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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现行的中国人名汉语拼音规定及问题1974年5月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公布了“中国人名汉语拼音字母拼写法”(以下简称拼音法),其中规定“汉语姓名分姓氏和名字两部分,姓氏和名字分写,名字如为双音,应连写”(摘自“中国人名地名汉语拼音拼写法”,文字改革出版社,1978年版,第308页)。按此规定,明代天文学家徐光启应拼写成Xu Guangqi,而非过去中国人姓名英译常用的Xu Guang-Qi。然而,由于我国的汉语拼音字母与英语字母的字形完全相同,以及国家并未公布中国人姓名英译法(以下简称英译法),结果全国上下都把上述拼音法视为中国人姓名英译法规则。例如,我国外交部签发的出国护照中,文字说明为英语,而人名则用拼音法拼写。权威英语报刊如China Daily和Beijing Review等,凡遇中国人名,均用拼音法拼写。各种全国性学术刊物中国英文写作的论文或论文摘要中的中国作者的姓名英译,也是用拼音法拼写。可见这种用拼音法代替英译法的做法,是得到官方默认的。不幸的是用汉语拼音法当作人名英译法的做法产生了严重的后果,造成国际文献中出现中国人姓名的极大混乱。其原因就在于拼音法的规定有两个严重弊病。其一是由于名字中的双音连写,取消了过去名字英译时双音之间加短横,按英语习惯姓名缩写后,Xu Guangqi变成了Xu G.,而非过去的Xu G.-Q.,整整损失了一个汉字信息,造成大量假同名人。其二是取消双名中间的短横,同时又规定姓的拼音放在名字之前,外国人就分不清Xu Guangqi中哪个字是姓,哪个字是名。西方人往往按照他们的习惯,把后面的Guangqi认作姓,而把Xu认作名,因此闹出笑话。笔者就多次接到国外同行来信,把Yuanzhang认作笔者的姓氏。很清楚,造成混乱的逻辑过程是：国家公布了“中国人名汉语拼音字母拼写法”,但又未公布中国人名英译法——全国上下都把拼音法当作姓名英译法——外国人按他们的习惯来理解中国人的拼音姓名并缩写——造成国际文献中出现中国人姓名的混乱(姓与名互换和产生大量假同名人)。笔者1974年初次在报上看到公布的姓名拼音法时,就曾与几位同事议论过,认为这一下所有人都会把它当作姓名英译法,从而由于双名中取消横划,必将混淆姓和名,并且缩写时造成大量假同名人。看来当时拼音法的制定者未能意识到发布拼音法会造成这些后果,实在令人遗憾。二、国际文献中的中国天文学家姓名的混乱实例这里仅举两个例子,就可看出目前国际文献中出现中国天文学家姓名的混乱情况。1994年出版的国际天文学会会议录(IAU Transaction,Reports on Astronomy,vol.22A,1994,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Dordrecht,The Netherland)第79页,载有国际天文学会第10委员会关于最近三年国际太阳物理研究进展的报告,其中的参考文献引用了一些中国学者的研究论文,在出现这些中国学者的姓名时,难以令读者确定是指哪一位。例如Wang J.可能是北京天文台研究员汪景琇,也可能是北京天文台的另一位研究员王家龙;而Wang H.可能是目前在美国工作的王海民博士,也可以是北京天文台的王华宇博士;Zhang H.可能是北京天文台研究员张洪起,也可能是紫金山天文台台长张和祺;Lin Y.可能是笔者林元章,但也可理解为是南京天文仪器研制中心的林严观。若从全国范围来找这些缩写英译姓名的对应人,其数目就更是成千上万。即使是中国读者看到这些缩写姓名,都难以确定是指的哪一位,何况对外国读者。更有意思的是其中的Linxiang W.其实是北京大学地球物理系的吴林襄教授,显然是该报告的作者把Wu Linxiang的Wu误认为是名,而把Linxiang误认为是姓造成的。另一例是笔者曾于1992年参与编辑“亚太地区天文教育会议论文集”(Teaching of Astronomy in Asian-Pacific Region,1992)时遇到的混乱和束手无策。中国学者为文集提供的论文中的署名方式是五花八门的。虽然有颇多作者按拼音法规定,把姓放在名字之前,但也有不少作者按西方习惯把姓放在名字之后。有些作者意识到拼音法的缺陷,为了避免姓名在缩写后而损失信息,坚持在双音名字中间加横划。有的作者虽按拼音法规定不加横划,但又怕别人分不清姓和名,而把姓全用大写字母。把姓放在名字前的作者中,有些人在姓与名之间加逗点,表示前者是姓后者是名,而另一些人却按拼音法规定不在姓后加逗点。当笔者着手编辑文集目录时,面对如此多样化的署名方式,感到束手无策。显然,出现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是一些作者意识到拼音法规定的缺陷而自行改变写法造成的,是拼音法作为英译法产生混乱的直接后果。用汉语拼音法作为英译法也会在很多其他领域带来混乱。例如在对中国人的论文或引文的分类和统计中,将会发生把实际上不同的作者误认为同一作者,或者把同一作者因署名变异而误认为不同的作者,从而造成分类和统计错误。三、对中国人姓名英译的建议鉴于上述情况,笔者认为中国人姓名的英译应当遵从两个基本原则：即不能损失汉字信息,和能够明确区分姓和名。根据这两个原则,建议中国人姓名的英译可规定为：(1)姓氏通常用全大写字母,放在名字之后;(2)若要把姓放在名字之前,姓后应加逗点;(3)双音名中两个音节的首字母大写,两音节之间用横划分隔;(4)名字缩写时,双名中两个音节各保留大写首字母,其后各加一圆点,再用短横相连。按此规定,元代天文学家郭守敬的英译应为Shou-Jing GUO或GUO,Shou-Jing,其缩写为S.-J.GUO或GUO,S.-J.。上述规定的主要特点有：(1)姓氏全大写并放在名字之后,以及双名中间保留横划(连字符),是区分姓和名的三保险。(2)名字按英语习惯缩写时,双名中两个音节各保留一个大写的首字母,这样不损失汉字信息,使缩写后的假同名人数大为减少。(3)这样规定与韩国、新加坡、台湾和香港等使用汉字的国家和地区人名英译后的形式一致。据了解广大知识界对目前的混乱状况是不能容忍的。实际上我们现在面临两种选择。其一是仍然把拼音法当作英译法使用,但必须修改规定,制止混乱。其二是按英语习惯另外制定中国人姓名英译法,由国家权威部门公布实行。这个问题已存在多年,随着开放的深入必将日益严重,现在是非改不可的时候了。* 林元章研究员是天文学名词审定委员会副主任。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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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文字改革,对汉语“书同文、语同音”起了积极作用,但对华人姓名的外文译法却带来了不良影响。下面仅就汉语拼写华人姓名对国际交流带来的不良影响,和对华人姓名译为外文的建议发表点个人管见,供有关方面参考。一、汉语拼音拼写华人姓名给国际交流带来的不良影响中国人名汉语拼音字母拼写法规定：“汉语姓名分姓氏和名字两部分,姓氏和名字分写。