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辞海》(三卷本)几点意见

辞书的释义准确与否,义项设置是否恰当,排校是否谨慎,会直接影响到每个查阅者。而大型辞书,洋洋数十万言,偶有疏忽差错,实属难免。现专就《辞海(三卷本)》(以下简称《三卷本》)中初步发现的一些问题,提出几点粗浅的意见,以供编者和读者参考。一、释义方面 1、上册,第1301页:“〔若敖〕复姓。周代楚王熊(口口亏)生子熊仪,命名为若敖,……”据《四库全书提要·春秋名号归一图》卷下,在“楚”字下注云:“芊姓,子爵,颛顼之后也。周成王封熊泽于楚,至熊通乃僭号称王。”(转引自嘉庆版《春秋三传》第二册) 又《左传·庄公四年》传注:“楚为小国,僻陋在夷,至武王始起其众,僭号称王。”根据上引资料,可见楚国原为子爵,至熊通始僭号称王,即楚武王。熊鄂为楚武王     

初唐四杰的“争座位帖”

“初唐四杰”的名称见于《旧唐书·文苑传上·杨炯》:“炯与王勃、卢照邻、骆宾王以文词齐名,海内称为王、杨、卢、骆,亦号为四杰。”(《新唐书·文艺传上》所载略同)杨炯幼举神童,年少才高,对时论所称“王、杨、卢、骆”颇为不满,曾宣扬云:“吾愧在卢前,耻居王后。”他的用意是什么呢?闻一多谓大约卢照邻年辈较高,所以愧不敢当;与王勃则属同年,心所不甘,故有“耻居”之说。萧涤非则谓前一句愧列卢照邻前,恐非由衷之言;后一句耻居王勃后,才是他的真实意思。总之杨炯对自己被排名第二位居王勃之后是不服的。 杨炯的这个“争座位帖”,引…     

论朱彝尊的诗歌创作

朱彝尊是清代初年重要作家之一,诗、词、散文的创作都有很高成就。朱庭珍《筱园诗话》指出:“竹坨诗、古文皆成一家,兼精填词。诗尤雄视一代,品在渔洋(王士祯)、荔裳(宋琬)、愚山(施闰章)之上。”赵翼《瓯北诗话》也说:“竹坨负海内重名,至今犹朱、王并称,莫敢轩轾。”在康熙年间,他的地位与当时主盟诗坛的王士祯仿佛,有“南朱北王”之称。又有人以“朱、王”合顺冶中的施闰章和宋琬,以及行辈稍后的查慎行和赵执信,号为“清初六大家”。不过长期以来,朱彝尊的诗名似乎被词名所掩盖,对他诗歌创作的成就与影响,还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和评价。     

古代美学概念札记(续)

风流“风流”这一概念最早是用来品评人物的,如《后汉书·樊英传》:“世之所谓名士者,其风流可知矣。”《世说新语·赏誉》:“范豫章(宁)谓王荆州(忱)”:“卿风流(?)望,真后来之秀。”又《品藻》:“韩康伯门庭萧寂,居然有名士风流。”意指其有才能而不拘礼法的气度。《晋书·王羲之传》附王献之:“少有盛名,而高迈不羁……风流     

“斯文忧患余,圣哲垂彖系”——杜甫在湖南的诗歌创作

杜甫在湖南的三年,是“江湖行路难”的三年,也是“乱离难自救”的三年。当时他贫病交加,居无定所,处境十分困难,但作为一个时代的歌手,他的诗歌创作却从未停止。“留滞才难尽,艰危气益增”(《泊岳阳城下》),他一进入湖南就这样庄严地宣告了。他早年曾说过:“诗是吾家事。”把写诗看成是世代相传的事业;到了湖南,这一思想又有新的发展,“斯文忧患余,圣哲垂彖系”(《宿凿石浦》),他要像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说的那样,把自己的诗视为优患中的发愤之作,以比于文王蒙难演《易》而作彖辞(《易》之卦辞),孔子莫容赞《易》而作系辞(卦辞传注)。就因为有这样的力量支持着他,所以     

“勿勿(忽忽)”解诂

郭在贻在《释“勿勿”、“无赖”》(载《中国语文》1981年第1期)一文中说:“钱钟书先生在《管锥编》中云:‘按六朝法帖,有煞费解处。此等太半为今日所谓“便条”、“字条”,当时受者必到眼即了,后世读之,却常苦思而尚未通。’”(见该书第3册,1108页。中华书局1979年)按钱氏此论,可谓知言之选。即以二王(王羲之、王献之)杂帖中屡见之‘勿勿’一词而言,连北齐的颜之推即己不甚了然。《颜氏家训·勉学》:‘世中书翰,多称勿勿。’相承如此,不知所由。或有妄言,此忽忽之残缺耳。案《说文》;“勿者,州里所建之旗也,象其柄及三游之形,所以趣民事。”故匆遽者称为勿勿。’此说一出,后世竟相承无异辞,查新、旧《辞海》及台湾编《中文大辞典》,均袭用颜氏之     

备课札记两则

一、究竟省了什么 《鲁仲连义不帝秦》(战国策·赵策)一文,开头一段是这样几句话: “秦围赵之邯郸。魏安僖王使将军晋鄙救赵,畏秦,止于荡阴,不进。” 这段话没有文字障碍,要解决的是省略问题。“畏秦”前的主语省略,是承前主语“魏安僖王”而省,还是承前兼语“晋鄙”而省呢?     

