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调整中国生育政策需要解决的几个基本认识问题

当前中国生育政策调整的讨论中,首先需要解决一些基本认识问题,这些问题不解决,就不能够从思想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创新思维,生育政策调整与改革的彻底性就会受阻。实行计划生育不等于推行独生子女政策;"一胎化"的独生子女政策是中国生育政策走过的一段弯路;三十年的独生子女政策是一个实施不成功的生育政策;超生的家庭也属于计划生育范畴;过紧的生育政策导致计划生育管理工作的困境。     

嫁妆革命：婚姻中女性家庭地位变迁——以华北农村婚姻个案为例

通过考察华北XC村改革开放时期的新婚家庭及其80年代左右出生的子女的具体婚姻现状,尤其是女儿们结婚时的嫁妆问题,探讨嫁妆对于缔结姻亲关系及新娘在婆家地位的影响。华北XC村的个案说明,新娘嫁妆的增加不仅巩固和加强了婚姻关系,还是计划生育政策实施以来独生女儿家庭积极与女儿婆家建立联系,巩固和扩展社会网络的一种策略。     

对当前赡养纠纷案件的几点探讨

我国人口比例正处于老龄化阶段,老年人的赡养问题自然成为一个比较突出的社会问题。近年来,因子女不孝而诉诸法院的案件呈较快的上升趋势,处理好该类纠纷,对当前的社会稳定,计划生育基本政策的贯彻实施,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中国人口计划生育政策调整完善过程分析

对中国人口计划生育政策发展变动过程进行详细地梳理和分析，结果发现，中国人口计划生育政策具有鲜明的时代性，人口计划生育政策与时俱进的特征明显。总体上，可以将中国人口计划生育政策分为六个阶段，分别是酝酿探索、全面启动、加强管理、稳定水平、统筹完善、配套优化等重要阶段。不同阶段之间的生育政策具有较强的延续性。人口计划生育政策曾经对控制中国人口增长，对促进中国人口转变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是进入新时代，人口问题变得更加复杂，人口计划生育政策作出了进一步的调整和优化，并逐渐配套与生育服务相关的社会经济政策，对促进中国人口长期均衡发展具有非常重要意义。     

关于亲子关系确认的几个问题

亲子关系包括自然自亲和拟制血亲两种.对拟制血亲的范围,我国婚姻法仅限于养父母子女间和继父母子女间,而对于实践中出现的"借种"、"借腹"所生子女及因某种原因错养的子女亲子关系如何确认,则显得有些无能为力或不够合理,结合国内外立法及实践,就以上问题提出一些建议.     

全面二孩政策下兰州适龄居民生育意愿调查

全面二孩政策早已开始实施,但是人们对于这一政策所带来的影响各持己见。基于2017年兰州已婚未育和已婚已育一孩居民的生育意愿调研数据,本文分析显示:1.全面二孩政策下居民的理想子女个数为1.75个,同时已生育一孩的夫妇预期生育第二孩的时间为3-5年。2.被调查者生育二孩的主要原因多为增加家庭乐趣、独生子女不利于成长,这是之前"计划生育"政策所带来问题的集中体现。3.被调查者不愿生育二孩的主要原因为经济压力、精力和时间成本。     

“二胎时代”如何理财

正"单独"生二胎这段时间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那么,面对随人口增加而带来的经济压力,生二胎的成本究竟是多少?又该如何科学规划生二胎的理财计划呢?二胎比头胎的生育成本低有媒体调查显示,就全国来看,约有五至六成的"单独"家庭愿意生二胎,其中大城市意愿比较弱,中小城市比较强,生育成本正是阻碍大城市生二胎意愿的首要因素。那么,生二胎的成本究竟多少?是否单纯是生一个小孩的两倍那么简单呢?让我们简单地为您算算"二胎账"。     

“双独”问题的现状研究及政府责任分析

自20世纪七八十年代实施严厉的人口计划生育政策以来,我国每年新增人口大幅下降,由此附带而来的一个明显的政策结果是家庭结构由传统的几世同堂的大家庭转变为普遍的"四二一"或"四二二"式基本家庭结构,与之伴随的也就是"双独"时代的出现。无论是20世纪20年代初的计划生育政策推行,还是目前的人口生育相关制度设计,政府在这一过程中角色显著。本文主要从政府的角度切入,探求"双独"家庭时代下政府需要从制度设计和政策供给等方面所应注意和加强的几个方面,着重解决"双独"家庭中比较突出的养老问题及政府责任问题,以此为推动社会的和谐发展提供相关对策。     

