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玉润《诗经原始》的诗学观研究

以方玉润在<诗经原始>中对具体作品的评论为依据,总结和分析他的诗学观:首先是对<尚书>提出的"诗言志"传统诗学观进行了反叛,使他对<诗经>的解读回归到文学审美的轨道上来;其次是对"温柔敦厚"传统的儒家诗教顽固的维护,又使得他对<诗经>的解读带着浓重的卫道者色彩;再次是对他旗帜鲜明地提出的"原诗人始意"诗学观念进行探究,认为这一观念实际是从文学的特点去看<诗经>,而不是从历史的、经学的范畴去阅读和理解<诗经>,从而使<诗经>终于从经学回归到了文学,从道德说教回归到情感熏陶.无论是在清代还是在当代,这一诗学观念都具有指导阅读<诗经>原作的独特价值.     

科学小品成功“联姻”科学与文学

翻开中国历史书卷,"四言敝而有<楚辞>,<楚辞>敝而有五言,五言敝而有七言,古诗敝而有律绝,律绝敝而有词"(王国维<人间词话>).从<诗经>、<楚辞>、先秦诸子散文,到两汉辞赋、魏晋志人与志怪小说、唐诗宋词元曲及明清小说,再到近代"五四运动"以来的新文学传统,各式文体分别构成了各个历史阶段中的主导性艺术形式.     

荀子诗学述论

荀子系统总结了先秦儒家各个学派的成就,构建了自己一套完整的诗学理论.荀子规范了"诗言志"概念的内涵,剔除了其中的情感因素,将儒家对理想人格的追求纳入到这一理论中,是春秋时期的赋诗言志说发展到汉代儒家诗教理论的中间环节.他不仅提高了<诗经>的地位,而且在讨论<诗经>时将礼贯穿其中,认为学习<诗经>是为了认识并实践礼.荀子引<诗>主要是为其礼义学说服务,是先秦儒家将<诗经>政治化的典型代表.     

叙物以言情——再审《诗经》之“赋”

以前在讨论<诗经>创作特点时,常常认为"赋"是一种脱离或忽视形象思维的方法.这是一种误解,其实<诗经>之"赋"也是运用意象符号进行形象思维创造意境、抒发感情的方法.     

《诗经》中的女性形象分析

<诗三百>中出现了众多女性形象,由于解读者所站立场不同、所选视角不同及身份和地位等的不同而使得<诗经>中的女性形象呈现出不同的审美特征.将<诗经>中出现的各种女性形象划分为不同的类形并加以分析,有利于不同读者对<诗经 >相关篇章的理解.     

试论《古诗十九首》对《诗经》"间阻思慕"模式的承传与发展

<古诗十九首>承传了<诗经>中<蒹葭>、<汉广>等篇的"间阻思慕"模式,但又有所突破,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间阻物"有所拓展,抒情方式有所突破,表达方式有所发展.     

《诗经》的虚字"言"不是动词词头

《诗经》虚字“言”并非所谓的“动词词头”,而是单纯凑足音节的“足音字”。     

《诗经·鸡鸣》辨析

从<诗经·鸡鸣>文本分析着眼,通过对诗句语气神色的探求,对汉人毛亨、唐人孔颖达以及当代名家的解释与原诗比照,去除说教的外衣,进而求得<鸡鸣>一诗的本义,还情诗以活泼诙谐的真实面貌.     

《文选》颂体文初探

<文选>所选颂体文的内容、形式与<诗经>时代相比,有很大变化.颂体文独立过程中,虽逐渐脱离了<诗经>设定的原初轨道,但与论、赋、雅、赞等文体的界限仍然不十分明确.     

试论《诗经》的灾荒书写

<诗经>里写到了旱灾、霜灾、虫灾、地震、山体滑坡、日食、月食、饥荒等多种灾荒,记录了周人为救灾及防灾所作的祈求上天神灵与靠人力两方面的努力,<诗经>开创了我国灾荒文学的传统,对后世灾荒文学将人事与灾荒结合起来起到了先导作用.     