名字如为双音,应连写”。按此规定,国际著名菌物[真菌]学家,我国菌物学奠基人戴芳澜应拼写为：Dai Fanglan,简写为Dai F.或F.Dai(以下均以此名为例进行讨论)。但是,在1949年以前,戴教授在国内外用英文发表的许多学术论文,其署名都用的是英语拼法：Fan-Lan Tai,或F.L.Tai(或Tai,F.L.)。如此一来,汉语拼音给汉名英译(其他外语也类同)造成了一些混乱,大大影响了国际交流。经常出现的问题举例如下：(1)Dai Fanglan(汉语拼音)与Tai,Fan-Lan或Fan-Lan Tai(英语拼音)可能被认为是两个人,造成同人异名现象。(2)姓与名颠倒使用：汉语姓名习惯用法是姓在前名在后(Dai Fanglan),而英语则恰相反,是名在前姓在后(Fan-Lan Tai),因此说英语时,常会将Fanglan误认为是姓,从而造成了姓名颠倒的混乱现象(同人异姓)。(3)缩写时造成的混乱：Dai Fanglan缩写为Dai F.;Fan-Lan Tai(=Tai,Fan-Lan)则缩写为F.L.Tai(=Tai,F.L.)。前者减少了一个汉字信息,造成了大量的重名现象。如按这种汉语拼音姓名的缩写办法,不管是单名或双名,都只缩成一个拼音字母,总共也只能有26个名字(从A-Z),全国戴姓何止26人。已知全国李姓人口逾亿,也只能缩写成26个名字,岂不是大笑话吗？！1982年,我们创办中国《真菌学报》(Acta Mycologica Sinica)(此刊可用汉语和英语两种文字发表论文)时,便意识到汉语拼音将对其汉名英译拼写带来麻烦,当时便采取了下列措施：①姓的字母全大写,②双名两音之间加一短横,如戴芳澜拼写为TAI Fan-lan。后来有人嫌姓氏字母全部大写在文中太突出、欠美观,又改为两种不同的大写：。1994年,科学出版社整顿期刊、统一规格,强制执行汉语拼音原则,将双名两音之间的“短横”去掉,姓也不大写,戴芳澜被拼写为Dai Fanglan。1997年后,《菌物系统》上华人作者的署名曾出现了下列多种情况：TAI Fanlan,TAI Fan-Lan,TAI Fan-lan,Tai Fan-Lan,Tai Fan-lan和Tai Fanlan等;造成这种杂乱无章、令人头疼的现象,主要是由于华人姓名汉语拼音的缺陷所致。大家虽已感到这种拼写法不合理或有缺点,但又无所适从或统一规范,只好按自己的认识、想法和经验来拼写,因而出现了上述那种繁杂局面,大大影响了作者和论著的分类、引证检索和统计问题等。所以,华人姓名的英译问题是当今亟待统一和规范化的重要问题。特此再次呼吁,请有关管理部门切实在调研的基础上,拿出可行的、较科学的、规范化的意见,不要再让这种杂乱状态继续下去了。二、对华人姓名译为外文的建议1.制定《姓名法》：(1)中国的《姓名法》应包括汉族和其他民族的姓名,都必须规范化。(2)汉族的姓氏有单姓和复姓(如司马、欧阳、诸葛)之分,其名字也有单名和双名之别,有的双名的第一个字(少数为第二个字)是代表该族的“行派”。所以用双名,不仅可减少“异人同名”问题,还可以获悉该人在其族氏中“辈份”的信息。如汉族中的孔、孟两姓,自两千多年前的春秋战国时代,由孔丘和孟轲分别给自己族氏所定的“行派”,迄今仍统一遵循,“同名异人”的现象可能不太严重。据说北京市就有120多个余永年,沈阳市有2500多个刘淑珍。再扩大到全国就会更多。如缩写成单名,就更是惊人,所以不应提倡用单名。(3)在《姓名法》中,可以用附录的形式为华人姓名译成各种外文(如英、法、德、意、西班牙、葡萄牙等)制定统一的原则和规定。2.华文姓名译为外文的原则：(1)如欲将汉名译为某种语种,必须遵循该语种的语法结构和习惯用法。(2)切忌将中国人的习惯和汉语的传统用法强加给其他语种。(3)在各种国际会议上,应以该会议所规定的会议语言为准,进行华人姓名的拼写,以利学术交流和国际接轨。3.对华人姓名英译的建议：(1)姓氏首字大写,放在名字之后;如要将姓放在名字之前,姓后应加逗号。(2)双名中两个字的首字母大写,两字之间加一短横分开(见(1));名字缩写时,双名中各保留其大写的首字母,其后各加一缩写点。(3)拼音和音标应统一：如“沈”姓,英语和汉语均拼为Shen,但有的广东人则将其拼为Shum或Sham。又如“何”姓,我就见到有三种拼法：Hou、Ho、He。用国际音标,还是韦氏音标,或其他什么音标都应统一。以上汉名英译和简写的形式,与当今在美国、英国、朝鲜、韩国、越南、新加坡以及台湾、香港等国家和地区使用汉字姓名英译的拼法和形式基本一致,有利于整个华人圈使用英译名的统一。为了从速将华人姓名英译规范化,更好地与国际接轨,本人不揣冒昧,提出管见,仅供参考。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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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名汉语拼音字母拼写法》[1]的公布,对规范、统一中国人汉语拼音姓名的书写格式,无疑起到极为重要的促进作用。但是,正如林元章先生[2]所说,目前国际交往及国际文献中出现中国人姓名的极大混乱。我愿意就此发表个人一些粗浅的意见和建议,供有关同仁参考。1.汉语拼音方案是拼写中国人名的最佳方案实践证明,用汉语拼音字母拼写的中国人名,适用于罗马字母书写的各种语文,如英语、法语、德语和西班牙语等[3]。国际著名的检索性刊物“Chemical Abstracts(CA)”(美国《化学文摘》)中,中国人名用汉语拼音字母拼写,俄国人名用英文字母拼写,日本人名用罗马字母拼写。这说明,用拉丁字母拼写不同文种的人名已成为国际通用的做法,中国人的汉语拼音姓名已被越来越多的国际组织和机构承认和接受。因此,中国人名的汉语拼音字母拼写法(即所谓的“拼音法”)应成为中外进行国际交流时通用的人名书写法,实在没有必要再提倡什么“英译法”、“俄译法”或“日译法”等。2.中国人的汉语拼音姓名需作某些修改如前所述,中国人的汉语拼音姓名可作为中外进行国际交流时通用的中国人名。但是,由于东西方人名中姓和名的顺序不同,有些西方人往往按照他们自己的习惯理解中国人名;再加上我们不少中国人各行其是,有些人是“姓前名后”,有些人是“名前姓后”,更有些人是时而“姓前名后”,时而“名前姓后”,从而造成极大的混乱。笔者曾对CA进行调查,结果表明：CA中把中国人名的姓氏和名字顺序误排的例子屡见不鲜,其根本原因都是由于这种“名前姓后”的不规范格式所致。鉴于中国人名易被西方人混淆,我完全同意按照林元章先生提出的两个基本原则,建议对汉语拼音姓名作某些必要的修改：(1)为便于区分姓氏和名字,姓氏全用大写字母拼写;(2)为区别于单名,双名的两字之间加短横分隔,且两字的首字母均用大写。如林元章先生的主张,姓前名后时,应在姓和名之间加逗点。在某些特殊场合下,如CA中的作者索引即是采用这种格式;但在另一些场合下,特别是在英文叙述语句中,如：My name is WANG,Guo-Zhen and his name is WANG,Guo-Zhen.句中的逗号既显多余,又易使读者产生误解或费解。目前,不少国内科技期刊按照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的要求,在双名的两字之间加短横,但短横后的首字母不用大写。