穆旦诗歌中的圣经意象

穆旦的诗歌从圣经中借用一套话语符号、叙述模式和文学意象,呈现出显见的基督教色彩。"上帝"、"神"、"主"之类术语频繁出现,为其诗歌文本增添了特殊的深广程度。遍观其《蛇的诱惑》、《神魔之争》、《出发》及《隐现》,圣经作为一种独特的思想资源进入诗歌世界,构成诗人反思人生意义、批判社会现实的支点。《隐现》尤其展示出一种弥漫着基督教观念的精神境界:抒情主人公秉持绝望的心灵求主救赎,欲从一个混乱世界中解脱出来,获得心灵的清净与安宁,而他的焦虑却终未消除。穆旦诗歌中的圣经意象承载了诗人特定的宗教意识,那种意识反映出个体生命在战争年代的生存困境,也折射出W·B·叶芝、T·S·艾略特等西方现代派诗人对中国新诗创作的深刻影响。     

对比《圣经》翻译与中国佛经翻译

本文通过西方《圣经》翻译与中国佛经翻译的简要历史阐述,试图理清这两条翻译主线,总结两部经典著作在翻译过程中的共同轨迹,由此对两部经学翻译作品在翻译实践和翻译理论各方面所发挥的作用做以总结。     

试析《圣经》中的“罪”与“爱”

《圣经》中的伦理思想非常丰富，其中，有关“罪”与“爱”的阐述既体现了宗教的神圣性，又对现实人生有着一定的指导意义。从人性本恶出发，基督教认为人具有有限性，故需时时反省，忏悔。而耶稣被钉十字架，则表达了上帝对人的无尽之爱，俗人需以上帝为榜样，以博爱之心宽恕他人之过。     

“上帝”情结——试论安徒生的上帝观

尽管安徒生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上帝信徒,尽管他的童话中的上帝无处不在、无时不有,但由于他“通过含带现实本质的虚幻图景,表达了富有哲理的人生理想”,“通过含带现实本质的虚幻图景,表达了丰富的情感情操”;同时诗人洞悉人生世相,把上帝作为超越前审美幻象,从中衍生灵魂不朽的思想,使他的童话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非但未损影响力,而且还使它独具魅力,赢得孩子的同时,也赢得了广大的成人。本文紧扣安徒生的童话作品、走过的“光荣的荆棘路”以及其所处的社会状态,从其信仰角度,分三部分对他的上帝观作了一番粗浅的探讨。     

“上帝”一词在汉语中的历史存在

上帝一词是指基督教中所讲的宇宙的最高主宰,他创造天地万物,维持整个宇宙的正常运转,对人类世界拥有绝对的主权。上帝一词的意义相当于中国的老百姓常说的老天爷皇天。许多人错误地以为,上帝一词是外来词,是基督教传入中国之后为了翻译圣经或传教才产生的。事实上,上帝一词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产生了,并在诸子典籍中多次出现,早已为古代的知识阶层熟知,它是古语词,而非外来词。后来在和合本《圣经》中借用了上帝一词来翻译创造之主,随着基督教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上帝一词也广为普通老百姓知道。本文旨在研究上帝一词在汉语中的历史存在,探究其词义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发展变化。     

圣经人物与英语习语

《圣经》不仅是一部经典的宗教著作,也是西方语言文化的源泉,英语习语是英语语言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出典于《圣经》的文学典故,对英语习语产生了重大影响,特别是带圣经人名的习语是语言的核心和精华,了解这些习语的由来,可以引导我们进入《圣经》的殿堂,更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和使用语言。     

当“上帝密码”被篡改之后

当第一例“人造生命”诞生的时候,整个世界为之震动。它到底是某些人美梦的启程还是全人类噩梦的开始？     

广西各民族与《圣经》中的“兄弟型”故事比较

在广西少数民族与希伯来民族的“兄弟型”故事中，兄与弟的关系往往充满矛盾斗争，长子权是引发冲突的主要原因。两者都采用了惩罚与拯救并行的方式来消解兄弟冲突，但前者褒扬的是惩恶扬善的正义精神，后者隐含的则是宽恕赦免的救赎精神。     

从《圣经》中的“男性地位”至《菊花》中的“男权主义”

约翰.斯坦贝克是美国20世纪著名的小说家和社会批评家,是继海明威之后又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美国现实主义作家,《菊花》是展现其卓越文化艺术成就的伟大作品之一。这部短篇小说采用多种修辞手段,以男权和女权的斗争为矛盾核心,以菊花为主线,以女主人公内心的苦闷和彷徨为暗线,揭示了男权主义压制下女性的真实生活处境和精神处境。     

“星期五”所隐含的圣经原型

借鉴原型批评理论,通过论证《鲁滨逊漂流记》“星期五”与《圣经》中耶稣受难情节的一致性,指出《圣经》中耶稣受难的形象就是“星期五”的原型。从而得出结论,鲁滨逊对“星期五”的同化实质上是一种文化殖民现泉。     

