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用学科术语应慎重——从“遗传”“变异”等生物学名词被借用不当说起

一、遗传和变异是生物学领域的专用术语遗传与变异是生物界存在的普遍现象,它们之间是对立统一的关系。对人类而言,遗传保持了人类本身形态和生理特征的恒定,这样才使人类世代相继繁衍。而在一定条件下,变异使物种的特性有所改变,使之能够不断发展和进化。据《现代汉语词典》(第5版)解释：遗传指生物体的构造和生理机能等由上代传给下代。变异指同种生物世代之间或同代生物不同个体之间在形态特征、生理特征等方面表现出差异。据《辞海·生物学分册》解释：遗传指亲代的性状又在下代表现的现象。但在遗传学上,遗传指遗传物质由上代传给后代的现象。变异指同种生物世代之间或同代不同个体之间的性状差异,有遗传的变异和不遗传的变异之分。由此可见,两本经典辞书对“遗传”和“变异”两词的解释在字面上虽略有不同,但都明确将其限定于对在生物界的生物体内发生的上下代性状的继承和变化现象的表述,二者都是生物学领域的专用术语。“遗传”用于表述亲代性状通过基因传给后代的现象,并且这种性状中的“状”可以由于遗传分为显性和隐性而可以表现和不表现出来;“变异”用于概括亲代与后代之间由于基因突变和染色体畸变引起的不定变异及由环境条件直接引起的定向变异。也就是说,“遗传”和“变异”两词语都有很严格的内涵和外延,研究它们离不开“生物”“物种”、“繁殖”与“代”的概念,“遗传”并不简单指事物之间的继承性或承接性,“变异”也并不简单指事物的变化性或创新性。如果借用这两个概念表述其他事物的特征,被表述的事物的特征至少应具有与“遗传”和“变异”的本意有相同或极其相近、相似的地方。基于这样一种认识,笔者认为,不久前国内某刊刊登的《科技期刊编辑系统的遗传与变异性》一文,将期刊编辑系统中那些具有继承或承接性因素的特征概括为其具有遗传性,将那些具有变化或不断更新性因素的特征概括为其具有变异性是不妥当的。理由主要有三点。第一,不同学科的理论都有属于自己学科领域的专用术语,该学科的理论研究同样具有属于自己学科理论研究的术语。借用相关学科的某些术语有时能起到形象地表达某些思想或理论的作用,但借用的前提是借用与被借用者在本质上应该具有严格的内在的相似性。而生物学研究与编辑学研究实在是太不相关了。从各自所属学科看,一个属于自然科学,一个属于社会科学;从支配二者发展的力量看,一个受自然界优胜劣汰的进化论规律支配,其发展是完全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一个要受到国家制度、社会体制、占主导地位的社会意识形态、执政者意志等多重因素的影响。从各自研究对象的本质看,笔者认为二者更是没有共同的东西。如果只是因为编辑系统的诸因素具有继承性或承接性就说其具有遗传性,只是因为编辑系统的诸因素具有变化性或创新性就说其具有变异性,那么由于世界上几乎所有的事物都是发展的,并且这种发展都是在各自原有的基础上发展变化而来的,那岂不是所有事物之间都具有遗传和变异的关系吗？也就像作者所说的：“这种遗传和变异想象不仅存在于生物体中,在自然界中,在我们的工作和生活中都是普遍存在的。”按照这个逻辑,继承的同义词不仅有承接、接受,还应该有遗传;变化的同义词不仅有改变、变更、变动、变革,还应该有变异了。显然,事实不是这样的。