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情论之变迁与"诗缘情"的形成

战国思孟学派开始将天命论转入性情论讨论,诗＂言志＂说逐渐向＂缘情＂说转化,屈原明确地表述为＂发愤以抒情＂。两汉学者因重于讨论天人感应,试图调合性情之论,但受制于＂言志＂说本身所具有的道德约束,并没有真正解决＂缘情＂与＂言志＂的逻辑矛盾。魏晋之际,随玄学思潮而复兴的性情论,将个体性情的表达提高到超越群体意志表达的高度,为缘情理论提供了更为深厚的理论给养,从而促成了＂诗缘情＂说的最终成型。     

略论宋代心志观念与诗学

随着心性学兴起，宋人重新阐发了“心”，并对志、意、思进行探讨，进而要求“养之以正”。由此，在诗学领域，原有的“诗言志”、“言，心声也”等命题亦受到了改造，人们提出了一些基于心志修养的诗学命题。文章探讨宋代心论的特质，并考察在心志修养观念影响下的宋代诗学特点。     

诗与"在"--海德格尔诗学的阐释

海德格尔对荷尔德林诗歌的阐释，目的是进行诗与思的对话，归根结底还是探讨存在。诗与“在”的关系，是海氏诗学框架的核心内容，诗与“在”的关系又进一步引申为艺术与真理的关系，本从真理如何被遮蔽的问题入手，试图读解海德格尔诗学的内涵。艺术是无蔽的真理显明的一种方式，诗是危机的拯救，语言是存在的家园。海德格尔对诗与在的探讨最后又转入了对语言的探讨，无法走出语言的牢笼。只有在实践中，把艺术变成为社会变革的一个因素，才可以解放被传统理性压迫的力量，显现艺术的真理，确立艺术的价值。     

本源之道与生命本真--老子道论的生命哲学阐释

哲学起源于对生命的思索。现代新儒学的代表人物牟宗三先生曾指出,中国哲学的特质是生命的学问。中国传统生命哲学的基本精神奠基于先秦诸子的哲学探索之中,老子哲学是其中的重要环节。老子哲学中的生命关怀以“道”为核心范畴,遵循“本源之道”,探究“生命本真”是老子哲学的生命意识的核心命题。     

刘半农的诗学观念与方言诗歌实践

论文考察了五四歌谣运动的积极发动者刘半农"重造新韵"、"增多诗体"的诗学观念以及方言诗歌创作实践,作为新文学的先驱者之一,刘半农既参与了新文学的建构,也是国语统一运动的积极推行者,以刘半农为个案是透视五四新文学与歌谣运动内在联系的重要关节.     

《诗经》阐释与毛先舒《诗辩坻》之诗学观念

作为诗话诗经学的重要成果,毛先舒在《诗辩坻》中对《诗经》多有阐释,他还以《诗经》为准的,从"诗之本源""诗之法""诗之用"等方面来构建其诗学大厦。毛先舒将诗歌的本源推溯至《诗经》,即所谓"归源《风》《雅》";他以《诗经》为标准论诗法,不但对《诗经》之章法韵律推崇备至,还以此作为作诗、评诗的准绳;他强调诗歌的社会伦理功用,倡导温柔敦厚的儒家诗教观。     

“北郭诗人”文章观与诗学观之关系

北郭诗人在文章观上坚持明道,在诗学观上坚持缘情,两个方面相辅相成,共同源于他们对道的理解。道首先是天地人文、物理人情之规律,于是他们用缘情的方式表达了对道的理解。但是道又有伦理道德属性,这提升了情的内涵,因此他们在诗歌中又有大量社会化的写实倾向。缘情而节情,构成了他们诗学观的核心。而这又连接着他们的文章观:既强调儒家范畴的文道关系,又在创作实践中对道的表现形式灵活多变。对节情的认可,使北郭诗人纠正了杨维桢的缘情观;对缘情的坚持,又使得他们不能迅速适应明初主旋律的文风。这也构成北郭诗人的尴尬与复杂。     

东原“心知”之论及其性情思想的学术思想史索解——戴震关于性情问题的思考之二

戴震认为＂知＂是必不可少的人性＂三要素＂之一,是人的类本质,也即人禽之间的根本差异。＂知＂的功用的发挥又赖于＂心＂的作用。人之＂心知＂在认知中出现偏差和不足,是由于＂蔽＂。戴震以汉学立场和训诂考据的工夫,裁断宋明儒心性论、性情论的话语内容和方式,主要来自佛禅。他作《孟子字义疏证》,以重建孟学原貌自期。但这部著作基本上是在内外学术压力下撰成的。可以说,戴氏作《疏证》,意不全在批驳宋儒,也不在准确地体显孟子之学,而是要表达其在人性、包括性情方面的新思考。戴震主张情与理应体现在建构一种正当而合理的人、我关系方面。这接近哈贝马斯所谓＂交往理性＂的思想,它对于我们理解东方思想哲学的现代价值是有意义的。宋儒、清儒都未曾有幸亲睹先秦孔、孟之间的一批儒家简牍文献。这批上世纪90年代面世的地下简本文献,揭示了传统儒家的性情论思想并非与本土文化资源没有挂搭。     

