屠格涅夫和鲁迅知识分子小说比较论

屠格涅夫和鲁迅是两位自觉＂以小说参与历史发展＂的小说家。屠格涅夫以知识分子题材的创作勾勒了19世纪40至60年代俄罗斯的＂社会编年史＂,鲁迅则以几类知识分子形象的塑造深刻地反思了辛亥革命后的中国历史和民族命运。在艺术手法上,他们也存在着异同。     

赛珍珠笔下的中国海归知识分子形象

在赛珍珠中国小说中,知识分子和农民是两个既对立又互补的群体,而海外留学归来的知识分子则成为一个独特的群体。与同时期中国作家相比,赛珍珠笔下的中国海归知识分子有如下突出特征：一、西方留学背景,二、坚定的国族认同,三、民本立场,四、科学知识和实干精神的结合。这些海归知识分子是传统中国向现代转型的时代标本,本文从启蒙与传统、精英与大众、融合与抗拒三个层面,结合赛珍珠不同时期的代表作,并通过与同时期中国作家的比较,分析赛珍珠的创作动机和写作策略。     

论“17年”知识分子叙事的启蒙话语及其艺术张力

站在无产阶级立场,通过塑造与自身具有同构性质的知识分子形象来演绎和论证知识分子改造的时代主题,籍此凸显进而实现自身急切的工农兵身份转变的政治意图,是＂17年＂作家普遍的创作诉求。但在实际过程中,其创作仍然草蛇灰线般延续着五四启蒙思想,从而与追求本质真实的主流话语叙事规范发生龃龉。＂17年＂知识分子叙事整体性艺术张力就此产生,极具文化内涵和审美阐释空间,在讲述话语的时代令人耳目一新。     

鲁迅小说里知识分子的行走模式

鲁迅小说里知识分子的人生之路有一个独特的行走模式,这种模式表现在,他们离开自己的家乡探寻新的出路,而后又返回故里重新解读生活。这种"离乡—返乡"模式的形成原因共有三点:一、现代认同的觉醒;二、时空观念的认知;三、"异乡人"的困境。研究表明,鲁迅的行走模式看重知识分子返乡后的绝望和虚妄,这充分说明鲁迅强烈斥责本土文化对知识分子思想和行为的禁锢。     

知识分子的"转型再生焦虑"——余永泽形象的功能与意义

《青春之歌》是"十七年文学"时期知识分子题材小说创作的一大成果。其中对余永泽人物形象的认识经历过时代的转型,由对作为反面人物的否定、批判到承认其作为知识分子群像一构成类型的历史本真的反思。分析其形象在历史叙述中的功能及其在知识分子群像中独立意义的可能性。     

论鲁迅对台湾知识分子题材小说创作的影响

在中国新文学中,鲁迅是知识分子题材小说创作的先行者和奠基者.他在此类小说中所坚持的创作倾向,对台湾作家也产生了很大影响.台湾作家的知识分子题材小说,不仅在民族灵魂的发现上沟通了与鲁迅和20世纪中国文学的内在联系,而且显现了一种深深的"鲁迅情结".这种"鲁迅情结"既影响了台湾知识分子题材小说的创作风貌和主题流向,有力表明了两岸文学血浓于水的亲缘关系,又从海峡彼岸文学的角度进一步证明了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学的方向.     

从《更多的人死于心碎》看贝娄型知识分子

索尔·贝娄作品中的主要人物多为知识分子，而且其作品中的知识分子都是在当代社会中的没落知识分子，他们一方面秉持自己的知识分子传统，企图通过自己的行为重建大众文化冲击下的精神家园，另一方面他们因为缺乏精神操守从而使自己的使命无法顺利完成，他们是典型的贝娄型知识分子。从贝娄反复写作知识分子的动机和角度分析《更多的人死于心碎》中的贝恩和肯尼斯，揭示出贝娄型知识分子的挣扎与徘徊以及贝娄自己的创作活动都体现了潜伏在意识里的集体无意识。     

