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瓶梅》履痕寻踪

与《三国》、《水浒》相关之资料，存世颇多，而同为名著的《金瓶梅》之资料，见诸于记载稀少。因而导致《金瓶梅》研究之艰难。学界曾发下宏愿，遍检明延至清代群籍，不会不有蛛丝马迹。然一、二人，所及有限，不能穷尽典籍无遗。我们只能将阅读前人笔记中只言片语，勾稽出来，作为资料。其难度确如“披沙淘金”，所淘之金指《金瓶梅》耳。如果学界群起，当可觅得《金瓶梅》所履之真迹，是为小引。一、《金瓶梅》“书影”“书影”不取固有义，这里指书的影子，从前人笔记中，并未明指，而只是暗指，只有模糊的影子，或情节、或人物、或器物…     

《金瓶梅》话本内证

学界在论断《金瓶梅词话》为话本时，多据以下两条资料：一是《茶香室丛钞》十七。”《平妖传》、《禅真逸史》、《金瓶梅》皆平话也……”；一是张岱《淘庵梦忆》卷四曾记裁：祟桢七年。甲戌十月，携楚生往不系园看红叶。……杨与民弹三弦子、罗三唱曲、陆九吹萧，与民复出寸许界尺，据小梧，用北调说《金瓶梅》一剧，使人绝倒。”     

《金瓶梅》成书上限新证

《金瓶梅》成书时限一直是不解之谜，本文以有力证据证明《金瓶梅》成书上限可定于万历元年。其主要证据为：一、第68回的“新河一带”“毁闸折坝”，“南河南徒，淤沙无水”、“疲弊之极”、“贼盗梗阻”等史实均发生于隆庆元年之后；二、第77、78回提到的济州管屯产生于嘉靖二十五年重修济宁卫之后，计亩征收银两，“秋税”、“夏税”均不征收实物，发生于万丙八年之后；三、书中所提到的三大丧和生辰八字按万年历推算均排在隆庆五、六年，梅节先生有证。总之，《金瓶梅》成书时间为万历元年至万历二十年。这是《金瓶梅》研究的一项新的重要突破。     

《红楼梦》与《金瓶梅》细节刻画比较点滴

《红楼梦》中赵姨娘借助巫术几乎致死凤姐、宝玉，《金瓶梅》中潘金莲用驯猫扑肉的方法致死官哥儿。两种写法实际上是“神事”和“人事”因素的比较，很明显，《红楼梦》在这一点上的现实主义程度远不如《金瓶梅》，且《红楼梦》中巫术的写法也不是浪漫主义的创作方法。     

《金瓶梅》与东京开封--《金瓶梅》社会价值初探

《金瓶梅》与东京开封的关系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课题。过去不少学者都断定，《金瓶梅》是“借宋之名写明之实”，但是，从该书与东京相关的回目、人物、地名和事件上看，将这一论断绝对化显然是不切合实际的，它实质上是降低了《金瓶梅》自身的社会价值。小说作者是想让人们知道，社会罪恶的渊薮在皇帝在权奸，豪绅恶霸是权奸集团赖以生存的社会基础，二者狼狈为奸，欺压百姓。书中对性的描写，是作者对那个物欲横流、贪贿公行的社会现实的无情揭露和嘲笑。《金瓶梅》艺术化这种社会丑恶，是它对中国文学的一大突出贡献。     

论《金瓶梅》中李瓶儿招赘蒋竹山的非现实性

长篇小说《金瓶梅》问世四百年来，在褒扬争论中显其“奇书”的魅力。但是，作为一部反映“真实的民间社会的日常故事”的名著，也难免留下一些不够精致之笔。本文从现实、人性等方面对《金瓶梅》第十七回中李瓶儿招赘蒋竹山这一情节的非现实性进行了探讨。旨在更加客观地把握和理解这一名作。     

《金瓶梅词话》语词校释

第一奇书《金瓶梅》语言索解匪易,向称难读。台湾《金》学家魏子云先生《金瓶梅词话注释》,为学人研读《金》书,扫清了语言障碍。日人植田均先生《〈金瓶梅词话〉词语汇释》,已将其全部收录;内地中州古籍出版社在一年多的时间里,曾两度予以重印。足见其需求、影响之大。是书于方言俚语诠释,多有创见,笔者披读,获益良多。然亦间有未惬人意之处,兹摭取十七条,略陈鄙见,以就教于作者及博雅大方。本文出条及条下标页码注释,据中州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金瓶梅词话注释》(增订     

《金瓶梅》研究三议

本文就《金瓶梅》研究中的三个问题陈述己见。《金瓶梅》有其完整的人生价值观念和思想体系，井通过一批正面形象与非正面形象来表现的，“写丑说”不全面。作者是位过来的醒世者，既有”寄意时俗”的入世一面．又有“无荣辱”的超逸的一面。考证作者有注意史料的同时，应从考察文本中的诸类历史现象入手，可能比单依凭传说有更切实的收效。     

20世纪《金瓶梅》研究的回顾与思考(上)

２０世纪《金瓶梅》研究史约可区分为１９００～１９２３年、１９２４～１９４９年、１９５０～１９６３年、１９６４～１９７８年、１９７９～１９９９年五个阶段。本文为其上篇，即１９００～１９７８年《金瓶梅》研究史。１９００～１９２３年是《金瓶梅》古典研究阶段的终结；１９２４～１９４９年以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为标志，以发现和影印《金瓶梅词话》为机缘，以吴晗、郑振铎为代表，开创了《金瓶梅》的现代研究阶段；１９５０～１９６３年是一个热后冷却的阶段，但日本的《金瓶梅》研究则是高标独帜；１９６４～１９７８年在台港、欧美、日本形成三个《金瓶梅》研究中心，而中国的《金瓶梅》研究一度消歇之后，其巨大的潜力即将奔突洋溢，可以想见，一门新的“显学”——“金学”，正在催生。     