说滕文公之"文"

我们平时所说的战国时期的滕文公 ,实际上是滕元公 ,至于他为什么后世称他为“文”,则可以从几个方面来考虑 :其一 ,作为谥号的“元”和“文”差别并不是很大 ;其二 ,春秋战国时期的谥法并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 ;其三 ,我们还要注意到儒家思想对中国社会文化影响的渐进性。     

国书馆“传统”与“现代”论

从藏书结构、服务模式、管理方式等方面阐述了传统图书馆模式的特点,并从图书馆的虚拟化和图书馆管理的人本化方面分析了现代图书馆的发展走向。     

从“无兵的文化”到“竞逐富强”

一个民族的兴盛与一个民族是否具有捍卫自己利益的能力和决心有关,也与一个能够发挥市场优势的制度安排有关。因此,在一个以竞逐富强(thepursuitofpower)为原则而发展起来的现代世界中,中华民族在进行经济与政治制度变革的同时,必须改变自己文化上无兵的传统。     

对“以人为本”中“人”的几种理解的辨析

学界对"以人为本"当前主要有四种理解。把"以人为本"中的"人"理解为"人民群众",是从政治视角而言的,针对的是"少数人"范畴;把"以人为本"中的"人"理解为"全体公民",是从法律视角而言的,针对的是"部分公民"范畴;把"以人为本"中的"人"理解为"人类",是从人类共同利益视角而言的,针对的是"自然"和"物"范畴;把"以人为本"中的"人"理解为"具体的个体的人",是从工作落实视角而言的,针对的是理论层面抽象的"人"范畴。应在特定的范围内理解"以人为本"中的"人",超出其特定适应范围便容易导致对其中的"人"的误读。党中央提出的"以人为本"中的"人",无疑应当是指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而学界所作的拓展性理解则是适应于特定范围、解决特定问题的。     

论《酉阳杂俎》的“史性”特征

在中国古代小说的发展初期,对于小说的功能,论者往往定之以＂可补经史之阙＂。因此在古代小说的发展之初,小说常在作者的写作态度以及叙述故事、塑造人物等方面体现出鲜明的＂史性＂特征。段成式的《酉阳杂俎》虽然成书于＂始有意为小说＂[1]（P39）的唐朝,但是从其创作态度、写作方法、内容题材等来看,仍具有突出的＂史性＂特征。     

"真"的创世与"真"的毁灭--《花腔》之"花腔"叙事

<花腔>的发表引起评论界的关注.<花腔>的出众之处不完全在于文本作者得意、论者激赏的"先锋性"的两套叙事话语体系的设置,更在于通过调用"真"的创世与毁灭的叙事智慧对历史话语权的质疑和对"红色"知识分子荒谬人生的深刻阐释.     

审判质量管理的“满意”与“公正”之间

公众对案件的"满意度"与"司法公正"的内涵本身存在的原理性冲突,当事人对事件结果公正的不同理解、媒体对社会舆论的导向,直接影响着公众对司法案件的认识和评价。一旦舆情被某种因素引导,社会舆论就容易发展趋向于一种或几种极端的论调,产生"群体极化"现象。其中非理性的部分社会舆情将产生巨大的力量,可能引发"满意"与司法公正的较量。"河北王朝案"就是发生在审判质量管理背景下舆情与司法的一次激烈冲突。因此,应弱化以"满意度"作为案件质量评估的指标,从而回归司法独立、司法公正的本质。     

对"矛盾"、"对立"范畴的再认识

韩非的“矛盾”富言属于逻辑矛盾。他的“矛盾”思想则是非此即彼、非彼即此,二者必居其一。这种仅仅在对立两极中的思维方法并非完全正确。哲学上的辩证关系,借用“矛盾”、“对立”范畴来表述,也不十分恰当,因为矛与盾不是对立的双方,而辩证关系也应包括对立统一、鼎立统一、多立统一。所以我们必须确立立体矛盾观,即对立面-中介-对立面,或正中反矛盾论,或同异反分析法。     

重新审视"环境决定论"——《人文类型》所给予的启示

自然环境为人类文化的创造提供了活动舞台,对人类生活具有重要意义,尤其是人类社会早期发展阶段对自然环境的依赖是不言自明的。人类学家和地理学家探求文化特质地理分布的简单原因,在于环境决定论的解释模式是基于世界性探险而搜集到的大量有关人类差异材料进行分类和解释的一种简单的方法。文章从早期理论学者开始进行追述和回顾,认为:如果将强调或者突出“气候的作用”的学者归为“环境决定论者”,这种扩大“气候”外延的论说方式不能成立。     

《孽海花》之“孽海”与“花”新解

正确理解“孽海”与“花”的含义,有助于深入解读小说《孽海花》。本通过对小说本和有关资料的研析,指出《孽海花》中的“孽海”主要指当时正在沉沦的中国社会环境,“花”则既指名妓傅彩云,也指晚清“名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