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苏武牧羊说起

我国古代颇有一些彪炳史册的卓越外交家,西汉的苏武即是其一。孩提时就已学会哼唱的“苏武留胡节不辱”一曲,至今仍萦绕脑际。著名的历史学家班固写了《苏武传》以资颂扬,每读辄掩卷感叹不已。苏武是公元前100年出使匈奴的。抵匈奴境后不久,即逢匈奴内乱。苏武手下的副使张胜背着苏武同谋反者私通,事败后苏武受牵连而被单于(匈奴君主)拘留。苏武认为此事屈节辱命,曾引佩刀自刺,但被救未逞。单于壮其节,一心想收买苏武。先是以死相胁,     

实事求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精髓

“实事求是”这一命题,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治学方法之一,经过漫长历史发展又不断地赋予一定的新义.其最早见于班固所著的《汉书·河间献王传》中:“河间献王德……修学好古,实事求是”.这是说在做学问时,注意充分掌握事实根据,然后再从事实中得出结论来.可见,这时它只是一种治学的方法而已.在明清之际的实学思潮中,一些思想家开始强调实事求是的重要性,尽管有一定突破,但仍未摆脱个人修身、求道的境界.只有到毛泽东同志《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才把“实事求是”这一古语赋予辩证唯主义的崭新含义,并把它提到世界观、方法论的高度:“‘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     

“家”是古汉语中历史悠久的词尾

王力先生《汉语史稿(中)》说:“‘家’字也有词尾性质。中国古代早有‘法家’、‘名家’之类。但那和今天的‘艺术家’、‘建筑家’之类到底有些不同。‘法家’、‘名家’的‘家’是学派的意思,我们不能说‘一个法家’、‘一个名家’,可是我们现在可以说‘一个艺术家’或‘一个建筑家’。不过‘艺术家’等的‘家’也是     

试论“楚辞”和“汉赋”的主要区别

“楚辞”和“汉赋”是两种不同的文体。可是楚赋混称的现象在汉代却是很普遍的,人们常把屈原作品称做“屈赋”、“骚赋”,把宋玉、唐勒、景差等人的诗歌叫做“楚赋”。刘熙载在《艺概》中就批评了这种现象,他说:“古者辞与赋通称,《史记·司马相如传》言:‘景帝好辞赋’,《汉书·扬雄传》:‘赋莫深于《离骚》,辞莫丽于相如’,则辞亦为赋,赋亦为辞,明甚。”不仅汉人如此,近人、今人也有将楚赋混为一谈的。比如章太炎在《国故论衡·辩诗》中,就将屈原作品列入四家赋中之一家,称为“屈原赋”。郭沫若将屈原诗歌译为今文,书名便题为《屈原赋今译》。我个人认为:把以屈原为代表的楚辞体作品称“赋”和“汉赋”混淆起来,是不恰当的。从汉赋产生、发展的历史来看,汉赋虽“拓宇于楚辞”(刘勰:《文心雕龙·诠赋》),但它跟楚辞却是完全不同的文体,不能合二为一。     

《史纪》与《楚汉春秋》

《史记》是我国先秦以及汉初历史文化的总结,班固曾概括指出它们的联系说:“司马迁据《左氏》、《国语》;采《世本》、《战国策》;述《楚汉春秋》,接其后事,讫于天汉。”此后有些历史家也表示过类似的看法。在班固提到的这些历史著作中,《楚汉春秋》很值得注意,这不仅因为此书出自汉人之手,重要的还在于它记载了楚汉时期许多重要的史实。因此,在研究《史记》与先秦以及汉初文化的联系时,它与《楚汉春秋》的关系不可忽略。本文试就这个问题略作探讨。     

一本不该寂寞的杰作——评白盾《历史的磨道——论中华帝制》

《磨道》的一大功劳是揭示了一个“一切‘世界之最’之最”——中华帝制。它给予我们根本性的启迪大略有三:一是有助于我们认识历史,二是有助于我们认识现实,三是有助于我们认识自己。     

《史记》《汉书》民族史的撰述及意义

司马迁的《史记》、班固的《汉书》在民族史的撰述上有杰出的成就。《史记》在体例上有开创　　性贡献 ,为我们研究这些民族的史事留下了最早最有权威性的历史资料 ;《史记》反映了司马迁进步的民族　　史观。《汉书》继承《史记》对民族史的重视 ,也为各民族立传。班固在史观、史识方面比不上《史记》 ,但仍　　取得了很多成就 ,在整齐体例、扩充材料等方面 ,大大丰富了民族史传的内容。     