这并不符合处理英文复合词(如Alumina-Silica等)时的国际惯例。3.中国人名缩写时应考虑汉语拼音的特点目前,国家尚未对中国人名的缩写形式作出明文规定,故中国人名的缩写有多种多样的形式,不够规范和统一。笔者认为,中国人名是由汉字组成的,汉字的汉语拼音也有其本身的特点,故中国人名缩写时应考虑如下两点：(1)名字缩写时要不损失汉字信息。本来,根据名字中韵母(相当于英语中的音节)的个数即可很容易地区分单名和双名,但双名中的短横可能使人区分单名和双名更直观。(2)汉字拼音缩写时应取其声母,零声母时则应取其首字母。这样可有效地区分汉语拼音中的卷舌音zh,ch,sh和平舌音z,c,s,避免更多的假同名人出现。应该指出,无论是中国人名,还是西方人名,缩写时必然会出现大量的假同名人。但是,由于汉字的同音异字现象比较普遍,中国人名即使采用全名,也会出现大量的假同名人。不过,在大多数场合,如果使用全名,再加上以通讯地址或工作单位限定,通讯联系一般是没有困难的。4.对中国人名书写格式的几点建议综上所述,为了醒目和不致发生混淆,笔者建议,以汉语拼音姓名为基础,进行某些修改后,作为中外进行国际交流时通用的中国人名。(1)一般情况下或通讯联系时使用全名WANG Guo-Zhen这既符合中国人的习惯,又使西方人容易区分中国人名中的姓氏和名字。同时,这种书写格式并不违背汉语拼音方案的原则规定。(2)在某些特殊情况下可使用缩写人名Wang G-Zh或WANG G-Zh一般来说,由于缩写人名不会发生姓和名混淆的现象,故此时姓氏不必全用大写字母拼写;缩写名后的缩写点可不用,这不仅使编排格式简明,而且符合GB 7714-87文后参考文献著录规则[4]的有关规定。总之,我赞成国家有关部门尽快制定切实可行的《姓名法》或强制性国家标准。应该指出,中国人名不仅有汉语拼音姓名,而且有少数民族语姓名;汉语拼音姓名不仅有单、双名之分,而且有单、复姓之别。这些问题在立法或制定国标时都应该考虑进去,做到规范和统一。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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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本来姓名是一个使对方认识的标志,他的英译也应为对方方便着想。在出国访问时用的名片印上汉语拼音,可以向对方说明一下如何读音(例如“Wu”念吴,“Qi”念奇),何者为姓,何者为名。若长期住在国外(例如俄罗斯),最好有一个(俄语的)译名。西文学报引用俄国文献时,常用英文拼法把人名写成英文。在一般性来往中,我想按照姓名汉语拼音是没有问题的,大家应该遵守。但是在大家要互相引用的论文方面,由于习惯不同,需要有一个共同的约定。特别在我国开放初期,论文作者英文署名的五花八门造成了外国读者弄不清楚何者为姓,何者为名(有时问我,我也说不准),曾造成过许多笑话,在文献统计中也造成许多错误。经过这几年的努力,接触多了,情况已有好转,但问题依然存在,特别是在用计算机做统计时仍然出现混乱。产生这些问题的根源就是缺少一个约定,没有一个大家应遵循的统一的规则。二、问题的现状现在我国的期刊对中文姓名英译采用的许多办法,多数是正规地按汉语拼音办法,以姓在前,名在后。有的期刊为强调起见,把姓都用大写,有的在姓后加个逗号,已逐渐为外国读者接收,但仍然出问题,估计是新手,或用计算机做统计造成的。目前多数中外科学论文在参考文献栏中,都采用以姓在前,后跟一个逗号,然后跟以名字的缩写,采用这种方法问题较少。然而也确实出现把我国作者的名字当作姓列在前面,包括名字中的短横在内。造成论文英文署名复杂性的原因出在外国学报上,西方作者固然以姓在后,许多华裔作者也是这样写的,于是把按拼音办法写的我国学者文章也同样看待了,造成姓名颠倒。我在给西方学报审稿时,常提醒主编注意要把名序取成一致。我所接触到的学报多数用统一格式,似乎问题不大。另外的问题还常出在一些国际会议文集,包括一些在国内编的,由于主编者不注意,论文中有的是汉语拼音写法,即姓在前,名在后,有的是西方写法,特别是其中有许多外籍华人和西方作者用的都是西方写法。在同一本书中出现多种写法,而且都是华人,就更造成混乱。三、建议的办法我觉得投到国外学报的论文还是入乡随俗,按该学报文种的习惯为好。国内学报的英文摘要还按汉语拼音,然而发的英文版则要加点区别,或将姓全用大写,或在姓的后面加一个逗号。可能后一种方法更好些。为增加信息量,名字的第一个字母都用大写,两个名字中间加一短横,若用缩写就不要短横了,如刘永康的姓名可写为LIU Yong-Kang;Liu,Yong-Kang;Liu,Y.K.;Y.K.Liu。我觉得这样写方便了西方读者,并会使计算机更易于识别。这是一些个人意见供讨论。* 王仁院士是力学名词审定委员会顾问。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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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的深入发展,我国对外交往也越来越多。但华人姓名的外译(主要是英、法、西等文种的翻译)非常混乱,同一个名字可以出现多种译法。有的采用威妥玛式(Wade system)拼法;有的采用广东或福建等地方言的拼法;有的采用现代汉语拼音系统;有的按照中国人的习惯,姓在前,名在后;有的按照西方国家的习惯,名在前,姓在后(如边彦耀为Yanyao Bian)。关于姓的译法,为了避免姓和名混淆,特别是在单名情况下,有的在姓后面加一个逗号,然后才是名(如Bian,Yanyao;边远译为Bian,Yuan);有的把姓的每个字母都大写(如BIAN Yanyao; BIAN,Yanyao或Yanyao BIAN和BIAN Yuan; BIAN,Yuan或Yuan BIAN)。关于名的译法,一般情况下和姓分开,名字连写,第一个字母大写(如Bian Yanyao)。其他译法中有的在名字中间加一个“-”(如Bian Yan-yao);有的分开写,每个音节的第一个字母大写(如Bian Yan Yao);有的中间加一个“-”,每个音节的第一个字母大写(如Bian Yan-Yao);姓名的缩写(文件索引和运动员服装等)也是五花八门。这种混乱的情况常常造成很多误解和查阅上的困难,有时甚至使当事人处于非常尴尬的境地。因此,华人姓名的翻译规范化势在必行。中央文献(主要是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著作、讲话以及人代会、党代会的文件等)的翻译也不可避免地要碰到华人姓名翻译的问题。下面谈谈我们在翻译中对华人姓名翻译的处理情况,以及对华人姓名翻译规范化的几点意见。从时间上讲,我们对华人姓名翻译的处理可以分为两个阶段。1978年以前(包括1978年)为第一阶段,1978年以后为第二阶段。第一阶段中使用威妥玛式,主要的文件有《毛泽东选集》一至五卷、党代会和人代会文件以及中央其他文件。在这些文件中,华人姓名的翻译按威妥玛式拼写,姓和名分开,第一个字母大写(如朱德为Chu Te、高岗为Kao Kang)。