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山水诗从产生到发展之我见——兼议刘勰宋初“山水方滋”说

我国最早论及山水诗问题的批评家是刘勰。他说:“宋初文咏,体有因革,庄老告退,而山水方滋”(《文心雕龙·明诗》)。可是对于他的这一宋初山水诗“方滋”说,后世有很多人是不敢苟同的。缪钺先生说:“‘庄老告退,而山水方滋’,亦非知言”。钱钟书先生也说:“山水方滋,当在汉季”。的确,在我国诗歌史上,以自然山水、景物为欣赏、描写、歌颂、赞美的主要对象的作品,在先秦、两汉时期就已经“方滋”了,而魏晋之     

谈中国古典诗论对中国古典园论的影响

山水诗、山水画、园林是孪生姊妹。魏晋南北朝时期,“庄老告退,山水方滋”,人与自然的审美关系发生了一次飞跃。反映到方艺领域,山水诗诞生了,自然景物在诗中不再蜷缩着甘作环境地陪衬和比兴媒介,它挺身而出,开始扮演重要角色,在绘画中,山水从背景走向前台,唐宋以后干脆占据了画苑的中心;园林也结束其利用自然、调整自然的路程,迈开了“妙造自然”(司空图语)的步伐。     

水墨山水在唐代出现的原因初探

一种新的艺术形式不可能凭空出现,它必定是在特定的文化土壤中发芽并成长成型的,水墨山水作为一种新的艺术形式出现于唐代,也是如此。文章认为水墨山水之所以出现于唐代,是因为此时的水墨山水完成了“道”与“器”的统一。在文化空前开放的大环境中,儒、道、释三家文化交融并促使了水墨山水物以所载之“道”的成熟;墨本身所具有的物理特性,使其成为阐述此“道”最合适的形而下之“器”;而山水技法的进一步完善,则为形而上之“道”的阐述创造了技术条件。     

领先绿色建筑抢先看

广州山水庭苑 在广州,山水庭苑在华南楼盘中率先采用“地温式空调”这一技术,立即引起房地产界的关注,并成为楼盘的“热卖点”。     

"震旦支提佛国、华夏第一洞天"之霍童山道教文化研究

霍童山之所以成为“华夏第一洞天”,原因之一是卓绝的地理环境,二是道教思想和人文环境先进性。“霍童洞天”是自然山水景观与仙文化绝妙溶舍的有情山水。霍童宗教文化和民俗文化交织的人文山水氛围——“通于天”的人间仙境,足以满足当今世界都在苦苦追寻的宜人环境绿色人居的要求,是开发休闲度假旅游的极佳处所。霍山,早在葛洪所著的《抱朴子》中已有记载,称其位于福建晋安(当时宁德尚未建县,其地域属晋安郡管辖),是葛洪推崇的几座修道名山之一。据汉刘向《列仙传》,相传周时霍桐仙人在此山修炼,故名霍桐山。《寰宇记》云“列仙霍童游处,天宝六年敕改为霍童山,亦曰游仙山”。到了初唐至北宋时期朝廷三次排列洞天福地,霍童山均被列为三十六洞天之首,在唐宋七百年间道教发展的巅峰时期具有极高的地位。     

般若“色空”观视阈下的谢灵运山水诗

晋宋时期大乘佛教般若学与文学相互渗透，在般若“色空”观的视阈下，依据“色空不二”的本体论和“以色观空”的方法论，谢灵运开南朝山水诗之先河，将自然山水作为审美主体，通过多重感官去“即色体物”，以虚静的心态观照山水，完整记录“即色”的动态过程，塑造清丽空灵的诗歌风格，并从中体悟到“真空妙有”的佛法，以求使自己因仕途不得志所产生的失意无奈得以排解、精神得以愉悦，最终达到极乐致空的境界。     

欧阳修词的创作分期及风格嬗变

欧阳修的歌词创作可以分为三个时期。庆历五年以前为第一时期，其词受到“柳体”与“晏体”的双重影响，表现出一种深婉与俗艳并存的风格。庆历五年至治平四年为第二时期。由于人生体验的深化，其词风一变为疏隽。治平四年熙宁五年为第三时期。由于词人彻悟人生，向往山水，其词风再变为俊逸明秀。欧词风格的嬗变，体现了北宋词风的发展趋势。     

人文山水与杭州旅游资源的特征

“人文山水”是目前旅游界广泛采用的概念,揭示了我国旅游资源的最大特性和魅力所在。本文厘清了“人文山水”的概念并对它的发生缘起进行了全方位的考察。杭州的旅游资源是典型的“人文山水”形态,本文选取杭州为案例分析其“人文山水”的经典意义和独特个性,以对当今“人文山水”的旅游开发提供一定的借鉴。     

评王立群《中国古代山水游记研究》

王立群《中国古代山水游记研究》一书为 2 0世纪中国古代山水游记研究中具有开创意义的通论之作。此书首次提出山水游记的三大文体要素 ,充分论述了晋宋地记对中国古代山水散文与山水游记的重大作用 ,分析了唐宋山水游记的三大模式与中国古代山水游记的产生、分类、结集、流传 ,并在理论上提出“集团性审美意识”这一美学范畴     

