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史的层次划分及其编史学意义

结构-功能分析是认识事物自身特性及外在功能的基本方法。通过对特定学科层次结构的分析，能使人们更好地理解学科发展的内在逻辑以及该学科同其它学科相互作用的具体机制。本文在吸收科学哲学和科学编史学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科学史进行了三层次划分，并以此为基础讨论了科学编史学和科学哲学研究中几个重要的理论问题。     

关于科学史研究中的集体传记方法

在历史学的领域中，集体传记的研究方法已成为标准的研究方法之一。同样地，在科学史中，应用集体传记的方法也带来了一些很有特色的研究成果，而且，这种研究方法与定量化和社会学性质的历史研究亦有密切的联系。本文，从科学编史学的视角出发，回顾了集体传记方法在科学史中应用的历史，分析讨论了国外若干有代表性的科学史集体传记研究工作，并总结了这种方法在科学史研究的具体应用中所存在的困难和问题。     

历史主义学派对科学编史学的贡献

文章认为，对科学编史学基本理论问题的系统阐述是历史主义学派的两大学术成就之一。其代表人物关于科学史层次划分的思想对科学编史学研究具有重要的本体论和认识论意义，它为探讨科学史与科学哲学，内史与外史的关系创设了新的理论平台，而科学发展的合理性模型的构建为科学思想史研究提供了历史分析的基本工具。     

试论科学编史学的语境化综合

关于科学史研究走向综合,科学史学界已达成共识,但就如何实现综合还没有统一可行的方法。自然科学研究的语境化,科学史研究本身的语境化,科学哲学与SSK等研究的语境化,史学理论研究的语境化四个方面,阐明了科学编史学综合化的必然性,表明科学史研究必将走向语境论的科学编史学综合,这也将成为科学史研究的重要的方法论原则。     

科学史：走向新的综合

科学史家们是否需要通过一场新的综合穿越内史与外史之间、思想史与社会史之间的种种壁垒，突破现行科学观与科学史观的限制，有意识地为二十一世纪科学史研究开拓出新的生存、发展空间？提出此一问题是本文之宗旨。作者还从（广义的）科学编史学（包括科学史史、科学史哲学与狭义的科学编史学）角度就此问题作了初步探讨，希藉此敦促同仁更多地关注此一问题。     

中国数学史研究状况与趋势——基于2001—2010年数学史文献的计量分析

通过对2001—2010年数学史主流期刊文献的统计和分析,呈现出我国数学史研究在主题和内容、研究队伍及其区域分布、基金资助三个方面的情况,以揭示我国数学史研究的趋势和特征。     

20世纪科学史转向的再考察——以“世纪末物理学”史的编史学研究为例

20世纪的科学史延续并深化了它在19世纪以来的发展,呈现一派繁荣景象。伴随着科学史的职业化,科学史发生了深刻的变革,其研究领域不断扩大,研究内容日益丰富,研究方法逐步多样,展示出全新的面貌。科学史在20世纪的变革主要来自于研究进路上的几次转向,但目前对这些转向的内在结构仍未有深入具体的研究。对科学史主题进行科学编史学考察能够弥补这个缺憾,为我们了解科学史在20世纪的发展带来直观且有益的补充。19、20世纪之交的物理学作为一个科学史主题,在这方面有诸多优势。     

2015—2018年《爱西斯近期科学史书目》评析

本文对于2015年至2018年科学史学会公布的四期《爱西斯近期科学史书目》进行了简要评析。通过对《书目》的分类体系、作品数量和部分收录成果的分析,作者评述了近年来科学史学科在机构设置、选题方向和编史方法等方面呈现出的特点与整体趋向。     

数学文化热与数学文化史研究

数学文化的传播应以数学文化史研究作为重要的理论依据,缺乏数学文化史的理论成果,就很难从中西数学文化比较的层面来分析中国自古以来数学文化存在的概念,从而也就无法认清中西数学文化碰撞、融合过程中,中国的数学教育、数学家群体的培养以及目前进行的数学教育改革中存在的问题。     