“思无邪”新解——兼谈《诗駉》篇的主题及孔子对《诗》的总评价

“《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语·为政》)一般认为这是孔子对《诗经》所作的总概括,总评价,用宋人朱熹的话说就是:“夫子言《诗》三百篇,而惟此一言,足以尽盖其义。”(《论语集注》)不过,“思无邪”一语,并不是孔子所自撰,而是他从《诗·鲁颂·駉》篇中借来的。宋人邢昺的《论语注疏》,朱熹的《论语集注》,清人刘宝楠的《论语正义》都曾指出过这一点。今人杨伯峻先生在《论语译注》中说得更明确:     

一部探索“人性恶”的小说——戈尔丁的《蝇王》简论

威廉·戈尔丁(William Golding,1911—)是英国当代著名小说家。1954年,他以第一部长篇小说《蝇王》而蜚声文坛,并辅佐他摘取了1983年世界文学桂冠。英国评论家和作家 V-S 普利切特称戈尔丁是“最富于想象力、最有独到见解的作家。”从《蝇王》问世起,至今他已有九部长篇小说     

语文笔记

一、登轼而望《左传·庄公十年》长勺之战“下视其辙”句,旧读作:“下视其辙,登轼而望之。”新版《左传》标点同。近人王泗源提出异议,其《古语文随笔》云: 轼是车前边的横木,用来扶手的,只是手握的一根木棍,不可以站脚,面且更高处再没有可以把手的东西,即使‘登轼’,也得腾跃而上,即使上了,脚站不稳,身子又四面无依傍,所以实在不可登,登,一定会摔下来。……所以那样读法是讲不通的。这句应读作:下,视其辙,登,轼而望之。(见《中国语文》1978年第三期)     

《儿女英雄传》标点辨误

文康《儿女英雄传》在清末白话古典小说中是有影响的一部书,尤其在语言运用方面,更为人们所推崇,曾被称为“京语教科书”,一向受到语言工作者的重视。然而不无遗憾的是,此书自光绪四年(1878)北京聚珍堂初版行世,一百多年来虽屡经校点,版本迭出,而迄今竟无一标点完全无误的本子!白维国同志《明清白话小说若干标点辨误》(《中国语文》1983年第3期),曾指出《侠女奇缘》本(广西人民出版社,1980)六处标点失误;尔弓同志《整理出版     

《蕙风词话》初探

在晚清词坛上,广西临桂出现了两个有名的词家,一个是王鹏运,一个就是况周颐(1859—1926,原名周仪,字夔生,号蕙风,光绪举人,官内阁中书)。王、况与郑文焯、朱孝臧被称为晚清四大词人,而王、况又被称为“临桂派”,叶恭绰说他们“堀起天南,各树旗鼓”。二人同时在京做官,一起切磋词艺,王鹏运以词作和选篇《四印斋所刻词》著称于世,况周颐以《蕙风词话》名扬遐迩,可以说为八桂儿女赢得了声誉。况周颐的《蕙风词话》与王国维的《人间词话》可谓数十种清词话中的“双     

“胸怀坦傥气焰大,天马断辔鲸横涛——论王令诗的艺术风格

一王令是北宋诗坛上一位杰出而短命的青年诗人。他虽然只在人间匆匆度过了28个春秋,却给人们留下了许多优秀的诗篇。王安石对王令的“文学、才智、行义”都推崇备至,寄给他和纪念他的诗文很多。他曾在诗文中一再赞叹:“忆见夫子真奇材”,“卓荦高材独见君”(《寄王逢原》、《哭逢原》)。王令的诗不仅在思想内容方面“识度高远”,而且以其雄奇的艺术风格在北宋诗坛独树一帜。     

《诗词曲语辞例释》中两条训释的商榷

王锳同志的《诗词曲语辞例释》,是继张相先生《诗词曲语辞汇释》之后,新出的一本解释诗词曲语的专书,颇多创见。但也有个别训释可以再斟酌,现提出两条向大家请教。拿(81页)王书释为“犹云对付,动词”,并举了六条例证。其根据除在六例中似可解通外,主要是张相《诗词曲语辞汇释》卷二“奈”可释为“对付、处分”,而王锳同志认为“拿”与“奈”或即一声之     

