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刑事和解制度在我国刑事诉讼法中的适用

刑事和解制度虽然在我国刑事诉讼法中没有规定,但是在刑事司法实践中,公安机关、检察院和法院运用和解方法处理刑事案件的做法却早已存在,而且刑事和解制度还有着深厚的理论基础。因此,应当在我国刑事诉讼法中确立刑事和解制度,对现实中已存在的和解现象进行规制,以便更好地维护案件当事人的利益,增进社会和谐。     

刑事和解制度的实践困境与完善路径

新《刑事诉讼法》中的刑事和解制度在司法实践中面临适用条件粗疏、和解法律效果不明确、相关配套措施缺失等问题。应结合刑事和解制度的实质，在现行法律的框架内，采取区别对待的原则，根据不同的诉讼阶段确定差别的适用条件、规定不一的法律效果并辅以社区矫正等配套措施。     

我国刑事和解制度的缺陷与完善

刑事和解为《刑事诉讼法》特别程序之一,可以有效地解决刑事中的民事赔偿问题,有利于充分尊重当事人的意见,节约司法资源,并切实做到加害人与被害人之间的利益平衡,促使加害人更好的融入社会。但刑事和解在刑事诉讼法中的立法规定过于粗糙,只是一个简单的法条,其立法范围、和解协议、检察机关的角色和对刑事和解监督这几个方面存在缺陷,应该扩大刑事和解的疆界、法律规制刑事和解协议、明晰检察院的双重角色以及健全法律监督机制。立法完善后,不仅有利于被害人的利益得到最大化弥补,也有利于加害人更好的回归社会。     

对刑事和解适用的诉讼阶段的评析——以2012年修正的《刑事诉讼法》为视角

2012年修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较之以前,更加注重和强调被害人的主体地位,规定了和解适用的案件范围,公检法机关担任和解的主持人,刑事和解适用于侦查、审查起诉和审判三个阶段,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终于使实践中早已存在的刑事和解"有法可依",有了"名分"。但与国外先进成熟的刑事和解制度相比,仍然存在缺陷,有待进一步完善。     

法治与情理视野下的刑事和解制度再探

我国新刑事诉讼法将刑事和解作为一种特别程序首次入法。该文试结合新刑事诉讼法关于刑事和解程序的相关规定,对刑事和解的理论依据、适用条件、适用范围以及与相关程序的衔接等方面进行深入分析,并针对其存在的问题提出了相应的完善建议,以期能够对刑事和解制度的规范化运行有所贡献。     

浅谈对我国刑事和解发展的建议

我国目前尚没有一部刑事和解规范性文件,以至于出现各地检察机关刑事和解适用范围和处理程序不一致的问题。随着运用越来越频繁,出台统一的刑事和解规范已是大势所趋。目前可借鉴两大法系国家刑事和解制度,结合我国目前具体情况提出可行的发展建议,充分利用社会力量,将刑事和解制度推广到没有受害人的案件,应用到公诉空白空间。     

建立刑事和解不捕制度的构想——以检察业务为视角

为推动刑事和解制度的建立和取得实际成效，有必要运用现代法治理念对逮捕程序进行改造。受害人与加害人达成和解的轻罪案件，对加害人可以不采取逮捕措施，即使是重罪案件也应当从宽处理。和解不捕制度具有理论和现实依据，又易于实际操作，可作为我国构建刑事和解制度的突破口。     

公诉案件刑事和解中几个问题的探讨

刑事和解,可以成功化解民间矛盾纠纷,最大限度地增加和谐因素,维护社会稳定。刑事和解是贯彻我国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一项有效措施,除了最高人民法院规定的几类依法从重处罚的案件外,其他刑事案件都可以进行刑事和解。本文从四个方面探讨构建刑事和解制度的问题:以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精神来理解的刑事和解的含义,以司法和谐的理念来确定刑事和解的适用范围,从公诉案件的处置权来判明刑事和解的启动主体,从刑事和解的负面效果预防来设计刑事和解机制。     

附带民事诉讼中的精神损害赔偿问题探究

我国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赔偿范围,从刑法、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来看,均限定为物质方面的损失.刑事被害人精神损害制度的确立,是十分必要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并未从法律层面上对之加以解决,只有从修改现行立法入手,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     

关于我国刑事和解制度构建的研究

近几年来,刑事和解作为借鉴外国恢复性司法等理念而产生的一种创新性理论,引起了我国学术界和司法实践部门的广泛关注和讨论.当前,如何解决我国刑事和解使用范围的模糊不确定、公权力的介入及在何种诉讼阶段介入、如何启动刑事和解的问题变得越来越突出.本文基于我国国情,结合国内外相关学说和法律法规,探讨了适用刑事和解案件类型、刑事和解第三方主体,分析刑事和解使用阶段等问题,对如何建立适用于我国国情的刑事和解制度提出了相关看法和思路.     