失态的季节:历史回忆中的自我反思--对转型时期知识分子小说的解读

知识分子是如何成为一个"奴在心者"的,这是知识分子小说反思的一个重点。所谓的奴在心者,就是极左路线以"革命"的神圣名义,使本来具有知识分子操守的一代革命青年逐渐背弃自我、放弃独立思想,成为人格萎缩、不敢言说、惟命是从、陷入失语状态的"植物知识分子"。如何从盲信到无信是知识分子小说反思的另一重点。知识分子经历了狂热、盲信、迷信的"恋爱的季节"后,在自己的命运大幅度转弯,精神上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冲击时,他们顿时进入了"失态的季节"。由于自身软弱的限制,他们中的大部分很快的妥协、退让,使人文精神大面积塌陷。他们在肉体和精神的双重磨难中,灵魂走向了麻木、冷漠、虚无。他们的冷漠导致了时代的冷漠和邪恶势力的空前嚣张,从一定程度上说明自身启蒙的重要性和急迫性。     

论葛兰西知识分子理论与中国知识分子——重读《狱中札记》

葛兰西在《狱中札记》这部巨作中,不仅确定了＂知识分子＂概念的＂最大限度＂界线,并特别提出＂有机知识分子＂概念,同时指出知识分子在实现文化领导权过程中的关键性作用。由葛兰西知识分子理论可以看出,中国社会的知识分子在不同时代完成着各自特殊的历史使命。葛兰西知识分子理论对于当今充分发挥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的作用也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知青小说研究综述

本文分别从文革时期、新时期、后新时期三个阶段考察了学界关于知青小说研究的状况。文革时期的相关研究大多模式单一,基本上是对具体作品的评论,带有浓厚的文革意识形态色彩。新时期知青小说研究走入繁荣期,虽然话语体系没有完全摆脱政治一艺术的模式,但情感意蕴、哲理性、文学形式、现代性等多种层面的研究已经初步展开。后新时期的知青小说研究虽较少形成焦点和热潮,但研究方法更加多元,一些大规模的跨时代整体性研究也涌现出来,展现了一种静悄悄的繁荣。尽管文革时期和后新时期的文本研究相对薄弱,但半个世纪以来的知青小说研究可以说成果斐然,是同期文学研究的一个缩影。     

知识分子生存、欲望、信仰的追问——重读《绿化树》

八十年代知识分子小说一度呈现出繁荣的状态来，许多作家通过对历史的反思表达出知识分子在新的历史环境中的精神追求和崇高信仰。通过对张贤亮《绿化树》的重读来重返八十年代文学，讨论了那一代知识分子在食、性、灵三个层次上的困惑与挣扎，并指出在这部作品里所揭示出来的知识分子关于生存、欲望、信仰的问题，对之后的知识分子题材小说创作似乎是一种纲领性的写作。     

吴宓与梁实秋文学思想的比较研究

吴宓和梁实秋作为同门师兄弟,他们的文学思想却有诸多不同之处。吴宓重视＂平民文学＂,强调文学的道德教化作用。梁实秋则倡导＂知识贵族主义＂,强调文学的独立性和艺术性。吴宓的文学观是以群体为本位的儒家传统文学观,而梁实秋的文学观则是受到西方文化影响的以个体为本位的文学观。以二人为代表,我们可以窥见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的知识分子文化价值取向的变化,以及他们为沟通中西文化做出的共同努力。     

士人传统的现代书写——评蒋勋功的《花儿不只为春开》

在当前的文艺界,活跃着一支由公务员组成的写作队伍。这支队伍的成员大多是普通的公务员,当然也不乏一些身居要职的官员。他们一般是业余写作,为与专业的作家相区分,笔者不妨将他们称为＂官场知识分子＂。首先要说明,我用官场知识分子这个概念,并没有特别的意识形态方面的用意,并不是要有意与＂民间知识分子＂相对立。知识分子这个词在很多西方理论家心目中有很神圣的地位,     

