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明清时期江南士绅的环保意识

明清时期江南士绅环保意识的内容有了很大扩展,他们认识到不合理的人类活动对生态环境造成的破坏,进而提出限制人类滥垦行为以保护自然环境的观点,同时他们积极应对各种环境问题,更加重视公共环境卫生。明清时期江南士绅的环保意识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和地域特点,其环保意识体现于民间碑刻、契约文书和地方志中,是在继承了先民环保传统的基础上,出于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而形成的,与政府环保政策相辅相成,特别注重对人地资源的维持和水土资源的保护。明清时期江南士绅们借助自身在社会地位等方面的优势,将环保意识付诸实践,为明清时期江南地区的环境保护作出了重要贡献。明清时期江南士绅的环保意识对当今的环境保护事业具有很大启发。     

士绅阶层的转变和士绅文化的延续

士绅阶层在传统中国社会中发挥着巨大的社会作用。然而到了清末,由于科举制的废除和西方近代思想的冲击。士绅阶层逐渐走向没落。但士绅阶层中一部分人通过自身的努力成功转型为新社会环境下的新的社会中坚力量。这使士绅文化得以继续延续下去。本文的主要内容是论述士绅阶层的传统作用和其成功蜕变的过程。     

浅论明代中后期士绅权力的扩张

明代中后期,士绅作为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其享有的社会特权得到进一步扩张.这不仅表现在政治上"官民中介"角色的强化、经济上少缴赋税和豁免徭役特权的增强,还体现在由"是非"之论带来的文化权力的扩张和地方上教化的主导力量上.     

浅论明代中后期士绅权力的扩张

明代中后期,士绅作为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其享有的社会特权得到进一步的扩张。这不仅表现在政治上"官民中介"角色的强化、经济上少缴赋税和豁免徭役特权的增强,还体现在由"是非"之论带来的文化权力的扩张和地方上教化的主导力量上。     

明清吉安府士绅的结构变迁与地方文化

吉安府是以士绅阶层为主导的地区，由明至清，吉安府上层士绅呈现出由盛到衰的趋势，不过下层士绅的数量却日益增加，士绅阶层的社会构成经历了明显的变化过程。士绅的结构变迁与江右王门学派的思想密切相关，不仅导致了士绅价值取向的转变，而且促进了地方秩序的调整。     

从清末株萍铁路的修建看地方官府与士绅的关系

为了解决萍乡煤炭的外运,清政府修建了株萍铁路。萍乡西部的士绅以种种理由阻碍铁路的修建。本文以《筹办萍乡铁路公牍》为主要资料,探讨铁路修建过程中官府与地方士绅之间的利益博弈。     

清末民初陇中地区士绅行状考略——以同光朝岷州科举中式士绅为研究中心

清末民初的陇中地区文风骎骎,人才蔚蔚。包括岷州在内的陇中地区士绅于同治、光绪朝科举中式后纷纷在桑梓兴办私塾教育,参与地方政治,为生存多方奔波,士绅阶层在清末民初社会转型时期的生计问题日益恶化,但身处如此困境的岷州士绅仍坚守传统文化阵地,推动地方教育事业进步,努力肩负起传统文化的继承者和传播者的使命,并在新旧教育及思想的衔接上进行了有益地探索。     

科举制废除与士绅管理体系的破坏

本文通过对科举制废除前后,士绅阶层的转变,来观察科举制的废除对士绅阶层的影响,以及对社会结构的变迁所产生的作用。通过查证史料及相关书籍,本文得出以下三种观点:(1)科举制的废除是时代发展的趋势,但是废除的方法值得商榷;(2)科举制的废除使得绅士阶层发生了大的转变;(3)科举的废除,使中国社会结构存在的士绅参与的"双轨形式"管理体系遭到破坏。     

明清时期温州地区官府士绅的禁奢活动

明清时期，温州地区的奢侈风气引起了官府和士绅的高度重视。为此，他们以实际行动努力革除这种奢侈风气。对于官府实施禁令来说，禁止奢侈风气中的僭越，建立一个尊卑有序的社会是其主要目标；而对于士绅的改革而言，他们直接面对庶民大众，他们的禁奢是从自我到宗族乡村的过程。同时，官方和士绅在禁奢活动中的作用往往是交互的。     

