。隐喻法借助生活中的常见事物代指深奥复杂的医学词汇,让人从熟知事物的特征上推知医学疾病或解剖结构的含义,具有简单直观的优势,所以自古以来医学研究者通过隐喻机制拓展出大量医学英语词。文章从隐喻视角出发,搜集挖掘了一系列医学英语词,希望对医学英语研究起到一定借鉴作用。     

生命哲学的现代人文反思--医学美涵义的现代转换之我见

在社会呼唤医学人文回归和医学模式由生物医学模式向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转型的时代背景下,本文立足于生命与健康与环境的完整系统的和谐互动与可持续发展的生命哲学观和生态哲学观,本着学术继承与发展的原则,对诞生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医学美学的核心概念"医学美"给予了全新的理论界说与分析.     

中日传统医学中舌诊图的特征及其医学观的探讨

舌诊是以观察疾病时舌色的变化为主要目的而诞生的诊断技术。但是在舌诊书籍的流传过程中,中国医家逐渐用文字说明替代了舌诊图的色彩,而日本的医家却给舌诊图涂上了艳丽的颜色。中日医家对舌诊图的不同态度,体现了在图像的背后,两国医家所持有的不同医学观念。中国医家强调“理”在医学中的重要性,认为把握“理”,进一步达到“医者意也”的境界是医家的最高追求,拘泥于具体的图像会束缚人们把握医学的道理。日本医家主张通过“眼可见,手可及”的实验方法掌握识别疾病的技术,反对中国医家所强调的“理”与“意”。由此可知,如何以史为鉴,继承中日传统医学之优势、克服其弊端,使中医学为现代医疗卫生事业做出贡献,是医学研究者与史学研究者的重要使命。     

医学术语新词的来源、定名与汉译

文章分析英语医学术语新词的来源、构词方式和定名原则,并结合汉语语词的特点,提出汉译医学英语术语新词时应该遵循的原则。     

晚清医学传教的空间转换与现代传播工具的崛起

晚清以降,大批传教医生进入中国,以传教为原动力,以医疗空间为平台,致力于医学传教活动。有感于中国人信医不信教的严峻现实,部分传教医生积极转变角色,努力拓展传播空间,兴建院校,译书著说,特别是利用报刊这种新型舆论空间,从而开创了西医东渐的新局面,在我国近代西医传播史上产生深远历史影响。     

中国20世纪50年代名词规范化组织工作概况

20世纪50年代,中国各学科领域组织名词工作的方式各有特点。科学技术领域通过健全工作机制、整合资源、协调关系与开展合作、选聘专家、制定致酬办法等方式组织开展名词规范化工作,且在学术名词统一工作委员会结束后成立了中国科学院编译出版委员会组织名词工作;医药卫生领域主要通过聘请专家和组织集中审查及协调开展名词规范化工作;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也聘任专家担任工作委员,并为推进名词工作做了一些部署,但收效甚微。了解各学科领域组织工作特点,比较它们之间的差别,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国家重大中医理论基础研究资源状况分析

973计划（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中医理论专项是973计划的组成部分。中医理论专项的设立与实施,通过项目、人才和基地的统筹,凝聚和培养了一大批优秀人才加入中医基础研究队伍;国家中医临床研究基地、重点学科、重点研究室的建设,也为中医理论基础研究奠定了资源基础。     

中成药药物名称的结构分析

中成药的药物名称属于医学术语的一部分,其使用对象涉及到医务工作者和普通大众,所以药物名称既要具有一定的专业性,又要具有一定的可读性。本文以906种中成药药物目录为依据,对中成药药物名称的结构类型进行了分析,并且进一步对药物名称中功效类的词语进行了分析,指出药物名称的优缺点及有待规范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