瑶族文学:勃兴与多元的态势

瑶族文学经历一个漫长的滋生、成长过程之后,今天出现了更加可喜的勃兴势头,令人刮目相看。十年来,瑶族民间文学的搜集、整理工作进展很快。《瑶族歌堂曲》、《密洛陀》(三个版本)、《瑶族民间故事选》(两个版本)、《瑶族民歌选》、《瑶族风情歌》、《瑶山里的故事》等相继问世,赢得了国内外读者的赞誉。《瑶族歌堂曲》以广东瑶区《盘王歌》为基础,融汇了《评皇卷牒》(俗称“过山榜”)和其     

我院瑶族师生欢度“盘王节”

十一月二十六日下午,我院瑶族师生和各民族代表以及院外瑶胞代表三百多人欢聚一堂,热烈庆祝瑶族自己的传统节日——“盘王节”。瑶族“盘王节”,瑶族民间称为“跳盘王”、“做盘王”,是瑶族人民纪念民族祖先的盛大节日。传说古代评王当政时,国家受到外敌侵扰,百姓不得安宁。评王为此焦虑,出了个赏格:若谁能杀败高王,除赏以黄金、土地外,还许配第三公主与他为妻。瑶族祖先“盘护”撕下赏格,应召出征,杀败了高王。“盘护”因此与第三公主结下美满     

“走出”与“ 融入”——论《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及相关问题研究》对少数民族文学批评的启示

李晓峰和刘大先所著《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及相关问题研究》一书是学界对创建“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问题的阶段性研究成果。认为该著作不仅深化了以往对于“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的学理探讨、理论建设,更关注到了之前容易被学界忽视的很多前沿问题,对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如何“走出”狭窄视域、陈旧观念、空泛理论和单一民族文学研究,从而真正“融入”国家知识体系,汇入前沿文学批评潮流、关注具体文本和族际文学关系等问题提供了良好的展望,同时亦对重写中国文学史提供了宝贵的启示。     

“旦曰”及其他

在我国古代文藉里,特别是先秦,两汉时期的文藉里,有个常见的时间词“旦日”,历来被许多专家和学者释为“明日”。目前,我国的中学语文课本和大学古代汉语、古代文学的教本及其参考书里,都毫无除外地把“旦日”注释为“明日”。如《先秦文学史参考料》《两汉文学史参考资料》     

“民族心理素质”辨

本文讨论了“民族心理素质”同“民族心理特点”两个概念的区别和关系,认为民族心理素质是一种个体心理现象,它表现在民族成员的脑的机能上而不是表现在民族文化上．本文关于民族心理素质的辨析,对《中国大百科全书·民族》卷和《辞海》民族分开上的同一概念的辞条提出了异议     

台湾“大河小说”综论

台湾文学是中国文学的一支流，台湾“大河小说”则是这一支流中的丰碑。其创作以钟肇政和李乔为代表。钟肇政的《浊流三部曲》、《台湾人三部曲》是台湾当代乡土文学的里程碑；李乔的《寒夜三部曲》是继《台湾人三部曲》后台湾当代文学发展的又一丰碑。这三个三部曲在选材、内容、创作方法等方面都有共同特质，共享“大河小说”之称。它们的出现在我国新文学史上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是台湾同胞爱国主义的颂歌，是伟大民族的泣血诗章。     

富有“创造的思想力”的文学观——评胡适《白话文学史》

胡适的《白话文学史》显然是一部为“造今日之文学”而“造”出来的“史”。与其说胡适在写史，倒不如说他在表明一种新态度。这种新态度可以叫作“评判的态度”。他评判的正确与否在今天已经昭然，但《白话文学史》的根本意义不在于评判的正误，而在于评判本身所显示出来的文学观念的革新。这点在今天来讲仍然有启发作用。     

“哀”通“爱”考说

《战国策·赵策·触龙说赵太后》中有这样一句话:“父母之爱子也,则为之计深远。媪之送燕后也,持其踵为之泣,念悲其远也,亦哀之矣。” 其中“亦哀之矣”的“哀”,诸家选本或者不注,或者注为“哀怜”、“哀痛”、“悲哀”等。例如:王力先生主编《古代汉语》上册第一分册末注;北大中国文学史教研室编《先秦文学史参考资料》,末注;人民教育出版社中学语文编辑室《古代散文选》,末注;新编初中《语文》第五册也末注。有的选本考虑到这是阅读或教学中不应忽视的一个问题,于是便作了译或注。如:     

美国文学的源起及其“归化”与“异化”

美国文学是源起于欧陆文学还是源于被殖民化的北美印第安传统文学,一直是困扰文学史家们的问题。美国文学的殖民史印证了美国文学作为北美“主流文学”对印第安传统文学——“弱势文学”的归化及其与欧陆文学的异化,最终发展成为独具特色的民族文学的过程,昭示了不同种族、不同地域、不同历史文化间文学相融的可能性。     

《中国文学史》“孔子删诗”说之教学鉴赏设计

袁行霈《中国文学史》第一卷论及“孔子删诗”说,但对“孔子删诗”说的提出、流布、影响等问题都未曾论述。通过清理相关材料,可知汉初陆贾首次提出孔子编定《诗》一说,而司马迁则在陆贾的基础上,从编《诗》方式、标准、目的等方面提出系统的“孔子删诗”说,但还未提出“删《诗》”一语。西汉末东汉初,《论语讖》在删减《诗》《书》章句文献的风气下,首次提出孔子“删《诗》”一语,此说得到王充、班固、应劭等东汉学者的接受而成为学界共识,并对汉代《诗经》学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自治区民委召开商讨成立“中国瑶族研究会”和确定瑶族民族节日座谈会

