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险刑法中的抽象危险犯之检讨

在风险社会下,法益概念出现了具体向抽象、个人向超个人、人本向非人本的时代嬗变;抽象危险犯在风险刑法中正日益增多,但也遭受着传统刑法的种种质疑;抽象危险犯是对风险社会特质的有效回应,其功能吻合于风险社会中对犯罪的认定,而且其弊端是可以采取恰当的刑法解释方法避免的。     

论庞德的社会控制理论及其对我国犯罪控制的启示

庞德的社会控制理论是以实用主义哲学与社会控制学说作为其理论的基石，以社会利益学说作为其社会控制理论思想的核心。该理论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形成发展起来的，影响颇深。庞德的社会控制理论与刑法中的刑法谦抑性这一理论的实质精神也不谋而合。在我国现阶段的法治建设中，庞德的社会控制理论对其具有深刻的启示意义，尤其是在现代化的社会进程中，以利益博弈为核心的骤变与聚合，使得犯罪组织化、多元化和复杂化等等，进一步使控制犯罪这个社会越轨行为的难度加大。庞德的社会控制理论与刑法这一理论相结合正好给予了我国犯罪控制的理论指引，最终达到减少犯罪的社会控制目的。     

论商业贿赂罪的刑法设计

商业贿赂罪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现行商业贿赂罪是通过广义意义上的刑法进行设计的，从它现有的基本特征、认定上，都表现了其合理性。本文为完善法律体系，严格履行罪刑法定原则，充分阐明了商业贿赂罪的狭义刑法设计思想。     

现代生物技术发展中生物安全风险的刑法治理

单一法典化的立法模式、纯正与不纯正生物刑法混杂的立法体系,无法适应现代生物技术发展中生物安全风险防控的现实需要;生物犯罪罪名体系不健全、处罚前置化的立法技术遭到冷遇,阻遏了生物安全的刑法保障效力。生物刑法的保护法益是生物安全,其属于国家安全法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预防性刑法的属性。未来,应从如下三方面实现生物技术风险刑法治理体系的现代化：(1)应尽快在生物行政法中规定生物犯罪的要件及刑罚,最终建立实质附属刑法与刑法典并行的多元生物刑法立法模式;(2)以法益为标准,构建类型化的罪名体系,对危害国家安全、公共安全类生物犯罪,确立“又严又厉”的刑事法网;对主要侵害生态安全法益的犯罪,建立“严而不厉”的刑事法网;而对生物安全风险监管类职务犯罪,应构筑基本犯与加重犯结合的刑事法网;(3)适当地运用抽象危险犯、累积犯等立法技术,以实现刑法对现代生物技术安全风险的提前介入预先防控。     

刑法应该理性回应“风险社会”

我国刑法学界在探讨＂风险社会＂下的刑法应对时,在不同程度上偏离了贝克的＂风险社会＂理论的范畴,扩大了＂风险＂的范围。那种单纯地认为刑法针对上述社会问题应该加强犯罪化、扩大危险犯、增加行政犯的主张在当前是不合适的。刑法应该保持自身的谦抑性,不能任意扩大刑法调整的范围,应该充分发挥其他社会规范的调节功能,使之与刑法规范一道,共同保障社会秩序的良好运行。     

蔡枢衡先生和他的《中国刑法史》

蔡枢衡先生在刑法学上有明确的学术立场,多年从事刑事法学和法理学研究。蔡枢衡先生的学术思想正在逐步为人们所认识,他的最为重要的著作《中国刑法史》对中国传统刑法产生和发展的历史背景、中国刑罚体系的产生和演变、刑法名实的变化和刑法的起源及发展,以及几种古老罪名及其处罚的变化都进行了卓越的研究,对很多问题给予了完全不同的解读,其价值尚值得我们发掘。     

刑法应该理性回应"风险社会"

我国刑法学界在探讨"风险社会"下的刑法应对时,在不同程度上偏离了贝克的"风险社会"理论的范畴,扩大了"风险"的范围.那种单纯地认为刑法针对上述社会问题应该加强犯罪化、扩大危险犯、增加行政犯的主张在当前是不合适的.刑法应该保持自身的谦抑性,不能任意扩大刑法调整的范围,应该充分发挥其他社会规范的调节功能,使之与刑法规范一道,共同保障社会秩序的良好运行.     

