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儒法两家对立的自然观

自然观是人们对自然界的总看法。是坚持唯物主义、辩证法的自然观,还是宣扬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自然观?在阶级社会里,无不受一定阶级的政治路线的影响和支配。儒家代表着腐朽没落的反动势力,采用卑劣的手法,千方百计地歪曲自然现象和自然规律。他们提出唯心主义天命论和“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形而上学的自然观,来替他们的反动政治观作自然科学的论证。法家代表进步的或比较进步的政治力量,针锋相对地提出了“天行有常”的唯物主义自然观和“天道尚变”的辩证法自然观,明确地指出人们能够“制天命而用之”,作为他们坚持前进,反对倒退,坚持革新,反对复辟的政治路线的依据。研究法家的自然观,批判儒家的自然观,有助于我们进一步认清自然观与政治观之间的密切联系,明确自然观上的对立和斗争与政治路线斗争的关系。我们可以从法家对儒家的自然观的批判中清楚地看出,法家,包括封建地主阶级取得政权以后的法家,他们在政治上起过进步作用,同时也在我国科学技术的发展中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今天,我们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分析研究法家的自然观,对法家的进步作用给予必要的历史的肯定,进一步肃清“孔孟之道”的流毒,吸取两千多年来不同历史时期儒法两家自然观斗争的历史经验,这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搞好当前的批林批孔斗争,对于发展我国的科学技术事业,都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为了把批林批孔运动深入、普及、持久地进行下去,我们发表了这份《古代儒法两家对立的自然观》资料,供同志们学习、批判时参考。这份资料篇幅较长,分两次刊登。由于有关这方面的史料所涉及的范围比较广泛,加之编写仓促,所以,这份资料的内容是很不完全的,在选辑、注释、译文方面会有不少缺点和错误,热忱地欢迎广大工农兵群众提出宝贵意见,以便继续补充和修改。     

重视儒法两家自然观斗争的研究

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的事实告诉我们:两千多年来的儒法斗争,从来没有止息过,一直影响到现在。这种斗争反映到社会各个方面,也必然会反映到自然科学领域。自然科学领域绝非“世外桃源”,相反,它在历史上一直是唯物论和唯心论、辩证法和形而上学两种宇宙观激烈斗争的重要场     

先秦儒法在宇宙观念上的斗争

我国的天文学有着悠久的历史。《尚书·夏书·胤征》记载,公元前两千多年前发生日食现象,这是世界上最早的日食记录。春秋时代,就有哈雷彗星出现的记载。在两千四百年前的战国时代,魏国的石申和齐国的甘德,已记载了一百二十个恒星黄道数和距北极的度数,是世界上最早的恒星表。随着观测材料的积累,人们逐步地认识了天体运行的一定规律,季节变化与天体运动的关系,并试图对天文观测材料做出理论上的概括,产生了对宇宙的本源、结构和演化的推测,出现了关于宇宙的各种理论。战国时代著名法家商鞅的老师尸佼,     

《齐民要术》中的尊法反儒思想和唯物主义自然观

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出:“在中华民族的开化史上,有素称发达的农业和手工业,有许多伟大的思想家、科学家、发明家、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和艺术家,有丰富的文化典籍。”贾思勰就是我国一位伟大的农业科学家,其所著的《齐民要术》是一部重要的农学典籍。研究贾思勰及其《齐民要术》中的尊法反儒思想和唯物主义自然观,对于     

北宋变法时期在水利问题上的儒法斗争

正当前深入开展的批林批孔运动中,研究儒法斗争历史,使我们逐步了解到,儒法斗争和科学技术发展有着密切的联系。北宋王安石变法时期儒法的斗争,在水利问题上也深刻地表现出来。被伟大革命导师列宁称为“中国十一世纪时的改革家”的王安石,     

