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古代滇越并非腾越——兼论滇越国不是傣族先民建立的国家

古代滇越国为西汉司马迁记录到的国家,我国史学界普遍认为滇越国为傣族先民所建,并认为其中心在今腾冲。随着研究的深入,部分中外学者对此提出了不同看法,有的认为滇越为印度阿萨姆地区的盘越国,有的认为滇越就是后来缅甸境内的骠国。结合国内外学者已有研究成果,从滇越国下落、腾越一名产生的时间、两汉时云南民族分布和迁徙态势、傣族西征史等方面进行研究,可以看出：滇越国并不位于今腾冲、德宏州和邻近地区,也不是傣族先民建立的国家,滇越国应该就是南北朝文献所载的印度东北部的盘越国。     

句町国与傣泰民族南迁的关系

白春秋至汉晋时代,壮族先民创建了句町古国.句町国王毋波和承,因功勋卓著,对后世造成了极深的影响.西汉末年,王莽篡夺汉位并对句町发动长达15年的战争,迫使大量句町军民南迁.这些句町军民的后裔,后来发展成了傣、老、泰族.至今,壮泰族群的传统文化中均有诸多的句町基因,泰族群体记忆中的先王一陶宏、陶真,极可能就是句町国王毋波(布宏)和承.壮泰族群是"同根生的民族",应以构建和谐世界为共同使命.     

古代哀牢国的疆域范围和民族构成再探

古代哀牢国存在明显的狭义、广义之分,狭义哀牢国指哀牢本部及其有效控制下的几个小邦,即公元51年归附东汉的近一万八千人及其分布地域;而广义哀牢国则包含了哀牢本部和名义上隶属于哀牢部的众多小邦,即公元69年随哀牢王一起归附的七十七个小王、五十五万多人口及其分布地域。广义哀牢国的范围非常辽阔,包含了今滇西南大部分和今缅甸大部分,应已延伸到印度洋沿岸地带。广义哀牢国境内有多种民族,包含了孟—高棉语族、壮侗语族和藏缅语族的先民。     

试论崔鸿的史学贡献--兼论《十六国春秋》的价值

崔鸿是第一个把十六国时期历史当作一个重要历史阶段，进而把少数民族政治的历史提高到正史地位并为此而倾注了毕业心血的史学家，他所撰著的《十六国春秋》不仅体例完备，是包举各家十六国史书的集大成之作，而且在史学史上开日后元魏史，辽金史，元，清史之先河。《十六国春秋》这部著作的出现是北朝时期民族大融合的反映。     

论民族习惯法与国家法的冲突及整合

少数民族地区目前仍保留着传统而特有的社会关系调整机制即习惯法;与此同时,国家法的大量深入,逐渐成为社会关系调整的主导。两种机制的并存且同时发挥作用,必然带来两者的冲突与碰撞。为了切实增强国家法对少数民族地区社会关系的调整能力,协调并整合国家法与习惯法不仅是必要的,而且只有采取有效措施,才是可行的。     

全球国家创新能力评价差异分析——兼论中国创新的位置

创新能力已经成为世界各国竞争的焦点。关于国家创新能力评价,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年度报告《全球创新指数2013》给出了一个清晰的答案,而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今年也出版了《国家创新指数2013》,两者分别从全球角度对世界各国的创新能力给出了相应排名,并试图解释两者测评的差异及各自特点,并对不同之处,特别是中国的排名差异给出相应解释,最后提出培育中国创新能力的政策建议。     

体育史上的女性书写——兼论民族传统体育发展的性别考量

在梳理中西体育历史中对女性参与体育的歧视和女性对平等参与体育的抗争的基础上,提出：女性全面参与体育和在体育运动中地位的提高是衡量体育健康发展的重要标志之一,也是社会文明和进步的现实反映.民族传统体育的全面发展应充分认识＂性别均衡＂的发展原则,重视女性参与对民族传统体育发展的作用,设置和健全更多女性参与的运动项目,鼓励和吸引更多的女性参与民族传统体育运动和项目管理,促进女性自我价值的实现.     

解读农村社区的历史演变--兼论"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

按区位划分,社区有城市社区、城郊结合部社区和农村社区.而作为最基本的社会群体,中国农村社区是村庄,再扩大点是乡,还有集镇或乡镇,有时也扩大到县城.因此,囿于篇幅,本文解读的是随着经济、政治、文化、教育等的发展而在历史纵向上和在空间上不断演变的农村社区,透视的是农村社区在其中演变和变迁的规律,总结思考的是我国农村社区在遵循这一规律走向城镇化道路的必然与关键.十六大报告中,对"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 "的规划可以说正是顺应这种趋势、尊重我国具体国情的现实思考.     

浅谈定(状)语位置上"大"的句法表现——兼论现代汉语句法结构对学习汉语的重要性

通过对定语位置上形容词"大"的考察,认识到汉语句法结构对理解和习得汉语具有重要意义.     