刑事和解案件中的检察监督研究

刑事和解是被害人和加害人之间为利益最大化而选择的案件解决方式。我国目前的刑事和解工作刚刚起步,应当在有限的范围内开展,并加强监督。检察机关作为法律监督机关不应该直接参与刑事和解,其职能决定了检察机关只能是刑事和解的监督者。     

论我国刑事和解制度的建构

在我国建构刑事和解制度具备社会文化条件,也面临一些困难。应当借鉴国外经验,适应构建和谐社会的要求,建立我国的刑事和解制度。     

我国刑事见证人法律地位问题调查与研究———以 H 省 Q 县为视角

对刑事见证人法律地位的明确以及资格的科学界定是程序正义的必然要求与具体体现,然而,《刑事诉讼法》的最新修订及其司法解释并没有完成这一任务。文章以H省Q县调查材料为基础对我国刑事见证人法律地位进行研究,为我国刑事见证制度的完善提供一定的方法和思路。     

我国刑事和解制度构建初探

刑事和解应当在我国确立和发展。本文借鉴国外经验,结合我国的不起诉制度,从消除刑事和解制度存在的主要障碍与冲突、构建刑事和解制度操作规范的初步设想及建立相关配套制度三个方面对我国的刑事和解制度进行构建。     

故意伤害案件刑事和解制度探析

将刑事和解制度引入故意伤害案件的解决机制对于维护社会稳定发展十分必要。审查起诉阶段由检察机关主持调解,在认为有必要的时候,检察机关可以委托公安机关、人民调解委员会主持和解。现有的法律法规只对于轻伤害案件的处理有指导性意见,对于具体如何应用以及对重伤害案件是否适用刑事和解尚无明确的规定。对亲属之间的重伤害案件可有条件地适用刑事和解,并严格限定适用条件。     

浅析刑事和解在轻伤害案件侦查阶段的运用

进入21世纪,在社会转型的时代背景下,在征地拆迁、环境污染、承包经营权纠纷、劳资纠纷中伴生的不稳定因素导致社会矛盾多发、纠纷数量激增,由此而引发的轻伤害案件逐年上升。在诉讼这一现代社会主流法治意识形态和主流法治话语的背景下,重估和解的价值,利用传统意义和解文化本土资源优势,将和解制度运用到轻伤害案件的侦查阶段,是有效解决司法资源有限性和社会矛盾多发性这一冲突矛盾的有效途径。文章从当前轻伤害案件的现状和刑事和解制度价值入手,对刑事和解制度在轻伤害案件侦查阶段的运用进行了阐述,并对这一制度的规范和完善提出了建议。     

新证据制度下侦查模式的运用与发展

随着《刑事诉讼法》的修订与完善，我国证据制度再次翻入新的篇章。证据，作为刑事诉讼的基石，种类得到进一步的明确，对于一直没有得到具体划分的证据盲区，也得到“正身”。证据，在实践运用当中的作用和价值也愈发的明晰，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之间的过渡也得到较为充分的衔接。基于新《刑事诉讼法》的证据制度在得到进一步法律规范的同时，着重强调对于证据制度合法化的强化，突出了法律的严密性和复杂性。在具体实践与运用中，督促侦查机关工作模式的合法化与合理化。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理论思考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现代法治国家刑事司法的基本规则和标志性制度,反映当今刑事诉讼中不再一味关注查明案件事实,人权保障和程序正义同样是司法机关追求的价值。2012年我国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从立法上确立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该制度的确立有助于保护被告人权利,加强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职能,同时也对检察机关的执法工作提出了新的挑战。     

新《刑事诉讼法》视野下的指定辩护制度研究

一、新《刑事诉讼法》视野下的指定辩护制度解读指定辩护制度作为辩护制度中的救济手段,新《刑事诉讼法》(以下均指2013年1月1日适用的《刑事诉讼法》)对其做了较大的修改和完善,标志着我国法律在对人权的重视和保障方面前进了一大步。(一)指定辩护制度概述对于指定辩护的含义,目前理论界通说的观点是:"指定辩护是指人民法院为因经济困难或者     

我国刑事被害人权利救济制度的立法规定及存在问题

我国对刑事被害人权利救济主要规定在刑事诉讼法、法律援助条例以及国家赔偿法中。从这些法律规定可以看出我国刑事被害人权利救济制度还存在控告权救济手段弱化、法律援助体系不完善、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缺失、被害人诉权不完整等问题。对这些问题的揭示为我国建立和完善自己的刑事被害人救济制度指明了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