毕瓯与中国数学史

法国汉学家毕瓯是最早接触《周髀》以外中国数学著作并作研究的西方学者之一。他研究并向西方介绍了中国明代算书《算法统宗》的主要内容，中国人的位值制算筹记数法，全文翻译了《周髀算经》。但限于汉语水平，他未能读懂元代算书《益古演段》，因而与宋元数学失之交臂；他对《周髀算经》也颇多误解。因此毕瓯未能成为西方中国数学史领域的开拓者。     

1947年以来中国现代数学史研究述评

中国现代数学史研究的学术活动可以分成两个阶段,1947年至1976年为第一阶段,改革开放以来为第二阶段。本文对两个阶段的主要研究成果进行了分类评述,并对未来的研究作了展望。     

Toward a History of Mathematics Focused on Procedures

Abraham Robinson’s framework for modern infinitesimals was developed half a century ago. It enables a re-evaluation of the procedures of the pioneers of mathematical analysis. Their procedures have been often viewed through the lens of the success of the Weierstrassian foundations. We propose a view without passing through the lens, by means of proxies for such procedures in the modern theory of infinitesimals. The real accomplishments of calculus and analysis had been based primarily on the elaboration of novel techniques for solving problems rather than a quest for ultimate foundations. It may be hopeless to interpret historical foundations in terms of a punctiform continuum, but arguably it is possible to interpret historical techniques and procedures in terms of modern ones. Our proposed formalisations do not mean that Fermat, Gregory, Leibniz, Euler, and Cauchy were pre-Robinsonians, but rather indicate that Robinson’s framework is more helpful in understanding their procedures than a Weierstrassian framework.     

再论数学史与数学哲学的关系

学术界往往从学理上谈论数学史与数学哲学的密切关联,而较少从研究层面论证两者之实际关系。从研究实践看,数学哲学研究大致有自上而下论述并辩护数学哲学理论与自下而上举例分析数学哲学问题两种范式,数学史研究则经历了由辉格史到反辉格史的范式转变。由于研究范式的自然本性,数学哲学问题范式与反辉格数学史具有天然的亲缘关系。数学史与数学哲学的实作转向之后,两者都以数学实作为研究对象,从而关系更为紧密。因此,历史上数学的发展与当时某种哲学思想的关联是原初意义上数学史与数学哲学的关系;19世纪后半叶开展现代数学史与数学哲学研究以来,两者存在着变动的关系——共同研究数学实作则使得两者的关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密切。     

先秦数学史研究的新进展--评邹大海著《中国数学的兴起与先秦数学》

20世纪60年代初,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室(今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前身)数学史组在钱宝琮主持下完成<中国数学史>[1]后,开始实施了一个断代专题研究的宏大计划:把中国数学史分几个断代进行更细致而深入的研究,以便将来在更高层次上编写一部中国数学史[2].钱宝琮在世时组织了宋元时期的断代研究并出版了一部<宋元数学史论文集>[3]."文革"使这个计划中断."文革"后,顺着他的这一思路,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对于两汉魏晋和明清的断代研究也相继展开,并获得了很大进展,在学术杂志上发表一系列论文,并出版了一部论文集<明清数学史论文集>[2]和专著<〈九章算术〉汇校本>[4]、<古代世界数学泰斗刘徽>[5]等.近年出版的邹大海所著的<中国数学的兴起与先秦数学>(以下简称<先秦数学>)则是一项先秦数学的断代研究.     

古为今用:美国学者眼中数学史的教育价值

数学史与数学教育关系(HPM)是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的一个数学教育研究领域.从19世纪末开始,美国数学史家和数学教育家们对数学历史的教育功能多有阐述,成为促进HPM创立并深入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这些功能包括: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改变学生的数学观、使数学人性化、让学生从原始文献汲取数学家的原始思想和社会文化信息、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和欣赏数学、增强学生的自信心、通过历史可以了解学生学习数学的困难和认知过程、为教材编写提供借鉴等等.这些功能对于我们今天运用科学史于科学教育的实践具有一定的借鉴和指导意义,也让我们树立这样的信念:数学史并不是无用的学问.     

数学史:从书斋到课堂

21世纪中国的数学史研究需要有一个转折,即从书斋走向课堂.这种转折的必要性从以下三个方面论述:数学史研究与数学史教育目的的需要、数学史研究生存与发展的需要和数学史研究创新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