我国城市建设史上儒法斗争的几个问题

城市是人类进入阶级社会才出现的,在城市建设中,不可避免地反映着深刻的阶级斗争。各个阶级、各种政治派别总是按照自己的意图进行城市的规划与建设,为本阶级利益服务的。正因为这样,我国几千年来儒法斗、阶级斗争反映在城市的规划和建设方面也是十分尖锐激烈的。 (一) 在城市建设中,儒法斗争、阶级斗争的一个侧面,是发展农业,促进城市建设呢,还是“田野不辟”,破坏城市建设? 马克思指出:“在从事定居耕作……的民族那里,象在古代社会和封建社会,耕作居于支配地位……”(《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春秋战国时期,作为新兴地主阶级政治代表…     

儒法互补与儒学的包容性——试析李锦全教授的儒法互补思想

李锦全教授认为,在先秦诸子中,法家是作为儒家思想的对立物而出现的,儒家强调道德自觉,而法家则倚靠法令的强制。儒法互补的结合点在于礼法相通和刑德并用,其社会背景则是以血缘宗法关系为纽带的中央集权国家;从思想的内在理路来看,儒法互补同儒学的包容性具有内在关联。从儒法互补的历史看,荀子应当算是儒法互补的前辈,但董仲舒实际上是进行儒法互补工作的儒学大师。而宋明理学如二程,更是寓教化于刑罚之中。     

美法非洲法郞之争

80年代以来,国际市场上初级产品价格持续下跌,非洲法郎区国家的经济也因此日陷困境。一些经济界人士认80年代以来,国际市场上初级产品价格持续下跌,非洲法郎区国家的经济也因此日陷困境。一些经济界人士认为,非洲法郎的高币值已不能正确反映区内国家的经济状况。要求非郎贬值的呼声日高。今年3月,美国负责非洲事务的助理国务卿科恩造访巴黎时,     

简评李斯的儒法结合思想

经过春秋战国的大震荡,中国社会出现了统一的趋势,李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登上了秦国的政治舞台。他从自已的人生哲学出发,顺应了历史发展潮流,聚合了荀子的儒家思想和申不害、韩非子的法家思想,并加以改造,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儒法结合思想,付之实践,对秦朝社会和以后的中国历史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简评李斯的儒法结合思想

经过春秋战国的大震荡，中国社会出现了统一的趋势，李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登上了秦国的政治舞台。他从自己的人生哲学出发，顺应了历史发展潮流，聚合了荀子的儒家思想和申不害、韩非子的法家思想，并加以改造，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儒法结合思想，付之实践，对秦朝社会和以后的中国历史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儒法两条路线对马钧发明创造的影响

两千多年来,儒法两条路綫的斗爭深刻地影响着我国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也影响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儒家在政治上搞复古倒退,在思想上搞唯心論的“天命論”、“先驗論”,在对待生产技术方面,贱农耕,輕技艺,严重地阻碍了我国生产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儒家对立的法家,具有革新进步的政治主张,唯物論的自然观和重視“耕战”,崇高实践的精神,对我国生产和科学技术都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从馬鈞的发明創造和他一生的遭遇中,可以看出儒法两条路綫对我国古代科学技术发展影响的一个側面。     

儒法之信的现代蕴意探析

儒家法律思想对现当代中国法制的影响主要体现在部门法规范之中,以基本原则、指导思想、义务性规范为其思想传承和映渗的对象。诚信是中华民族精神信仰的最后一根道德支柱,诚信是道德的法律化;儒法之信具有主观诚信的心理潜质和客观诚信的社会潜质;儒法之信蕴含在现行民商事等部门法的基本原则之中;诚信原则承继儒法之信,是儒家法律思想现代蕴意的一个确证;在儒法之信的启蒙下,在现代法治文明的滋养、涵融中生成了限制、调整和扩张三种操作规范的诚信裁判;综之,儒家法律思想的精粹部分对当代中国法制的影响蕴意深远。     

儒法斗争与隋唐时期的数学

我国的封建社会经历了魏晋南北朝的长期动乱,到隋又实现了统一。隋末农民大起义沉重地打声了世家豪族地主势力和孔孟之道,使土地集中于豪族地主手中的状况有所改变;唐初,李世民和武则天在农民革命的基础上,顺应历史的发展,采取了维护统一,加强中央集权和发展农业生产的各种措施,进一步打击了旧有的豪门地主,社会生产得到了发展,建立     