复名则中间加“-”,第一个字母大写(如周恩来为Chou En-lai、邓小平为Teng Siao-ping、张学良为Chang Süe-liang、蒋介石为Jiang Kai-shek)。需要指出的是,这期间毛泽东的译法有变化：《毛泽东选集》五卷以前均译为Mao Tse-tung,自五卷开始译为Mao Tsetung,去掉了中间的“-”。有些知名人士姓名的译法按其习惯译法,名字分开来写,第一个字母大写(如宋庆龄为Soong Ching Ling)。一些人姓名威妥玛式的拼写和现代汉语拼音的拼写是一样的,如陈云为Chen Yun、王恩茂为Wang En-mao。少数民族人士的姓名基本上按照其发音或习惯用法来拼写,如才旦卓玛(藏族)为Tsaidan Choma、赛福鼎(维吾尔族)为Saifudin、乌兰夫(蒙族)为Ulanfu、阿沛·阿旺晋美(藏族)为Ngapo Ngawang-Jigme、朴春子(朝鲜族)为Pak Chun Za、克尤木·买提尼牙孜(维吾尔族)为Keyum Matniyaz等。在第二阶段,也就是从1979年至今,基本上废弃了威妥玛式,而采用现代汉语拼音系统。实际翻译中姓在前,名在后,姓和名分开,第一个字母均大写(如朱德译为Zhu De)。如果为复名,则连写,第一个字母大写(如毛泽东为Mao Zedong、邓小平为Deng Xiaoping、张学良为Zhang Xueliang、蒋介石为Jiang Jieshi)。但孙中山和宋庆龄的姓名,仍按过去的译法,译为Sun Yat-sen和Soong Ching Ling。少数民族人士的姓名仍按照其习惯用法拼写。但有一些少数民族人的姓名按现代汉语拼音来拼写,如回族(白寿彝为Bai Shouyi)、壮族(韦国清为Wei Guoqing)、彝族(李桂兰为Li Guilan)、侗族(杨初桂为Yang Chugui)、白族(张子斋为Zhang Zizhai)等。港、澳、台人士以及外籍华人姓名的译法,按照其习惯用法拼写(有的为威妥玛式,有的则还带有外国名字),如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董建华的姓名为Tung Kee-hwa、澳门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何厚铧的姓名为Edmund Ho Haw Wah、美籍华人陈香梅的姓名为Anna Chennault、泰国正大集团董事长谢国民的姓名为Dhanin Chearavanont、美籍华裔学者李政道的姓名为Tsung-Dao Lee、马来西亚郭氏兄弟集团董事长郭鹤年的姓名为Kuok Hock Nien等。如果没有特殊的拼写或者在无法查询其姓名拼写的情况下,则采用现代汉语拼音,如台湾教授陈鼓应的姓名就译为Chen Guying。鉴于华人姓名翻译的混乱状况,规范华人姓名的翻译势在必行。就此谈几点个人的看法：一、采用现代汉语拼音系统。从目前的情况来看,这是最易懂也最容易被接受的方法。威妥玛式在大陆基本上已经被废弃了,现在的年轻人根本就不会拼写。在国际上,很多国家及国际组织对华人姓名的拼写也采用现代汉语拼音系统。这些年来,中央文献翻译中采用这一系统,效果很好。一是翻译再也用不着为翻译人名东查西找(当然,一些少数民族人士以及港、澳、台人士和外籍华人的姓名除外)。二是自从我们采用此种办法以来,也没有听到外国读者和国内读者有什么不好的反应。二、按照中国人的习惯,姓在前,名在后。在这方面不必迁就外国人的习惯。最初接触中国的外国读者可能会把姓和名弄颠倒,但时间长了自然就会明白,而且他们还可借此机会了解中国人的风俗习惯。有的同志认为,既然译成外文,应该照顾外国人的习惯,其实这大可不必。从外文翻译成中文的时候,译者们也没有照顾中国人的习惯,把外国人的姓名颠倒过来,把姓置前,名置后,我们在中译外时又何必多此一举呢？三、关于姓的译法,我们认为只第一个字母大写,不必所有字母都大写,也不必在姓的后面加逗号。关于复名的译法,连起来写,中间不用“-”,第一个字母大写。这是很好的方法,这些年来我们一直在采用。但此种办法不足之处是缩写时不好办,会损失信息。如Bian Yanyao缩写时只能写成B.Y.或Bian Y.。如果复名恢复过去的做法,中间用“-”,缩写时就不至于失去信息,如Bian Yan-yao缩写可为B.Y-y或Bian Y-y。这一点还需有关方面进一步研究、讨论。四、少数知名人士、少数民族人士、港澳台人士和外籍华人姓名的译法,可考虑仍按其习惯译法。五、希望有关权威部门召集各方人士商讨此事,制定出华人姓名外译规范化的规定,并加以大力宣传,在国内外推广使用。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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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于1974年公布了《中国人名汉语拼音字母拼写法》(简称《拼写法》),对中文姓名的汉语拼音字母拼写方法进行了明确的规定。根据中国人的日常习惯,《拼写法》规定将人名中的姓和名分开拼写,姓氏拼音字母置于前,名字拼音字母连写置于后,仅姓和名的第一字母大写。例如姓名“李惠平”,应拼写为Li Huiping。《拼写法》的公布改变了过去存在的姓名拼写混乱局面,统一了中国人姓名的汉语拼音字母拼写方法,为社会发展作出了贡献。《拼写法》公布以后,中国社会逐步进入了改革开放的快车道。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方面的国际交流日趋扩大,每年都有大批中国人出境,中国科技工作者每年在国外各种学术期刊上发表大批论文。在各种国际交流中,人们碰到了一个似乎简单的问题：如何向外国人介绍自己的姓名。由于《拼写法》已经正式公布,而汉语拼音字母和英文字母又基本相同,人们已经习惯地把汉语拼音字母姓名作为英文姓名使用。例如,在外交护照和许多官方文件中,都采用了这一做法。但是实际使用过程中,出现了很多混乱。首先,在国际人员交往中,人们并没有完全按照《拼写法》的规定拼写自己的姓名,出现了多种拼写方式。最常见的是,很多人为了便于外国人理解,而按照外国人的习惯,把名字放在前面,姓氏放在后。这种做法的初衷固然是好的,殊不知,若无统一的使用规范,不仅给外国人,也给我们自己造成了极大的麻烦。在前例中,“李惠平”可拼写为Li Huiping和Huiping Li两种形式。外国人就无法判别李惠平是姓“李”,还是姓“惠平”。虽然,中国人自己可以判别,但是碰到单名时,也无法区别了。由于没有遵循统一的标准,中国人在国外时往往要不厌其烦地向别人声明,我姓“李”,不姓“惠平”。随着中国国力的增强,中国的国际地位也不断提高,但在世界各地成千上万的中国人,却对自己的姓名不采用统一的表示方法,不仅造成上述的麻烦,也有损中华民族的国际形象。近年来,中国的科学技术迅猛发展,我国科技工作者每年在国内外发表大批论文。并且越来越多地参加各种学术会议和其他学术交流活动。为了便于论文的国际交流和检索,国外学术期刊和绝大部分国内刊物都要求作者标注英文姓名。由于没有遵循统一的规范,人们使用了各种不同的表示方法。即使是国内刊物,也各自有规定,互不相同,致使同一位学者按不同刊物的不同要求,不得已取了好几个不同的英文名。