论王钟翰对满族社会形态的研究--兼论其关于清代新疆民族政策的研究

满族人在清代分布广泛,远至古称“西域”的新疆。其社会形态逐渐成为清史研究的重要内容。王钟翰先生对满族社会形态进行了深入研究,兼及论述了清代新疆民族政策,提出了更深刻的见解。他的许多研究成果在中国现代史学研究中具有重要意义。     

粤西江流域瑶族迁徙成因

着重以史籍文献中关于瑶族迁徙及分布记载为依据 ,探讨粤西江流域瑶族外迁之成因 ,以为有三大成因 :一是封建官兵的残酷剿杀 ,导致瑶族人口大量流失 ;二是封建官府的“移民实边” ,侵占了瑶民的土地家园 ;三是封建王朝的剿抚兼施 ,导致瑶民逐步向化     

《吴越备史》平质——吴越国文献资料整理研究之一

借校点《吴越备史》一书的机会考证、分析了《吴越备史》一书的作者、卷数、主旨、创作时间、版本源流等问题。《吴越备史》的作者是钱俨;全本为15卷,明代嘉靖年间被合并为6卷;《吴越备史》实际是吴越诸王的功德史;987—1003年完成15卷;此书现存23种版本分属三个源流。     

从《考工记》到《伐檀》——科技史与古代文学的交叉研究一例

利用《考工记》中科技记载来探索《伐檀》的主旨,说明科技史与古代文学之间能够进行交叉研究.首先,根据《考工记》在周代车轮制作及其检验过程与水密切相关,推定《伐檀》的作者应为古代车轮制造者-"轮人".其次,根据《考工记》中关于古代社会分工的相关记载,说明周代"百工"的特殊社会地位,从而表明《伐檀》中的"君子",即"轮人"是无需从事耕作和狩猎的.第三,根据《考工记》中"周人上舆"的论述和关于车辆制造特别是车轮制作的详细记载,说明"轮人"对社会的重要价值.由此可知,《伐檀》的主旨不是对剥削者不劳而获的讽刺,而是对"轮人"劳作和生活的赞美.最后,建议在科技史与古代文学之间交叉研究应是双向的,即不仅从古代文学作品中发现科技史的信息,而且以科技史成果来探讨古代文学中的问题.     

孙坚“治兵鲁阳”与孙吴立国

孙坚＂治兵鲁阳＂是东汉末年特殊历史背景下发生的一桩影响历史走向的重大军事政治事件。孙坚因＂治兵鲁阳＂,而得以创下打败董卓收复洛阳的丰功伟业。正是孙坚＂治兵鲁阳＂所锻炼出来的基本武装力量,凝聚起来的核心人才群,赢得的良好政治声誉,构筑起了孙吴立国江东的根基。     

壮族嘹歌与苏格兰民歌中思维原型对比研究——以壮族嘹歌之《三月歌》和苏格兰民歌之（The Twa Corbies）为例

壮族嘹歌和苏格兰民歌分别由壮族劳动人民和苏格兰劳动人民创作,充分体现了两种不同民族的社会生活。壮族嘹歌是中国民间文学的瑰宝,《平果壮族嘹歌》已经被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苏格兰民歌是英国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源远流传。通过壮族嘹歌与苏格兰民歌中思维原型的比较,可以更清楚地了解壮人和苏格兰人的民族性格、思维方式,为壮族及壮族文化走向世界提供一些借鉴。     

人民调解的体系重构——以云南省沾益县“一十百”为例

人民调解在我国基层社会的治理中一直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和作用,但其体系一直是混乱和不系统的.云南省沾益县“一十百”管理模式从纠纷解决的角度,对人民调解体系进行重构.强调以十户代表、百户代表为主体架构,以个人调解工作室为合理补充,以司法确认为最终保障的合理体系,并构建和完善其评价标准,以保证这一体系的健康发展.     

《故训汇纂》同字相训研究

同字相训材料散见于各个时期的文献典籍中,《说文》、《诗毛传》、《周易》、《孟子》、《释名》等中均有其例。前人主要从声训角度加以研究,认为训释字与被训字字形相同的背后,存在语音、语义等方面的联系,二者存在同源滋生关系。但这些研究比较零散,不成系统。本文以《故训汇纂》中的“同字相训”为材料,从词汇学和语言史的角度,理清训释字与被训字之间的各种关系,追踪其演变的轨迹,从而管窥语言的发展规律。     

一本特立独行的书--孙玉明《红学:1954》评点

孙玉明的《红学：1954》是红学史研究中的一本力著。作为一部学术专著，此书在许多方面都别开生面、戛戛独造：标题新、史料新、观点新、立意新、作法巧、笔法妙、褒贬严。对史料的收集、梳理、甄别、取舍体现了作者对历史真实的追求，对学术研究、政治运动中的人的现实遭遇、历史命运的思考、探索显示了作者对个体生命的关注，对历史事件、人物的臧否、褒贬则表明了作者的价值判断。全书不仅学术价值很高，而且可读性也很强，这主要取决于作者独具匠心的选题、立意和新奇巧妙的作法、笔法。     

早期现代汉语语法研究的性质:模仿还是借鉴——以黎锦熙《新著国语文法》为例

对早期现代汉语语法研究及其代表性著作,一个相当常见的评价是"模仿",这是很不客观的。是否模仿,事关早期现代汉语语法研究的性质问题,所以有必要彻底厘清。《新著国语文法》一书作者自己的表述、学者们的相关论述、特别是书中主要内容所反映的实际情况,证明此书是"借鉴"而不是"模仿"。推而广之,整个早期现代汉语语法研究的性质也是借鉴而不是模仿。     

“走出”与“ 融入”——论《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及相关问题研究》对少数民族文学批评的启示

李晓峰和刘大先所著《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及相关问题研究》一书是学界对创建“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问题的阶段性研究成果。认为该著作不仅深化了以往对于“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的学理探讨、理论建设,更关注到了之前容易被学界忽视的很多前沿问题,对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如何“走出”狭窄视域、陈旧观念、空泛理论和单一民族文学研究,从而真正“融入”国家知识体系,汇入前沿文学批评潮流、关注具体文本和族际文学关系等问题提供了良好的展望,同时亦对重写中国文学史提供了宝贵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