民国以来士绅权力探析(1913—1954)——以苏州救火联合会为个案的考察

士绅阶层是中国传统时期地方社会结构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在基层社会的地位非常重要。对于士绅权力的转型,学界的看法并不一致,有的认为在近代有所加强,有的认为已经衰落。笔者认为,这应该与特定时空背景下的士绅阶层各自实际状况及其所处的社会环境紧密关联。本文通过对苏州救火联合会发展历程的考察表明,在民间救火组织的创办及争取救火联合会合法存在过程中,地方士绅发挥了极其关键的作用,官民之间上通下达的"双轨制"依然畅通;清末废科举之举并未迅速消除士绅的影响,直至民国时期,士绅依然在地方社会事务中发挥着极大的作用。     

明代徽州士绅与齐云山道教信仰的世俗化

明代,齐云山道教信仰世俗化构筑了齐云山信仰发展史上重要的一页.从齐云山的发展历程中可以发现随着世俗群体在齐云山的活动 日益频繁,士绅充当了齐云山道教与世俗之间的桥梁,继而推动了齐云山道教信仰的世俗化.士绅在齐云山的活动,对于调节齐云山道教信仰与世俗之间的关系,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晚清温州教育改革场域中地方士绅的新旧派分与竞合关系

近代以来,从晚清绅权的膨胀到现代知识精英阶层的兴起,再到新乡贤的回归,士绅阶层与地方治理的话题因事关基层社会的现代转型而经久不衰。回顾晚清温州兴学场域中的士绅角色会发现,随着晚清政府权威的日益式微,士绅阶层对地方社会的影响却与日俱增,并达到一个历史顶峰。他们在教育改革场域中各显身手,共同致力于地方教育维新,但知识共同体内部也在不断分化,呈现出错综复杂的竞合关系,并且开启了传统士绅向现代知识精英的转型历程。通过诒善祠塾、求志社、温处学务处、文成会等案例,具体而微地呈现晚清温州士绅在教育革新场域中的新旧派分与竞合关系,无疑可以为实现自治、法治和德治“三治合一”的地方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历史镜鉴和有益启示。     

从螺江陈氏家谱和清代硃卷看宗族士绅化

宗族、科举、士绅这三者有很密切的互动关系,宗族通过科举不断的向上流动,产生了许多拥有功名和官职的士绅。而士绅在取得了较高的社会地位后,反过来又加强宗族的建设,帮助族人提高科举能力,将自己的荣誉通过朝廷的封赠制度封赠给自己的父祖辈,使得宗族的社会地位不断提高,获得更多的社会资源。当宗族建设完成后,其科举成绩不断提高,宗族逐渐完成士绅化,宗族的士绅化使得家族、宗族制度逐渐成为传统中国王权政治的广泛和重要的社会基础。     

简论抗日根据地开明士绅的教育贡献

开明士绅在促进抗日根据地教育事业发展的过程中起了积极作用：他们一方面在经济上赞助和支持教育事业的发展，一方面为教育事业的发展积极献计献策。他们较好地继承了封建士绅热心地方教育事业的传统，又带有鲜明的抗日救国的时代特色，他们的贡献在抗日根据地教育发展史上应该占有一定地位。     

从陆龟蒙的诗歌看晚唐江南社会心态的变迁

以诗证史、以史证诗,已经成为我们发掘传统文化的一种新的方法,陆龟蒙作为晚唐社会中一位杰出的吴地诗人,在他的诗歌中大量的反映了晚唐时期江南社会的生活与变迁,从而为我们透视出了,晚唐江南社会的演变与发展,也使得我们可以窥探出晚唐江南社会心态的变化。本文旨在以陆诗为例,试图展示晚唐江南社会心态与审美艺术的变迁。     

