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文献传统中的“异族书写”——从《史记·西南夷列传》谈起

汉语文献对族群身份的表述历来已久,其对"异族"形象的书写在近代亦引起诸多反思与论争。以《史记·西南夷列传》为例,司马迁对"西南"之书写用"蛮夷"二字总括,不免粗疏。如若从"西南"与"蛮夷"、"西南"与"一点四方"之关系加以辨析,将有助于对汉语文献传统中异族形象书写之理解。同时,笔者引入《华阳国志·巴志》中"西南"之自表述,在西南第三人称表述的期待中,意在对多民族文学书写的倡导做一回应。     

新世纪新生代藏族小说的西藏书写——以次仁罗布、多吉卓嘎的创作为例

新世纪以来,以次仁罗布和多吉卓嘎为代表的新生代藏族作家在西藏书写中自党地体现出文化身份的认同,在传统与现代的交相辉映下蕴含着丰富的人性内涵.次仁罗布的中、短篇小说在关注下层民众的生活中审视了藏传佛教的生死轮回、因果报应的观念给他们带来的影响.多吉卓嘎的长篇小说则书写了藏族女性在多元文化的影响下女性意识的觉醒过程,呈现出女性主义的立场.     

周作人附逆期间的“民族主义”表达

周作人附逆期间曾经对当时的中国文化建设发表过一些看法.他在事后强调自己的这些看法意在“说明中国有自己的中心思想”、“为民族求生存”.因此,木山英雄将他的这一时期的文化建设思想表述为“复古”,陈思和、董炳月等则强调其落水的性格悲剧,强调其民族主义表达的相对合理性.其实,周作人附逆期间的民族主义表达并不是单纯的复古,而是其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就有的取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现代文化融合的思路.他附逆的悲剧,固然有个人性格的悲剧,但更重要的因素可能是当时专制政体与民族主义的现代原则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     

胡瑗易学思想与中庸之道

胡瑗在将儒家“内圣外王之学”升华为“实体达用之学”方面有卓越的表现，不仅首先自觉倡导“体用并重”的学风，并将之普及于社会，而且博通儒家五经，长于易学，继承了中唐以来的疑经惑古思潮，体现了宋学疑经、改经的学风。胡瑗在易学中表述了中庸之道与中庸之德的主张。将儒家的仁、礼与中庸对应起来，表达内圣外王的政治理想。     

青少年流行语中的“N”

“N”是近年来在青少年群体中高频出现的一个新词，其用法相当于数词（或数量形容词）和程度副词。通过超常变异的形式表达了强烈的主观情态，体现了“极量”的语义特征，以“N”为代表的青少年流行语在表述数量多少、级别差异和程度高低时，总是通过现有语言体系中某些词语的“移位”、不同认知范畴符号的“移域”或从不同语言体系引介形成的“占位”来构建新的表述体系，显现出模糊性、形象性、多变性特征。     

水传统与中国文化遗产的生命表达

水自古都是一面自然之镜。人类学家弗雷泽的《金枝》以古罗马内米湖畔圣树的祭司仪式遗产为开场,在远古的神话原型中确立“水木年华”的传承妙谛。人类学关注水的历史传统,形成了一个颇具特色的认知和知识谱系。河流被书写于文明的首页,大水与治水被视作同畴,而水利也就成了人类寄予的理想并进行实践和尝试。中国自古而下的水智慧不独在先哲的表述中体现,也落实在多元族群的生活、生产和生计上,成为中国文化遗产重要的生命表达,日益凸显了传统政治地理学之积弊。文章以水为经,以事为纬,将河流视为包容甚大的自然-文化遗产体系,以就教于学界。     

论《诗经·国风》的贵族文化特征

长期以来,《诗经·国风》多被认为反映了劳动人民的生活,表达了对剥削压迫的强烈反抗,是下层百姓的民歌创作.而结合周代的礼乐文化背景,根据风诗中的衣饰描写、生活状态等判断,国风实际上彰显了浓厚的贵族文化,体现了贵族的生活情调和审美好尚,可考的作者也多为贵族,因而其并非中下层民众的诗歌创作.     

论《查泰来夫人的情人》的生态女性主义思想

运用生态女性主义理论,探索D·H·劳伦斯的代表作《查泰来夫人的情人》中女性与自然、女性与男性的复杂关系,指出作者在小说中通过自然与女性的和谐和女性对男性的对抗两个主题层面的书写,表达作者追求女性解放、憧憬两性融洽、向往自然和谐的理想。     

中国民族声乐演唱中的韵昧美

中国民族声乐的韵味美是构筑在两大基本美学思想之上的,即语言的表现和曲情的表达。只有这样,才能体现其内在的“风骨”之美。     

中国民族声乐演唱中的韵味美

中国民族声乐的韵味美是构筑在两大基本美学思想之上的，即语言的表现和曲情的表达。只有这样。才能体现其内在的“风骨”之美。     

论李清照婚后词作的悲愁美

李清照的词历来被推为“婉约之宗”,其自婚后的词作因其身处不堪境遇而抒发出悲愁的情感,这种情感所蕴涵的悲愁美皆体现在情感底质深挚真切、表述方式含蓄婉转、创设情境意蕴深远方面。     