儒法融合——图书馆内部管理的新主张

对传统儒家和法家的人性论进行对比阐述,提出了将儒法融合的人性管理思想引入图书馆内部管理之中的主张。     

儒法斗争与我国耕作制度的发展

我们伟大的祖国有着悠久的农业历史。根据考古发现,约在六千多年前,我国劳动人民就开始了农业生产,特别是两千多年来,逐步形成了一整套以粮食作物生产为主,用精耕细作和轮作复种,提高单位面积产量的耕作制度。我国耕作制度的发展,大体由原始的撩荒(抛荒)耕作制发展到连种耕作制,后来又进一步发展为两年三熟或一年几熟的轮作复种制。这是我国古代农业的特点。     

论儒法互补及新检讨

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以儒家为主体兼容各家的多元结构。近些年来,一些学者提出了儒道互补、儒屈互补及儒法互补等理论见解,从某一方面揭示了传统文化结构的基本特质。应当承认,这种互补的形式是客观存在的,但它们所表现的领域或时间并不相同,而各有偏重。儒道互补更多地体现于封建知识分子、士大夫阶级的文化心理结构之中,儒法互补则更多地体现于历代封建王朝的政治结构之中,而儒屈互补则一般发生在国家破亡、民族危难的忧患时代。中国是最早出现法律政治和法治理论的文明古国,而同时又是长期实行人治的封建帝国。法家思想对中国政治的影响并不亚于儒家思想,一位海外的汉学家说过,中国在漫长的     

儒法斗争与宋元时期的数学

唐末农民大起义摧毁了唐王朝的腐朽统治,接着是五代十国的混战。公元960年赵匡胤继承了后周时已相当恢复的社会经济和强大的军事力量,统一了中国,建立起一个高度集权的国家——宋。农民战争用革命暴力从根本上打击了世家豪族势力,使宋代经济比唐代有了进一步发展。在农业发展的基础上,商业和手工业也有了很大发展。多种多样的手工业作坊的设     

试论我国古代科学家的自然观与认识法

科学家的自然观与认识方法,是构成科学理论的思想基础。有些科学史家认为我国古代科学研究成果“实用价值较大而理论价值较少”(林德宏《科学思想史》),从而不重视对科学家的自然观与认识方法的探讨。有些科学史则往往把各时代的一些其他思想家     

苏轼与司马光的役法之争

苏轼与司马光有着长期、深厚的交谊。这种交谊因两人在政治见解上的诸多相似,在当时特别引人注目。尤其是在熙宁变法中,因为他们对王安石新法的批评有着相似的观点,在当时和后来均被视为新法的主要反对派。北宋末年蔡京等人欲世代羞辱其政治对手所树立的“元祐党人碑”,便是以司马光为首,苏轼亚之。但是,由于二人年辈、职务、地位的差异,司马光对苏有较多的赏识、提携,苏轼对司马光却主要是尊重、感戴。随着王安石第二次罢相,熙丰变法难以维持;更随着宋神宗之逝,政治局势发生根本性逆转。司马光入朝为相,秉承太皇太后“以母改子”的意图,改罢新法“如救焚拯溺”。(《宋史·司马光传》)在废弃免役法的问题上,苏轼与之发生了激烈争论,并因此种下了受新旧两派势力夹击的人生祸患。     

王充的自然观

王充(约公元27—97年)字仲任,会稽上虞人,东汉时代的唯物主义思想家。东汉时期,农民和地主阶级之间的矛盾日趋尖锐,地主阶级为了从政治上、思想上加强对农民的专政,以维护其封建剥削制度的国家政权,一面用暴力镇压农民的反抗斗争,一面大搞尊儒反法,对人民进行思想统治。以董仲舒为代表的汉儒们为了帮助封建统治者推行愚民政策,编造出各种荒诞传说,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