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朱湘的翻译历史考察

朱湘的诗歌翻译是我国文化建设的宝贵精神财富和文化遗产。从朱湘择译外国诗歌的特点、不朽的翻译遗产、译论建树、翻译特色等几个方面对朱湘辉煌的翻译成就进行了比较全面深入地考量,对全面了解和客观公正地评价翻译家朱湘将有所助益。     

黑暗里的光明与光明里的黑暗(上)——诗人朱湘与顾城的比较

诗人朱湘和顾城之死 ,在中国新诗史上震动较大 ,曾经是评论界关注的两个热点。作为纯粹诗人和童话诗人对艺术的追求和执著 ,朱湘与顾城有相似之处 ,而他们之间的差别又是相当明显 :朱湘把生命的意义沉醉在诗歌创作中 ,至于顾城 ,却将生活等同于诗歌。朱湘和顾城都是十分相信艺术功能的诗人 ,而他们的艺术世界又存在着一个本质的区别 :诗歌之于朱湘 ,是梦想的港湾 ,精神的支柱 ,希望的寄托。而顾城 ,却因他对“个人主体”的沉迷和对自然的发现 ,力图营造一个脱离现实的幻型大厦     

诗歌之塔与早逝之命——对朱湘悲剧的解读与反思

朱湘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个纯粹的诗人,毕生致力于新诗的创作与革新,以期通过诗歌来救赎人生,却以“与落花一同飘去,无人知道的地方”的方式告终人生。朱湘的悲剧超越了现实的喧嚣、焦虑与痛苦,完成了从“救赎诗”到“诗的救赎”的诗学之旅。对他的悲剧进行解读和反思有利于返回历史文化场,探寻朱湘新诗创作的精神之旅。     

左手光明右手坟墓--论朱湘的《草莽集》

朱湘是现代文学中颇有成就的诗人,短暂的一生留下了四本诗集.《草莽集》是诗人的成熟之作,也是诗人的代表作.本文从对"爱"的呼唤、对"光明"的追求、对"坟""梦"的思索三个方面探讨了《草莽集》的内容和主题,从而揭示朱湘纯净而特异的诗歌世界.     

现代爱情诗对牛郎织女的重新建构--以五四时期三首新诗为例

牛郎织女的故事在中国传播广泛，并成为了诗歌中的重要爱情意象，在五四时期这一传统意象在延续中产生了新的裂变。解读宗白华的《我们》、郭沫若的《天上的街市》和朱湘的《恳求》三首颇具代表性的新诗，它们不仅仅表现出对传统的延续性，更呈现出思想主题和表现方式的重大变化，而这种变化主要源于五四时期对爱情的重新建构。     

永恒的追求无言的尴尬--浅析朱湘诗歌中的悖论色彩

朱湘的诗歌表现出一种悖论色彩，即在其诗作中，既有对生命的热情讴歌，又有对死亡的大声礼赞；前期是古典主义唯关的特色，后期则具有鲜明的现代派色彩；既有对人性悖论的困惑，又有对神性的向往。其诗中频频出现诗神这个概念，在世俗社会中，唯有诗神才是诗人心中的乌托邦，但诗神却在现实社会中遭遇尴尬。     

诗人的悖论

朱湘是现代著名诗人。作为一个视诗艺为生命、追求完美的人,他的一生是一个莫大的悲剧,但他用诗歌这一艺术以悖论式的方式超越了生命之悲苦,寻求理想的审美化的生存方式。     

现代爱情诗对牛郎织女的重新建构——以五四时期三首新诗为例

牛郎织女的故事在中国传播广泛,并成为了诗歌中的重要爱情意象,在五四时期这一传统意象在延续中产生了新的裂变。解读宗白华的《我们》、郭沫若的《天上的街市》和朱湘的《恳求》三首颇具代表性的新诗,它们不仅仅表现出对传统的延续性,更呈现出思想主题和表现方式的重大变化,而这种变化主要源于五四时期对爱情的重新建构。     

黑暗里的光明与光明里的黑暗(下)──诗人朱湘与顾城的比较

作为诗人的朱湘和顾城,对中国新诗的发展作出过各自独特的贡献。从憧憬自由、向往光明,到痛苦幻灭、颓丧自沉,朱湘走着一条艰难坎坷的人生之路;而从天真童趣的童话诗人走到灰色的死亡诗人,顾城的灵魂在光明里堕入了永远的黑暗。     