有史以来的一次瑶族盛会——商讨成立“中国瑶族研究会”和确定瑶族民族节日座谈会,于一九八四年八月十六日至八月二十一日在广西南宁召开。座谈会是广西在南宁工作的瑶族同志倡议发起的。去年广西民族学院瑶族师生第一次欢度“盘王节”,社会上反应很大,广大瑶族人民心情振奋,希望能经常举行这样的活动,并     

“酒”和“山水之间”与“醉翁之意”——20世纪30年代“两个口号”论争的深层原因新论（三）

（接上篇）五、“两个口号”论争背后的深层原因分析虽然“两个口号”内容并无实质差异,但还是发生这让当事人几十年始终没有解开疙瘩的论争,首先因为他们对自己所提口号固有的认识。如周扬们所提“国防文学”口号在受《八一宣言》启发、并借鉴苏联“国防文学”口号同时,他们面对“九.一八”和“一.二八”后民族危机的严重形势,认为“在战争危机和民族危机直迫在眼前,     

再论“十七年文学”的现代性问题

在“十七年文学”现代性问题研究中,首先应该明确现代性概念的复杂内涵。为此从三个方面论述现代性理论自身所具有的矛盾性特征,即“历史目的论”与“现实英雄化”;文艺精英化与社会世俗化;理性主义与反思的现代性。以此为基础,以反思的现代性为思路,批判了“十七年文学”现代性问题研究中的两种代表性观点：民族国家现象与＂革命＂的现代性问题,并提出了全面地把握现代性理论才是文学现代性研究的合理途径。     

少数民族文学研究“边缘化”另种理解

国内学界多年来有种看法:中国文学史书写中,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始终处于"边缘化"状态,而且还很严重。提倡各民族文学多元共生无疑必要,但多元共生涉及很多复杂因素,也并不意味着"平分秋色"。因之对"边缘化"问题应该综合把握,多些客观审视,防止以偏概全,避免理想代替现实的情绪化。由此要注意三个问题:历史状况的全局衡量;文学史书写与文学客观状况;文学史书写的经典化情况。     

在文学进程中探索民族个性身份——评《壮族文学发展史》

由周作秋、黄绍清、欧阳若修、覃德清合著的《壮族文学发展史》（以下简称《发展史》）,在第五届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评选中喜获三等奖,成为广西高校在本届评奖活动中唯一获奖的成果。《发展史》以文化人类学的视角构建文学史体例,从文艺学、民族学、语言学、比较文学等多学科角度对壮族文学展开批评,较好地把现当代作家文学融人民族文学史的撰写。     

从《尤利西斯》的表现主题看詹姆斯·乔伊斯的“反叛”创作意识

以爱尔兰著名小说家詹姆斯·乔伊斯的长篇小说《尤利西斯》为分析对象，试论这部小说的表现主题。通过“寻找精神家园”的论述，力图阐明作者的反叛创作意识，以此说明这部小说在现代文学史上的独特价值以及作者在现代文学史上的杰出地位。     

“现代文学史”命名的追问与反思——对“中华民国文学”概念的意义解读

张福贵先生在其文章《从意义概念返回到时间概念》中对“中国现代文学“的称谓产生质疑,进而提出“中华民国文学“的概念。本文主要从遮蔽与超越、封闭与敞开、诱惑与质疑三个维度阐释“中华民国文学“概念对“直线性“、“政治性“、“现代性“等既往“现代文学史观“的理论反思和修正,以及作为一名文学评论家独特的思想个性和对文学解释回归本原的学术诉求。     

张爱玲创作中的“人性”主题及其非市民文学性质

张爱玲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个“异数”,作为一个在“乱世”之中追求个性、自由、自主写作的独特的一个,作为一位不属主流又漠视政治潮流,而被中国现代正统文学史排挤在边缘的文学家,在近几被“发现”了,甚至成为一些所谓“新都市”作家追慕的“典范”。她的被“发现”,得自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海外学者的推崇。在中国大陆80年代以前的文学史上,根本没有张爱玲的名字,即使提及也多当作“反面教材”,而在海外研究者眼里,她却有极高的位置。如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给了鲁迅26个页码,却给了张爱玲43个页码。有人甚至认…     

“文学人类学与多民族文化研究中心”在广西民族大学成立

2012年11月,在中国文学人类学研究会和中国多民族文学研究会等团体的协助下,跨学科学术平台“文学人类学与多民族文化研究中心”在广西民族大学成立。中心成立之际举办了题为“多学科视野下的中国多民族文学与文化研究”的学术讨论。中国社科院的汤晓青和四川大学的徐新建教授应邀做了题为《现代学术格局中的民族文学研究》和《创建中国多民族文学研究的理论话语》的演讲。     

1981版和2003版《苗族文学史》之书面文学对比综合研究

新中国成立60多年以来的少数民族文学,作为一个总的文学进程,包含着一系列划时代的转变:由口头文学向书面文学的转变、由民间文学向作家文学的转变。同由彝族作家苏晓星执笔的1981版《苗族文学史》和2003版《苗族文学史》在书面文学的编排方面呈现较大差异,拟从断代分期、文体分类、评价要素等方面对两部文学史中的书面文学部分加以比较,并通过对比探究编者书写背后隐藏的现代性思想意识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