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屈原《天问》之反天命思想

本文分两部分。一、“天问” ,顾名思义 ,乃呵天而问也。以“天问”名篇 ,本身便表明屈原对传统所谓天命已自觉意识地抒泄其不满。二、《天问》反天命内容包括 :怀疑天帝对宇宙万物之主宰权 ;天道不公 ;天命反复无常 ,不足凭恃 ,人类自身活动于历史有重要意义     

屈辞所涉赤道与北冰洋研究——《天问》“何所冬暖,何所夏寒”再探索

屈辞涉及诸多欧亚大陆板块意义上的极地概念,《离骚·西极》与《大招·北极》即为其例.《天问》“何所冬暖,何所夏寒”,历来楚辞注家各逞其词,异说不断,但此问题在先秦文献典籍中并无歧义,概指北极与赤道.参之《招魂》与《大招》等相关描述,《天问》“何所冬暖,何所夏寒”之正确解答应为“赤道虽冬而暖,北冰洋虽夏犹寒.”     

《天问略》中的天文知识在明清之际的传播及影响

《天问略》是一本介绍西方天文学知识的早期译作。文章对《天问略》中涉及的宇宙论体系进行了梳理和溯源,从中西方天文学内容相结合,用形象化比喻修辞帮助中文理解以及写作手法和文体等方面探讨此书何以有利于西方天文学知识的传播。同时,文章深刻剖析了《天问略》在以黄道度分定节气、“一时二动”思想以及明代15个区域的昼夜时刻图等天文学问题在明清时期的具体影响。阳玛诺撰写的《天问略》不仅传播了西方天文学,而且对中外天文知识和西方不同时期宇宙论进行了杂糅,其对明清时期天文学产生的影响与价值或许大于其内容本身。     

《天问》“皇天集命，惟何戒之”考

过去注家解释《天问》“皇天集命,惟何戒之？受礼天下,又使至代之”四句字面意义基本准确。但是不能定为何人何事,仍是不得其解,根据这四句在《天问》中的语境和历史文献考证,可以确定为周公故事。     

禹的Oedipus Complex及其他

本文以独特视角,研究了上古夏族宗祖鲧和禹的关系,认为鲧不但是禹母,而且也很似禹妻,鲧对于禹似母似妻,是上古原始公杜晚期一种独特的史历现象,其形成和禹的“恋母情结”(Oedipus Complex)存在密切关涉。屈原《天问》“焉有龙虬,负熊以游?”向无确解。本文即从诠解《天问》这个难点入手,解决上古夏族历史这个迷离扑朔的问题     

《天问》：对“构成思想”的反思

通过对《天问》从“构成思想”与“反思思想”的维度进行重新审视，可以得出“屈原的《天问》是我国最早的一篇运用反思性的哲学思维方式进行思想的哲学名作”的结论。战国时期理性精神的觉醒，引发了学者们对“天命”思想的反思，屈原正是在这一时代背景下，从宇宙时空，到社会秩序，再到个体存在各个方面对天命进行全面反思。屈原对天命的态度由怀疑、否定发展到批判，表明他的思想已经远远超越了他所处的时代的思想高度。     

古籍整理报导

明兵部左待郎李长祥，字研斋，达州（今四川省达川市）人，为南明时期重要人物之一，著有《天问阁文集》行世。近代傅增湘先生在其《藏园群书题记·天问阁文集跋》中云：“研斋意识高奇，才气横溢，以身逢国变，戎马半生，故其为文骏利锋发，雄锐无前。于裁论军国、评骂人物，时有偏激之病，然胜国道闻，言之翔实，可据为史乘之资。与友人论文诸书，深病有明一代文章之病，锐以起衰扶弊为心，其执论尤多切挚，亦可谓豪杰之土矣。”对李长祥其人其书作出了允当的评价。我校中文系副教授章继肃、匡亚曾对《天问间文集》进行了整理、校点，现已…     

《诚斋集》勘误三题

杨万里《诚斋集》133卷,于南宋嘉定元年（1208）亦印杨万里去世两年后,由其长子杨长孺编定。笔者近来编写《杨万里年谱》,在检阅《诚斋集》的过程中,发现其中人名讹误、文本重出、编排混舛等一些问题。这些问题,不但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所云,因“其集卷帙繁重,久无刻版,故传写往往讹脱”,而且其中有些问题在长孺编定时就已经存在。     

痛苦的浪漫——浅论古典浪漫主义诗歌的理想

和西方上古的长篇史诗相反,中国古典诗歌以其强烈的抒情色彩在世界文学史上独放光华,而这中间最激动人心的往往就是那些洋溢浪漫激情的篇章。从《诗三百》的《蒹葭》到屈原的《离骚》、《天问》、陈子昂的《登幽州台歌》,乃至李白的《蜀道难》、《行路难》;李商隐的《无题诗》,直到苏轼、辛弃疾等人的豪放派诗歌,“在心为志,发言为诗”,其中闪烁     

《天问》的结构类型研究

《天问》的结构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者们普遍关注的问题,而结构的“类型”研究将这一问题提升到诗学理论的新高度。《天问》结构类型主要有回环连锁式结构、不断转换的问难式结构、创世史诗式结构、戏剧性结构、一元与多元相结合的结构、有序与无序之间的双构性诗学结构、树状结构、二元对立转化结构、诵-抒同构的抒情结构、破立并行的双线式结构。     

