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周秦诸子的现实批判与历史批判

周秦诸子作为密切关注现实的思想家,以现实为思想的立足点与出发点,以历史为智慧的源泉与立论的依据。他们立足今天而反思过去,古今联系而相互比照,换位思考而得出结论,以史为据而抨击时弊。周秦诸子之书虽然成书年代不同,语言风格各异,政治主张有别,论述内容各有侧重;但多为论议时政而发,“博古”与“通今”紧密结合,于现实的批判中隐含对历史的批判,于历史的批判中贯穿对现实的批判,把现实批判与历史批判融为一体。我们探讨周秦诸子的现实批判与历史批判,把握其思想大义与理论精髓,对于认识社会现实与体察历史大势,有着重要启示与鉴戒意义。     

论先秦儒家的“圣王崇拜”与“圣人崇拜”及其历史影响

在古代典籍记载中,＂圣王＂与＂圣人＂并没有从逻辑概念上加以严格地区分。先秦儒家作为诸子中的显学,并在后世挟六经以压百家,成为中华文化的主干,它的＂圣王崇拜＂和＂圣人崇拜＂思想对于古代社会影响最为深远。作为先秦儒家三大儒的孔、孟、荀皆抱有根深蒂固的＂圣王崇拜＂之信仰,由于周敦颐、邵雍等人对孔子的极度推崇,产生了新的以＂圣人崇拜＂为基础的道统信仰体系,真正取代圣王崇拜,成为儒家主流的信仰体系。＂圣王崇拜＂和＂圣人崇拜＂都对中国古代历史产生了莫大的影响。     

从《乐记》、《乐论》看先秦音乐美学思想发展

《乐记》、《乐论》是中国传统儒家音乐美学思想的代表作,在中国传统文化对于“礼乐教化”的认识上具有经典意义。《乐记》作为古代音乐理论专著,总结了孔门有关音乐艺术的理论,荀子作《乐论》而形成极完整成熟的儒家音乐思想体系,这两部作为中国古代所留下的经典,在音乐美学方面具有相当高的研究价值。本文试从《乐记》、《乐论》心、物、情的音乐审美、礼乐教化两个方面探索先秦音乐美学思想的发展轨迹。     

辟枉解蔽 批儒尊孔

荀子因应战国后期思想界话语环境的变化,展开了批判先秦诸子之历史活动和思想主张的学术活动。这些活动主要有辟枉、解蔽、批儒等方面内容。荀子期望藉此彰显绍述孔子学统,尊孔隆礼,“净化”儒家理想人格,廓清儒学发展的道路和儒家门户。这种学术批评实践,排除了其他学派对儒学可能造成的非理性渗透和侵蚀,对秦以后儒学的发展起了一定的厘清方向的作用,并使其避免了其他先秦诸子之学的命运——退向边缘或走向消解。     

先秦儒家对"乐"的美学阐释

在先秦诸子中,儒家对于“乐”进行了详尽的美学阐释。孔子从“乐”的内容和形式方面首开论“乐”的先河,公孙尼子的《乐记》则是对于孔子有关“乐”美学阐释的理论总结,荀子则从“乐”的本体和“乐”社会功能等方面对“乐”进行了系统的美学阐释。     

诠释学视野下的儒学研究——试论黄俊杰东亚儒学经典诠释思想

黄俊杰“东亚诠释学”建构目标,以中国悠久的历史文化及儒学经典诠释传统为触点和重要理论来源,以日本、朝鲜等东亚其他国家的儒家经典诠释传统为开拓点,以西方诠释学理论为参照,以“经世”为目的,探讨如何在“全球化”或“超国家化”的趋势下,在保留本土文化特质的基础上,充分运用儒家精神作为东亚文明的共同资产与世界文明进行对话。这对于传统文化现代化发展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汉书·艺文志》“儒家”杂说

《汉书·艺文志》是我国现存最早的目录学文献,是东汉班固根据刘歆《七略》增删改撰而成。《汉书·艺文志》将儒家列于《诸子略》十家之首,可见刘氏父子和班固对儒家的重视。文章就儒家出于司徒之官,儒家、孔子与六经之关系逐一梳理各家之言,择善而从,兼发己论。     

库仑定律的确立、验证及其理论地位

库仑定律、安培定律和法拉第电磁感应定律是电磁学三大基本实验定律，这三个定律的建立标志着人类对于电磁现象的认识发展到了新阶段．库仑定律是整个电磁场理论的基础，它确保了作为经典电磁场理论总结的麦克斯韦方程组的精度，从而实际上也确保了安培定律和法拉第电磁感应定律的精度．本文对库仑定律确立的历史概况、实验验证、适用范围与成立条件及其理论地位作了全面的介绍．     

复杂科学视角下的历史街区更新方法研究——以福州上下杭历史地段为例

基于对复杂科学的认识和对福州上下杭历史街区自适应性演变过程的研究,以复杂科学中的自组织理论为理论依据,从弹性结构、规划编制、实施策略三方面提出上下杭历史街区保护规划策略.从认识观、方法论、思维模式三个方面总结了历史街区保护与更新的方法.     

