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阳陵外藏坑农作物遗存分析及西汉早期农业

利用植硅体分析与炭化植物种子形态分析, 对汉阳陵外藏坑DK15出土的距今2000多年前的农作物遗存进行了分析鉴定. 分析结果表明, 此外藏坑粮仓中的农作物包含了粟(Setaria italica)、黍(Panicum miliaceum)、稻(Oryza saliva)以及藜属(初步鉴定为杖藜Chenopodium giganteum)的大量种子. 这些农作物反映了当时西汉早中期陕西关中地区主要的农作物(谷物与蔬菜). 以前从考古遗址中获得的藜属种子都是零星的, 归为伴人杂草. 此次汉阳陵出土的大量藜属种子, 是考古中的首次发现, 也第一次用实物资料证明了藜属作为经济作物的悠久历史. 由于西汉从汉武帝时才开始在关中大力推广小麦种植, 所以外藏坑中缺少小麦遗存有可能至少反映了汉景帝离世(141 cal a BC)前, 小麦在关中地区民众日常生活与农业经济中的从属地位.     

洛阳盆地新石器-青铜时期的炭化植物遗存

炭化植物遗存分析是了解古代农业的重要途径,目前已取得大量研究成果.由于古代农业形成的复杂性和遗址的多样性,如何选择合适遗址以提高炭化植物遗存研究的科学性和代表性已成为重要的课题.选择中原地区新石器文化发达的洛阳盆地,选取分布在不同地貌部位上的23个新石器-青铜时期中小遗址,从灰坑和文化层中采集土样进行浮选和炭化植物遗存鉴定,并与周边地区的大遗址进行了比较.中小遗址和大遗址的炭化植物遗存分析均表明中原地区在新石器时期属于以粟和黍为主的北方旱作农业,并逐渐出现了稻、小麦和大豆,到二里头时期发展成为五谷齐全的农业经济.相比之下,中小遗址农作物种类多样化的出现要早于大遗址,但二里头时期中小遗址稻和小麦在农业中的比重远低于大遗址,这种差异可能反映了它们遗址功能的不同.另外,分布在不同地貌部位上的中小遗址的炭化植物遗存分析表明:在仰韶、龙山文化时期,台塬沟谷区农作物种类比冲积平原区丰富;而到二里头时期,冲积平原区在农作物种类和数量上都超过台塬沟谷区.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可能与地貌、土壤、水文等自然环境因素有关.研究表明,中小遗址的炭化植物遗存分析是对区域农业考古研究的极大补充,更能反映区域内农业形成和发展的复杂过程,今后应加强对中小遗址的炭化植物遗存研究.     

河姆渡古稻DNA提取及其序列分析

水稻(Oryza sativa)最初在长江中下游地区被驯化,在中国境内已发现大量稻作遗址.目前稻作史研究均是根据形态如小穗轴等来进行驯化进程分析,至今尚无利用序列数据进行分析的报道.本研究对来自3个考古遗址(浙江田螺山遗址、江西新干战国粮仓和浙江湖州毗山遗址唐代文化层,年代分别为7000,2400和1200BP)稻作遗存进行了DNA提取,PCR克隆测定了4个基因组片段.序列分析表明,每个遗址均发现2个以上的水稻基因型,表明当时的种质尚处于混杂状态.与来自亚洲栽培稻以及野生稻的比较分析,发现至少一个古稻基因型在栽培稻中可能已丢失,同时本研究稻作遗存可能为粳稻类型,或当时可能尚处于籼粳稻混种或籼粳分化不明显状态,但粳稻类型占优势.本研究结果表明水稻在驯化过程中发生了显著的基因型分化.在田螺山遗址稻作遗存中还发现与无患子目、蒺藜目和十字花目植物高度同源的序列,这与遗址发现大量楝树遗存以及南方常见田间杂草芥类等植物遗存相吻合.     