浅议“以人为本”的刑法理念

当代中国社会经济、政治、文化飞速发展,人权事业也日益全球化,我国传统的以＂国家为本位＂的刑法理念已经不适应我国社会的法治建设,而树立＂以人为本＂的刑法理念已然成为法治建设时代的诉求。＂以人为本＂的刑法理念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人权保障的理念、刑法谦抑的理念、形式理性的理念。     

风险刑法的基本问题研究

风险刑法是应对风险社会而形成的刑法观。它以防范风险为刑法的基本任务;重视行为本位和刑罚的一般预防目的;在因果关系领域则主张客观归属理论。风险刑法虽然在化解风险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是也存在违背传统刑法基本原则和刑法谦抑性、处罚界限不明确等问题。应对风险社会的挑战,我国刑法的对策不是基本立场的背离和机能的转变,而是对谦抑性的捍卫与犯罪多元治理的实践。     

不能犯比较研究

对于不能犯的认识及其是否具有可罚性,不同国家的刑事立法和刑法理论相差很大。在我国刑法体系中,无论从立法层面,还是从学术研究层面,均没有对不能犯给出合理而全面的解释,使得对不能犯的认定与判断难免出入人罪。我国应在尊重刑法规范的基础上修订现行《刑法》,增设不能犯条款,以便在认识及处理不能犯案件时有法可依。     

论我国前科消灭制度的建立

前科消灭在许多国家的刑法中都有规定。我国刑法,目前没有＂前科＂之名,而且没有前科消灭制度,却有前科报告制度之实。这样的制度设计使犯罪者终生背负犯罪的标签,无法重新融入正常的社会。分析我国刑法在前科方面规定的不合理性,有助于立法者了解建立前科消灭制度的必要性。     

论刑事和解的理念基础

作为恢复性司法形式的刑事和解制度,对传统的刑事理念造成一定的冲击。在其兴起的司法潮流中,恢复性正义、矫正正义等理念起到理论根基的作用。并且,现代民权刑法理念的发展,为限制国家刑罚权力而保护和促进刑事被害人的市民权利提供了坚实的理念基础。在中国,传统的＂和合＂的理念与保守的＂刑权为上＂的观念并存,应就其中符合现代司法理念的合理内涵加以重构和更新,使之适合刑事和解制度。和谐社会目标和理念,也能够为刑事和解的中国之路奠定理论之基石。     

论风险社会下的刑罚目的观

进入21世纪,面对着科学技术与物质文明水平的飞速发展,人们越发意识到所赖以生存的社会存在着许多无法预知的风险,日益加速的现代化和全球化进程已经将传统社会推向风险社会的风口浪尖,因此在风险社会理论的大背景下迫切需要刑法理念的转变与更新。在刑事立法方面日趋呈现出了"刑罚积极主义"的倾向,犯罪处罚的早期化、犯罪圈扩大化、法益概念的抽象化等特征也日益凸显,这一转变追根究底是刑罚目的观的转化。风险社会更呼吁刑法构建一个以积极的一般预防为目的刑罚体系,并以此为核心衍生风险刑法的其他理论。但积极的一般预防仍要以人权的保障和罪责原则为界限,时刻保持刑法的谦抑性。     

从刑法修正案看惩治犯罪的基本态度

不断颁布刑法修正案来惩治犯罪，固然能弥补刑法典缺陷，保持刑法整体框架的稳定和完整，但过于频繁则有损公民的法律信仰，使法律丧失应有的权威。和谐社会应当警惕对犯罪化的过于热情，合理组织对犯罪的反应，抓大放小，建构和谐的刑事法网。     

前科消灭制度及其在我国刑法中的构建

前科消灭制度顺应了社会发展的需要,因而在国外刑事立法及刑法理论上受到广泛认同.然而,我国刑法至今尚未确立这一制度,学界对此也少关注.考虑到前科消灭制度有助于实现法的正义、平等,体现了社会宽容,能够有效预防有前科者再犯等积极因素,在我国刑法中实有必要建立前科消灭制度.     

论我国刑法中的严格责任

严格责任是英美法中的概念,由于严格责任制度损害人权,英美法严格限制其适用的领域。我国刑法中并没有明文规定无罪过责任,所以所谓"严格责任"在我国刑法中"是否存在"的问题,其实是对我国刑法中责任主义的解释立场问题。我国刑法存在不少违反责任主义的规定,但不存在绝对责任。我国刑法应该承认公害犯罪特殊场合下的"推定责任"的合理性,并应在刑事诉讼中根据推定责任的规则来界定行为人的证明责任,它是在风险社会背景下责任主义松动的表现。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中的严格责任,存在原因并非责任主义松动所致。     

管制刑的若干适用问题探讨

管制刑不属于附加刑中的资格刑,并不能完全按照附加刑来适用;管制刑与其他刑种的关系是协调的,它的存在不仅不会破坏现行刑罚体系,反而是刑罚体系完善不可或缺的刑种;管制刑引入刑罚易科制度,有利于解决管制犯在管制期间又犯新罪或又发现漏罪的并罚问题;作为独立刑种的管制刑不宜由不属于独立刑种的缓刑来取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