从“丫姑爷”到老通宝

《春蚕》是“五四”以来的杰出短篇小说之一。《春蚕》中的主要人物老通宝是一个具有典型意义的旧中国老一代农民形象。茅盾说过:“老通宝这个典型(即使不是十分明显的)是取自邻村的一个农民‘丫姑老爷’”。这对于我们理解典型塑造是很有启发的。所谓“丫姑爷”,就是茅盾祖母身边一个丫头的丈夫。茅盾在自己的作品中,曾多次提到过这位“丫姑爷”。1932年8月,茅盾在《乡村杂记》中写道:“我们家有一位常来的‘丫姑老爷’,——他的女人从前是我的祖母身边的丫头,我想来应该尊她为‘丫姑老爷’,庶几合     

新旧唐书《吴兢传》史实辨证(二则)

为了便于行文,《新唐书·吴兢传》简称《新传》,《旧唐书·吴兢传》简称《旧传》。一、关于《新传》中所记吴兢上疏请玄宗纳课的时间问题《新传》:“玄宗初立,收还权纲,锐于决事,群臣畏伏。(吴)兢虑帝果而不及精,乃上疏曰:‘……’。寻以母丧去官。服除,自陈修史有绪,……。”《旧传》记吴兢自陈修史有绪事是在开元三年(公元715年),而吴兢母丧在先天元年(公元712年),从而上此     

为金圣叹“草蛇灰线法”一辩

胡适在《水浒传考证》中曾指责金圣叹的《水浒传》评点,充满“八股选家气”。“草蛇灰线法”,便是用来做这种指责的最重要的一条证据。他说:“例如圣叹最得意的批评是指出景阳冈一段连写十八次‘哨棒’,紫石街一段连写十四次‘帘子’(按,实为十六次)和三十八次‘笑’。圣叹说这是‘草蛇灰线法’!这种机械的文评正是八股选家的     

鲁迅杂文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华盖集》及其“续编”漫议

鲁迅杂文的诞生和被作为研究对象的历史,已经半个多世纪了,然而,要为它下一个准确的、众所公认的定义,还是相当困难的。鲁迅在《且介亭杂文·序言》里说过:“其实‘杂文’也不是现在的新货色,是‘古已有之’的,凡有文章,倘若分类,都有类可归,如果编年,那就只按作成的年月,不管文体,各种都夹在一处,于是成了‘杂’。”《而已集》以后的杂文集于,鲁迅大体上都是这样编辑的。在写完上引一段话的第二天,鲁迅又说:“我从在《新青年》上写《随感录》起,到写这集子里的最末一篇止,共历十八年,单是杂感,约有八十万字。”(《且介亭杂文二集·后记》)由此看来,鲁迅是把除《呐喊》、《彷徨》、《故事     

不朽的爱国者形象——《苏武传》试析

《汉书·苏武传》是大学中文系与中学语文补充教材中的必读篇目之一,但向来少有论述。为中学教学的需要,当前特别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传统教育的需要,今将自己在教学中的一些体会写出来向大家请教。     

《汉书》词义札记

出捐《高帝纪下》:今能取睢阳以北至谷城皆以王彭越,以陈以东傅海与齐王信,……能出捐此地以许两人,使各自为战,则楚易败也。按:颜注:“捐,弃也。”历来注家均未注“出”字。按“出”字亦有舍弃义。《孟子·离娄下》:“出妻屏子,终身不养焉。”谓遗弃妻儿则终身不得赡养。《吕氏春秋·忠廉》:“苟便于主,利于国,无敢辞违杀身出生以徇之。”陈奇猷校释:“本书《上农》‘不出粪’,高注:‘出,捐也’,捐、弃同义,是出生即弃生也。《贵生》:‘危身弃生以徇物’,弃生亦此出生。”汉何休注《公羊传·庄公二十七年》“大归日来归”,谓妇女无子、淫逸、     

读《汉书·循吏传》——以西汉皖西籍循吏为中心

"循吏"之称始见于《史记·循吏列传》,后为班固《汉书》和范晔《后汉书》所承袭。《汉书·循吏传》所传皖西籍循吏文翁、召信臣在当时及后世都具有重要而深远的影响。西汉循吏群体的出现,标志着帝国吏治已从汉初的因循"成事"逐渐步入深度耕耘的状态。进一步的研究表明,《汉书·循吏传》乃作者在尊汉与尊儒两种意识对冲下的作品,"天下为公"、尤其"选贤任能"的儒家立场导引着班固在循吏书写中仍能做到少虚饰、少虚妄。而文翁治蜀作为一个历史事件,实际上包含着"华夏族群边缘"构建深度"华夏化"的历史内涵。相对于其他西汉后期循吏,召信臣无疑是一个更为成功的范例,传统中国"父母官"的称谓来源于他。     

