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公害苹果化学疏花技术

由山西省农业科学院农业生物技术研究中心研究而成的“无公害苹果化学疏花技术”于2004年通过科技成果鉴定,2006年获得山西省科技进步三等奖。     

心理学研究显示离婚会遗传

正英国今日华闻网日前刊文称,一份心理科学期刊刊登的最新研究称,人们的离婚倾向与基因有关。这项由美国弗吉尼亚联邦大学和瑞典隆德大学合作进行的研究显示,研究者对瑞典2万名曾被领养的人和他们父母的离婚率进行比对     

遗传医学的研究及应用

1.基因检测新技术的建立在十一五期间,我们跟踪国外的进展,逐步建立并完善了基因检测技术.     

甘蔗一些种质的遗传背景研究

采用RAPD、AFLP、STS、ISSR,、SSR、FISH、ISPCR等分子标记技术以及分子细胞遗传学方法对甘蔗的遗传基础进行系统的研究。利用核型分析,明确了甘蔗染色体大小的绝对长度及主要甘蔗种质的染色体组成;利用RAPD、AFLP、ISSR、SSR等分子标记分别构建了甘蔗种质的指纹图谱,并获得了甘蔗种、属的特异DNA序列;利用FISH研究甘蔗基因组构成及其变化动态;利用ISPCR对血茅特异DNA序列进行染色体的物理定位;进行抗旱相关基因BADH基因的PCR检测,初步筛选出了一批具有较强抗旱生理和遗传基础的甘蔗祖亲种质和栽培品种种质材料。     

产品技术的遗传与变异研究

技术演化过程是一个不断积累进化的过程。遗传与变异是进化实体必须具备的特性,技术也具有进化性,也具有遗传和变异的特性。然而技术并不是有形实体,技术存在需要载体。产品是技术的一个重要载体,也是研究技术的重要维度之一。本文类比生物基因的遗传变异过程,并通过研究由旧产品到新产品,技术的继承与变化,探讨了技术的遗传变异过程,并分析了产品中技术变异的方式。     

遗传的物质基础

遗传学家们发现当一生物的染色体有点,结构或数目上的变异时,该生物的遗传性也随之改变。因而产生了染色体是遗传的物质基础的概念。近些年来在许多种类的生物中证明了细胞质具有遗传的自主性,并且在决定生物的遗传性上有重要的作用。但是染色体影响遗传性的现象是普遍存在於生物界中的,而细胞质影响遗传性的现象至今只发现於比较少数的生物中。因此如果要将细胞     

抑郁症可以遗传环境和遗传因素共同作用

来自权威机构的调查报告显示,我国17岁以下的少年儿童中,至少有3000万人受到各种心理问题的困扰.其中,抑郁是最常见的心理问题之一.综合不同来源的数据,我国青少年中有20％ ～ 30％的人存在着抑郁症状.     

中国林木良种培育的遗传基础研究概览

我国森林覆盖率远低于世界平均值,木材供应缺口逐年增加,林业面临经济发展、社会效益、生态改善、文明建设和国家木材安全的多重压力。解决这一矛盾的唯一出路是发展高效人工林,以大幅度提高森林覆盖率和林木产量。然而林木具成材周期长、遗传负荷大、杂合度高等特点,难以通过常规方法进行定向培育,因此,亟需加大林木培育的遗传基础研究。近年,我国以现代前沿分子育种手段,特别是功能基因组、分子设计定向培育等为代表的现代生物技术,取得了在国际上有重要影响力的研究成果。进一步加大投入、联合攻关,可望推动林业科学的发展及现代林业产业的兴起。     

研究发现人类50%快乐感觉源自遗传

美国一项调查显示,今天的美国人并不比50年前的美国人更快乐。美国专家发现,人们有50%的快乐来自遗传,另外一半则依靠后天的修身养性。     

制药工业水污染物排放标准研究

本文结合我国制药工业的发展及其特色,确定了我国"制药工业水污染物排放标准"的体系;在收集、分析国内外技术资料,对典型制药企业水污染防治技术现状水平、污染物排放情况广泛调研及实验验证的基础上,针对不同类别制药企业的水污染物排放特征,分别确定了控制指标、排放限值,研究制定的6项制药工业水污染物排放标准于2008年6月由环境保护部与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联合发布实施.     