非平衡态的自我调整过程——关于新时期文学民族化问题的再思考

本文认为,文学的民族化,既不是对传统文学的回归式认同,也不能理解为单向度地化外为己.从文学与社会的关系说,它应该是立足于现实的基础上,为体现民族的审美主体趋向而进行的自我调节的动态过程.其与外界社会交流中呈现出的非线性开放式状态,近似于普利高津的所谓“耗散结构”,表现为在开放状态中不断吸取新质而耗散旧质的过程.因此,它的发展应是逐渐超越“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不断追求民族精神和人类精神的相通性,从而在民族的艺术个性中体现出更多的世界性意义.因此,这一民族化的过程,也正是民族的文学走向世界的过程.     

走进《沉船》的宗教世界

印度是一个宗教性的民族,宗教统辖一切.泰戈尔的<沉船>通过苦行主义精神的展示,塑造了一种隐忍、宽宥、利他的理想人格;通过对文本中虚幻、非现实表述的阐释来感知一种宗教的情怀,并进行一种形而上的宗教终极意义的探寻与诠释,从而亲证其民族思维方式的宗教性.     

程颐人生境界理论探析

在儒家那里，道问学和尊德性是统一的，为学和做人是合一的。对宇宙本体的追寻也就是对人生境界的提升。程颐的人生境界理想体现在其道德实践的“自性而行”中。“自性而行”是道德主体的自律命令，体现的是自由意志。而其自由的充分表达是他的“己与理一”的人生理想境界，但是，要实现这一理想境界，却必须有用敬和致知的功夫。     

论"霸王鞭舞"的文化内涵

“霸王鞭舞”不仅能够直观地反映出白族的区域特征和动作特点,而且也浓缩积淀着民族历史的、社会的、习俗的、宗教的诸多文化意蕴,体现了一个“洁白”纯朴的民族所独有的文化情趣、审美习惯、审美追求和审美理想,甚至体现了一定程度的社会文化模式、民族心理结构和礼仪伦常制度。     

土家族民间舞蹈形象的文化人类学阐释

土家族民间舞蹈是土家族文化的一种表述形式,在文化人类学视野中,它是一种文化象征。在早期,土家族舞蹈形象以祭祀形式存在,同时也表现出土家族民俗文化的具体形态,成为人们表达与宣泄情感的最佳载体。在土家族舞蹈的形象中,我们发现它反映了土家族发生、发展、生活、繁衍的历史和民族传统文化的变迁,其文化形态也体现了土家族舞蹈艺术传承的规律。     

二变音“si”“fa”在筝曲中的体现和嬗变

微降si((1) 7)、微升fa((1)4)是我国部分地区特有的一种音乐现象,是汉族音乐中一种独特的音阶变化形式,存在于全国多种地方戏曲、曲艺、民歌和民族器乐曲中.在各流派筝曲中,陕西、潮州和客家筝由这两个音的体现最为突出,其音高在旋律进行中具有一定的游移性,使之成为构成乐曲风格韵味的关键因素,在陕西筝中体现为“苦音”,在潮州筝中体现为“轻六调”、“重六调”、“活五调”等,在客家筝中体现为“软套”.它们虽称谓不同,地城也相距甚远,但应源于相同的调式音阶,有着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本文从历史文化的同源、音阶调式的同源、“si”、“fa”音的体现和嬗变三方面进行了论述.     

唯美与无为的契合——王尔德唯美主义思想在《道林&#183;格雷的画像》中的体现

"为艺术而艺术"是对王尔德唯美主义思想最精辟的表达.本文从诠释王尔德的美学观点入手,进一步分析其美学观点在其小说《道林·格雷的画像》中的体现,从理论的角度表明,王尔德的美学观点既表达了他个人对"美"的理解,同时又传达了他试图逃进"理想王国"-艺术的乌托邦的美好愿望.他的这种唯美思想契合了道家的"无为"思想.     

文明的记忆：民间文学对文明的表述

作为口头传统的民间文学,长期被以书写为载体的中心叙事所忽略,进而影响到对其价值及意义的客观评价。文章基于阿兰·邓迪斯的“民”的界定,聚焦民间文学的文明形态、民间话语对文本的建构、传说、神话、史诗等民间文学对文明的表述。说明史诗、传说、神话等口头叙事承栽着人类集体记忆,具有巩固传统和延续文化的功能,其种种表述方式是对人类文明的确证。进而说明民间文学是书写形式文本等精英文化的源头,属于文化中的大传统,以此回应叶舒宪教授所提出的“重估大传统”之论。     

老子大道理念与福建土楼人居生态

福建土楼人居生态蕴含着老子大道理念,主要有大道和谐的人居生态思想,大道通达与流布的人居环境品质,土楼大门所深藏的大道玄妙之理,绿色载体所反映的回归自然的大道生态观,聚族而居与“小国寡民”所实现的老子社会生态理想等等。种种现象表明,福建土楼较完整地表达了民族传统生态思想和宇宙精神,其最高生态价值就在于体现了老子大道自然的深刻蕴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