中国对联文化思想内函探析

对联,俗称对子。它是我国广大人民群众所喜闻乐见的一种特殊的文学样式,它对仗工巧,音调和谐,并且与中国特有的书法艺术和雕刻艺术相结合,成为人民群众生活中的一部分。 对联起源于书桃符。《后汉书·礼仪志》说:“以桃印,长六寸,方三寸,五色书文如法,以施门户,止恶气。”至于在桃符上题对子,则是自西蜀孟昶始。梁章钜《楹联丛话》云:“尝闻纪文达师言:“楹帖始于桃符。蜀孟昶‘长春’一联最古。”谭嗣同《石菊影庐笔识》云:“楹联始蜀孟昶‘新年纳余庆,佳节号长春’十字。”关于孟昶题桃符版事,多有记载,如张唐英《蜀梼杌》说:“蜀还未归宋之前,昶令学士辛寅逊题桃符版于寝门,以其词非工,自命笔云:‘新年纳余庆,佳节号长春’,后蜀平,朝迁以吕余庆知成都,而长春乃     

“陶”就是定陶述论

最近,有位同志著文《‘陶’不是‘定陶’》,文述“《史记》中《越王勾践世家》和《货殖列传》中的‘陶’与《项羽本纪》中的‘定陶’不是一地,在《史记·项羽本纪》9—12自然段中,曾五次出现‘定陶’两字,都写全称,无一处省略‘定’字,……这样一对照,把‘陶’理解为‘定陶’实在没有道理。”其实这是一种误解,陶与定陶是一地。春秋战国时,陶地叫作“陶丘”、“陶邑”、“陶”。“陶”后改称“定陶”,是范蠡居陶     

也谈“您们”

代词“您”的后边能否加“们”表示复数?近几年来,这个问题一直引起人们的关注。一些重要语文刊物纷纷发表文章,对它进行热烈的讨论。有些同志认为:“‘您’没有复数,北京人从来不说‘您们’。因此,普通话也不应该有‘您们’”(王力《谈谈写信》见《语文学习》1980年第3期)有些同志认为:“近几年出现‘您们’的写法,看发展趋势,很可能为大家接受”。(林杏光《汉语五百句》第93页陕西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有些人则直截了当指出“‘您们’的出现是大势所趋,也是适合社会交     

《九章算术》开方术今释

大约成书于东汉初年（公元50年-100年）的《九章算术》，是现有传本的中国最古老的数学经典著作D‘。其中少广章记载了迄今所知的我国最早的开方术。从两晋南北朝至宋元的千余年间，这一开方术始终是我国高次方程数值解理论发展的重要源泉。公元三世纪，伟大数学家刘徽对《九章算术》开方术作了忠于原著的注释（以下简称《激注｝）［’］。但由于开方术文辞简晦，且困于表达工具及古今概念之差异，因此不论是《九章算术》开方术术文还是刘徽注文，措辞不能完全达意是难免的。故自魏晋刘微之后，历代中算家也相继作了不少注释或评述‘”［’…     

《汉书》引《诗》考

班固是一位严谨的史学家,身在经学时代的他,所撰著的《汉书》中大量征引五经文字,其中对《诗经》的征引亦不在少,《纪》《表》《志》《传》都有征引。征引范围涉及风、雅、颂,其中以雅诗为多,这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班固正统的思想。《汉书》所引之《诗》固是汉代版本,将其与今流行本勘比,自有其文献学价值。     

电脑与文艺鉴赏的定量化

不能说对艺术的传统鉴赏方式完全没有定量分析的因素。例如，目录学家在整理和甄别文艺作品时，就很重视册数、卷数等因素。某些鉴赏家进而深入到作品内部，关注各种词汇、意象和旋律的出现频度。宋代大文豪苏武在谈到技艺传承时还讲过一段深刻的话：“能者即数而得妙，不能者循数以得其量，其出一也。有能有不能，而精粗见焉。人见其工也，则求精于数外，而弃迹以逐妙，曰：我知酒食之所以美也，而略其方齐，舍其度数，以为不在是也，而一以意造，则其不为人所呕弃者寡矣。”’‘’文中表达了对于“数”的高度重视。尽管如此，定量分析在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