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的怪诞之美

怪诞是一种特殊的艺术风格，它的构成因素同时包含了恐怖恶心与滑稽可笑，它的构成原则是反常，带给人的审美感受是又恐惧又好笑的混融感觉。在魏晋南北朝的志怪小说里，许多故事都具有怪诞之美。这种怪诞之美对后世文学也产生了深远影响。     

魏晋南北朝小说的虚实观

魏晋南北朝,不仅小说的虚构观念开始明确出现,而且方术之士在编撰志怪小说时也开始了有意的虚构。但是,虚构不是作为一个积极的概念问世的,而是在一片批评和谴责声中出现的。虚构作为小说的一种艺术手段在魏晋南北朝并没有得到确立和认同,六朝人反对虚构,崇尚真实。小说记事真实与否,几乎成了评价其成败优劣的唯一标准。此外,关于魏晋南北朝小说的虚构与真实问题,还存在极为复杂的关系,我们难以分清小说的故事何者为虚,何者为实;也难以分清小说是在原初的故事的产生和传播过程中有了虚构,还是小说家在整理加工时进行了虚构,小说家是进行了无意的虚构还是进行了有意的虚构。     

乐园神话与魏晋南北朝游历仙境小说

乐园神话的世界是一个神、万物、人构成的体系,这里没有战争,没有压迫,自然无为,和平安逸,自得其乐,是一个美好的乐园。乐园神话对魏晋南北朝游历仙境小说具有深远的影响,主要包括不死观念、地理定位和乐园的构设三个方面。     

魏晋南北朝北方少数民族人口考察

魏晋南北朝北方少数民族的人口大约有１１５０万人,这其中包括：匈奴１００万人、乌桓３０万人、鲜卑 ３００万人、羯胡 ２０万人、氐 １００万人、羌 ２００万人、柔然 １００万人、敕勒 １００万人、东北诸族 １００万人、西北诸族１００万人。其人口构成具有交错性、流动性等特点。     

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中孔子的神异化特征

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孔子的神异化书写中既包含对先秦两汉经传神学的摘录,又有基于历史基础下魏晋文人的想象加工,显示出这一时期文献著述方式的特殊性。体现在文本中,孔子表现出神秘降生、预知、博物、降罚等神异特征,形象较前代更加立体丰满。这些神异特征在展示魏晋王权对民间的政治与文化统治以及儒家思想在魏晋民间社会的地位具有一定意义。谶纬神学对孔子的神圣化与书写风格的影响、孔子身为伟大圣者的独特性以及多元思潮的时代背景都是这一书写形成的重要原因。     

道教长生思想对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的影响

道教是在中国传统文化基础上,在汉代特殊的背景下产生的,长生成仙是其核心思想,随着道教的兴起发展,其长生思想必然会在文学中有所体现。魏晋南北朝志怪中长生成仙类小说明显受长生思想的影响,死而复生、精魂不死、异化变形等故事的创作也受长生思想的极大影响。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地质灾害

魏晋南北朝时期地质灾害频仍，见诸记载的地质灾害有山崩、地陷、地裂、地震、土地资源退化和海洋灾害等。其发生的原因是复杂的，既有自然变迁的因素，也有人为的因素。地质灾害给社会经济的发展造成了一定程度的影响，因而官府的救助就显得尤为必要。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黄河航运

魏晋南北朝时期,黄河是北方地区水上交通的大动脉。曹魏及北魏等北方政权对黄河航运积极开发,三门峡及其以东峡谷航道不断得到整治。黄河上游部分河段及整个中下游河段都有航运利用。“黄河也曾千帆过”是这一时期并不少见的情形。受水文及政治因素影响,各河段的航运状况不尽相同。     

魏晋南北朝佛经词语考释

本文通过魏晋南北朗汉译佛典的一些用例．为辞书提供了6个新词，发了4个新义，提前了2个例证。     

论魏晋南北朝咏物小赋

本文对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咏物小赋作了类型划分，并在艺术和思想方面进行了探讨。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比丘尼

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历史上第一批比丘尼诞生，当时出家为尼成为由子一种新的归宿。此时的比丘尼在政治、经济上享有许多特权，同时她们作为佛门弟子中的重要群体，对弘扬佛教外采文化、推动佛学的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论诗诗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发展

魏晋南北朝是论诗诗发展的重要时期。这时期的人物品评之风以及诗歌赠答之风是论诗诗发展的客观条件。此时的论诗诗虽然主要以论诗诗句的形式出现,但已经能较深入地探讨诗歌的审美特征,主要在于对强调诗歌的抒情作用以及关注诗歌"辞"与"意"的关系等方面。魏晋南北朝的论诗诗对唐代论诗诗的发展有直接的影响。     

《世说新语》之于魏晋文学史研究的“原生态”视角

文学史研究中一直存在着这样的尴尬：“史”的序列性、规定性解释系统反过来会破坏作品原初存在的“活性”成分。为此，我们不得不用“原生态”的理论来回溯作品的历史情境，以期减少必定存在的文学性的散失。《世说新语》之于魏晋文学研究，恰是一个难得的“原生态”视角。这个视角对于研究魏晋文学的重情色彩、玄言诗在东晋的繁荣、山水诗歌的萌动等文学现象都有启示意义。     

对魏晋南北朝“父子不嫌同名”怪现象之思考

自周代以来，避讳成为我国漫长封建社会中的普遍现象，在战乱频仍、社会动荡的魏晋南北朝，这种制度非但没有被淡忘反而更加严格；与此同时，这一时期又出现了“父子不嫌同名”的奇怪现象。陈寅恪和万绳楠先生都认为此现象的产生为信道所致。本文通过先假设、再论证的方式，说明信道与“父子不嫌同名”没有必然关联，进而指出其现象存在的可能原因，并以此说明在历史研究中注意避讳学知识的重要性。     

魏晋玄学之解读

玄学是两汉经学的转化形态，玄学不玄，外玄内儒，其内在价值导向还在儒学。可从三个方面对玄学进行解读：政治层面上，玄学是名教遭黄巾起义冲击，统计阶层本身破坏，以及经学家自身的逾越而陷入危机后，魏晋名士们为挽救名教，以服务于现实政治为鹄的，援道入儒而兴起的哲学思潮；哲学层面上，玄学是从两汉神学目的论转变为“有无本末之辨”的本体论，实现了哲学思维的转变与跃进，为现实统治进行本体论论证；价值层面上，玄学是魏晋名士试图从不同路径建构新的价值体系的尝试。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儒学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个玄学风行、道教佛教广泛传播的时代，而儒学则由“独尊”的峰巅跌下。不过，儒学因其本质上是服务于社会中现实政治和封建伦理道德的，它在社会政治中所居的正统地位并没有动摇，而且儒学在与佛、道的斗争和互融中继续向前发展，并形成了一些新的特色。     

浅析魏晋名士的内心世界

魏晋时期残酷的社会现实,使名士们的社会道德价值观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他们以名士的＂魏晋风流＂为后世所津津乐道。然而,他们的内心却是极其痛苦的,由此,构成名士们内心所隐藏的深刻的一面。     

魏晋南北朝时期新批评方法的出现与文学批评视角的转移

伴随着文学的自觉,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学批评也逐渐兴盛起来。文学批评方法作为文学批评的基本要素之一也随之变得多样化。这些批评模式除传统的社会历史批评、比较批评、审美批评、伦理道德批评,还有一些现代意义上的批评方法,如心理批评、推理批评、文化批评和语言学批评等批评方法,这些新批评方法的出现,不仅对文学自觉起到了一定的推进作用,也促进了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学批评视角的转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