例如“李惠平”的英文拼写,不仅有姓、名倒置的问题,还有各种不同大小写字母和加短横等拼写方式,如LI Huiping,LI Hui-ping,Li Hui-ping,LI Hui-Ping,Li Hui-Ping等。由于科技论文检索往往需采用缩写姓名,则又产生了更多的混乱,这包括外国人对中国人姓名缩写时产生的错误和中国人自己使用的不同表示方式。上例中,出现了Li H,Li H.P.,Li H.-P.,H.Li,H.P.LI,Huiping L.,L.Huiping等等多种缩写表示方式。由于国际大型文献数据库往往采用缩写英文姓名进行计算机检索,上述不统一的表示方式使中国作者的论文检索产生了严重混乱。有时,为了检索某一中国作者的论文,往往要输入多次不同的英文姓名组合。这不仅影响了中国论文的国际交流,甚至影响了对中国论文学术价值的评估。例如,某一国际权威刊物公布的中国论文引用次数常常低于实际值。鉴于上述情况,中国人姓名的汉语拼音和英文表示法已到了必须统一和认真规范的时候了。只有尽早尽快地搞好统一和规范,才能避免更大的混乱,便利中国人进入国际舞台,促进国际交流。为此,我提出两点建议供参考：(1)建议国家有关部门修订并再次公布《中国人名汉语拼音字母拼写法》,并明确规定采用汉语拼音字母姓名作为英文姓名表示方法,使全球华人的中国姓名有统一的拼写标准。并在全国范围内广泛宣传和推广,提高执法意识,在报纸、刊物和各种文件中使用标准拼写的汉语拼音姓名。(2)《中国人名汉语拼音字母拼写法》已公布近30年,在长期使用过程中,已逐步为人们所熟悉,因此不宜作重大改动。但是,随着形势的发展变化,人们也发现原方案的一些不足之处。例如原方案中,姓和名同为第一字母大写,使姓氏不够明显,特别是单名时,容易混淆。另外,原方案规定名字的字母连写,使姓名缩写时丢失了一个字母的信息,在人类进入数字化时代时,这是十分不利的。因此,建议修订《拼写法》时,在保留原方案主体的基础上,将姓氏改为全大写,而在双名时,在名字当中加短横。例如前例中,李惠平可拼写为LI Hui-ping,缩写时可表示为LI H.P.。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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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本刊版面所限,不能将所有作者文章刊出。下面是部分作者意见: 尹斌庸(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1.姓和名的问题。姓和名分写,首母大写,这条基本原则不变。有人主张在名的两音节之间加短横,似不可取。姓在前,名在后,不宜改变。(至少在国内不能改变。)为了区别哪是姓,哪是名,可采用已在国际上流行的办法,即姓全部大写。例：WANG Jianguo(声调符号可以省去)或WANG Jianguo2.姓名的缩写。这是一个新问题。一般来说,姓不缩写,名可以缩。有以下几种建议：WANG J.(缺点是单名、双名分不清)WANG Jg.(北拉采用,有缺点)WANG J.G.(此法似可取)潘云唐(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赞同姓氏全用大写字母表示,双音名中两个音的首字母大写,中间隔开一个字间距。这样一来,它们就决不会连拼成一个字,也不必用连字符了。尤其在缩写的情况下,连字符更显得多余、累赘。书写时,姓氏可置名前,也可置名后。因为全大写的是姓氏,首字母大写、后字母小写的是名字,足以区别开,所以,即使姓置名前,姓之后也不必用逗号。我国汉语拼音字母拼写法有它先进、优越的地方。Q和X这两个字母在英文中是多余的、重复的(Q等Ku,X等于Ks)。汉语拼音字母中把Q和X用来表示汉语中特有的,而英语中难以拼准确或者要用复合字母来表示的音。“Qi”表示的“奇”在英语中拼成“Chi”,与卷舌音“赤”混淆。“Xi”表示的“希”在英语中拼成“Shi”,与卷舌音“师”混淆。但是,英美人未必知道它们在汉语拼音法中的读音,有时就需要用括号来注释。对于我国很多学者早期使用其他拼法,后改用汉语拼音法拼写姓名的,可在其汉语拼音拼法后用括号注明原来的拼写法。崔宁(中国日报)：根据《中国日报》文风标准,我们将中文姓名汉语拼音方式定为：基本按照中国人的习惯。如“李惠平”拼为：Li Huiping。如果是美籍华人,按照本人习惯,如“陈香梅”为：Anna Chennault;“李政道”为：Tsung-dao Lee。港台地区的人名,尊重当地人的习惯,如“张学友”为：Jacky Chung;“李登辉”为：Lee Teng-hui等。匡佩华(外文出版社)：外文出版社关于中国人的人名的译法遵循以下法则：1.人名均用汉语拼音。上到国家领袖,下到普通老百姓,人名一律用汉语拼音。姓拼一个词,名字拼成一个词,首字母大写。例如,毛泽东,拼成 Mao Zedong; 周恩来,拼成Zhou Enlai。遇到双名中第二个字以a、o、e开头时用“'”分隔。如林西安,拼成Lin Xi'an。2.只有三个中国人的人名仍旧按文化大革命前的旧拼法。他们是孙中山,Sun Yat-sen; 蒋介石,Jiang Kai-shek;宋庆龄,Soong Ching Ling。3.人名为双姓时,如诸葛亮、尉迟恭等,双姓连写,首字母大写,即 Zhuge Liang,Weichi Gong等。4.香港、澳门和台湾的人名是根据广东话的发音来拼写,无一定规律。例如香港特区行政长官董建华 (Tung Chee Hwa)、澳门特区行政长官何厚铧(Ho Hua-Wah)、台湾的陈水扁(Chen Shui-bian) 等,他们的名字在翻译时需要一个一个查,绝对不能随便乱拼。5.西藏的人名有固定的拼法,例如达赖喇嘛 (Dalai Lama)、 班禅额爾德尼 確吉坚赞 (Bainqen Erdini Qoigyi Gyaincain) 等。西藏的地名也有固定拼法的,例如拉萨 (Lhasa)、那曲 (Nagqu)、 日喀则 (Xigaze)等。当翻译时碰到西藏人名或地名时,译者应打电话到民族出版社询问。6.有些少数民族人名也需要到民族出版社询问。例如吐爾逊 阿塔吾拉(维吾尔族,Tursun Atawulla)、成吉思汗 (蒙古族,Genghis Khan)等都需要向民族出版社有关部门请教。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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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术语研究》2000年第1期发表了笔者等人吁请解决中文姓名外译混乱的4篇文章之后,在2002年第2期又集中发表了10多篇有关论文,反映了不同领域的作者对这一问题的看法和建议,使中文姓名外译问题得到比较全面和深入的讨论。看了这些文章之后,笔者受到很大启发,而感受最深,或者说认为最重要的有如下几点,与大家进一步交流。一、汉语拼音是规范中国人姓名外译的基础许多文章的作者都认为1974年5月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公布的“中国人名汉语拼音拼写法”(以下简称“拼音法”)基本上是科学、合理和容易接受的。