论赵执信诗论——兼谈赵执信对王士禛的批评

赵执信对王士禛的批评，历来看法不一。王士禛诗论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顺应了时代要求和统治需要，但自身也存在不足。赵执信对王士禛批评的本质在于对诗歌本质的认识上，赵执信针对王士禛诗歌及其诗论缺真的现象，非常重视对诗歌本质——“真”的认识，指出了诗之“道”的内在因子；针对当时王士禛诗论造成的负面影响，即诗坛形式主义、宗派主义风气的产生，又重视诗歌的表现形式，主张诗歌风格的多样化。从而表达了自己对诗歌的认识。     

中国古诗英译中的时态选择

鉴于英汉两种语言在时态运用上的差异以及时态对于英文的重要性,中国古诗英译过程中,译者不可避免地要进行时态的选择。对于隐含时间变化、追昔抚今的古诗,译者可依据原诗中的时间指示选择时态;若古诗中动作发生的时间与情境不明确,译者可依据译诗意境选择时态;对于隐含引述成分的古诗,译者可根据翻译文风与译诗意境在直接引语和间接引语之间作出选择,并选择相应的时态进行翻译。     

心有灵犀一点通——李商隐无题诗风及其对宋诗的影响

“无题诗”的“沉博绝丽”风格在李商隐诗作中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李商隐诗歌对后世文学有深远的影响和独特价值。李商隐“无题诗”对宋诗有显著影响,即对宋诗总体艺术追求方向的影响,以及在西昆体、王安石、黄庭坚诗歌创作中的表现。李商隐无题诗诗风在宋诗风格形成发展过程中起着不可或缺的推动作用。     

卞之琳诗歌创作中对象征主义的异变

卞之琳善于把握中西诗歌中的相通特质，并将诗歌进行智性的选择与转化，为中国新诗的发展做出了独特的贡献。卞之琳在接受西方象征主义过程中所出现的异变主要体现在吸收艾略特、瓦雷里等诗歌养分时，又融入自身深刻的审美体验。卞之琳对象征主义的选择和异变是大意诗歌领域的一个再创造，为中国新诗的发展提供了某些新质。     

论许浑山水诗的审美视角及"许浑千首湿"

许浑山水诗有其独特的审美视角,“许浑千首湿”便是一个集中体现。从“知者乐水”的角度来分析这一创作现象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许浑有着如水般圆融通脱的性格特征。     

毛泽东论诗

毛泽东具有极为广博深厚的中国古典诗词素养.他对古典诗词美学理论作了较长时间的探索和多方面的阐发,其理论深刻地影响着中国现代旧体诗词乃至新诗的创作.他一生读诗、写诗、评诗,其理论和实践成果是毛泽东文艺思想总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值得我们认真研究.     

惠特曼和蔡其矫诗歌风格比较

从"海洋风格"、"演讲风格"和"歌剧风格"三个维度比较了美国近代杰出的民主诗人惠特曼和中国当代杰出的民主诗人蔡其矫的诗歌风格及其异同,同时探讨了他们的诗风形成的社会、文化和个性差异。     

“元和体”考论与张安祖先生商榷

张安祖先生《〈唐国史补〉“元和之风尚怪”说考论》一文中对“元和体”界定有误。张文认为“元和体”应包括元白讽喻诗。对于元稹未将讽喻诗归入“元和体”，张安祖先生解释为：“元和体”当时并非关名，元稹对其讽喻诗格外珍重，出于自我保护心理，故将讽喻诗排除在“元和体”之外。经过考察，这一解释并不能成立，故“元和体”之界定应依元稹之说。     

自我突围与方言自觉——论沙鸥的四川方言诗创作

沙鸥是20世纪40年代中后期大后方诗坛上诗风独特、影响甚著的四川方言诗人。他通过选择以四川方言入诗作为自我突围、转型的突破口,寻找和确定了属于自己诗歌创作的风格与特色。在特定的时代语境下,诗人用四川农民活的语言来书写大后方农村的凋敝破败与农民的苦难生活,既接续了深入民间、为民代言的传统,也为新诗民间化、大众化开辟了新的道路。     

柳宗元柳州诗文研究综述

20世纪70年代以来,国内史学界、文学界关于柳宗元柳州诗文的研究主要集中于诗文意识形态、风格的变化及原因分析、诗文个体分析等几个方面,文章对此作了简要的梳理,并提出了一些展望。     

中西社会文化特征对中西古代诗歌的影响

作为一种文学形式 ,中西诗歌都深深扎根于一定的社会文化土壤之中。本文从中西社会历史背景、天人观和语言文字模式等几方面 ,探讨了中西社会文化特征对中西古代诗歌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