第二,从继承与遗传二词各自内涵看,继承泛指把前人的作风、知识、文化等接受过来或把前人的事业接着做下去,继承性则是指具有继承、承接的性质。遗传特指生物界中亲代的性状又在下代表现的现象或生物体的构造和生理机能由上代传给下代这样一种事实。从继承与遗传二词各自所对应的概念的外延看,继承的外延远大于遗传,“继承”常可以代替“遗传”使用,例如：“他遗传(继承)了他父母亲外貌和性格上的全部优点。”这在英文中表现得极其明显：继承与遗传的英文单词都是inherit。但在汉语使用习惯中,很多地方“遗传”是不能代替“继承”的,例如：“这是一种遗传病”,就不能说“这是一种继承病”。这就如同可以说“苹果是水果”而不能说“水果是苹果”一样。变化与变异也是一样,能用“变化”这个词的地方不是都可以用“变异”代替的。第三,谈遗传(性)与变异(性)就要有明确的亲代与后代或说上代与下代所指。说到办刊宗旨、编辑理念、期刊风格等有遗传(性)与变异(性),若说最初创刊时制定的办刊宗旨过一段时间或一个时期要修订,最初制定的办刊宗旨与修订的办刊宗旨就该是上代与下代的关系,这两“代”还算有个界限;那么要说编辑理念、期刊风格、编辑知识结构等这些没有很具体的物理对象的事物有遗传(性)与变异(性),那么他们的“代”从哪里划分呢？一期期出版的刊物前一期都是后一期的上代吗？没有明确的上下代所指,遗传(性)与变异(性)就无从谈起。如果说一期期出版的刊物前一期就是后一期的上代,那么每期的内容也属于编辑系统诸多因素之一。既然期期内容不相同,那岂不是变异(性)大于遗传(性),物种早就改变了？所以笔者认为,借用生物界的遗传(性)与变异(性)阐述科技编辑系统中诸因素发展过程中表现出的继承性与创新性的关系是不恰当的。二、学科理论研究中应慎重借用其他学科术语借用生物界的遗传(性)与变异(性)阐述科技编辑系统中诸因素发展过程中表现出的继承性与创新性的关系不恰当,并不意味着笔者反对学科理论及其对该理论系统的研究中借用其他学科术语命名某些新概念、新理论。例如,现代有关智能计算中的一种关键技术——遗传算法(Genetic Algorithms,GAs)的命名就借用了生物界特有的现象——“遗传”这一术语。遗传算法是受生物进化学说和遗传学说启发而发展起来的基于适者生存思想的一种较通用的问题求解方法,是基于自然选择和自然遗传机制的搜索算法,是一种有效的解决最优化问题的方法。遗传算法最早是由美国Michigan大学的John Holland和他的同事及学生于1975年首先提出,由于它的核心特征类似于“适者生存”这一自然界演化的基本法则,因此被命名为“遗传算法”。作为一种随机优化技术,它在解优化难题中显示了优于传统优化算法的性能。目前,它已经成为计算研究的一个重要分支。“遗传算法”这个命名不仅很好地体现了其与传统优化算法的区别,表现了这一新算法的本质特征,而且也不会引起与生物学中的“遗传”概念发生什么混淆,不感到有任何牵强。再如,神经元网络(nerual net)指由生物体的大量神经元互连而成的网络。人脑大约有1000亿个神经元,每个神经元平均与10000个其他神经元互连,这构成了人类智慧的直接物质基础。人工神经元网络属于人工智能理论和技术的一种算法,因与生物体的大量神经元互连而成的网络有相似的地方而得名。这种形象的命名可以很好地帮助人们了解这种算法的主要特征,也不会引起人们的误解。所以,“引进”其他学科的术语充实某一学科的理论是一件好事情,但关键在于要引进得当、恰到好处。     

