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张问陶三峡风物诗的性灵

张问陶是清朝中叶乾嘉时代冠绝蜀中的诗人,其诗独抒性灵,讲求自然、天真.诗人一生四度往返京蜀,经长江三峡两次,沿途写下了大量吟山咏水、观风赏物之作,最著名的是摹写三峡自然景观、风土人情、文物古迹的诗歌,真切自然而空灵,极富艺术特色;其诗歌理论代表了性灵派的文学主张,与他的诗歌创作桴鼓相应.     

论张问陶“空灵”诗境

张问陶论诗主张抒真情,写真意,发心声,反摹仿依傍,崇尚空灵。空灵,是张问陶诗歌的一个主要特色,他认为“诗到空灵艺始成”,即诗歌创作只有达到“空灵”才使其成为真正的艺术。而诗歌创作要实现“空灵”,则要求诗人必须摒弃“名心”,采用多样性艺术手法,运用“清新、淡雅、朴素、自然的诗语,在灵感中自然凝结为意境“空灵”的性灵诗。     

论张问陶的性灵说

张问陶接受并发展了明清诗坛的性灵说，坚持诗歌的审美内涵是诗人自我内在“性灵”、“性情”、“血性”的感性显现，强调自我，张扬个性；以为诗中的性灵来自创作主体、表现对象和二的天然妙合；要写出表现性灵的真诗，必须有天才和灵感；标举性灵固然是针对“格调说”和“肌理说”而发，但其理论旨归是要求学的个性表现和独创精神，来冲决当时儒家正统思想对诗歌的束缚和扭转坛复古模拟的诗风。     

美丽的忧患:生之焦虑与死之恐惧──《古诗十九首》审美价值分析

自《诗经》以来，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便充满了强烈的忧患意识，无论是和平年代的盛世之音，还是战乱时期的伤时之怨，无不表达出这一生命的基本主题：生与死。生存中的离乱、迁谪、流落、失意等诸多不如意不完美，与内心中的焦虑、孤独、寂寞、苦涩等复杂而烦恼的情感交织在一起，所引发的便是对生存的焦虑忧愁和对逼近死亡的恐惧害怕，尤其以自然灾害频繁和战乱纷争不断的时期表现得更为明显，如先民之《诗经》、屈子之《楚辞》，以其思索感受之深，描绘抒写之真，故最能感人。到了东汉末年，由于封建集权制度的岌岌可危、封建统治阶层的腐朽…     

性情论之变迁与"诗缘情"的形成

战国思孟学派开始将天命论转入性情论讨论,诗＂言志＂说逐渐向＂缘情＂说转化,屈原明确地表述为＂发愤以抒情＂。两汉学者因重于讨论天人感应,试图调合性情之论,但受制于＂言志＂说本身所具有的道德约束,并没有真正解决＂缘情＂与＂言志＂的逻辑矛盾。魏晋之际,随玄学思潮而复兴的性情论,将个体性情的表达提高到超越群体意志表达的高度,为缘情理论提供了更为深厚的理论给养,从而促成了＂诗缘情＂说的最终成型。     

曹丕:“诗言志”向“诗缘情”发展的先导

诗言志与诗缘情是中国古代关于诗歌本质和功能的两个命题,它们的转变有一个很复杂的历程。曹丕的创作实践及其文论就是其中一个异常重要的阶段,曹丕是诗言志说向诗缘情说发展的先导。     

论陆机的"诗缘情"理论

先秦、两汉时期,“诗言志”理论占主导地位。西晋的陆机提出了“诗缘情”理论,打破了这一儒家正统文学观念的束缚,高度概括、总结了建安、西晋以后诗歌向抒情化、形式美方向发展的艺术规律。“诗缘情”理论的提出具有深厚的美学意义和崭新的审美思想,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浅论“诗可以怨”观念的传承与流变

＂诗可以怨＂是中国诗学中一个源远流长的理论命题,它源于孔子的＂诗可以怨＂,流衍出＂发愤著书＂、＂不平则鸣＂、＂穷而后工＂等主张,对中国古典诗歌理论及其创作实践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本文尝试梳理这一诗学源流传承和流变的历史脉络,从而凸显其重要价值。     

钟嵘《诗品》对"诗可以怨"内涵的丰富

钟嵘《诗品·序》强调"诗可以怨",是将怨情看作诗歌创作的动因,认为诗歌可以释放怨情,使诗人得到精神的解脱.钟嵘所谓"诗可以怨",是对孔子"诗可以怨"的丰富和发展.《诗品》将"诗可以怨"由"怨刺"为主发展为以"怨愤"为主,推重个人身世遭遇所产生的怨情,同时并不排斥诗歌"怨刺"的政治教化功能.     

情与礼的矛盾冲突——《诗经》婚恋诗之管窥

<诗经>中描写爱情婚恋的诗作很有特色,它们是青年男女心声的自然流露和倾吐,或是爱情既得的欢歌,或是爱情压抑的悲鸣.在<诗经>时代,礼制的影响力逐渐加强,表现在对待男女婚恋上其禁锢人性的一面逐渐显露出来.从描写男女爱情及婚姻的诗作中都可以看出情与礼的激烈冲突与碰撞.     

情与礼的矛盾冲突——《诗经》婚恋诗之管窥

《诗经》中描写爱情婚恋的诗作很有特色,它们是青年男女心声的自然流露和倾吐,或是爱情既得的欢歌,或是爱情压抑的悲鸣。在《诗经》时代,礼制的影响力逐渐加强,表现在对待男女婚恋上其禁锢人性的一面逐渐显露出来。从描写男女爱情及婚姻的诗作中都可以看出情与礼的激烈冲突与碰撞。     

对20世纪以来“诗缘情而绮靡”说研究的回顾与思考

陆机《文赋》中提出的“诗缘情而绮靡”是与传统“诗言志”相对的诗学理论,它体现了古典诗歌的抒情特质。20世纪以来对“诗缘情而绮靡”的研究主要围绕“缘情”、“绮靡”的含义以及“诗缘情而绮靡”说在中国古代诗歌创作与诗论中的地位及影响等方面展开,对一些问题有了更深一层的认识,于继承中有所创见。但对“诗缘情而绮靡”说尚缺乏系统全面的专题性研究,其所受到的重视程度与其在诗歌发展史程中的地位颇不相称。     

简本《缁衣》首章的《诗》学义涵

简本《缁衣》作为一篇《诗》学特征鲜明的文献,目前围绕其展开的讨论多是文献学方面,义理的抉发相对较少,而以《诗》学的角度来阐发其意义的则几乎未见。本文选取简本《缁衣》中《诗》学义蕴最为丰富的首章,以好恶之情为线索,分析其中所启用的《诗》学资源及《诗》学义蕴,并试图揭示其中对于德的理解。     

理性缘情之诗——以哲学的文学表达视角重评玄言诗

古人对魏晋时期的玄言诗已有定评,评价不高。现在从哲学的文学表达视角和大量史料出发,力图较全面地探讨玄言诗的特点和利弊,以期对玄言诗给以客观公正的评价。通过分析认为,玄言诗极化了文学的形而上性,所追求的是超出经验的理性思考,所发之情是畅理之后的高情,因此可以说玄言诗是另一种诗缘情的产物。玄言诗的兴起是对两汉章句之学的反拨,对后来具有禅味的诗歌的出现有所启迪,所呈现的意境为后世知识分子提供了文学创作的理性空间。然而,玄言诗毕竟限制了人对物的感觉,被山水诗所替代也就是题中之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