释乐府民歌中的裲裆、■鉾和题

裲裆 (一)即今之背心。 (1)裲裆与郎著,反绣持贮里。汗污莫溅浣,持许相存在。(上声歌) (2)所欢子,问春花可怜,摘插裲裆里。(读曲歌) (3)新衫绣裲裆,迮著罗裙里。行步动微尘,罗裙随风起。(上声歌) (4)瑯玡复瑯玡,瑯玡大道王。阳春二三月,单衫绣裲裆。(瑯玡王歌辞) (5)独柯不成树,独树不成林。念娘锦裲裆,恒长不忘心。(紫骝马歌) 按:《释名·释衣服》:“裲裆,其一当胸,其一当背也。”《广雅·释器》:“裲裆谓之(衤白)腹。”《疏证》引郑注《乡射礼》“直心背之衣曰当”的话,认为“裲裆盖本作两当。”王先谦《疏证补》按语云:“即唐宋时之半臂,今俗谓之背心。当背当心,亦两当之义也。”又据翟颢《通俗     

读者·作者·编者

(一)西安杜宁同志来信指出本刊18期《意大利数字集纳》一文中有两处名次有误:1979年意大利国内生产总值在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中应占第6位,而不是第7位;发电量应为世界第9位,而不是第8位。经询此文作者,作者认为杜宁同志的意见是正确的。 (二)河南沈丘县蔡兵同志来信指出本刊19期《法国国庆日是何年确定的》一文中的一个年份不对,即第2段13行“1894年”应为“1794年”。 (三)四川江北陈会仪、广西崇左王沛深等同志来信指出,本刊第20期刊登的《鲜花之国——荷兰》     

《左传》记载“杀王”事件预兆与国君命运之关系考察

《左传》所记载的事件预兆与国君命运关系的事例，映射出了“杀王”的象征意义。原始时代通过直接杀死“王”而终结“王”的生命，被文明化后的通过否定“王”的意义而消灭“王”的价值所代替，体现着中国文明中儒家思想为代表的道德主义原则。道德主义在世俗权力前的脆弱无力，又迫使儒家从“杀王”的原始宗教思维中寻求制约力量，因而形成了古代中国特殊的政教合一体制。     

牧野之战的时间与地点

我国有确切纪年始于公元前841年。在这之前的史事年代均要通过推算得到。牧野之战是周武王伐纣灭商的决定性战役。这次大战发生在哪一年,是确定商朝最后一年和周朝开国元年的关键。由于上古史料缺乏,人们推算的结果分歧很大。胡厚宣在《古代研究的史料问题》中列举了前人12种说法。 我国古代使用干支纪年。从共和元年(前841年)开始,干支纪年就一直不断。所以学者们要弄清共和以前的年数,便只好从共和元年开始往下推。最早给牧野之战加上干支的是汉代的纬书。(如《周易》的《是类谋》、《乾凿度》等)它们根据西汉流传的“殷历”说武王伐纣之年是“己已”年。(前1132年)在晋代出十的《竹书纪年》中,晋人加上了“庚寅”。(前1051年)而皇甫谧《帝王纪年》则以克殷之年为“乙酉”(前1116年)。到宋代又有更多的分歧。郑樵《通     

僰道西南媚景长——杨慎与云南少数民族

中国史学自《春秋》起,即含有民族偏见:“尊王攘夷”“异内外”“夷夏大防”的所谓“春秋大义”,歧视除中原华夏族(汉)之外的“四夷”。对西南地区,中原人士认为“西南外夷,种别域殊,”(《汉书·叙传》)“不毛之地,无用之民。”(《西南夷传》)视中国版图内之西南夷地区为外域。谬种流传,已根深蒂固。明代安宁杨一清云“云南荒服,前代不入版图,太祖高皇帝命西平侯沐英征服之。”(《条处云南     

“蛊”字浅析

《大理师专学报》八七年第一期载杨发祥同志的文章“汉白语言融合初探”一文中谈到“例如piu(蛄)这个白语语汇以前是非常盛行的,白族人认为有人会养蛄,用蛄去伤害人,儿童肚子胀而死亡说成是被蛄吃掉.随着医药事业的发达,这个词已逐渐消亡了,年轻人已不知是什么东西”.(《学报》P.107)其实,这蛄应为蛊(gu).“皿虫(蟲)为蛊(蠱)”语出《左传》昭公元年.当时晋平公患病,到秦国请医生,秦景公派了位名叫和的医生去给他看病.这位医生前去一看,便断定晋侯好色,得的病是象“蛊”一样不治之症.在旁的大臣问:“何为蛊?”和答道:“淫溺惑乱之所生也.于文,皿虫为蛊.谷之飞,亦为蛊.”表明了当时人们对“蛊”的认识以及对蛊字结构的理解.为什么皿和虫合在一起叫蛊,而且是一种“不可为也”的绝症呢?这可从古代造字时的情况谈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