江南私家园林与岭南园林风格影响因素之比较

江南私家园林与岭南园林是中国传统园林不同地方风格的重要代表，其在造园要素等方面有一定的相似性。但是，由于地理环境和造园文化思想的差异，江南私家园林与岭南园林又存在本质区别。认真就其影响因素进行了比较研究，可以从根源上更为深入地分析江南私家园林与岭南园林风格的差异。     

试论江南私家园林对室内设计的影响

以江南私家园林为切入点展开叙述,指出私家园林设计的基本思想和常见的空间处理手法,并阐述江南私家园林艺术给现代室内设计带来的影响与启示。     

徽州民居与江南民居艺术特点的比较

徽州民居是古建筑文化遗产中的一颗璀璨的明珠,至今仍保持着那些在上个世纪已经消失或改变了的乡村的面貌。江南民居和徽州民居同属于中原文化,有着相同的信仰对象和艺术审美情趣,他们本身在平面布局、建筑外形、结构用材等方面有许多相似之处。然而由于徽州文化更为内向、尚祖,徽州民居得以完整的保存下来,但是江南民居则因为被破坏或分化而不成气候。在整个中原文化的大基调下,徽州民居"布局之工,结构之巧,装饰之美,营造之精,文化内涵之深"是现存古代民居中并不多见的。本文着重通过江南民居和徽州民居艺术手法的对比,研究它们文化传统和特殊艺术风貌,为更有效地保护我国现存的古建筑遗产提供一种思考的方式与参照依据。     

晚明江南文化殊相——名士与名姝的艳情与悲剧

从明代中叶开始，江南士人在一定程度上确立起“超然”的意识，开始摆脱对政治权力的迷信和依附。士子们多数不太认真研习儒家经典，全身心地去奔仕途，而以文采风流、能诗词书画为习尚，以结社携妓交游为盛事。究其原因，主要是与商品经济的繁荣和工商业的发展、市民阶级的兴起密切相关。晚明的江南商人文化与才子、才女文化有不解之缘。商人文化对士人文化、青楼文化产生了极大的推动作用。万历年间娼妓遍天下，扬州、苏州、盛泽、松江、杭州等城镇妓馆林立，南京之秦淮最为繁盛，在秦淮青楼中深藏着许多才女，一般人称之为“名妓”，这些名妓的共同特征是才、色、艺三绝，卓而不群，精通琴棋书画，文学艺术造诣不让于须眉，做人上有侠肝义胆，见识过人，在明清易鼎之际，关心国家命运，崇尚气节，大义凛然。秦淮名妓生逢晚明朝代更替、社会巨变、天崩地解的所谓乱世，乱世出英雄也出美人。他们的命运绝大多数是悲剧式的，当时秦淮名妓的命运多半与江南名士的命运连结在一起，其代表人物为李香君、卞玉京、董小宛。     

晚明江南[1]文化殊相--名士与名姝的艳情与悲剧

从明代中叶开始,江南士人在一定程度上确立起"超然"的意识,开始摆脱对政治权力的迷信和依附.士子们多数不太认真研习儒家经典,全身心地去奔仕途,而以文采风流、能诗词书画为习尚,以结社携妓交游为盛事.究其原因,主要是与商品经济的繁荣和工商业的发展、市民阶级的兴起密切相关.晚明的江南商人文化与才子、才女文化有不解之缘.商人文化对士人文化、青楼文化产生了极大的推动作用.万历年间娼妓遍天下,扬州、苏州、盛泽、松江、杭州等城镇妓馆林立,南京之秦淮最为繁盛,在秦淮青楼中深藏着许多才女,一般人称之为"名妓",这些名妓的共同特征是才、色、艺三绝,卓而不群,精通琴棋书画,文学艺术造诣不让于须眉,做人上有侠肝义胆,见识过人,在明清易鼎之际,关心国家命运,崇尚气节,大义凛然.秦淮名妓生逢晚明朝代更替、社会巨变、天崩地解的所谓乱世,乱世出英雄也出美人.他们的命运绝大多数是悲剧式的,当时秦淮名妓的命运多半与江南名士的命运连结在一起,其代表人物为李香君、卞玉京、董小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