圣经在中国的翻译和传播

传说基督教在东汉就已传入我国,但有据可考的则在唐代。随着基督教的传入,圣经的汉译也开始了,但明清以前的汉译圣经几乎都已失传。明清以降,来华传教士激增,圣经之汉译亦甚于从前,有各种“深文理”、“浅文理”和“官话”汉译圣经,也有许多方言和少数民族语言的圣经译本,从而使圣经得以在我国传播。     

《雷雨》中的“原罪与救赎”——谈圣经文化对《雷雨》影响

曹禺的戏剧代表作《雷雨》,既充满圣经文化的外在表现,又因人物关系、事件冲突,充分展现了强烈的原罪意识和救赎心态,从而成为了圣经文化影响中国现代文学的有力佐证。     

简论《诗经》中的上帝

《诗经》产生于中国文化由巫到史的演变过程中,“上帝”是其中一个十分重要的文化意象,而在《诗经》的接受史上,这一文化意象千百年来却一直受到曲解。在《诗经》和《圣经》的参照阅读中,我们发现《诗经》中的上帝确曾有过与《旧约》中耶和华相似的位格,上帝与人之间那种既亲密又紧张的父子般的关系,也为中西方经典所共同关注。上帝的身上,寄托了先民的道德精神、社会关怀及其希冀和理想。但在《诗经》中,上帝没有被理解为人类精神的航标,灵魂最终的归宿,而是被理解为可以满足人的欲望的神灵,上帝对人来讲始终是外在的,人对上帝有敬畏之心,有怨愤之情,而从来没有想到要回归上帝。人,最终疏离了上帝。     

汉译《圣经》的文学价值

《圣经》作为基督教经典对世界文化和文学的影响极为深远。《圣经》的汉译,对中国的政治、哲学、文学、语言、艺术、文化等领域的影响极其广泛。特别是从对中国现代文学的贡献和影响来看,汉译《圣经》既是中国现代文学的精神资源,又是现代文学家创作灵感的聚宝盆。     

《圣经》与西方文学——从《圣经》视野解读西方文学研究之一

《圣经》与西方文学存在着根深蒂固的关系，但由于意识形态和文化心理的种种原因，我国在从《圣经》视野解读西方文学方面仍是一个薄弱环节。忽略《圣经》视野，致使在西方文学理解上出现了诸多误读。从《圣经》视野解读西方文学可从《圣经》知识、《圣经》象征、《圣经》观念三方面着手。     

浅析“圣经故事”包含的男权思想及其危害

圣经故事包含着非常明显的男权思想:在开篇中就凸现了女性是男性的附属物,女人是祸水的思想,且整个圣经故事是以男性英雄为主线来描绘基督教历史的,在婚姻家庭关系中,男权思想、夫权思想表现得更加充分,作为影响范围极大的宗教故事包含的男权思想,对世俗世界男性社会的形成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使女性经历了更加深重的苦难和更加漫长的解放历程。     

几何是科学的“圣经”

<正>谈到平面几何教学,本人有很多话要说。在近20年的教学生涯中,我对平面几何教学是情有独钟。常跟同行开玩笑说:如果把数学老师分成代数老师、几何老师,我是很情愿当几何老师的,而且能做到为伊消得人憔悴,衣带渐宽终不悔。可是,每每遇到课改什么的,我总是暗自为平面几何担心,———甚至有点伤心!不是我有怀旧的嗜好,是平面几何的魅力对我的吸引力太大;不是我杞人忧天,是有些事情令我不安。我曾有幸参加过市里、省里,甚至全国的中学数学教研会     

试述《简·爱》中的圣经情结

夏洛蒂·勃朗特的小说《简·爱》自19世纪发表以来,在中外文学史上一直有着经久不衰的魅力。其中伊甸园场景的再现、丰富的圣经典故和引喻、意象手法的运用以及独特的情节设计等,均体现了浓郁而复杂的圣经情结。     

从“翻译适应选择论”看清末圣经翻译

本文以翻译适应选择论为依据,对清朝末期的圣经翻译进行简介分析。在宏观角度,本文阐述了清末入华宣教士对当时的圣经汉译的历史背景的适应。另外,本文从译者为中心的视角展现了宣教士主动性地选择深文理浅文理官话三种译经方式的过程。     

“上帝之死”时代的终极关怀

在人类社会世俗化的进程中,永恒的幸福始终是人们不懈追求的终极目的,而实现这一目的则是对人类终极关怀和终极意义的找寻和追求。随着科学和理性的发展,人类逐渐废黜了传统基督教信仰中一直以来作为人类终极关怀的超验的上帝,甚至高呼“上帝死了”。然而在完全世俗化的今天,在“上帝之死”时代,人类应该如何寻求自身存在的终极意义和终级关怀？美国新教神学家加布里尔.瓦哈尼安独特地从宗教—文化的角度提出人类应该通过文化的革命,超越“上帝之死”的文化困境,关注“现世”,追求作为“此世超越性”之典范的耶稣基督,从而追求人类存在的终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