对马克思主义暴力革命学说的再认识

历史发展到今天,和平与发展早已替代战争与革命成为时代的主题,和平斗争也早已取代暴力革命成为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主要方式。在《共产党宣言》发表160周年之际,再次翻阅这部在国际共运史上影响最深远的文献,不禁产生了新的思考：对于经典的研究,只有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我们才能得出科学的结论,对马克思主义暴力革命学说才能有更全面更深刻的认识。     

谈焚书坑儒发生的原因——兼论周、淳之争的缘起

周、淳之争是焚书坑儒的前奏,本文通过大量的历史资料和历史事实,比较充分地揭示了周、淳之争发生的真正缘由,进而对秦政府发动焚书坑儒事件的原因作进一步探寻,以期弥补历来学者对这一问题论述的不足.     

周济词学思想的儒家色彩

周济提出＂寄托出入＂说,并提出著名的＂词亦有史＂的观点,同时,周济追求＂归诸中正＂的雅正美学风格,周济词学思想向儒家文艺思想的回归是很明显的。周济词学思想的儒家色彩既是在清代的时代背景下,推尊词体的表现,但同时也是对词体的消解。     

简牍中经济控制史料新探

以控制论为指导，以简牍为依据，证明《周礼》成书早于睡虎地秦简，提出内部控制早在周代就已经产生，汉代初步发展，从而否定国内外学术界流行观点：“内部控制产生于20世纪40年代说。”     

高师数学应该贯穿数学史的知识

在高师数学教学中,“数学史”作为一门非主干课常常受到冷落,导致许多数学系的学生连最基本的数学史知识都知之甚少。其实,数学史的知识不仅有利于激发、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还可指引他们如何去探索未知的数学领域。高师数学必须重视数学史教学。     

秦国重用人才之特征——兼谈秦国养士与战国四公子好客之异同

春秋战国时期,以大小宗制度为核心的分封制逐步松懈,周天子名存实亡,各诸侯国均打着维护周天子地位的旗号侵扰他国,随着大大小小兼并战争的发起与结束,春秋五霸、战国七雄称霸一方。这个时期政治风云瞬息万变,军事斗争纷乱扰攘,统一天下成为各诸侯国乃至政治家心中的宿愿,然而,历史最终选择了秦国,这不得不令人深思。对于一个国家来说,政治、经济、外交包括军事等实力无疑是很重要的,在这些显性因素充分发挥作用时,无一例外地皆离不开人才的支持,虽然各个时代对人才的选拔、任用方式不尽相同,然而,对其重要性的认识却是一样的,为人所津津乐道的是以好客养士而闻名天下的战国四公子,我们似乎忽略了秦国在这方面的独到之处。我们通过秦国好士渊源之长久、众多的谋臣及武士、秦士之来源和秦士何以被重用四个方面来谈秦国独特的养士方式和用士制度。     

怪力乱神的多源汇聚——论《武王伐纣平话》的整体艺术构思及其民间叙事特征

儒家素有不语怪力乱神的传统,《武王伐纣平话》虽为讲史平话,但对怪力乱神的因素却情有独钟。该书具有鲜明的民间叙事特征,在整体艺术构思上呈现出由正史向野史传说偏离的倾向,这主要表现在主要角色的替换、神怪因素的激增、战争场景的铺陈等方面。这既是其集以往民间叙事中武王伐纣故事之大成的结果,也与其诞生时的文化语境和审美风尚息息相关。     

思想的天平：百年读经论争及其启示——以儿童读经问题的六次大讨论为例

读经问题并不是一个新问题。通过梳理读经的历史变迁,以近百年来有关读经问题的六次大讨论为例进行了思想史的考察,提出儿童读经及其论争背后实际关涉的是文化价值观、＂意识形态＂的方向和性质问题。它给当代的主要启示是,儿童读经,事关重大,应有讲究。     

还原了的汉武帝——读秦俊先生《汉武大帝》

秦俊先生创作的《汉武大帝》在咏唱古代帝王将相的众多作品中有独到之处,以他惯有的写实风格,大量的历史事实和故事,还原了那段历史,还原了那段历史的众多人物,还原了汉武帝。本篇系读后感,作者通过仔细阅读并结合历史知识,以实事求是的、科学的历史观,与大家共同体会对历史的感悟：那段历史原来如此。     

新文学史写作实践与知识型构

中国文学史写作从借鉴模仿到学科自觉用了近半个世纪,期间,有西学东渐的移植,有从课堂讲义到学术专著的提升,亦有文学史观从多元到一元的整合。20世纪30年代,文学史书写迎来了一个短暂的辉煌期,文学史家辈出,文学史著述大量出版,朱自清、周作人、赵家璧、李何林、周扬等人的写作实践在为新文学史确立体例范型和时空架构的同时,也在进化论、阶级论、革命论的映照下,彰显出不同的成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