论人群遗传学研究中的知情同意问题

自人类基因组计划开展后，以人群为基础的研究成为遗传学研究的一个热点。与以往的研究不同，人群遗传学的研究对象既是个人也是群体。这些群体以集体的形式承担研究可能的风险，并分享可能的利益。人群遗传学的研究对基于个人同意的知情同意原则提出了新的问题。本文将结合人群遗传学研究的新进展，指出征求受试人群的群体同意既具有现实的必要性，也具有伦理的合理性。个人同意与群体同意不存在本质的对立。     

遗传学名词

基因组学 genomics研究生物体基因组的组成、结构与功能的学科。     

述往事多存高见编史实为思来者 --评《中国遗传学史》

现代遗传学从孟德尔的工作被重新发现算起,不过是一门只有百年历史的年轻学科,在我国的发展时间就更短.虽说上个世纪20年代前后,孟德尔的理论和有关工作已经被介绍进来,但因遗传学是一门实验生物学科,需要一定的实验设备,当时我国物质条件很差,因此在相当一段时间内,没有太大的进展.在我国真正比较系统、全面地开展遗传学的教育研究,是上个世纪后半叶的事情,而这期间还饱受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干扰.中国遗传学会直到1978年才成立,正是这种曲折经历的最好诠释.尽管如此,遗传学却是近年来在我国发展最快、而成果又异常突出的重要学科之一.遗传学与医学、农业等关系到国计民生的行业密切相关,它的成长历程理所当然地受到人们的关注,谈家桢和赵功民主编的<中国遗传学史>就是介绍了这一成长历程.     

