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意识形态的迷雾中跋涉——王斑文学与政治关系考察的得与失

美国学者王斑在《历史的崇高形象——二十世纪中国的美学与政治》中重构政治-审美融合论,以取代政治-审美对立论,更有效地解释了20世纪中国文学中政治与审美既对立冲突又相互融合吸收的复杂关系。但是,王斑没有深究崇高感的心理根源,将政治作为崇高感的唯一根据,模糊了崇高政治、启蒙与审美形态之间的界限,使得审美、启蒙以及去崇高化的美学论述迷失在政治的意识形态迷雾之中。     

建构以审美为本位的“文学政治学”——评刘锋杰等《文学政治学的创构:百年来文学与政治关系论争研究》

刘锋杰等人在其新著《文学政治学的创构:百年来文学与政治关系论争研究》中,欲创构一门以审美为本位的"文学政治学"。其理论创新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在坚守文学审美独特性的基础上重构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提出"文学想象政治"这一新命题;将研究对象集中于"文学政治",以此为核心构建起文学政治学的概念体系和学科形态。当然,作为一门仍处于初创时期的理论学说,还存在很大的需要探索和建设的空间。     

当代台湾女性文学的审美嬗变

当代台湾女性文学从20世纪50年代发轫到90年代末的繁荣,呈现出曲线发展的轨迹。受西方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新女性文学、政治文学与色情文学出现台湾文坛,曲线轨道的中轴是女性文学的审美嬗变。从对传统女性美学的继承到对性别社会的审美反叛、再从对传统审美的解构到对女性美学的再度重构,我们看到的不仅是女性文学发展的明显线索,更能看到女性成为"人本体"和女性话语衍进的艰难历程。台湾女性文学的审美嬗变,对当代文学美学的建构提供了新的思考向度。     

从政治审美到文学审美——论苏曼殊的翻译

苏曼殊是清末民初重要的翻译家。其早期的翻译呈现出强烈的政治审美气息,而其后期的翻译则倾向于文学审美。笔者通过对苏曼殊文学翻译从政治审美到文学审美审美变化的分析,体现了苏曼殊的翻译观念的变化及审美追求。     

论20世纪文学趣味与文化的转向

＂文学趣味＂作为在一定文化中习得的感性的审美价值判断,具有明显的意识形态特征,趣味区隔实际上反映了一种权力关系。在中国历史上影响文学趣味的形成有多种因素,但文化趣味的走向主要是作为文化生产者统治阶层内部斗争的结果。20世纪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要求建立代表工农大众趣味的新文学,建国后这一要求在一定时期内得以实现。可以说文学趣味的转向体现了文化的转向。     

论20世纪文学趣味与文化的转向

"文学趣味"作为在一定文化中习得的感性的审美价值判断,具有明显的意识形态特征,趣味区隔实际上反映了一种权力关系。在中国历史上影响文学趣味的形成有多种因素,但文化趣味的走向主要是作为文化生产者统治阶层内部斗争的结果。20世纪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要求建立代表工农大众趣味的新文学,建国后这一要求在一定时期内得以实现。可以说文学趣味的转向体现了文化的转向。     

“审美-实践”文学：阿英“文学-政治”批评模式的考察（一）

在阿英看来，文学与政治（政治理念）不是非此即彼的对抗状态，不是一方压倒另一方，而是统一于对“理想中国”的想象之中。从“想象现实观”出发，阿英完成了“文学-政治”批评模式的思考探索。这种批评模式，倡导“审美-实践”的文学范式，认为文学与政治的链接是通过“想象”——对人类自由美好生活的想象，肯定人的价值，肯定文学的审美特性，肯定文学的实践价值，是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的重要收获。     

阴柔与阳刚的碰撞——论中西方文学中的月亮文学和太阳文学

中西方历史文化传统,宗教信仰影响,和经济政治各方面均有很大的差异,表现在文学上也大相径庭,这些我们从中西方分别青睐月亮文学和太阳文学就可以大致看出。随着时间的推移,文学跨出地域范围,这两者也加快了融合的脚步。     

文学人类学的学术伦理

文学人类学不只是研究文学的跨学科方法,也是一种指向未来的文学理念。从19世纪的“世界文学”理念,到20-21世纪的文学人类学理念,表明文学观的一场重要变革,从西方第一世界贵族化的文学观到涵盖全球第四世界诸多原住民的文学观,变革的核心在于学术伦理的大转向：从殖民时代的霸权到后殖民时代的全球公正与平等。     

论为文本而文本——人工智能时代的文学审美反思

综合运用语言学、文艺美学理论,结合当前人工智能领域的研究成果,探讨人工智能文学的生成逻辑和存在问题。人工智能写作是一种“为文本而文本”的制造行为,脱离了社会语境和历史文化的蕴藉,创作过程缺乏创造性,生成文本缺乏情感。从文学审美角度看,人工智能技术使类型化文学作品量产成为可能,审美趋同化现象日益明显。合理评价人工智能文学,除了摒弃极端思维,还需以客观理性、开放合作的态度看待科技进步与文学发展的关系,促进人工智能技术与文学创作相融合,为文学发展提供新的可能。     

“新三十年文学”的三个理解维度

"新三十年文学"的发展频频受制于政治、商业和电子媒介的影响.20世纪80年代文学与政治、90年代文学与商业、当下时代文学与电子媒介这三个维度大致勾勒出了"新三十年文学"的生态面貌.80年代文学以1985年为分界线,之前是文学与政治的合谋期,之后文学与政治走向疏离;90年代文学背离纯文学传统,投入到商业的怀抱中;当下时代文学受电子媒介影响,进一步走向式微,甚至有人宣布文学已死亡,但文学的终点也正是文学的起点.     