文学寻根、青春赋形与主体建构

文学寻根主张的提出,与现实生活中身处边缘处境的知青及其下放的穷乡僻壤有关,他们通过把知青写作中苦寒之地的乡村荒野景观重新变成"风景"而最终完成了"根"的发现。这既是一种叙事策略,同时也是一种对青春的赋形和重新命名。其结果,作为主体的青年在深层次上被最终建构起来了。     

从言意之辨到言文之争——中国文学批评语言意识的嬗变

在中国文学和文学观念由古典向现代转型的进程中,语言是一个重要的维度。这一点又集中体现在时代命题从＂言意之辨＂向＂言文之争＂的转换上。本文主要从三个方面展开论述：一是出发点从言意矛盾到启蒙国民,二是解决方案从立象尽意到言文一致,三是立足点从工具观念到本体意识。语言意识嬗变的得与失,也深深影响着中国文学观念现代转型的深度。     

戴厚英笔下知识分子的人生百态

以戴厚英的最富有代表性的五部知识分子长篇小说为例,以文本的细读法和典型人物形象分析法,从知识分子的处境与命运的视角切入,将小说中的知识分子归纳为精英型、自省型、卑劣型、零余型等四种类型,并通过对他们的考察,展示作者对知识分子的精神世界独具特色的审视。戴厚英用形象告诉人们,知识分子嬗变并非仅仅由于外界环境的变化,还关乎知识分子自身的人格操守。     

知识分子的审美存在与精神生态——李洱的小说意蕴及其《应物兄》的精神价值

综观李洱小说及其评论,"知识分子"是一个关键词.李洱对知识分子的关注,既体现为一种创作主体身份,也体现为众多的文学形象,更体现为呈现视角和认知.从前期小说到《花腔》,再到《应物兄》,在对知识分子的生活铺陈中,李洱小说呈现的知识分子形象谱系构成了一种互文性,其中绵延不断的精神追问是李洱对知识分子生存状态的反讽式拷问和力图...     

长沙近代新式知识分子群体的形成与辛亥革命

长沙近代新式知识分子群体的形成最早起源于戊戌维新运动中的绅士阶层分化。1900年的自立军起义是长沙新式知识分子群体形成的标志。20世纪初年,长沙的教育改革为长沙新式知识分子群体增加了新鲜的力量。长沙新式知识分子群体既有中国近代知识分子共有的特征,也从其绅士阶层渊源中继承了带有浓厚湖湘文化色彩的精神特征：一为＂天下不可一日无湖南＂的担当精神,二为＂劲直勇悍,好胜尚气＂的＂士气＂。这些特征对长沙地区,甚至于全国革命运动的发展形成了重大的影响。     

“五四”新一代知识分子的产生

1919年 5月 4日 ,北京的学生面对卖国条约走上街头。他们的宣言和他们的游行标志着中国新一代知识分子的产生。事实上 ,这一代是在 1898年以来的两代知识分子奠定的基础上成长起来的 ,他们是能够描绘现代中国新文化轮廓的人 ,他们具有的自学精神 ,是三代中国知识分子努力的成果。他们仍然遵循着中国知识分子世代相传的道路。他们以天下为己任。 1919年 ,当他们毅然唤醒国民的时候 ,他们不象前辈人那样盲目 ,他们更加自信 ,更准确迅速 ,更有效地行动 ,因为他们更年轻 ,也因为他们面临的时代不一样。     

公共话语视野中的中国文学现代转型

晚清与＂五四＂的语言变革,可以视为中国知识分子创建公共话语的努力。这种公共话语,既是公共领域的构成部分,更是公共领域的基础。晚清知识分子创建的公共话语还是二元化的,只有＂五四＂知识分子创建的公共话语才是一元的、彻底的。依托这种公共话语,文学公共领域才得以产生,具有公共性的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才是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