浅论“诗可以怨”观念的传承与流变

＂诗可以怨＂是中国诗学中一个源远流长的理论命题,它源于孔子的＂诗可以怨＂,流衍出＂发愤著书＂、＂不平则鸣＂、＂穷而后工＂等主张,对中国古典诗歌理论及其创作实践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本文尝试梳理这一诗学源流传承和流变的历史脉络,从而凸显其重要价值。     

陌生化语言诗中最多的原因——诗歌语言陌生化初探

普通语言转化成学作品语言，必须经过陌生化的作用。学作品中又以诗歌的陌生化语言最多。究其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方面因诗歌是主情的艺术．极富于想象，而诗歌语言最不及物．内指性最强．使诗最语言最有可能陌生化；并一方面，因诗人心中最容易形成独特审美意象，诗歌语言与普通语言距离最远，普通语言求“达”．诗最语言求“婉”，这又使诗歌语言最有必要陌生化。     

明代诗话中的“情”说

“情”是备受中国学批评关注的一个范畴，明代诗话中两种代表性的“情”说，以其不同的审美趣味丰富了明代诗学批评的殿堂，同时为清代“情”说集大成奠定了坚实基础。     

试论宋朝对大理国的人性假定

虽然宋朝与大理国之间未发生过战争,但宋朝还是对大理国作出了富于军事攻击性的人性假定。这种假定体现在一些边吏的话语中,也体现在宋朝通过密切与大理国周边民族或民族政权的关系而建立起来的防御大理国的西南防御体系中。宋朝之所以作出这样的假定,一个原因是宋朝认为大理国就是南诏国的继续,而南诏国具有很强的军事攻击性;另一个原因是宋朝当时受到富于军事攻击性的契丹、党项等少数民族严重的威胁。虽然宋朝的假定与具体事实不符,但还是取得了好的效果,达到了预期的目的。     

宋代自然审美述略

两宋是中华自然审美的精致化阶段.它全盘继承了魏晋以来形成的自然审美三大形态基本格局,然又均有自身特色.纵游山水方面,以山水悟道形成自然审美之理趣;园林建筑方面,建筑各要素细节上全盘精致化,讲究山水之趣与日常享受兼顾的私家园林最为发达;山水艺术方面,山水花鸟画大兴,既将自然审美价值推至极处,又最终将自然审美的客观之境改铸为主观的情趣之境.     

从释赞宁身份看《宋高僧传》的编撰性质

释赞宁《宋高僧传》是承继释慧皎《高僧传》、释道宣《续高僧传》编撰而成。从身份上来看,因释赞宁与最高统治者关系密切,故《宋高僧传》具有官修性质,而其他二部僧传却带有私修性质。     

清代白族诗人赵淳与赵州诗学源流

赵淳及其子侄或能诗,或诗文兼长。赵淳与杜唐、邹祚永等6位诗人结成诗社,不时同游切磋,相互酬唱,题咏流连于大理晴云山一带。赵淳的诗歌创作主"遍游历",内容多表现苍洱风物。赵淳《赵州诗学源流述》是一篇集中评介赵州26位诗人及诗作风格的文章,一定程度上体现出赵淳对本土诗学源流的自觉意识,其意义不容忽视。因赵淳本人以及家族成员、诗社成员的传世诗作较少,加之无时人批评表彰,故其影响范围有限。     

个人化诗歌写作与"非个人化"诗学理论

20世纪90年代以来,诗歌写作出现了个人化的创作倾向.诗人从主题创作到把词语当作诗歌写作的尺度,很大程度上动摇了诗歌写作的根基,显示出根本性的变化,诗歌写作出现了困境,读者理解诗歌有了难度.由此,追溯了艾略特的"非个人化"的诗学理论,指出了二者的不同,并认为没有诗人的审美体验,诗歌写作是难以想象的.     

从清代论诗绝句看清人对赵执信的评价

赵执信是清中叶山左著名诗人,也是“清初六大家”之一,历来为诗评家所关注。文章立足于郭绍虞等先生编辑的《万首论诗绝句》,从中稽查到评论赵执信的论诗绝句39首,代表了清人对赵执信诗歌及诗论的看法。因目前学界只重视各种诗话及序跋中对赵氏的评论,而对清人论诗诗资料鲜有涉及,文章特援引论诗绝句中的有关评说,以为学界参照。     

中国现代诗学作为原诗学之可能性

中国现代诗学是一种原诗学,其原创性主要表现在它因重新组合和语境变迁而产生新质上。中国现代诗学能够成为原诗学至少有四大原因,即现代社会政治、历史发展的需要,中国古代文化的衰落和西方文化的冲击,中国个性化的现代文化和哲学思想的制约,以及现代诗学创造主体的独特个性。     

苏格拉底之前古希腊文论中的人性与神性

远在苏格拉底之先，古希腊文论中就出现了一定的神性和人性因素。在毕达哥拉斯那里，神性为主；在赫拉克利特那里，人性占上风；到了德谟克利特，人性居绝对优势。这两种倾向分别来源于古希腊的两种宗教俄尔甫斯教和奥林匹亚神教，并对后世文论产生了不同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