浅论自然美的本质——从桂林山水中所想到的

桂林素有“山水甲天下”之称,大家向往桂林,争着到桂林旅游,希望在桂林的奇山秀水面前留下自己的倩影,这是人们共同的审美要求。但对于桂林山水之美以至整个自然美究竟美在哪里看法却并不一致。有人认为,山水之美不在山水本身,而在人的精神、情感“外射”、“移入”到自然山水之中。因此,同观山水,有的见神姿仙态,有的见瓜果满山,有的见碧     

解析民国新粉彩山水瓷画艺术特色与内涵

粉彩山水瓷画创烧于雍正时期,清末时期衰败,民国时期得到复兴,形成新粉彩山水瓷画。新粉彩山水瓷画具有鲜明的艺术特色和丰富的时代内涵。     

"创新园、产业园、生态园"三园一体宜兴环科园进入"二次创业"

这是一片神奇的热土。一面是湖，一面是山。中国宜兴环保科技工业园，就在这美丽的山水间崛起。2006年第一个喜讯，就是宜兴环科园“二次创业”发展规划通过了国家科技部、国家环保总局、中国高新区协会的专家评审。宜兴市副市长、环科园管委会主任崔健敏意气风发地说：“未来五年是环科园的腾飞时期，它将建成为国内一流，国际知名的中国环保基地和环保名城。”     

透过建筑文化看山水城市

一 引言最近,著名科学家钱学森院士在《社会主义中国应该建山水城市》一文中提出了建设我国山水城市的科学构想。1月4日,《中国教育报》以《各方专家谈山水城市》为标题,刊发了各方专家对我国城市发展,城市建筑发展趋势,城市生态环境(指静态的人类环境)等问题的看法。其中,两院院士,清华大学吴良镛教授认为,在城市山水与人文景观上:“中国城市把山水作为城市构图要素,景是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的哲学观,并与重视山水构图和城市选址布局的“风水学说”等理论有关,当然今天对此还要有所分析。总之,中国城市孕育成的山水环境,确有中国     

谢灵运与宗炳佛学理论之异同及其对文艺理论与创作的影响

谢灵运与宗炳同属晋宋之际文人，一为山水诗人，一为山水画家，由于对佛学的理解有所不同，因此对于佛法与山水自然之关系的认识也就有所差异。宗炳认为自然山水皆为佛之神明所感生，只有在澄怀息虑的精神状态下，才能“应目会心”，故提出“畅神”之说。谢灵运则认为山水与佛法的关系乃是色与空的关系，观照幽静空灵的自然山水之境即是体认自己朗然清净的真如佛性，因此通过观照山水体悟佛理，遂形成山水诗中的“玄言尾巴”。     

泰山竹林寺三题

宋代以降,泰山竹林寺曾为禅宗名刹,几经兴替,后于清代乾隆时期倾圮。其衰落的主因当系明清易代,而非万历时期该寺遭遇的火灾。因山水风景奇丽,该寺吸引了诸多官宦文士前来寻奇探幽,留下诗文佳作,从而促进泰山佛教文化的传播。以该寺僧人为主角的“悬云寺”传说以及“淑明殿马”“竹林寺蛇”等故事世代流传,在潜移默化中影响着北方民众的道德观念与精神世界。     

两宋山水画图形样式与造境的关系

无论是“全景式”山水还是平远横式山水，无论是自由、随意的纪游组合山水，还是诗情、逸韵的南宋“特写式”边角山水，都是在宋人格法森严的理性思想下对“真境”的追求。而促使山水画图形样式不断变革的真正原因，是宋人在理解和把握对山川自然本体精神，从“图真”的描绘逐渐转向抒情写意的诗意化的过程。这些不同的形式各具特色，但都是以山川之“真”为基础，只是对真境的取向不同。两宋山水画的形式语言与造境本质内容互为因果关系。     

明代山水诗概论

明代初期山水诗可以胡应麟《诗薮》按地域别为吴派、越派、闵派、岭南派、江右派五个创作群体。越派与吴派的山水诗成就高于其它三派，刘基、高启分别是其代表。明兴盛时期的“台阁体”其山水诗无明显政治目的，以冲淡闲雅为宗。时代中叶的复古派也不乏好的山水作品。明代晚期，人与自然的关系比以前愈益亲密，人们的山水审美意识更进一步深化，遗憾的是此时的山水创作成就主要体现在散文方面。     

好山好水好心情——记贵州山水旅行社总经理陈跃康

13年前,一家由地质机构改组的旅行社——贵州山水旅行社始建立,一批半路出家的地质队员将他们满腔的热情投放在了自己并不是十分了解的旅游行业上,开始了他们漫长的征程。此前,贵州山水旅行社总经理陈跃康也只足一名普普通通地质工作者,他的生活可以说和旅游是没有什么关联的。1993年地矿局提出了“多种经营”的方针,于是陈总和一些曾经的“战友”临时受命,开始组建贵州山水旅行     

浅议广州建设山水城市与生态城市

从论述“生态城市”和“山水城市”的概念和内涵出发，分析了广州建设山水城市与生态城市的有利条件，提出建设广州南国“山水”大园林的城市宏观布局，和继承优秀历史文化传统，合理改造旧城区的战略对策。     

谈“清初四王”影响下的清康熙青花山水瓷画艺术

康熙青花山水瓷画是青花山水瓷画发展中的巅峰,其艺术特色深受＂清初四王＂山水画的影响。＂清初四王＂是康熙时期最有影响的山水画派,在其影响下,康熙青花山水瓷画呈现出仿古、渗入西法和程式化艺术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