遗传学部分新名词的译名和解释

基因组 genomeGenome这个名词于1922年第一次出现在遗传学文献中。中文译名为染色体组,后又译为基因组。随着遗传学研究的进展对基因组的涵义不断地赋以新的内容。一般的定义是单倍体细胞中的全套染色体为一个基因组,或是单倍体细胞中的全部基因为一个基因组。可是基因组测序的结果发现基因编码序列只占整个基因组序列的很小一部分。比如,人基因组中编码序列只占5%左右,换言之,人基因组中的非编码序列占95%以上。因此,基因组应该指单倍体细胞中包括编码序列和非编码序列在内的全部DNA分子。说得更确切些,核基因组是单倍体细胞核内的全部DNA分子;线粒体基因组则是一个线粒体所包含的全部DNA分子;叶绿体基因组则是一个叶绿体所包含的全部DNA分子。当然,也有人指出基因组应定义为一个细胞中所携带的全部遗传学指令。这是从基因组的功能着眼,因为基因组中的基因携带着编码产生蛋白质或RNA的遗传指令,同时基因组中的非编码序列携带着启动和调控基因活动的遗传指令。但是,基因组如果定义为全部遗传指令,那么,基因组的测序、作图和基因识别等就不易被人理解,遗传指令又怎么测序和作图呢？人类基因组计划 human genome project,HGP一般是指于1990年美国政府资助启动的研究人类基因组的计划。它被认为是生命科学研究领域中有史以来的第一个“大科学”项目,其意义和影响被誉为不亚于研究原子弹的“曼哈顿计划”和载人飞船登月的“阿波罗计划”。以后世界各国也都有各自的研究人类基因组的计划。HGP的主要内容是美国计划从1990至2005年间,历时15年,资助30亿美元,测定人类基因组的30亿对核苷酸的排列次序。由于实验操作上的考虑,必须把基因组DNA分子先打断成无数个小片段,然后测定每个小片段的核苷酸序列,最后把小片段连接回复到整个基因组。因此在测序前要先作图(mapping),即把每个小片段在整个基因组上的位置确定下来,以便今后可以有序地把小片段连接起来。HGP的工作内容除了作图和测序外,还有基因识别,模式生物(如大肠杆菌、酵母、果蝇、线虫和小鼠等)基因组的测序,发展生物信息学(bioinformatics)和研究HGP对伦理、法律和社会带来的冲击和影响等。在HGP实施过程中,特别是基因识别和基因克隆的成果,显现出巨大的商机。于是一些大跨国公司特别是医药行业的大财团纷纷斥巨资介入人类基因组研究领域。1998年5月美国的塞莱拉基因组学公司(Celera Genomics Inc.)宣布将于2001年完成人类基因组的工作草图(working draft),并于2003年最终完成人类基因组测序,在此态势下,美国政府也于1998年10月宣布调整HGP的工作进度,提前于2003年底前完成基因组测序。2000年6月26日,有美、英、德、日、法和中国参加的国际人类基因组测序联合体与美国塞莱拉公司联合宣布各自分别完成了人类基因组的“工作草图”。中国承担并完成了人类基因组1%的测序,即测定3000万对核苷酸序列。人类基因组工作草图 human genome “working draft”人类基因组的作图和测序是一个由粗到精的过程,是先把整个基因组打断成小片段,然后再把小片段连接复原。工作草图又称框架图,是一幅粗线条地绘制成的基因组图,它的特点有三：①应包含人体绝大多数基因的序列;②由于作图是由小片段连缀而成,所以会因丢失小片段而在图上留下空档(gap),工作草图可以留下空档,但对整个基因组的覆盖率应在90%以上;③草图中核苷酸序列的差错率可以高于最终所要求的万分之一,但不能超过百分之一。作图 mapping基因组研究中,确定遗传标记如基因、酶切位点、特定的DNA序列等在染色体上的位置,并计算它们之间的距离,称为作图。图可以分为遗传图(或遗传连锁图)、物理图两种。遗传图是根据两个遗传标记之间发生重组的频率来确定彼此在染色体上的位置和距离。两者相距远,发生重组的频率高;两者相距近,则连锁很紧密,不易发生重组。如果两个遗传标记分别位于两条染色体上也就不会发生重组。重组发生在细胞减数分裂期间,因此要分析上下代的染色体上的遗传标记出现的频率方能计算出两个标记在染色体上的相对距离。物理图则是把遗传标记直接定位在染色体DNA分子上,彼此间的距离也可用碱基对的多少来标定。基因组DNA测序后的全序列图是最精密的物理图,因为这幅图表明了几十亿个核苷酸的排列次序,标记物就是单个核苷酸。叠连群 contig一组克隆载体中插入的DNA片段,可通过末端的重叠序列相互连接成为一个连续的DNA长片段,这一组DNA片段即构成了一个叠连群。叠连群主要用于DNA测序和基因组作图。因为DNA的测序和作图时,一个很长的DNA分子在实验时是无法操作的,必须把它先切割成为小片段,然后把小片段连接起来,就是通过两个小片段末端共有的序列,相互叠加而连成长片段。