借用学科术语应慎重——从“遗传”“变异”等生物学名词被借用不当说起

一、遗传和变异是生物学领域的专用术语 遗传与变异是生物界存在的普遍现象，它们之间是对立统一的关系。对人类而言，遗传保持了人类本身形态和生理特征的恒定，这样才使人类世代相继繁衍。而在一定条件下，变异使物种的特性有所改变，使之能够不断发展和进化。     

从“habitus”的译法说起

habitus是皮埃尔·布迪厄社会学理论的核心概念之一。在运用布迪厄理论对翻译社会维度探讨的过程中，研究人员对该词的理解和翻译出现了不一致的现象。针对这种情况，文章考察了该词在西方文化中的起源和演变过程，同时参考了维基百科和专业人士的解释，比较了该词不同的译法；在此基础上，强调了术语使用的规范性和一致性，尤其是在翻译学的理论建构过程中。     

从“habitus”的译法说起

habitus〖JP2〗是皮埃尔•布迪厄社会学理论的核心概念之一。在运用布迪厄理论对翻译社会维度探讨的过程中,研究人员对该词的理解和翻译出现了不一致的现象。针对这种情况,文章考察了该词在西方文化中的起源和演变过程,同时参考了维基百科和专业人士的解释,比较了该词不同的译法;在此基础上,强调了术语使用的规范性和一致性,尤其是在翻译学的理论建构过程中。     

从“鲲龙”命名说起

随着经济、政治的发展,我国文化越来越受到重视,体现在科技领域,文化对科技产品名称所起的作用不言而喻。文章通过运用文献查阅法、调查法先对“鲲龙”名称进行介绍,随后又对具有中国特色的科技产品命名现状、特别案例及其命名反思进行分析,以表明我国科技产品中国名称的命名特点及文化对其发展的影响。     

王沛芳 愿做一名“护水人”

正作为一名主攻水资源保护、水环境污染控制、生态修复理论和技术的专家,河海大学环境学院教授王沛芳有着浓厚的护水之情,她是第十四届中国青年女科学家奖获奖者。70后学者王沛芳,看起来有点纤弱,但学术上很强,屡获国家级大奖。2016年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全国仅有8个,她领衔的"生态节水型灌区建设关键技术及应用"就在其中。如今,国家三大科技奖榜     

汉语术语学术语体系构建的“不变”与“变”——从国际术语标准ISO 1087说起

汉语术语学术语体系是建设中国特色术语学的基础性工作之一。文章通过梳理国家术语标准ISO 1087的历史沿革，对其不同版本的概念体系结构、条头术语、基本术语的定义进行对比分析，指出制订该国际术语标准的理论依据是普通术语学理论。文章认为普通术语学体系的基本术语已进入汉语之中，可用作建立汉语术语学术语体系的基础。语言文字的独特类型、不同学科传统的影响、术语规范工作的开展、对不同学科领域术语的认识、关联学科的理论与方法贡献是构建独具特色的汉语术语学术语体系的影响因素。术语学术语体系和学科体系呈现并行发展的趋势，两者互为支撑。     

从误名“鸡枞菌”看科技名词规范化

“鸡枞菌”食药两用,既是食物,又是药品。自明朝李时珍《本草纲目》至今已有500多年,一直都只有“鸡枞菌”之名,而无“鸡枞菌”之说。自20世纪90年代计算机在中国普及以来,因为计算机字库中没有“枞”字,就有人用“枞”字代替而成“鸡枞菌”之误名,并以讹传讹,不仅网络上错误频出,少数辞书亦跟着误用。文章引证大量文献,对“鸡枞菌”正本清源,以促进科技名词规范化。     

释“程”——科技史语言研究一例

工程之"程",现代学者的解释"等级""长度单位"等,恐非确切。"程"非以"禾"而应以"呈"表义;"呈"下非"王",而是"■",因此本无上报之意;"■"上亦非"口",其上部扁"■"形(由"臣"而来)实为眼珠之象形;是故"■"本为人立于土丘上观察。《说文》"程,品也"误删一程字;释"品"之"众庶也",亦非曰多曰丰;"庶"不是"屋下众",其上之"■"实际是"石","庶"之本义理应为"煮";"品"因此既非"品评"也非"众口",而是器皿,盛可煮之物以为祭祀;"■""品""庶"等字既明,乃可知"程",其本义实为观测、衡量田地之产,并由此引申出十数种动、名、量词等不同词义。《新唐书》有语"工程严促",以往学者引用最多,被认为是中国"工程"一词的源头。然而此处"工""程"虽连缀使用,但还不是"词",而是句子,"程"作谓语,考核监督之义。     

“上帝”“神”抑或“天主”——基督宗教Deus汉译名探讨

针对常见汉译《圣经》版本分别将“Deus(God)”译作“上帝”“神”和“天主”的现状,从教父学翻译实践出发,分析这三种译名于义理的“合与不合”,认为“天主”是“Deus(God)”的最佳汉译名。     

从月球是否属于"深空"谈起

以中国人家喻户晓的神话人物"嫦娥"命名的探月计划一期工程已经正式启动.中国计划于2007年发射首颗月球卫星的消息,将成为继"神舟"载人飞船之后,国人及世界关注的新热点.     