它在规范中国人姓名外译时有很强的约束力,并已为国内各方面,和国际社会普遍接受,在文化建设和国际交流方面已经作出很大贡献,因此它是规范中国人姓名外译的无可争议的依据。但是在拼音法推行了30年之后,人们在实际应用中发现,它也的确存在一些缺陷。这些缺陷使它无法完全和彻底消除中国人姓名外译中的混乱现象。笔者认为其最大的缺陷就是规定“名字如为双音,应连写”。这一规定除了导致名字缩写时损失一个汉字信息外,还有其他弊病(参阅下述第二、三节),因此必须修改。赵文利先生在他论文的最后一段话,说得非常中肯,笔者认为值得在这里引述[1]：“文字(包括拼音)总是在使用中发展的,完全停留在约定俗成一个方面上是不行的。想一下子就制定出能解决一切问题的完美方案也是不现实的,还需要权威机构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逐步推行一些新规定,来规范和发展语言的拼法,即区别每个汉字的拉丁字母转写方案。法国语言在其发展史上,其权威机构法兰西学院就为了规范其语言的拼写甚至读音,强行颁布过众多规定。几百年的事实证明,虽然要经过一个过程,但社会公众还是可以接受和习惯的。这一点是否值得我们借鉴。”二、外国人姓重要,中国人名重要杨光中先生的论文中指出了中国人姓名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名字远比姓氏重要[2]。该文谈到外国人的名字常限于某些现成的名字中选择,如约翰、伊莉莎白等,而姓氏则较多样化,如牛顿、贝多芬等,差别较大。这样,在某一特定场合,只用姓即可认定某人,因此外人名字的重要性远不如姓氏。反之,十多亿中国人的姓只有“百家姓”、“千家姓”,同姓者动辄上千万。而名字则可用尽上亿个汉字或其双字组合,同名者较少。因此对中国人来说,区分不同人主要靠名字,而非姓氏,中国人名字的重要性远在姓氏之上。笔者认为这个观点非常重要,在制定中国人姓名外译方案时,必须要体现这一观念。我们不仅要避免损失名字中的任何信息,而且还要设法突出名字中的信息。因此双音名连写的规定就不可取,因它轻视名字信息,导致缩写时损失名字信息,这完全违背了上述中国人名字远比姓氏重要的观点。三、修改双名连写的规定势在必行从十多篇已发表的论文看来,双名连写引发的问题最多,带来的后果最严重,这一点已形成共识。双音名连写除了缩写时将会损失一个汉字信息外,还有杨光中先生文中指出的[2],它还将造成分不清双音的分隔在何处。例如“衍安”和“雅南”的连写都是Yanan。它甚至分不清是单名或双名,例如“希安”和“咸”都是Xian,“楚安”和“川”都是Chuan。虽然可以用分隔号“,”来解决上述问题,但若不连写,而用分写,如Ya-Nan(雅南)、Yan-An(衍安),Chu-An(楚安)和Chuan(川),岂不更为彻底。至于不连写是用一横划为Ya-Nan,或是完全分写如Ya Nan,笔者倾向于用横划,因为是两个字共同组成名字与姓氏搭配。姓名中出现横划是拉丁语系人名中常见的现象,而且又有助于读者判断其可能为中国人,有什么不好。笔者也主张双名中两个音节的首字母均为大写,表示两个字的重要性是一样的。这样既体现了前述应突出中国人名字信息的观点,也符合英语复合词的构成习惯(如Alnmina-Silica)[3]。而更重要的是这样的写法,由于强调了名字中两个字的地位同等,使外国人对它们进行缩写时一定会把Ya-Nan缩成Y.-N.或Y.N.。而若写成Ya-nan,则很可能被缩写成Y.,不大可能缩写成Y.-n.或Y.n.。四、尽快着手制定区别同音字的方案鉴于汉语中的同音字(包括同调和异调)太多,制定区别同音字的拼写方案是消除假同名人数量的重要手段。涉及十多亿人的姓名拼写中若不考虑区别同音字的拼写方法,必然会出现大量的假同名人,只有建立每个汉字的单一拼写方案,才能使假同名人减少至最低限度,以及降低由拼音姓名回译汉语姓名的难度。因此笔者赞同赵文利先生在文中建议的[1],作为第一步,可先制定区分汉语姓名中四声调的拼音方案。要制定出科学和切实可行的区别同音字拼写方案肯定有相当难度,但是现在就应着手探索。从汉语姓名同音字开始的探索,必将为将来制定全面的汉字同音不同拼写方案积累有益的经验。五、“民族尊严”与“国际接轨”发表在《科技术语研究》2000年第1期和2002年第2期的共16篇文章中,除了4篇未明确表态外,其余12篇是主张姓在名前和主张姓在名后的各占6篇,旗鼓相当。主张姓在名前者提到的理由有名从主人、中国人的文化传统和民族尊严,以及这么做也并未出现什么问题,因而无须屈从外国人的习惯,认为只要坚持下去,外国人是会慢慢接受的。主张姓在名后者则举出许多与外国人交往中因姓在名前而带来的种种问题,包括在国外访问时要不厌其繁地向外国人解释自己的姓名;参加国际会议时在代表名录上找不到自己的名字;以及发表在国外刊物上的论文作者索引误排,导致引文检索和论文统计错误等。看了这些说理之后,倒使笔者悟出似乎存在两种情况,其一是当中国人自己外译,并把中国人的姓名按姓在名前处理时,往往会是一路绿灯。因为中国人这样做,外国人也不会有什么意见,中国人怎么写和说(广播),外国人只是看和听,时间久了,也会慢慢习惯,当然也是行得通的。不过根据赵文利先生的文中所述[1],中国科学院在其编印的英文简讯“CAS Newsletter”上将中国人姓名按姓在名后处理,效果也很好。另一种情况是只要涉及与外国人的直接交往,就完全是两码事。在国外访问、参加国际会议或向国外刊物投稿等,若把姓放在名前,就会不断碰到红灯,给自己带来很大麻烦。因为这些场合遇到的是不同领域和层次的外国人,且多为初次接触,不能指望他们都了解中国人的姓名习惯顺序,因此学者大多主张“投到国外学报的论文还是入乡随俗,按该学报文种的习惯为好”[4]和“切忌将中国人的习惯和汉语的传统用法强加给其他语种”。[5]依笔者看,姓在名前或名后的问题基本上是技术性问题,不宜与民族化甚至政治化挂钩。实际上,传统上同样是姓在名前的亚洲国家,如日本和韩国,欧洲国家如匈牙利,在国际交往中,都是采取名前姓后的方式。日本和韩国学者的英语名片都是名前姓后。我们在电视上看到日本和韩国球员运动服上的拉丁语姓名都是名字的缩写字母之后接姓氏全大写。近年来中国运动员服装上的外文姓名也是这样。有的文章中提到国家领导人都是姓前名后。不过在很多事情上国家领导人都是例外,不具普遍性。至于拉丁语系的匈牙利,情况也是如此。作为例子,笔者在这里引用国际性重要天文学期刊《Solar Physics》(太阳物理学)1980年第67卷317～338页上发表的匈牙利天文学家一篇论文的署名为L.DEZS,LIDIA GESZTELYI,L.KONDS,AGNES KOVCS,and S.ROSTS。其中有三位作者的名字只用一个缩写字母,其余二位作者的名字则全写(大概是怕缩写后与别人重名)。值得注意的是这些署名中有些字母上方有标音符(如和),不过在有些场合这些标音符未标出。但所有5位作者均为名前姓后(笔者曾在匈牙利科学院太阳物理天文台认识他们)。其实这些事与民族尊严也挂不上钩。鉴于这些情况,笔者倾向于主张与国际接轨,在中国人姓名外译时,应该随国际主流,把姓放在名字之后。 ① 林元章研究员是天文学名词审定委员会副主任。