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浒传》对中国古代奸情小说的影响

奸情小说是指那些以描写男女主人公通过奸计等手段,勾引女性,以达到与之淫乱、成就奸情之目的为主要情节的小说。中国古代奸情小说有一个相对独立的发展过程,在此过程中,许多因素对它产生过影响和作用,其中《水浒传》有关奸情情节的描写是一个不可忽略的重要因素。该书对中国古代奸情小说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三方面:一是奸情构成过程中担当“拉皮条”的第三者出现;二是奸情情节描写的三阶段结构布局;三是奸情描写中关于“捱光”的说教内容。《水浒传》正是从上述三方面为中国古代奸情小说奠定了最基本的创作模式。     

20年来"佛经文学对中国小说影响"研究综述

佛教东传对中国古代小说，尤其是宋前小说的影响，是全方位、多角度的，它涉及小说故事题材、情节结构、思想内容等方面，近二十年对佛教与小说关系的研究日益增多，研究对象也逐渐由整体研究发展到个案研究，有关宣佛小说的价值与定位也相应起了变化。     

"新笔记小说"的情节结构透视

“新笔记小说”的情节结构特征是结构松散,无定式,即使用了散点透视的方法,削弱以往情节模式中因果性因素;行文以情趣为根据,削弱以往情节模式中戏剧性因素。这种情节结构具有明显的主观化叙事倾向,体现了中国传统的意向思维特点,它对当时的小说审美观念是一次有力的冲击。     

中、西方传统小说观的差异比较

纯粹中国的小说观应该追溯到还没有受到外来观念影响之前的时代,这实际指的就是中国古典小说观。中国传统小说在观念与创作上所显示出的特点与思维方式一定程度上可以揭示中国古典小说发展形态上的原因和特点。本论文在如下四个方面对中国传统小说观与西方传统小说观的差异进行了分析和比较：一、对文学反映人类精神和普遍本质认识的差异;二、对文学虚构性与真实性关系认识的差异;三、对小说作用认识的差异;四、小说结构意识上的差异。从以上四个方面的分析,基本可以全面看出中国古典小说与西方传统小说从文学观念到创作意识再到具体结构写法上的差异与区别,从而显现了中西两者之间在小说观念与写作上的差距。     

论《红楼梦》的"三复情节"

“三复情节”是杜贵晨先生研究中国古代小说叙事艺术提出的理论概念 ,“三复情节”在《红楼梦》中有多方面新鲜别致的运用 ,不仅发展了传统“三复情节”的叙事技巧 ,更增强了《红楼梦》的艺术魅力。《红楼梦》“三复情节”的研究进一步说明 ,“三复情节”是“以全民族的眼睛去观察”而得出的关于中国古代小说的具有本民族特点的当代理论     

话本和拟话本所代表的中国白话短篇小说的艺术特点

话本小说是中国古代白话短篇小说的独特体制，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艺术特点。在语言上，使用浅显通俗的白话，生动、泼辣、粗犷、生活气息浓厚，富有表现力；在情节上，注重情节敷衍，经常制造悬念，并采用巧合的艺术手法，通过偶然性巧合来加强情节的曲折性、生动性；在人物塑造上，栩栩如生，富有时代气息，生动鲜活而又富有个性。     

荒诞:古代讽刺小说情节技巧探究

唐代传奇标志着古代文言小说艺术上的成熟,唐代讽刺小说也比魏晋时期的讽刺小说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开始了艺术技巧的追求。唐至明清之际,讽刺小说有意识追求荒诞怪异的情节。荒诞情节的设计是浪漫主义讽刺风格的集中体现,它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显著特点:首先是小说的时空局限被打破     

小学古典白话小说类课文的教学策略

中国古典白话小说将古代叙事文学推向了极致,是我国灿烂文化中璀璨的明珠。本文从此类文体的内容特点和丰富内涵入手,探寻小学古典白话小说类课文的教学策略,以挖掘它特有的价值,提升学生的语用能力和人文素养。一、于跌宕起伏的情节中感受要素古典白话小说作为叙事文学的典范,在叙述方式和情节结构上特点鲜明。教师可引导学生在跌宕起伏的情节中感受小说的文体要素。1.比较阅读,感受“一波三折”教师可将原文改写成平铺直叙的短文,让学生     

“心灵危机情境”:路翎小说的情节结构模式——以《王炳全的道路》为例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作家路翎在小说创作中突破了传统的情节结构模式.通过持续的"心灵危机情境",极力将人物推向高强度的心理冲突和灵魂的极端紧张状态.这一独特的情节结构模式是构成其"心理小说"的要素.     

略论《水浒传》宗教描写的客观意义

从中国古代小说的题材处理看,与文言短篇小说以虚幻情节表现人情世态不同,长篇白话小说跻身文苑之后,大都以现实情节来编织故事和塑造人物。这自然要把从明中叶出现的如《西游记》一类的神魔小说除外,此种文学现象涉及小说发展的源流,这里不再论列。 《水浒传》的题材,它泛滥百家,贯穿三教,其蕴含可谓精深博奥,包罗万象。小说引人入胜之处,首推人物的鲜灿,情节的生动,主题的深刻,其次,如小说中的宗教描写,亦颇具思想和艺术深度。     

意象在《红楼梦》中的叙事功能

意象具有叙事功能,发挥着独特而重要的叙事作用,这是中国古代小说,尤其《红楼梦》的艺术贡献。它是小说诗化的重要形式特征。独特的意象介入叙事,从担当叙事者、主旨象征、情境创设、叙事层次转换、人物形象建构、叙事空间拓展、叙事修辞等方面,发挥了重要而独特的叙事作用,使得小说文本呈示出独特的叙事风貌。     