试论科学共同体的非社会性

本文辨析了科学共同体的三重含义：科学专业共同体、科学职业共同体和科学研究共同体，认为科学共同体具有非社会性，具体表现为科学专业共同体的疏社会性、科学职业共同体的赵社会性和科学研究共同体的抗社会性，并讨论了科学共同体非社会性的社会功能。     

自然的本质是简单的吗?

传统的观点认为自然的本质是简单的，但是，如果我们考察近现代科学所依据的自然观和方法论之间的关联，就会发现，上述结论的获得并不是必然的，而且，由于自然界中存在的复杂性现象，而这样的复杂性不可还原为简单性，所以，就不能说自然的本质是简单的，至于自然的本质到底是什么，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     

阴阳历食限为何不等

中国古代历法中的日食食限和视月亮到视黄白交点的距离有关,它是历法家为了判断日食和计算食分而给出的数值。在《大衍历》以后的历法中,通常会给出阴历食限和阳历食限,分别用于阴历和阳历的日食判断和食分计算。通过构造中国古代日食食限的理论模型,证实中国古代历法中的日食食限应该与月亮视差有关,而且日食的阴历食限和阳历食限并不相等,二者之差近似等于日食时差最大值的2倍,由此澄清了学术界长期以来对中国古代历法中日食食限的争论和批评。     

科学语言的形成、特征和意义

文章立足于科学与语言互动发展的历史过程,介绍了科学语言系统的形成和科学术语的主要来源,阐述了科学语言的基本特征。文章从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的角度,分析了科学语言在解释和理解科学,以及形成科学知识中的重要作用和价值。     

汉字系统与元素用字

汉字是成系统的,元素用字作为汉字系统的一部分,也受制于汉字系统的整体状况。元素用字的选用、创制或演变,都受到整个汉字系统的控制,最终形成了既符合汉字总体系统,又具有自身相对完整的元素用字子系统。元素用字的状况可以为专科科技术语及其用字的研究提供启发与借鉴。     

进化论统计特性根源的哲学解释

关于进化论统计特性根源的争论是当前生物学哲学争论的一个焦点问题。非决定论从科学实在论的立场出发,认为进化论的统计特性反映了进化的过程本身就是真正非决定论的。决定论则从工具主义的立场出发,认为进化论的统计特性反映的只是人类认识的局限性,进货过程本身仍是决定论的。还是一种观点认为,进化论的统计特笥与决定论或非决定论的本体论预设没有关系。进化是发生在群体水平的过程,主要由自然选择和随机漂变提供的群体水平的解释是统计性的,因此,进化的理论内在地和不可避免地是统计性的。     

经典技术哲学阶段性特征探析

经典技术哲学分为前后不同的两个阶段,前一阶段以工程学的传统为主,其学科范式特征表现为人类学的、唯物论的和技术乌托邦主义的倾向;后一阶段以人文主义的传统为主,其学科范式特征表现为视域的多元化、理论基础上的后现代性和方法上的规范性。两种传统的融合促进了技术哲学的"经验转向"。     