试论《金瓶梅》中几类女性的服饰

中国古典小说到了《金瓶梅》才逐渐重视女性社会的存在，对于平民百姓的生活细节有极为详尽的描写，尤其是女性的服饰，描写得更为淋漓尽致，每一位女性出场时正如同一场场服饰展览会一般，本文拟以西门庆为中心，将《金瓶梅》中的女性分为妻、妾、婢、妓四大类，试图找出这几类女性的服饰特征，并观察时代女性的生活脉络。     

不写之写——《聊斋》的构思艺术

张竹坡评《金瓶梅》、脂砚斋评《红楼梦》,在艺术构思方面,都提出了一个“不写之写”的问题。张竹坡在《批评第一奇书金瓶梅读法》中,谈到《金瓶梅》的作者写的六个妇女用了不同的方法时说:“其正写者,惟瓶儿、     

纱帽戴上头，人格早已落地——《金瓶梅人性论》之四：官吏论

有一种误解：《金瓶梅》属意于“市井”，是一部迷恋于“国房’’的书。一误再误，四百年来有许多人误读、误解、误评、误詈《金瓶梅》。     

《金瓶梅》东北方言100例

《金瓶梅》的语言相当复杂,不只是用了山东土白话,也大量运用了北京方言、江淮方言、秦晋方言、官场交际语言,说书人语言、嫖客“市语”,同时还用了许多东北方言。鲁迅先生等的“《金瓶梅》一书用的是山东方言”的论断,是不确切的、不全面的。语言问题,不能成为确定作者的关键问题,不能说某地作家,他就只能写出某地区语言的作品。     

主观表现与客观模仿--《查特莱夫人的情人》与《金瓶梅》比较研究之二

本从创作手法的角度对比研究《查特莱夫人的情人》与《金瓶梅》，认为两部作品都以写性爱为题材，不同的是：《查特莱夫人的情人》写“性”更多地是主观表现，充满激情与理想，具体表现为对爱情的讴歌，对生命的礼赞与对人性的呼唤；而《金瓶梅》写“性”则是客观模仿，其客观性表现为摄入生活的不加粉饰、灵与肉的分离、叙事的零度情感处理。     

《金瓶梅辞典》拾补小辑

两部《金瓶梅辞典》(一为1988年吉林文史出版社本，下简称“吉本”；一为1991年中华书局本，下简称“中本”)的相继问世，不仅填补了我国辞书的一项空白，同时，也有力地推动着我国的“金学”研究向纵深发展。这确是件值得庆贺的事。我结合阅读《金瓶梅》原著，查阅有关资料，和进行某些方言调查，     

《金瓶梅》地理环境“淮上”考

《金瓶梅》问世虽已40O多年，然而有关此书的作者问题，迄今仍是文学史上的“斯芬克斯”之谜。围绕此书的诸多问题已聚松多年，其中有两点基本上已达共识：正．假托宋代，实写明事。该书借用《水浒传》某些人物、情节为故事线索，演绎出洋洋百回巨篇。书中行政区划、职官、服饰、词曲、经卷等，无不打着鲜明的明代烙印。2．《金瓶梅》成书于明万历中期，吴晗、郑振锋先生率先提出此说，经过6O多年的争论，目前仍难以动摇。以上两点，虽是探讨《金瓶梅》作者的重要途径，但研究《金瓶梅》所展示的环境背景，无疑也具有重要的意义。一、两个…     

《盘中诗》作者考察

《盘中诗》收录于《玉台新咏》,关于作者问题至今尚有争议.《盘中诗》的作者自古有两种说法:一、苏伯玉妻；二、傅玄.文章拟从情感结构出发,通过文本分析探讨得出作者实为苏伯玉妻这一结论.     

《金瓶梅》《红楼梦》《儒林外史》谐音寓意比较

《金瓶梅》、《红楼梦》、《儒林外史》沿用民族传统谐音寓意手法，是作者表达思想感情的一种方式，其中蕴含着作者对某一人物或事件的主观评价，它不等同于一般浅俗的文字调侃。《金瓶梅》、《儒林外史》均以人名谐音寓意，标识各种人物的品性或遭际。《红楼梦》突破了单纯的人名寓意的局限，人、事、物、词语皆有寓意，形式多样，手法精妙，寓意深刻，具有标识人物性格、命运，点明创作宗旨，揭示主题的作用。     

《湘夫人》简析

一、关于《九歌》 《九歌》是我国战国时代楚国民间祭祀神的诗歌,共有十一篇(“九”不表示实数),即《东皇太一》,《云中君》、《湘君》、《湘夫人》、《大司命》、《少司命》、《东君》、《河伯》、《山鬼》、《国殇》、《礼魂》。《九歌》本是民间的口头创作,后经过屈原整理加工而成。传说屈原被放逐沅湘时,因“怀忧苦毒,愁思沸郁” (王逸:《楚辞章句》),见民间祭歌鄙陋,便把它搜集整理成为现在保存下来的《九歌》。《九歌》既为祭歌,它的内容大体也不外乎记叙有关祭祀神的故事。     

《三国演义》作者问题说略

在小说勃兴的有明一代，有一种值得特别注意的现象，这就是当时的小说家们，大都不愿意将其姓名署在自己的作品之上，如《西游记》无作者署名，《金瓶梅》只题“兰陵笑笑生”，《水浒传》的作者施耐庵为“子虚乌有”（见胡适《水浒传考证》），等等，即可见其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