因此,叠连群中小片段之间叠加的相同序列越短,研究工作效率则越高。表达序列标签 EST,expressed sequence tag在人类基因组研究中,有一个区别于“全基因组战略”的“cDNA战略”,即只测定转录的DNA序列,也就是测定基因转录产物mRNA反转录产生的互补DNA——cDNA。cDNA代表了基因中编码蛋白质的序列。EST则是cDNA的一个片段,一般长200～400个核苷酸对。一个全长的cDNA分子可以有许多个EST,但特定的EST有时可以代表某个特定的cDNA分子。两端有重叠的共有序列的EST可以组装成一个叠连群(contig),直到装配成全长的cDNA序列,这样就等于是克隆了一个基因的编码序列。将EST定位在基因组,也可作为基因组作图时的一种标记序列。互补DNA cDNA,complementary DNA信使RNA(mRNA)分子的双链DNA拷贝。构成基因的双链DNA分子用一条单链作为模板,转录产生与其序列互补的信使RNA分子,然后在反转录酶的作用下,以mRNA分子为模板,合成一条与mRNA序列互补的单链DNA,最后再以单链DNA为模板合成另一条与其互补的单链DNA,两条互补的单链DNA分子组成一个双链cDNA分子。因此,双链cDNA分子的序列同转录产生的mRNA分子的基因是相同的。所以一个cDNA分子就代表一个基因。但是cDNA仍不同于基因,因为基因在转录产生mRNA时,一些不编码的序列即内含子被删除了,保留的只是编码序列,即外显子。所以cDNA序列都比基因序列要短得多,因为cDNA中不包括基因的非编码序列——内含子。克隆 clone用作名词时,克隆是指由遗传组成完全相同的分子、细胞或个体所组成的一个群体。例如,核苷酸序列完全相同的DNA片段或基因的众多份拷贝,就称为DNA分子克隆或基因克隆。来源同一个祖细胞的基因型完全相同的众多子细胞,就构成了一个细胞克隆。抗原分子刺激后会产生抗体分子,如果是一种抗原分子刺激后产生的是单克隆抗体;如果是多种抗原分子刺激后产生的则是多克隆抗体。通过无性繁殖获得相同基因型的生物体,这是个体克隆,也称为无性繁殖系。用作动词时,克隆是指运用DNA重组技术将某一特定基因或DNA序列,插入一个载体分子,然后将这个重组分子转入宿主细胞中复制增殖,使被插入的基因或DNA分子形成众多的拷贝。克隆也指分离出单个分子或单个细胞的操作过程。例如,克隆基因是指从基因组或DNA大片段中分离出某个基因或某种DNA序列;克隆细胞则是从许多类型的细胞群体中分离出某种特定类型的细胞。用作动名词(cloning)时,指分离出某一特定的基因、DNA分子或细胞后,用一些实验方法使在数量上增多以形成由许多份拷贝构成的一个群体,有时将这一过程称为克隆化。模式生物 model organism在人类基因组研究中十分注重模式生物的研究,这是由于要认识人体基因的功能,无法直接用人体作为实验对象。但是,生物是从共同祖先演化而来的,所以对生命活动有重要功能的基因在进化上是保守的,也就是说,这些基因的结构和功能,在低等生物和高等生物中是相似的。因此,可以用比较容易研究的生物作为模型来研究其基因的结构和生物学功能,由此获得的信息可以使用于其他比较难以研究的生物,特别是推测相似的人体基因的功能。例如,果蝇、小鼠甚至酵母等基因组都有与癌症发生相关的癌基因和抗癌基因,与细胞死亡、衰老有关的基因,以及与引起人类某些遗传病的相关基因。染色体 chromosome指经染料染色后用显微镜可以观察到的一种细胞器。在细菌中,染色体是一个裸露的环状双链DNA分子。在真核生物中,当细胞进行分裂期间染色体呈棒状结构。染色体的数目是随物种而异,但对每一物种而言,染色体的数目是固定的。比如人的染色体在二倍体细胞里是46条,在生殖细胞里则是23条。染色体是由线性双链DNA分子同蛋白质形成的复合物,真核生物的核基因就分藏在每条染色体中,所以,染色体是基因的载体,也就是遗传信息的载体。一个细胞里的全部染色体也就包含了这个生物体的全部遗传信息。序列 sequenceDNA分子是由4种核苷酸(A,T,G,C)排列组成,DNA序列就是组成某一DNA分子的核苷酸的排列次序。蛋白质的一级结构是由20种氨基酸线性排列构成。蛋白质序列就是构成某种蛋白质如氨基酸线性排列次序。因此,测序(sequencing)就是用实验方法,测定DNA分子中核苷酸的种类及其排列次序,或者测定蛋白质分子中氨基酸的种类及其排列次序。人基因组测序是指测定构成人基因组的约30亿个核苷酸的种类及其排列次序。基因组中的DNA序列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单一序列,即在基因组中这种核苷酸的排列次序只出现一次或只有一份拷贝;另一类是重复序列。