政治文化视角:左翼文学的政治化倾向

由于承担推进无产阶级政治文化世俗化、社会化重任 ,左翼文学政治化倾向突出 ,体现有三 :个体向群体转移 ;社会价值高于审美价值 ;“社会化”创作倾向加重。选取阐述政治与文学关系问题较好的过渡中介———政治文化 ,作为研究视角 ,考察左翼文学政治化倾向的成因及影响 ,更能接近原貌和本质。显然 ,这种倾向一定程度限制作家对艺术本质的追求、主体个性充分的发挥 ,但推进文学平民化、大众化 ,具有相当功绩 ;使 2 0世纪 30年代文学拥有新的美学内涵、美学风格。     

对当前文学实践性研究的认识

文章分析了当前文艺理论领域手稿派和审美反映派对文学实践性的研究 ,认为审美反映理论强调作品对确立读者实践理性的意义是对文学实践性研究的发展 ,但从审美反映理论的理论根源来看 ,它对文学实践性研究必然面临着如下问题 :正确认识作家的审美需要与人的社会实践需要之间的关系 ;正确认识作家审美需要的社会历史性。     

裂变中的守成与奔突——重论潘大林小说的文学价值

用历史的目光回顾广西文学特别是桂东南作家潘大林的小说,挖掘其文学价值是桂东南文化研究的一个主体层面。回归历史语境,从作家内心追求冒险写作与主流文学主动融合又相对抗拒的心态呈现,既表现为对主流文学审美价值的抗诉和叛逆,又呈现新的异质与异趣,是对主流文学审美价值的承接与沟通的先锋体验以及对于自然生态的敬畏崇高理想的文化守成。     

关于圣经文学研究的若干思考

20世纪中期以来,圣经的文学性质日渐清晰地呈现出来,圣经文学研究显示出旺盛的学术生命力.从文学角度进行的圣经研究古已有之且绵延不绝,当代学者除了继续深入研讨各种传统课题外,还借助于比较文学和比较文化的理论和方法,考察世界文学中的圣经元素,对这部古老经典进行多维度跨学科的现代观照.从近年来国际圣经文学学会年会的盛况中可看出当今学者对圣经文学的广泛兴趣.这方面的研究在中国内地也方兴未艾,较之20世纪八九十年代,21世纪最初几年国内学者义取得一批骄人的成果.     

论当代台湾少数民族文学中的山海文化意象

20世纪80年代,台湾少数民族文学继承“山海文化”传统迅速发展。探讨台湾少数民族文学“山海文化”的文学主题,尤其对台湾少数民族口传文学与书面文学之间的源流性、统一性、差异性、变异性进行了深入的阐释,认为具象的“山海文化”符号意象和抽象的“山海文化”审美气质是台湾少数民族文学民族特质形成的主要原因。     

论20世纪90年代以来文学的消费娱乐性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具有了消费社会的某些特征。为满足大众日常审美兴趣，部分作家与出版商追求欲望写作．偏爱感官刺激与快乐，按市场规则来运作文学，消费娱乐性较为鲜明。     

多维度视角下的《大公报·文学副刊》研究

《大公报·文学副刊》诞生的年代还没有明确提出跨学科研究,但这并不影响其以文学研究为基础,进一步阐发文学与艺术、伦理等学科之间的关系。从文学与艺术的界限、文学与道德的关系等问题展开阐述,尝试还原20世纪初期《大公报·文学副刊》跨学科研究的全貌,以期对当下比较文学研究以启示作用。     

文人心态裂变与20世纪90年代初期的中国文学转型

文人心态的分化与裂变是20世纪90年代初期中国文学发生转型的重要因素之一。本文从市场经济对文人心态的影响入手,详细分析与论证了20世纪90年代初期中国文学多元分化的深层复杂原因,并以池莉、张承志、贾平凹等人为例对转型期文学空间的分裂状况进行了具体说明。     

《新时期文学概说》导论

“新时期文学”这个概念在这里包含了“文革”后到世纪末的文学,如果把从“文革”以后到世纪末的文学视为一个整体文学的发展,它是一个创作主体不断发展的过程,但五四新文学传统一直若隐若现地埋藏在作家们的心底里,人的文学和现代汉语的审美形式,始终成为五四新文学的两大传统制约着文学的走向。／同时,在五四新文学传统的整体影响下,中;国作家们还重新建立了世界性的神界,20世纪80年代的文学与90年代的文学有很大的差异,可以分别称作是共名时代的文不和无名时代的文学,学习文学史要求学习者大量地阅读与分析文学作品,不仅从审美的角度来提高赏析文学作品的能力,也从大量的作品阅读中来感觉,理解和把握文学史的发展脉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