试论古代帝王贤圣的身体叙事

东汉永平十年（67）之前，中国历史典籍与文学作品中，古代帝王贤圣的身体叙事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以奇形怪状为神异，以畸形、病态或异形合体为神奇，并以之作为神化他们的依据。其原因似在于中国古人的神话思维方式。此一身体叙事的功能在于为其君权神授或圣人天生论张目。东汉永平十年之后，法相说随着佛教而传入东土，并被社会舆论所崇奉，从而对帝王贤圣的身体叙事有着深远的影响。史书以及通俗小说对帝王贤圣的形貌描述，大多依据法相说进行撰述，目的也是从身体方面证明他们是“见在佛”或神仙的化身，从而不言而喻地表明他们法统的正当性。     

中国古代小说怪诞艺术浅论

怪诞艺术是近年来比较受重视的一个学术话题，在西方得到广泛的重视和研究。其实这一艺术手法在中国古代小说中早已运用，无论是对于古代小说的形象塑造，还是对于小说的讽刺艺术和艺术结构，都产生过重大的作用。深入研究古代小说中的怪诞艺术，有利于弘扬中国古代悠久文化，在小说的艺术表现技巧方面寻找到可供借鉴的范本。     

传统与后现代的巧妙融合——《达·芬奇密码》的成功解读

美国小说家丹·布朗(Dan Brown)凭着其新文化悬疑小说《达·芬奇密码》《The Da Vinci Code》)一炮而红,成为美国文坛的新宠。着重从传统与后现代小说的特点出发,对《达·芬奇密码》的素材与主旨,叙事框架与手法等方面进行分析,从而解密谊小说的成功之处。小说《达·芬奇密码》糅合了古老神秘的宗教文化与当代先进的高科技,虚幻与真实巧妙结合,知识性与趣味性融合,极大满足了小说读者的阅读期待,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同时为小说的发展指明了新的方向。     

严歌苓的讲故事手法

严歌苓的小说故事性很强,是典型的情节小说。热奈尔的叙事理论可以从叙事时间、叙事空间上论证严歌苓小说的吸引力：叙事时间上的清晰和速度节奏上的张弛有度;叙事空间上影视的视听效果。情节叙事是其基础。     

论中国现代家族家庭小说中父子关系的叙事模式

“父与子”是一个不断被重复的文学母题,“父与子”的先验矛盾决定了文学中的“父与子”母题有着一种普遍性模式,这一模式在形式上表现为父子二元要素既相互对立又相互依存。在内容上则意味着对象征秩序的维护与拒斥。通过梳理中国现代家族家庭小说,可发现在中国现代家族家庭小说文本中,父子关系的对立隐喻着传统封建象在秩序下的民族遭际,小说文本普遍采用二元对立的叙事模式及家族逆子视角与“俯视”视点。中国现代家族家庭小说正是在“父与子”的反抗和牵扯中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叙事模式,营造反叛与背离的叙事张力。     

论20世纪90年代小说的叙事特征

20世纪90年代的文学已经不再有20世纪80年代那样的轰动效应,这个时期的小说创作形成了迥异于新时期小说的叙事特征。全球化是20世纪90年代文学所处的文化环境,市场化是中国20世纪八九十年代社会转型得以实现的巨大动力,而现代性则更是中国文学自新文学诞生以来甚至更早的时间内持续的现代化诉求。把20世纪90年代的小说放在这样的全球化、市场化,追求现代性的历史背景下来考察,会发现这一时期的小说创作有了期盼世界认同的努力和尝试。在这样的理想下,小说创作在思想表现方面虽然失却了深度模式但是却成就了叙事意义上的另一种成绩。     

中国文学史叙事模式与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离与合

在中国文学史叙事模式的转变过程中,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一直参与其中。中国文学史叙事模式与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三个互动期：上世纪初为似离实合的＂暗合期＂,既吸收西方体系化、理论化的思维方式和著述体例,同时与中国传统文化、文学理论保持着紧密联系。上世纪40至60年代,受时代政治思潮影响,与传统的文化、文论渐次疏远,形成似合实离的＂迎合期＂。上世纪末至现在,随着学术界和国人反思思潮的涌起,文学史叙事模式逐渐向传统文化、文学理论回归,进入了＂融合期＂。陶渊明的叙事部分在中国文学史叙事模式与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离合＂互动关系中尤其值得注意。     

苏轼《艾子杂说》叙事模式析论

苏轼《艾子杂说》叙事有法。对于虚构的“单层语义结构”小说,苏轼善于通过叙事制造“震惊体验”,深入挖掘人物性格。对于“复合语义结构”小说,苏轼以“改写叙事”和“还原叙事”两种模式实现对历史和传说的“再叙述”与“再阐释”。《艾子杂说》中的叙事特征与“妙悟”的文学传统、禅悦之风的盛行和疑古的学术思潮密切相关。     

全球化时代的传统坚守——论孙方友系列小说“陈州笔记”的传统叙事艺术

孙方友的小说无论从叙事风格上还是从小说精神上都明显带有中国传统文化的痕迹,是中国传统叙事方式的延续。在这个日益全球化的时代,地域文化、传统精神越来越受到冲击,甚至面临消失的危险,孙方友的这些小说显然就具有了独特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