指某种核苷酸排列次序在基因组出现的次数或其拷贝数少则几份,十几份,多的可达几万份甚至几十万份。构成基因的极大多数是单一序列。重复序列则基本上全是非编码序列,它们的生物学功能是一个尚未解开的谜团。遗传密码 genetic code这是支配信使RNA(mRNA)分子中4种核苷酸的线性序列,同由它编码的蛋白质中20种氨基酸的线性序列之间关系的法则。基因是DNA分子。DNA分子由4种核苷酸(A,T,G,C)排列组成。不同的基因所携带的不同的遗传信息,编码在不同的核苷酸序列中。遗传信息要翻译成另一种语言即蛋白质的氨基酸序列,才能实现其生物学功能。可是,DNA并不是直接把遗传信息传递给蛋白质,而是先转录成mRNA,然后以mRNA为中介来决定蛋白质中的氨基酸序列。一个线性mRNA分子的核苷酸序列,决定一个线性的蛋白质分子的氨基酸序列。mRNA同DNA一样,也是由4种核苷酸组成,所不同的只是mRNA用U代替了T,即A,U,G,C4种核苷酸。蛋白质由20种氨基酸组成。mRNA分子中的核苷酸以三个为一组,如AAA,AUA,AUG……构成了一个密码子;一个密码子决定一种氨基酸。mRNA的4种核苷酸组成的密码子可以有4³=64种。64种密码子决定20种氨基酸。因此密码子是冗余的或简并的,即一种氨基酸可以有不止一个密码子。比如编码甘氨酸的密码子就有4个：GGU,GGC,GGA和GGG,编码精氨基酸的密码子则有6个：CGU,CGC,CGA,CGG,AGA和AGG。不同的基因有不同的核苷酸序列,决定不同的氨基酸序列,产生不同的蛋白质,行使不同的生物学功能,最后使生物体出现不同的性状。这种遗传密码是在20世纪60年代早期破译的。基因库 gene pool有性生殖生物的一个群体中,能进行生殖的个体所携带的全部基因,或全部遗传信息,或者是一个群体中所有个体的基因型的汇总。对二倍体生物而言,有N个个体的一个群体的基因库,由2N个单倍体基因组所组成。基因文库 gene library一个生物体的基因组DNA用限制性内切酶部分酶切后,将酶切片段克隆在载体DNA分子中,所有这些插入了基因组DNA片段的载体分子的集合体,将包含了这个生物体的整个基因组,也就是构成了这个生物体的基因文库。基因型分型 genotyping这是确定一条染色体上一些基因,DNA序列或遗传标记的连锁组合,实际上就是确定一条染色体上某个区段的单体型(haplotype)。现在有的译为基因分型是不够确切的,因为分型的不止有基因,而主要是遗传标记。共线性 synteny一个物种的基因组中相互连锁的基因,在另一物种的基因组中也是连锁关系,而且在两个物种的遗传图上的位置也是相似的。例如,人和小鼠之间就有一百多个共线区。在进化过程中一些基因始终保持着连锁关系,这意味着这种连锁可能在一定条件下具有选择上的某种优势。这对研究基因功能之间的相互关系提供了有用的线索。种间同源基因 ortholog不同物种中起源于一个共同的祖先基因的一些同源基因。这些基因通常保持着相同的或相似的功能。种内同源基因 paralog在进化过程中的一个基因通过重复而生成许多个基因,这些基因逐步分化成为不同的基因,这些不同的基因称为种内同源基因。例如,在脊椎动物进化过程中,祖先珠蛋白基因位置重复而后逐步分化成α珠蛋白基因、β珠蛋白基因和肌球蛋白基因等。混编 shufflingShuffling的原意是扑克牌的洗牌,54张牌在洗牌后可以有无数种的排列组合。在新基因的生成和基因进化研究中,借用shuffling这个词,提出了“外显子混编(exon shuffling)”和“结构域混编(domain shuffling)”等假说。即新的基因是由原来的基因打断后的断片混编而成的,或者是由编码蛋白质结构域的基因片段混编而成。这种基因片段可能就是外显子,因此称为外显子混编。表观遗传学 epigenetics研究基因的核苷酸序列不发生改变的情况下,基因表达出现了可遗传的变化的一门遗传学分支学科。表观遗传的现象很多,已知的有DNA甲基化,基因组印记(genomic imprinting)和RNA编辑(RNA editing)等。朊粒 prion蛋白质性质的感染颗粒的简称。(我注意到对这个译名有不同的意见,已提出的有“朊病毒”,“感染朊”或干脆音译为“普立昂”。朊病毒有点牵强附会,prion并不具有病毒的特征。感染朊是可以考虑的,但不如朊粒简明。)酶性核酸 ribozyme具有酶一样催化活性的核酸分子,有的译为“核酶”似不大贴切。* 赵寿元教授是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第四届委员会委员;遗传学名词审定委员会主任(第二届)。(注：“小词典”栏中的词目并不都是经审定过的规范词。)     