筛选汉字小字符集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中华民族几千年有赖文字之统一而凝聚为一个密不可分的群体。汉字具有不同于一般字母文字的强烈非线性特征,汉语字频统计发现,学习汉语比学习其它语言也许更容易些。本文分析了汉字字音的莱维(Paul Lévy)稳定分布和高频字分布规律,指出为了子孙后代学习和交流的方便,也为了汉语文化的发扬光大,应当联合包括台湾在内的广大华语世界尝试筛选制定一个4500字的左右的标准小字符集。今天海峡两岸朋友在这里聚会,探讨如何迎接信息(information)时代的挑战。“信息”是大陆的叫法,在港台一般叫“资讯”。此外还有许多名词译法不同,如只读存储器与“唯读记忆体”,磁盘与“磁碟”,分形与“碎形”,等离子体与“电浆”等等。不能简单地说谁的叫法更好(各有长处),这种局面是长期以来大陆与海外语言文字和科学名词审定部门缺乏足够沟通的结果。现在海内外各种汉字信息交换字符集与代码标准相差甚远,此外还有汉字的简体与繁体等问题。本文探讨构造、筛选一种通用小字符集的可能性。一、汉字的现状中华民族是多民族的联合体,文化传承及国家统一都有赖于汉字的普遍使用和字形的长时期相对稳定。各地的人们说话尽可以南腔北调,但写出来却一个模样。但是近半个世纪,由于实施简化方案,汉字字形却发生了极大的变化。特别是祖国大陆与海外华人社会过去相当长时间内缺乏必要的沟通,汉字演化走向了不同的道路。随着信息社会的到来,大陆与台湾又各自独立地制定了不同的信息交换标准代码和基本字符集。大陆1980年制定国标字符集(GB2312-80),收字6700多个,其中一级字3755个,二级字2969个,二级字符中还有39个非字字符;台湾制定了大五码(BIG5),收字13500余个。后来又有了中、日、韩大字符集(CJK)和国际标准汉字大字符集的汉字输入方法的流行,以及新闻出版业告别铅排而百分之百依赖于计算机,汉字字符集对中华民族语言文字的影响已是至关重要的了。发展到现在,海外沿用繁体字,大陆则大量使用简化字。海内外中文文字信息交流出现诸多不便,计算机汉字平台互不兼容(早期),在因特网(Internet)上阅读各自的文本也必须经过相应的转换,由于并非一一对应,转换中也出现了一些笑话,如“乾”与“干”。这种局面对汉语文化交流的长远影响值得关注。对于目前年龄在30岁以上的人,简繁的区分还不是本质上的,这些人对两种字形都还认识,而对年轻的朋友而言简繁的不同将是根本性的了。伴随信息时代的到来,海内外文字改革需要加强联系,增加共性,减少个性。一种长远的设想是建立一个大家都能接受的标准。我个人的初步想法是,构造一个通用的小字符集,简繁仍在相当长时间内保持并用局面。这种设想的必要性是：1)便于子孙后代学习汉字,发扬中华文化;2)适应信息社会信息的大量传输。下面着重谈可能性,分别从字音分布和字频分布考虑。二、汉字字音的稳定分布特征分形理论创始人芒德勃罗(B.B.Mandelbrot)早期曾从其老师莱维(Paul Lévy)那里学来“稳定分布”(stable distribution)的概念,并将它用于词频分布和收入分布研究,后来竟创立了分形科学。稳定分布概念应该是概率论和随机过程理论中十分重要的内容,但现在许多教科书并不讲,我们知道布朗运动的基本思想是随机行走,所使用的基本数学是高斯正态分布。对于一维的N步随机行走,每一步的步长x是一随机变量,其概率分布为p(x),具有0均值。法国数学家莱维提出这样的问题：什么时候N步的总和的分布仍然具有与单步相似的(乘以一个标度因子)分布？这等于问,整体与部分何时有相似性,因而很自然与分形有关。对此问题通常的想当然的回答是高斯过程,因为N步高斯分布加起来仍然是高斯分布。但是莱维一般地证明了,此问题还有其他解。早在1853年柯西(A.-L.Cauchy)就认识到对于N步可加(也叫稳定)随机过程,除了高斯分布作为其显然解外,还存在其他可能的解。当把x实空间变换为傅里叶(Fourier)k空间时,可加过程的可能概率分布为N(k)=exp(－N|k|^β)。