长江三峡大宁河流域大昌地区环境考古

长江三峡大宁河流域大昌段河流两岸考古遗址的环境考古研究表明,史前和历史时期河床演变对考古遗址的分布具有一定的影响,制约着古人类活动和古文化发展.野外调查、年代测定、100块河床砾石古流向分析以及考古发掘结果,揭示了大宁河大昌段河床早期可能发育于双堰塘一带,大概30kaBP后开始逐步向西摆动,直至现在的位置.随着河床逐渐向西摆动,大宁河大昌地区古文化中心也发生多次迁移.西周时期,大宁河东岸是先民主要居住区,汉代时期,随着河床逐渐向西摆动,先民生活范围不再局限于河流东岸,文化中心西移,张家湾遗址区则成为汉代先民主要居住区.汉代后期,该区发生洪水泛滥,迫使先民由低处迁往高处,汉晋墓葬由于河床西移和数次洪水冲刷,其表层松散沉积物已被冲刷殆尽,而出露于现在河床东岸的河漫滩上.     

青海民和喇家遗址石刀功能分析:来自石刀表层残留物的植物微体遗存证据

关于新石器时代考古遗址出土的石刀的功能,众说纷纭.随着植物微体遗存提取与鉴定等技术的进步,石刀表层残留物中的淀粉粒和植硅体组合能够为其功能研究提供直接的实物证据.本文对距今4 ka左右的青海民和喇家遗址4件石刀表层残留物进行了淀粉粒和植硅体分析.结果表明:表层残留物中可鉴定的278颗淀粉粒包含了约65.1%来自粟(Setaria italica)和黍(Panicum miliaceum)茎秆部位及约3.6%来自大麦属(Hordeum)和小麦属(Triticum)植物茎秆部位的淀粉粒类型;在可鉴定的361粒植硅体中,包含了约96%来自于黍亚科(Panicoideae)等植物茎叶的类型.来自茎秆的淀粉粒和来自茎叶的植硅体证据表明,喇家遗址石刀主要功能之一为收割粟、黍、大麦属和小麦属植物.同时,极少量(~3.4%)食用豆类和根茎类淀粉粒的发现说明石刀也可能用于处理豆类和刮削或切割块根块茎植物.     

中国东部考古磁学强度结果揭示全新世地磁场极端事件

正地磁场起源于地球外核流体运动,携带了地球内部的重要信息,是认识地球深部过程的窗口.同时地磁场又是地球最重要的物理场之一,保护地球免受过多宇宙射线的干扰,地磁场的变化可能与宇宙射线通量、气候变化等存在某种相关性.研究地磁场的演化历史对探索地球内部动力机制、认识地球生存环境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考古磁学主要对遗址出土的高温烘烤过的遗存进行磁学研究,从而获得全新世以来地磁场方向和强度百年或千年尺度的精细变化信息,在完善地磁场模型、探索地球动力学过程、考古遗址定年和探讨人类活动与地球环境变化相关性等     

物理技术与考古

考古是现代人研究古代人类活动留下的遗址或遗物,从而了解古代人类的生产、生活、自然环境、社会制度、宗教活动等的重要手段。传统的考古方法是田野中寻找、发掘,查找有关文献记载,对已发现的遗址和遗物比较,进行分类,排比以确定古物年代,用途等。但往往由于资料不完整,旁证不全,使不少考古疑案难作定论。物理实验技术的发展为考古提供了新的手段,解开了不少千古之谜。确定古物的年代 1950年美国物理学家首先     

中坝遗址的性质与环境关系研究

经盐业考古、环境考古、动物考古、浮选、自然科学检测等多学科综合研究,从当地矿产资源上看,中坝遗址具备了盐业生产的自然条件;从古代文献的记载上看,当地汉及以后一直就没有中断过的盐业生产应该开始于更早的时期;从遗址地层堆积的特点和遗迹、遗物的特征方面看,也与已知的聚落、冶铸铜、铁和烧陶制瓷等类遗址截然不同;从自然科学方面所做的各项检测上看,从当地卤水中检测出的除氯化钠以外的主要杂质,在中坝遗址发现的房址、卤水槽以及圜底罐等遗迹和遗物上也存在,这当然不是由于自然的原因而附集到它们的表面和内外壁,而只能是在生产的过程中形成的;而且与国外的盐业遗址相比也有许多相同的特点,因此,中坝遗址的性质是中国古代一个延续数千年的盐业生产类遗址!该遗址的形成离不开盐业生产,但与自然环境的关系也密不可分.     