历史发生学视域下的马克思技术思想

文章首先指出马克思技术研究方法从还原法到历史发生学方法的变革,接着分析了马克思技术思想变化的标志“技术”内涵的历史性变化;梳理并阐述了马克思技术思想的几对矛盾：文本解读与哲学（前后期哲学）推演的技术思想的矛盾;预成的与生成的技术思想的矛盾;前后期哲学思想推演的技术矛盾,并指出,在历史发生学看来,所谓矛盾实质是马克思技术思想生成、发展、成熟的见证。     

兼收并蓄，取长补短，做好遗传学名词审定工作

遗传学在生命科学中占有中心位置,近年来遗传学的飞速发展揭示了生命活动的很多奥秘,扩大了人们对生命现象的认识,建立了许多分枝学科,出现了大量的术语,同时也带来某些术语的不统一。在这种形势下,中国遗传学会受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的委托于一九八六年三月在京成立遗传学名词审定委员会,并召开第一次全体委员会议。拟定了选词规范和审定条例,开始收集名词条目及国内外最新资料,重点参阅了台湾省国立中兴大学遗传学词汇编辑委员会李成章、张武男主持编写的“遗传学词汇”,提出了13000条目,作为初审的资料。一九八六年八月委员们进行了明确分工,对名词词条进行挑选。一九八六年十二月廿四——廿七日在广州召开了初审会,根据拟定的选词规范和审定条例分三组进行,即：普通遗传学名词;分子遗传学名词;数量、群体进化遗传学名词。逐条审定,选出基本名词3200条,作为遗传学名词草案,并印发到有关专家征求意见。根据收回的意见,八七年分别在京、沪召开部分专家和委员会议,完成第二稿。八七年二月,在上海,根据第二稿的条目与细胞学名词委员会,生比名词委员的成员讨论了有关名词的重复问题,又进行一次删改。一九八八年七月在北京召开第二次审定会,确定名词1550条,重点审定了容易混淆的名词并加简明注释。一九八八年四月在上海由审定委员会正副主任和各部分名词的主要负责人审查定稿、上报。一九八九年一月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复审后批准公布。遗传学名词的审定工作,历时三年,我们深刻的体会到名词审定工作是细致的工作,需要认真对待,我们全体人员在这三年中,经过多次讨论,逐条研究,反复推敲,有时甚至激烈争论,选定了1550条。例如tRNA将RNA遗传密码translate成为蛋白质的氨基酸序列。tRNA充当译员,由其反密码子识别密码子,由其副密码子识别氨基酸。这是一个很形象的翻译过程,所以translation应当定为翻译,而不应定为转译。因为转译可以理解为由A将甲种语言译为乙种语言,然后由B将乙种语言转译为丙种语言。遗传密码的翻译,并不属于这种情况。但nivk translation一词却不能定为缺口翻译。translation一词在物理学上定义为movefrom one place to another without rotation,所以将nick translation审定为缺口平移,在前信使RNA加工过程中,要把内含子剪去,同时把外显子连接成一体。把splicing审定为剪接,十分贴切;定为拼接就不对了,拼接只是把零散的片段拼成一体,没有剪去的意义。selfish DNA不应定为自私DNA。损人利已才叫自私,selfish RNA显然并不损人利已,只不过无所作为罢了,何况也不是完全无所作为。所以最后审定为自在DNA。台湾和大陆分割几十年,由于人为的因素在科技术语上造成交流障碍。我们发现在700多条遗传学名词中竟有1/3的术语不一致。台湾同行对有些术语的定名既科学又简明,例如把locus定为基因座就很好。locus本身意为场所,位置并无基因之意;但在遗传学上只限于表示基因的位置。我们有时把locus译为位点,有时译为座位和site一词经常混淆。台湾同行把它定为基因座,把问题解决得完美无缺。有些人把ribosome定为核蛋白体。但细胞内有很多种核蛋白体,容易混淆;而且ribosome意为核糖,所以也按台湾同仁的意见,审定为核糖体。台湾将reverse genetics译为逆遗传学,我们认为反求遗传学更能表达其原意,所以没有采纳他们的译名。遗传学名词审定工作曾经和台湾香港等同仁交换过意见,他们均认为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工作并期待着有机会广泛交流。遗传学名词的审定工作一直得到全国委员会的支持与关心,全国委员会办公室与学会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大家协同一致,同心同德,是遗传学名词审定工作得到顺利完成的关键。这次名词审定工作,我们虽然取得一定成绩,完成了任务,但这仅仅是开始,由于初次工作,缺乏经验,也不免有不少缺点,这有待于今后继续努力,不断提高。     