当β等于1时,便得到柯西分布,β等于2时对应于高斯分布。如今上式称为莱维概率分布。应当说明的是,广义的莱维稳定过程(s^D₁+s^D₂=s^D,s₁X₁+s₂X₂=sX+常数),仅对三种极特殊的情况,可以解析地求出稳定概率分布。当x的绝对值很大时,返回到实x空间,p(x)可以用|x|^－1－β来近似。当β小于2时,显然p(x)的二阶矩无穷大。这意味着除了在高斯情形中,随机行走(飞行)没有特征尺度。正是这一性质决定此类随机行走是标度不变的分形。今天我们用稳定分布和分形的观点考察汉字字符集,根据有关资料绘制了图1,图中有三条曲线,分别代表国标一级汉字、国标二级汉字和全体汉字(以《汉字信息字典》所收录的汉字代替)发音的首字母分布,三条曲线分别作了归一化处理,应作三点说明：1)图1以汉语拼音方案为准,但以其他注音方案统计,结果是一样的;2)在现代汉语拼音中I、U和V一般不作首字母出现,所以为0值;3)一级字样本数3755个,二级字样本数2969个,全部汉字样本数暂取11254个,后者大约是前者的3倍。图1 三种汉字字符集的字音分布图我们看到,三条曲线惊人地相似,归一化后差不多完全重合。这表明整体与部分之间只差一个标度因子,部分放大就是整体,整体缩小就是部分。换言之,大字符集与小字符集极其相似,部分可以一定意义上代替整体。三、汉字字频分布特征汉字是有别于字母文字的图形文字,造字原理东汉时许慎曾归纳为“六书”(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其中又以“形声”字为主,大约占了80%。世界上许多文字最终都演化成字母文字,但汉字却基本没有什么变化。这种“停滞”值得研究,发展链条中止必有其内在原因。原因是什么？大概不止几条,但其一便是单字含义丰富,构词力强;其二便是汉字构成规律性强;其三是高频字相对于全部汉字而言极少。第一、二点可用汉字的非线性解释,这里谈第三点。有三件事值得指出：1)现代意义上的汉字频率研究始于1921年陈鹤琴用统计方法考察白话文中汉字出现频度。2)1974年8月原四机部、一机部、中国科学院、国家出版局和新华社联合向国家计委申请“汉字信息处理系统工程”项目,对各种出版物进行了全面统计,样本达21657039字,将汉字按使用频度分布5级;最常用字500个,常用字500个,次常用字500个,稀用字1500个,冷僻字2991个。3)80年代初上海汉语拼音文字研究组和上海交大共同发起编撰《汉字信息字典》。汉语似比英语、法语、德语难学,实际上未必。学英语掌握6000个单词只能算初级水平,许多材料无法看懂。但学汉语掌握1000个汉字就能读懂90%报刊文献资料。当然,不能仅仅作如此简单的对比,就得出汉语或汉字易学、具有优势的结论。但这是极重要的一个事实。图2示意了前31个高频字的频度曲线。以千分比计,“的”字出现频率竟达38.3,“一”达12.5,“是”达9.8,“在”达9.4,“了”达8.1等等。北京大学力学系朱照宣先生将前5个字编成一句话：“是的,了一在。”它是对“王力先生在家吗？”问话的回答。“了一”为语言学家王力教授的“字”。图2 前31个高频汉字相对频度图前28个字(正好到“到”字)累计频率达到201,也就是说,从概率角度看,只要学会28个字,100个字中就有20个认识,就能“看懂”汉语文献的五分之一。学会100个字,就能“看懂”40%;学会160个字,就能“看懂”50%;一天学一个,一年学会365个汉字,就能看懂70%的汉语文献。学会950个汉字大约能看懂90%的汉语文献。国标一级字共有3755个,而累计频率达到99.69768%,这说明国标一级字有充分的代表性。四、构造小字符集的可能性与困难由以上两小节可知,汉字虽然成千上万,但现实生活中实际使用的汉字只是其中一个很小的子集,也许正是这一原因使得汉字非常适用于人们日常生活和文化交流。在现代信息社会,作为一个有文化的人究竟认识多少字才算合格呢？与人们朴素的想法相反,并不需要认识许多字,有5000字足够了。