山东胶州赵家庄遗址4000年前稻田的植硅体证据

山东地区新石器时代稻田遗迹的确认和研究, 不仅是中国稻作农业历史研究中的重要问题, 也是东亚地区稻作农业东传路线研究中的关键内容. 由于受到考古学资料和研究方法的局限, 一直没有发现山东地区新石器时代的稻田遗迹. 在田野考古发掘工作中识别了可能是稻田遗迹的基础上, 系统分析了胶州赵家庄遗址稻田遗迹土样的植硅体, 结果证明该遗址保存有4000年前的稻田. 这是中国北方首次采用系统的植硅体分析方法确认的新石器时代稻田遗迹, 对于东亚地区水稻东传路线的研究也具有重要意义.     

地下古城墙遗址的地球物理探测

正地球物理技术应用的前提是考古目标的物性差异。不同时期古城墙建筑类型与建筑材料不同,从而有着不同的物性差异,因此可以采用不同的地球物理方法对这些古城墙遗址进行探测。城墙是我国传统社会城市的主要标志,其作为古老文明的象征,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为都城学、城市学、城市规划学、历史学、文化学、军事学、建筑学、风水学、政治制度学等多门学科所研究。而随着近年来聚落考古学的迅速发展,尤其是大遗址调查的需要,对城址的研究已引起学界的足够重视,而城墙更是作为城址的显著标志而存在。因此,针对古城墙遗     

ftsZ基因与质体的分裂

质体是植物细胞中一类重要的细胞器, 其正常分裂过程与植物细胞的分化和发育密切相关. 人们对于质体分裂的早期研究主要集中于质体分裂过程的形态学观察和对某些突变体材料的遗传学分析, 而对于控制质体分裂的分子基础尚无明晰的认识. 近年来, 随着原核细胞分裂基因类似物在植物中的发现以及对质体进化祖先原核生物细胞分裂机制的解析, 极大地促进了人们对质体分裂机制的认识. 通过对分裂相关基因的功能研究, 人们认为作为内共生产物的质体可能与其原核祖先具有相似的分裂机制, 特别是对在分裂过程中发挥关键作用的ftsZ基因功能的深入研究为人们从分子水平上认识质体分裂的机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本文对质体分裂的研究历史进行了简单的回顾, 并对近来质体分裂分子机制的研究进展做一简要评述.     

重庆库区旧石器时代至唐宋时期考古遗址时空分布与自然环境的关系

采用GIS空间分析方法,对重庆库区旧石器时代至唐宋时期考古遗址时空分布特征从遗址的时间分布、平面空间分布和垂直空间分布3个方面进行了分析.采用神农架大九湖旧石器时代以来连续沉积泥炭地层的孢粉记录,并结合前人对历史时期自然环境演变研究,对本区旧石器时代至唐宋时期自然环境背景进行了重建.通过考古遗址时空分布与自然环境的对比,对本区新石器时代至唐宋时期考古遗址分布的时空变化与自然环境演变、自然环境灾变的关系进行了探讨.研究表明,重庆库区旧石器时代至唐宋时期677处遗址时空分布的总趋势是从西往东、从高往低逐渐增加的.遗址多沿江河分布,且在河流交汇的区域呈聚集状态.史前的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遗址分布高度明显高于历史时期.分析认为:(1)各时代人类都需要选择既靠近水源、又便于抵御洪水的河流1～2级阶地为生存地点.全新世以来,受区域构造抬升作用,河流相对下切,时代较早的史前遗址往往被置于较高的海拔位置;(2)重庆库区地形起伏较大,在受河流侧旁侵蚀与堆积形成的宽谷和阶地才有更多适于古人生存的空间,故遗址多沿江河分布;(3)本区早期经济以渔猎和农业为主,但在山地地区陡峭的地形限制了耕作业发展,而在河流交汇处地势平坦,土地肥沃,鱼类资源丰富,因而成为人们较为理想的耕作和渔猎场所;(4)本地区人类遗址时空分布变化受气候条件影响较大.     