Embodied Anomaly Resolution in Molecular Genetics: A Case Study of RNAi

Scientific anomalies are observations and facts that contradict current scientific theories and they are instrumental in scientific theory change. Philosophers of science have approached scientific theory change from different perspectives as Darden (Theory change in science: Strategies from Mendelian genetics, 1991) observes: Lakatos (In: Lakatos, Musgrave (eds) Criticism and the growth of knowledge, 1970) approaches it as a progressive “research programmes” consisting of incremental improvements (“monster barring” in Lakatos, Proofs and refutations: The logic of mathematical discovery, 1976), Kuhn (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 1996) observes that changes in “paradigms” are instigated by a crisis from some anomaly, and Hanson (In: Feigl, Maxwell (eds) Current issues in 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 1961) proposes that discovery does not begin with hypothesis but with some “problematic phenomena requiring explanation”. Even though anomalies are important in all of these approaches to scientific theory change, there have been only few investigations into the specific role anomalies play in scientific theory change. Furthermore, much of these approaches focus on the theories themselves and not on how the scientists and their experiments bring about scientific change (Gooding, Experiment and the making of meaning: Human agency in scientific observation and experiment, 1990). To address these issues, this paper approaches scientific anomaly resolution from a meaning construction point of view. Conceptual integration theory (Fauconnier and Turner, Cogn Sci 22:133–187, 1996; The way we think: Conceptual blending and mind’s hidden complexities, 2002) from cognitive linguistics describes how one constructs meaning from various stimuli, such as text and diagrams, through conceptual integration or blending. The conceptual integration networks that describe the conceptual integration process characterize cognition that occurs unconsciously during meaning construction. These same networks are used to describe some of the cognition while resolving an anomaly in molecular genetics called RNA interference (RNAi) in a case study. The RNAi case study is a cognitive-historical reconstruction (Nersessian, In: Giere (ed) Cognitive models of science, 1992) that reconstructs how the RNAi anomaly was resolved. This reconstruction traces four relevant molecular genetics publications in describing the cognition necessary in accounting for how RNAi was resolved through strategies (Darden 1991), abductive reasoning (Peirce, In: Hartshorne, Weiss (eds) Collected papers, 1958), and experimental reasoning (Gooding 1990). The results of the case study show that experiments play a crucial role in formulating an explanation of the RNAi anomaly and the integration networks describe the experiments’ role. Furthermore, these results suggest that RNAi anomaly resolution is embodied. It is embodied in a sense that cognition described in the cognitive-historical reconstruction is experientially based.