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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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现行的《中国人名汉语拼音字母拼写法》是较好的,只须稍加改进,进一步突出中国姓名的特点,以利于消除外国人对中国姓名的误解和误用。2.与外国姓名相比,中国姓名的特点,一是姓前名后;二是中国人口众多,仅当代姓名用量就达十多亿个,极易出现同姓同名,或同音姓名;三是姓少名多。不像外国,在某一场合中,常只用姓便可认定某人,而不必提其名,如牛顿、贝多芬、雨果、曼德拉等。外国人的名字则常限于某些现成的名字中选择,如约翰、伊莉莎白、伊凡、冈萨雷斯等常只用于亲友间,因而外国名字的重要性远逊于姓氏。中国十多亿人的姓只有“百家姓”“千家姓”,同姓者动辄上千万,而名字则可用尽上亿个汉字或其双名组合。因此中国人名必须姓、名同用,而且名的重要性甚至在姓氏之上。3.中国姓前名后的特点,应不应该保持？能不能保持？姓前名后的民族也不止中国一家。日本、朝鲜、越南等都是姓前名后,甚至匈牙利也保存至今,在外译时也都没有改变。我们应该珍视并坚持这个文化传统。其实,世界上还有更特殊的命名法,如西班牙、葡萄牙的姓名常用三个词,而且姓在第二个词;阿拉伯和非洲人的名字有时多达四五个。西欧报刊在处理时,对西、葡姓名常三并举,或只用其姓,却没有颠倒顺序的;对多字姓名,则只采用其姓(如蒙博托)或爵位称号(如赛义德王子)。这说明,他们能够适应各民族的姓名特点,采取正确的处理方法,只要我们认真执行一套规范的译名法,外国人也是能够正确理解和处理中国姓名的。4.在中国姓名的拼音外译中要突出名字的地位,办法是：(1)双名的两个字要用分隔号隔开。(2)这两个字都要用大写字母开头。现行译名方案中常遇到的一个问题是双名的两个字拼写在一起常分不清。不仅外国人,我们中国人自己也会搞糊涂,如名为“衍安”,按现行规定应译为“Yanan”,但可读为“雅南”。甚至可以造成单、双名不分。如“Xian”可以是“希安”,也可能是单名“咸”;单名“川”(Chuan)同双名“楚安”相同。因此,双名名字的拼音应予分隔,并各以大写字母开头。如要缩写,也要采用两个大写字母,缺一不可。5.其他建议(1)姓的拼音,仍按现行,用大写字母开头,不要全改成大写字母。那样,姓的地位过于突出。(2)姓氏后面不应加逗点,那样容易把一个姓名当做两个人。(3)我国自己的书刊首次译出中国人名时,要拼出完整的姓名,不要用缩写字母。(4)u和ü要分清,正式采用字母“ü”。现在书刊上常以u代ü,造成“吕”“陆”不分。如认为ü打字不便,可否以“yu”代之。6.例外处理：由于历史等情况,应该容许一些非标准译名存在,如：(1)少数世界知名人士已被广泛使用的译名如孙中山(Sun Yat-sen孙逸仙)。(2)少数民族特有的姓名(地名)不必经汉字转译,应按各民族语言的特点,采用以拉丁字母拼音为基础的拼译方案,以适应对西方交流的需要。(3)华裔外籍人士、华侨以及其他已正式采用西方名字的同胞,如某位张乔治先生,译名为George Zhang,已在外国正式应用,应当视同外国人名,不再更动,只在外译中时予以汉化。(4)有些学者在过去的著作中已采用了其他拼音方案署名的,应可允许与现行汉语拼音方案姓名并存,可在第一次提及时在括号中加注旧拼音署名。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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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文化是由实体性要素和人文性要素构成的统一体，它具有地缘性、民族性、时代性、历史性、包容性、多样性、集聚性、大众性等特点。伴随休闲时代的即将到采，城市发展在注重城市文化的实体性要素的同时。必须对城市文化的人文性要素予以更多的重视；必须坚持地缘性与多样性的统一、民族性与包容性的统一、时代性与历史性的统一、大众性与科学性的统一。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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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作为符号系统”和“语言作为存在的家”,二者都以语言为出发点和研究对象,但究其实质还是有所不同。语言作为符号系统,是解决认识支点问题的必然选择,这是寻求认识客观性的必然结果。然而,这种符号系统的精致分析,无疑容易踏上语言的迷途,而惟有将语言作为存在的家,对之进行形而上的审视,才能使语言还乡。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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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观念视野下的科技观立足于对“技术公害”等现实问题的反思,揭示了科学技术与社会发展的复杂矛盾。这对于我们超越传统科技观,富于启发意义。但这种科技观的后现代主义消极立场,决定了其诸多的局限性。本文意在表明,我们应当把化解风险危机作为现代化发展的动力,作为新型科学技术发展的契机,切实实现科学技术与社会的协调发展。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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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人类对大气层以外空间领域的研究迅速发展,但是,长期以来此领域的某些术语一直不统一,例如常见的“空间”、“太空”、“外空”等等,成为一些比较混乱的多学科常用词,给大家带来很多困扰,使用时无所适从。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认为应当适时地解决这个问题(包括相关的重要词)。本刊特辟专栏组织各方面专家开展书面讨论。在此基础上,我们将组织专门的研审会,力争确定一个比较科学、合理、统一的意见。此项工作得到许多专家热情的支持,在此谨向各位专家表示诚挚的谢意！这里我们先选登一部分稿件。欢迎读者来稿发表新的意见,以便科学地、民主地、全面地研究,做好定名工作。中国航天事业已经走过了近45年的历程,参与这一事业的人们,对中国航天所经历的事与物,都有自己的认识和体会。对于航天等名词的理解和认识同样有异同。尤其是中国航天这个行业比俄、美及欧洲一些国家起步晚,涉及航天行业一些事与物的名词,由外文引进译出也是自然的。由于译者的知识、经历和所处环境的不同,同一外文的译法也有差异。长期以来又没有合适的机会组织各方面的人员进行系统的研究讨论,所以现在对同一事与物出现的“叫法”未能统一。由此造成出版书刊混乱,在国际交流中也带来诸多不便。时至今日,应该将这些名词的统一工作提到议事日程,制订一个计划,按照民主与科学的原则,逐步达到统一。在此仅就个人了解的一些情况及见解一并述及,同有关人员商榷。