三峡井水湾遗址的光释光测年

井水湾遗址埋藏于三峡地区长江右岸第二级河流阶地内, 遗址石器工业是以砾石和大石片加工的砍砸器和刮削器等为特征的中国南方砾石石器主工业传统. 遗址堆积物为河流沉积物, 本文应用光释光技术中的单片再生剂量法对这些河流沉积物中的石英颗粒进行了定年, 结果表明古人类在该遗址活动的年代发生在晚更新世早期, 距今约7万年前. 该年代结果是三峡乃至华南地区旧石器时代考古和古人类研究在测年上的一项突破, 有助于建立华南旧石器考古年代框架和文化发展序列, 为探讨该地区晚更新世早期人类活动的环境、技术发展和生存模式演变奠定了基础, 对中国现代人类起源研究有重要意义.     

灵井动物群的埋藏学分析及中国北方旧石器时代中期狩猎-屠宰遗址的首次记录

河南灵井许昌人遗址2005~2006年发掘出土了上万件动物化石与古人类文化遗物.埋藏学分析表明了古人类在这一动物群聚集、改造过程中的主导性地位.基于动物属种分布及丰度、死亡年龄模式、骨骼表面改造痕迹与骨骼单元分布等动物群特点,并结合生态环境等方面的证据,灵井许昌人遗址被解释为旧石器时代中期的一处狩猎-屠宰遗址而非古人类的居址或中心营地.这一遗址中数量较多的人工石制品的出现,可能反映了古人类在生存策略和行为活动方面的计划性和前瞻性.灵井许昌人遗址是迄今为止中国北方旧石器时代中期唯一一处经过系统埋藏学分析确认的狩猎-屠宰类考古遗址.     

5500年前的大型古墓群

考古工作者在苏州市草鞋山遗址成功发掘出一处崧泽文化晚期大型古墓群,初步推测,该古墓群已有5500多年历史。 此次发现的古墓群共发掘墓葬15座,发现器物100多件。除了常见随葬品外,还有一些碟形器、瓢形器等都是考古人员从未见过的“稀罕物”,有一些初步判断为非实用性器物,上面绘有神秘符号性质的花纹。     

ftsZ基因与质体的分裂

质体是植物细胞中一类重要的细胞器, 其正常分裂过程与植物细胞的分化和发育密切相关. 人们对于质体分裂的早期研究主要集中于质体分裂过程的形态学观察和对某些突变体材料的遗传学分析, 而对于控制质体分裂的分子基础尚无明晰的认识. 近年来, 随着原核细胞分裂基因类似物在植物中的发现以及对质体进化祖先原核生物细胞分裂机制的解析, 极大地促进了人们对质体分裂机制的认识. 通过对分裂相关基因的功能研究, 人们认为作为内共生产物的质体可能与其原核祖先具有相似的分裂机制, 特别是对在分裂过程中发挥关键作用的ftsZ基因功能的深入研究为人们从分子水平上认识质体分裂的机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本文对质体分裂的研究历史进行了简单的回顾, 并对近来质体分裂分子机制的研究进展做一简要评述.     