谈《遗传学名词》（第二版）公布出版

《遗传学名词》(第二版)已由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公布出版,本刊作部分选登。1989年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现称“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公布了《遗传学名词》(第一版),审定了遗传学名词1519条,少数名词附有简短释文。2001年,中国遗传学会受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的委托,组成了第二届遗传学名词审定委员会,负责修订第一批公布的名词并全部补上释文,同时扩大收录名词的数量。在遗传学界四十多位学者的通力合作下,经过五年努力,从收集到的6000条名词中,先遴选出3000多条并写出释文,然后在广泛征询意见和开会逐一讨论的基础上反复推敲,精心雕琢,完成了全部审定工作。2006年3月出版公布了《遗传学名词》(第二版),共收录审定名词2358条,比第一版增加了55%。遗传学是生命科学领域中各个学科的基础,特别是随着分子遗传学的发展,遗传学在生命科学领域的中心地位日益明显;遗传学使用的术语和名词广泛地渗入其他学科。在审定第一批遗传学名词时,基本上已解决了经典遗传学名词或遗传学专用名词的规范统一;因而第二版任务的重点为收录和注释新出现的名词特别是分子遗传学和基因组学的新名词,以及尽可能地与其他相关学科如细胞生物学、生物化学和分子生物学、免疫学和医学等取得统一,这明显地增加了工作的难度。在过去五年的工作中,主要采用了以下几种做法。1.根据遗传学的内涵来定名和释义对于多个学科共用的名词,主要根据遗传学的内涵来审定。例如,cryptic splice site有“隐性剪接位点”和“隐蔽剪切位点”两种译名,我们选定的是后者。因为在遗传学中,“隐性”和“显性”是描述生物性状遗传的方式,若用“隐性剪接位点”则容易使人误解这个剪接位点是以隐性方式遗传的。同理,cryptic structural hybrid定名为“隐蔽结构杂种”,cryptochimera定名为“隐蔽嵌合体”。又如,orthologous gene和paralogous gene的译名原来分别是“直系基因”和“旁系基因”。这是根据英文单词直译的,没有反映出名词的科学内涵。根据遗传学研究的结果,orthologous gene指的是不同物种中起源于同一个祖先基因的一些同源基因;paralogous gene则是指在进化过程中一个物种的某个基因发生倍增(duplication)后再演化成若干个同源基因。因而,把前者定名为“种间同源基因”,后者为“种内同源基因”。2.固定英文名词和中文名词的对应关系遗传学的不少名词是两个单词缀成的复合名词,把英文单词固定地译成一个中文单词,就可减少一词多名。例如,我们将gene和genetic分别译为“基因”和“遗传”,不相互通用。这样,gene theory是“基因学说”,genetic engineering是“遗传工程”等。同样,在描述DNA的一级结构或其功能时,经常用box来表明一些特定的核苷酸序列。于是,把box统一译成“框”,“框”并不是把若干个核苷酸框在一起的实质性结构,而只是人们在写核苷酸线性序列时,把具有某种功能的核苷酸框出来,如××××××中的“TATA框”;其他如“同源异形框”(homeobox)、“CG框”等。至于cassette则译作“盒”,如与酵母交配型转换模型相关的沉默盒(silent cassette)和活性盒(active cassette)。生物化学和分子生物学名词审定组也把reverse统一译作“逆”,而不译作“反”,如逆转录酶、逆转录病毒等,anti-则译作“反”。又如把inhibition译作“抑制”,suppression译作“阻抑”,repression译作“阻遏”等,这些想法都不谋而合。但可惜的是在获悉他们的这个具体做法时,《遗传学名词》(第二版)已经出版,想要同其他学科的定名取得统一已来不及了。3.采用“又称”“也称”等以期求同存异各个学科各有自身发展的历程,对一些名词的使用已约定俗成,形成了传统习惯,这对取得统一带来困难。这需要有较长时间的讨论、协商和磨合,方能取得成效。因此,与其在短期内强求一致,不如在各个学科之间先兼容并存,待以后再趋统一。所以采用“又称”“也称”等方式介绍两个同义的名词。例如,alternative splicing为“选择性剪接”又称“可变剪接”等。有些争议比较大的名词,如ribozyme,生化学界一直沿用“核酶”。可是,从英文单词和名词的科学内涵来看,译成核酶是比较牵强的。ribo-代表的是核糖而不是核;-zyme虽然是代表酶(enzyme),但ribozyme毕竟不是生物化学中所说的酶,因为酶是蛋白质而ribozyme是核糖核酸。所以,ribozyme的确切名词应是酶性核酸,是具有像酶一样的催化活性的一种核糖核酸。只是考虑到生化学界一直沿用核酶,所以兼收了这两个名词。prion该怎么译,一直争论不休,莫衷一是。目前存在的名词有十多种,如朊病毒、朊粒、朊毒体,蛋白感染子、感染朊,普恩蛋白、普利朊、普里安和普里昂等。prion的全称是proteinaceous infectious particle,即蛋白质感染性粒子。由于prion不含核酸,肯定不是病毒,因而不能称为朊病毒;朊代表蛋白质,朊粒、蛋白质感染性粒子等都比较贴切,但未能达成共识。为此,采用了类似基因(gene)、克隆(clone)等名词音译方式,把prion定名为“普里昂”,同时兼收了两个“又称”的名词：“朊粒”和“蛋白质感染性粒子”。《遗传学名词》(第二版)的出版标志着第二届遗传学名词审定委员会的任务已告完成,同时又意味着收集辑录和统一更多遗传学名词的开始。名词的收集和注释要与学科的发展同步,及时地从新发表的文献中积累,并尽可能地及早提出一个规范的名词。长期滞后是不利于学术交流的,因为这不仅会长期存在一实多名,而且对以后统一规范增加难度。表观遗传学的定名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Epigenetics见诸文献后,就出现了表遗传学、外遗传学、后生遗传学等,在复旦大学《英汉遗传工程词典》第三版刊出的表观遗传学的推动下,很快得到了认同。同样,对loop的译名,已有学者提出应以“襻”取代过去的“环”,这是一个很好的意见,应引起重视。又如,1998年第一次出现的名词metagenomics,已有多种译名,如元基因组学、宏基因组学和超基因组学等。可是,这些名词都不能望文生义地了解专门学科的内容。实际上,它研究的是一个生态环境中混杂了各种生物体基因组的总体,即不是一种生物体的基因组而是多种生物体基因组混杂在一起的DNA,所以称为混杂基因组学比较贴切。* 赵寿元教授为遗传学名词审定委员会主任。     

切实贯彻新时期的办院方针大力加强我院基础研究工作--在中国科学院基础研究工作会议上的工作报告

在刚刚结束的两院院士大会上,江泽民总书记指出:"面对新世纪新发展,我国科技界的使命是:全面贯彻‘三个代表'要求,坚持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大力推进科技创新,努力为我国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发展,为维护和实现我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不断贡献智慧和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