一、《中国大百科全书·航空航天》卷中的主要情况20世纪80年代初,在编订《中国大百科全书·航空航天》卷时对“航天”这类名词就存在分歧,几经研究,采用了通融、通用的说法,一定程度上缓解和弥补了当时的争论和分歧。例如：航天指“载人或不载人的航天器在太空的航行活动,又称空间飞行或宇宙航行。”在航天这一条目中还写到：“有人把太阳系内的航行活动称为航天,太阳系外的航行活动称为航宇。”在该书中的“人造地球卫星”1号的条目中也指出：“苏联在1957年10月4日成功发射了世界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开创了人类航天的新纪元。”在《航空航天》卷的开篇中也写到：“随着航天飞机和其他新型空间运输系统的使用,空间组装和检修技术的成熟,人类将有可能在太空建造各种大型空间系统。在近地空间建立起永久性航天站、太阳能电站和空间工厂,甚至可能建立空间城市和开展空间旅游,太空将成为人类频繁往来的新场所。”总之,在《中国大百科全书·航空航天》卷中,对航天、太空、空间、宇航等名词采用相容的办法,对航天、航天学、宇宙航行、星际航行、航天工程、空间技术等,都作了专门的诠释。但也可以看出,对“航天”、“太空”给予了更多的关注,将“宇宙航行”和“空间技术”都统一到了“航天”和“航天工程”的条目之中。二、钱老(学森)的有关论述及历史情况钱老当年提出“航空是航空气,航天是航天空。”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世界上热门的说法是星际航行或宇宙航行(似乎是日语译过来的);英国还设立了星际航行学会,还有《星际航行》杂志;美国最初是火箭(推进)协会,后来是Astronautical学会。中国科学院60年代曾组织过星际航行座谈会。1979年成立宇航学会时,钱老没有参与,也没有人提出异议和坚持,所以按照最远阔的思想,取名为宇航学会。后来,钱老将“航天”界定为在太阳系内的航行,把“宇航”,即在宇宙航行界定为在太阳系外的航行。三、分歧出在“航天”和“空间”两个词;“航天”的含义已被各方面理解和接受空间一词出自于space。在Webster词典中释space,第5条：The region beyond the earth atmosphere or beyond the solar system(地球大气层外或太阳系外的区域)。在1979年修订版的《辞源》中对“宇”和“宇宙”有相类似的解释。《淮南子·齐俗》：“往古来今谓之宙,四方上下谓之宇”,“天”的释语中,天是地面的上空,与“地”相对,“天空”——无际空阔,“天穹”——天空高远。“空间”一词的释义是：物质存在的一种形式,由长度、宽度、高度表现出来。由此看来,space一词译为空间容易和物理的空间相混淆,显得不够确切,译成外层空间倒还好些。对这些名词如何使用,我的意见是将名词的含义,指的是何事何物搞清楚。遇到外文只要词能达意即可,不必拘泥于哪个英文必须对哪个汉字。时间久了,自然会统一的。正是由于将space直译成空间,1968年成立的从事卫星等研制工作的新研究院取名为“空间技术研究院”(后为七机部五院)。1978年,为了便于开展国际合作与交流,我建议英文的名称为：Chinese Academy of Space Technology,简称CAST。现在习惯上将卫星、飞船涉及的技术,包括卫星上的有效载荷,如通信载荷、遥感等涉及的技术统称“空间技术”。如果按专业技术分工讲,空间技术称为运载火箭的有效载荷或卫星平台更符合实际。而通信、遥感、摄像技术是卫星的有效载荷,属于其他的技术领域。1982年,第七机械工业部改为航天工业部之后,“航天”这个词使用得越来越普遍,现在航天已包括我国所有导弹、运载火箭、卫星、飞船、测控、发射场及各协作单位的工作、任务和产品。尔后,航天政策、航天规划、航天队伍、国家航天局等复合名词接踵而至,全国上下很容易理解航天所指的内容。“航天”是动宾结构的名词,“空间”是位置范围的名词,用“航天”可以取代大多数“空间”这个词,如当前所指空间技术,就可以由航天技术覆盖。又如航天医学比空间医学更反映实际,因为要研究发射时和下降时人对过载的承受能力,而空间医学则不能反映这方面的问题。至于shuttle译成“航天飞机”时,并不确切,实质上是火箭飞机,外形像飞机,内部是火箭。等到spaceplane研制时,只好译成空天飞机,很勉强。如理解带翼的飞行器,包括用火箭动力、用火箭-吸气式复合动力、核动力和其他动力,只要是在外层空间飞行的,统称为“航天飞机”,可能更合适些。当然有的复合名词为其他学科所惯用,如空间天文学、空间物理等,这些位置特征显著的词不必强求用航天代替。四、“太空”这个词是好词,比“空间”更能描述大气层外的空域“太空”的释义是极高的天空。当年台湾先将space译成太空,后来我们没有采用。现在看来,我赞成用“太空”描述大气层外的空域,比“空间”更合适、更准确,比“天”、比“宇”、比“空间”更形象。总之,我建议将航天作为我们这一行业与技术领域的基本词,能用航天取代的都用航天取代;宇航(航宇)、太空这两个词及由此衍生的复合词,视需要给予保留,如太空工厂、太空站等;不再使用“空间”这个词;有些专用名词,如宇航学会、美国宇航局(NASA)、欧洲空间局(ESA)等,人们都已习惯,不再改动;空间这个词基本被“航天”和“太空”两个词取代,个别由空间衍生出的复合名词,特别是有些机构已长期使用,可作为专用名词保留,如空间法、外空委、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等。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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抓住西部大开发大好机遇,加速西部信息化发展进程 总被引：3，自引：0，他引：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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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风险是指影响工程活动目标实现的各种不确定因素的集合。工程风险的原因存在于对工程风险的认知,对工程主客体的判断,工程主体的工程思维,工程活动中的自然、政治、经济、技术因素,以及工程风险管理方法之中。工程风险的规避机制包括经济、法律、管理、伦理等机制,伦理机制尤为重要。规避工程风险的伦理机制应综合多种伦理原则,建立起一种涵盖工程师个人、工程共同体和整个社会的应对工程风险的伦理。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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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知识创新信息运动 总被引：11，自引：0，他引：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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