开始时我也不相信,后来仔细核对了国标一级字和二级字,发现二级字中相当多不认识,甚至从未见过,而我个人阅读中文文献从未遇到过困难,我写的文章用过的汉字大概不超过4000个。那么一万多个汉字是作什么用的？20902个字符又是干什么的呢？我们不得不遗憾地说,这里面有一个很大的矛盾,是少数知识分子与广大平民百姓的矛盾。我们不妨看看字典中那些生僻的汉字,在现代社会只有极个别学究气十足的人故意使用大家都看不懂的文字,以显示学问的高深。从事中国古代文学、文化、文字等方面研究的,不在此列。为了适当照顾一些知识分子,短期内仍然可以有两套字符集并存,知识界用大字符集,普通百姓用小字符集。图书(特殊专业类图书除外)、广告、电视及其他大众媒体也应使用小字符集。上面第2小节内容说明,采用小字符集,仍然能够保证汉语的语音特征,而且保持得非常好。第3小节说明绝大部分汉字均已死亡,它们的使用频率极低,去掉那些很少使用的汉字不会影响汉语的丰富性和表义的准确性。海内外华人共商构造适用于信息社会的汉字小字符集的时机已经到来。采取的步骤可以是：1)海内外分别以大样本中文文献进行汉字信息统计分析;2)抛开意识形态因素,以汉字使用频率为主要指标筛选6000个通用汉字;3)海内外语言文字工作者协同商讨,将6000个汉字进一步缩减为4000～4500个;4)撇开频率因素,分类检查补漏,特别要考虑数字、计量单位、重要科学名词等;5)发布废止汉字及代替方案详表(如“吖”字完全可用“阿”取代,相应地“吖嗪”可用“阿秦”代替;“磲”用“渠”代替;“鄹”用“邹”代替;“蕞”用“最”代替等等);6)得到标准小字符集,在此基础上制定各种字模(如楷体、仿宋、报宋、综艺等)标准。鉴于大陆与海外简繁并用的现实,确定了小字符集后,严格规定简体与繁体,尽可能做到一一对应。从技术角度看,上述步骤不存在任何困难。但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角度,从习惯甚至恶习的角度看,仍然存在许多难点。最大的麻烦可能来自少数学究的抵制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干扰。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一位博士曾说：“老百姓使用白字、通假字具有天然合法性,“韭菜”就是要写作“艽菜”(注：“艽”字在字典上读“jiāo”,与韭菜没关系),汉字必须简化并且所用总字数也必须减少。”我们反对两种极端态度：1)汉字完美无缺无需改革;2)汉字一无是处应当废止。折衷的办法是筛选汉字标准小字符集。五、问题目前我们缺乏对海外中文文献的统计分析以及对海外各种内码方案及中文平台的发展状况的了解,迫切需要与台湾、香港、新加坡甚至洛杉矶,泰国等地语言文字工作者和信息处理部门合作研究。此外,还要科学地评估此种小字符集可能对社会文化产生的长期负面影响。本文作者非语言文字工作者,只是个人关心这方面的话题 ,不当之处恳请批评。感谢北京大学物理系赵凯华教授和力学系朱照宣教授、北京理工大学孔昭君副教授提供有关资料和意见。图1 三种汉字字符集的字音分布图; 图2 前31个高频汉字相对频度图* 本文为1997年10月19日—26日海峡两岸青年学者论坛——迎接信息时代挑战学术研讨会论文,南京。     

论信息化生存的两重性及其出路

人类即将进入信息化社会,生活在信息中的人们的生存境况将随之发生深刻的变化。一方面,由数字０、１组合的比特形式所构建起来的信息世界是一个高度人化的世界,在其中,人们最大限度地摆脱了物质现实的束缚,实现了自由自在的理想生存;另一方面,在信息化世界里,人们不断被信息同化、物化,由此,生存要承受不可忍受的空虚、轻浮与急迫－－这就是信息化生存的两重性。面临这种生存的悖谬,我们的选择是化解悖谬、超越悖谬,把信息化生存转化为诗意的生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