读《骚》札记二则

一、释“降” 《离骚》:“摄提贞子孟(阝最)兮,惟庚寅吾以降。”王逸注:“降,下也……庚寅之曰,下母体而生。”后世学者多因之。按此说虽通,然未尽其义。“降”见于屈赋者凡十次,皆与神灵相关,“百神翳共备降”(《离骚》)、“灵皇皇兮既降”(《九歌·云中君》)、“帝乃降观”,(《天问》)是其明证。“降”字的神秘意味甲骨文中早已屡屡出现,如“帝降食受又”(《殷虚文字乙编》5296),“帝降不若”(《卜辞通篡》367)等,帝即神也。先秦典籍更不乏其例。故钱澄之《屈诂》云:“原自序其生     

天问 天对(节选)

《天问》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诗人屈原的作品。对《天问》所提问题作出回答的《天对》,是唐代杰出的法家代表人物柳宗元的作品。 屈原(约公元前340——前278年),战国后期楚国大夫。他是诗人,同时也是强烈要求改革楚国政治的政治家、思想家。他所作的《天问》是了不起的诗篇。在这首长诗里,屈原从宇宙的起源、构造、神话传说到有史时代,提出了一百七十多个疑问,对宇     

文化播报

<正>“天问一号”传回火星沙尘天气高清照片日前,“天问一号”环绕器近火点再次经过“祝融号”火星车巡视区域上空,拍摄了“祝融号”巡视区0.5米分辨率影像图。“祝融号”火星车也从火星表面传回自拍照,相比刚刚着陆时拍的照片,可以看出火星车表面已积累了一层薄薄的沙尘。火星沙尘暴会直接影响火星车的能源获取,因此一直备受关注。我国工程团队持续通过“天问一号”环绕器中分辨率相机获取的影像监测火星沙尘天气,发现从今年1月下旬开始,     

从《天对》看柳宗元的自然观

战国末年诗人屈原,在其哲理诗《天问》中提出了一系列关于宇宙、关于自然、关于历史的疑问。唐朝杰出的法家政治家柳宗元写了著名的《天对》,对此作了比较集中的回答。《天对》和《非国语》、《天说》等哲学著作一样,是柳宗元贬居永州期间所作,它突出地表现了柳宗元唯物主义思想。《天对》的中心思想,是批判传统的宗教的“天”的权威,充分体现了柳宗元的战     

《远游》疑出于汉人之手

《汉书·艺文志》屈原赋二十五篇,不知何所指,后人纷纷推测,很难作出结论。《史记》屈贾列传》说:“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传中又引《怀沙》。看来在司马迁的时候,确认这些作品是屈原写的(大概包括《九章》全部)。《楚辞》所收其他各篇,就很难置信了。而《远游》一篇尤其可疑,很可能是汉人的作品。篇中所言冲举不死之说,出于秦以后方术之士“悲时俗阨迫之,愿轻举而远游”,和《离骚》的宁死不忍去其国的意思是迥不相侔的,     

基于“天问一号”数据的自主火星重力场构建

“天问一号”是中国首次自主火星探测任务,一次实现了对火星的环绕、着陆、巡视探测.火星物理场与内部结构研究是“天问一号”任务设定的五大科学目标之一,本文先回顾了国内外在火星重力场方面研究的新进展.为探究“天问一号”当前轨道对火星重力场解算贡献,本文开展了仿真1年的“天问一号”任务轨道跟踪数据对基于3个月300 km圆极轨道跟踪数据解算火星重力场的贡献.结果表明,加入“天问一号”数据对极轨道数据解算的火星重力场方面的改进主要表现在2–10阶次和35–45阶次,另外还发现大偏心率轨道和数据增多有助于降低火星重力场低阶次模型误差.进一步地,本文还处理了“天问一号”近4个月的实际射电跟踪数据(2022年07月至2022年11月),解算得到1个10阶次自主火星重力场模型.这对后续火星基础模型的研究,特别是自主火星重力场的构建,具有一定参考意义.     

天道的失范神义的崩溃--《天问》中屈原对天道观怀疑思想的分析

从历史哲学和政治伦理学角度，在追索先秦天道观演变的基础上，分析《天问》中怀疑思想的内涵，并挖掘其背后的理性精神和文化意义。在《天问》中，屈原主要从舜、鲧、禹等历史人物和夏、商、周三代历史等角度质问，否认了有一个天道的历史和神义的世界。     

中国女始祖神——牛河梁女神头像研究

着重对牛河梁女神庙的女神头像进行研究,认为牛河梁女神是中国女始祖神.并结合屈原《天问》注“传言女娲人面而蛇身“进行分析,从而得出牛河梁女神为人身而非蛇身的结论.     

波澜起伏 震撼人心——浅析《离骚》中诗人情感的波动

一曲《离骚》震撼古今,引无数仁人志士、文人骚客悲吟不绝。太史公云:“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适长沙,观屈原所自沉渊,未尝不流涕想见其人”。由此可以看出屈原的作品多么感人。屈原的诗作,特别是他的代表作《离骚》为什么这样激动人心、感人肺腑呢?我们知道,叙事性作品可以以其情节的生动曲折而引人入胜,而长篇抒情作品只能以其作者情感的波澜起伏而引读者渐入佳境。在这里我想谈谈自己读《离骚》的一点体会,对《离骚》中诗人情感的波动作点粗浅的分析,以就教于方家。 在把握作品中诗人情感的波动之前,首先要弄清楚作品中作者抒发的是怎样的一种感情。《离骚》中诗人抒发的是怎样一种性质的感情呢?     

《诚斋集》勘误三题

杨万里《诚斋集》133卷,于南宋嘉定元年(1208)亦即杨万里去世两年后,由其长子杨长孺编定。笔者近来编写《杨万里年谱》,在检阅《诚斋集》的过程中,发现其中人名讹误、文本重出、编排混舛等一些问题。这些问题,不但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所云,因"其集卷帙繁重,久无刻版,故传写往往讹脱",而且其中有些问题在长孺编定时就已经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