180万年前的头骨化石

<正>人类是从何时开始直立行走的?这块180万年前的头骨化石的出土,可能会再一次改变这个问题的答案。这块化石发现于格鲁吉亚高加索山区的德玛尼西考古遗址,被命名为"头骨5号",拥有最完整的下颚和头盖骨。它代表了早期人类历史中的一个转折点。目前,科学家在这块头骨     

10000a BP前后北京斋堂东胡林人的生态环境分析

距今10000年前后旧石器文化向新石器文化的过渡,是人类历史上一次重大的事件.北京斋堂东胡林遗址属于新石器早期人类遗址,其文化面貌具有明显的新旧石器文化过渡的性质.同期墓葬中还出土有多具古人骸骨,被称为东胡林人.配合考古发掘,在东胡林遗址进行了地貌第四纪调查和相关沉积物的分析,就东胡林人的生存环境进行了初步的探讨.结果表明,东胡林人主要生活在11100～9600cal a BP期间,对应于新仙女木事件结束之后的升温期,当时气候环境发生了明显的改善,出现了温和较干的温带草原与较为温暖湿润的温带草甸草原交替的植被环境.文化遗迹的分布部位表明,东胡林人主要活动在河漫滩平原上,地势平坦、水热条件较好、植被比较茂盛的河漫滩平原适宜于史前人类生活.这一研究有助于重建10000aBP前后北京地区的人类生存环境,也有助于加深对华北地区新旧石器文化过渡时期环境背景的了解.     

罗布泊新发现古城与5个考古遗址的年代学初步研究

近百年来, 在楼兰考古和古丝绸之路的考察研究过程中, 楼兰-鄯善国都城何在? 一直是国内外考古、历史、地理等诸多学科关注的热点. 通过对罗布泊小河墓地西北约6.3 km处新发现的古城遗址以及楼兰(LA)、方城(LE)、且尔乞都克古城、米兰古戍堡、土垠等遗址18个建筑物等样品的14C年龄分析, 结果表明: 小河墓地西北新发现的古城城墙年代大约在公元440~500 年左右, 形成于北魏时期(公元386~534年), 相对楼兰(LA)佛塔(约公元100~230年)、方城(LE)城墙 (约公元230~300年)、且尔乞都克城墙(约公元200年)、土垠(约公元100年)建筑时间年轻约100~300年. 米兰遗址古戍堡内房柱年龄约公元370 年, 古戍堡西门北侧墙基年龄最为年轻(约公元770年), 属于唐朝时期. 小河墓地西北新发现的古城遗址, 根据墙体年代和初步发现的文物类型以及地理位置, 有可能是文献中记载的“注宾城”, 可暂定名为“注宾河古城遗址”, 该古城遗址的隶属、职能, 还有待详细的考古发掘工作. 由于该遗址临近丝绸之路古驿站阿拉干, 处于丝绸之路东西和南北交通要道的十字路口上, 因此无论该遗址是否是“注宾城”、或“埒娄城”、或楼兰国都“扜泥城”, 它在丝绸之路上的重要位置都是毋庸置疑的. 通过对不同古城遗址的年代学分析, 为深入研究罗布泊地区古代遗址的时间-空间分布、西域文化的演化过程、人类活动与环境变化关系等提供了新证据.     

追寻人类足印,探索高原文化——“邱桑手脚印遗址及高原旧石器考古研究进展”研讨会概述

<正>由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研究所和西藏自治区文物保护研究所共同主办的“邱桑手脚印遗址及高原旧石器考古研究进展研讨会”于2023年4月18～22日在拉萨市举行.此次会议邀请了来自多家单位、不同学科的学者共同参与研讨邱桑泉华史前人类手脚印问题,涉及主题包括手脚印遗迹形态特征分析、铀系年代学与热释光年代学研究、古钙华发育演化历史研究以及青藏高原地热分布与邱桑古温泉发育关系研究等多个方向.与此同时,会议特邀来自青藏高原区域不同省份的考古专家,围绕近年来高原旧石器考古研究取得的最新发现和研究成果进行了交流与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