法国费加罗报：中国40年堕胎3．3亿

根据卫生部提供的官方数字，1971到2010年间，中国40年内实施了3．3亿次堕胎。1982到1992年间平均每年堕胎数超过1000万。卫生部提供这些数据的前一周宣布与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合并。计生委负责执行独生子女政策，长久以来就有腐败和不人道的坏名声。然而根据官方释放的信号，计划生育政策还不会改变。国务院秘书长马凯说：“改革后，中国将继续推行计划生育基本国策。”     

近年国内社会政策范式研究述评

近年国内社会政策研究对于“范式”的讨论主要集中在福利体制、福利多元主义、社会排斥及发展型社会政策几个方面。这些研究存在的不足是,一是倾向于引介国外理论,缺乏本土理论的构建;二是研究主题分散,研究规范不统一。因而,当前中国社会政策研究范式的构建应该从两个方面出发：首先要关注和谐社会建设,重视风险社会管理;其次要结合全球化和转型社会的时代背景,处理好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的关系。     

家庭教育投资的动机与行为分析

概述了国内外对家庭教育投资的研究,选择新古典经济学中的家长最优化框架来构建一般模型.重点讨论了家长的最优教育投资水平和子女的最优回报水平与家长收入、子女才智水平和家长利他系数等重要参数之间的关系,并根据动机把家长的决策看作一种隐性契约,在此基础上得到特定子女消费效用对家长而言的"价格",它与上述参数之间的关系将影响到相关教育政策的效果.     

计划生育政策调整与利益导向机制的分析与思考

随着我国人口计生政策的调整和国家对民生问题的持续关注，现行的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政策也应同步调整并更加完善。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依据美国社会学家乔治·霍曼斯提出的基本交换理论，结合西安市现状对现行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机制进行梳理和分析，并提出相应的解决对策，为建立和完善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机制提供参考。     

计划生育政策该到头了

从上世纪80年代起，中国开始实行“计划生育”政策。该政策在城市及许多农村地区得到严格执行。早在五六十年代，毛泽东曾因担心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会演变为备受西方推崇的马尔萨斯人口政策而强烈反对。     

关于职工社会养老保险统筹层次的思考

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经济得以快速发展的重要支撑人口红利日益减少,老龄化悄悄来临。中国的社会养老保障体系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压力。一方面实施计划生育政策形成的"四二一"式的家庭结构,加速了老龄化进程,考验着中国的社会养老保障体系。另一方面经济发展不均衡带来的负面效应正逐渐显现。经济高速发展导致的城乡发展不均衡,地区发展不平衡等因素,也给社会养老保险的统筹带来了难度。     

由“良性违宪”引起的对我国宪政制度的思考

在1996年和1997年的中国宪法学界,出现了关于"良性违宪"的热烈讨论,这次讨论的主题对于中国的宪政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因为它涉及到中国宪法的理论,制度以及人民群众的宪法观念等问题,而这些问题实际上一直阻碍着中国宪政的进一步发展和中国法治建设。本文因此对"良性违宪"这一问题进行分析,从中思考我国宪法制度存在的问题。     

老年人养老状况对其子女劳动时间影响的实证研究

利用2016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6）数据,将总体样本分为有限子样本来研究目前中国老年人的养老、医疗保险与健康状况对其成年子女就业时间的影响方向与作用程度。结论表明：父母亲主要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健康状况对子女的劳动供给时间存在显著的异质性影响。本文研究视角从老年人口劳动力供给转向了成年子女群体自身特征,试图对新古典劳动力市场理论进行拓展,对劳动力市场上供需双方运行规律提供一些重要视角与理论参考,并从劳动经济学视角研究子女照料父母的机会成本,对于社会保障代际支持理论提供了实证研究样本。     

西藏藏族已婚育龄妇女生育意愿调查分析

本文根据1995年8月对西藏部分农牧区、城镇藏族已婚育龄妇女进行的生育意愿调查资料，从人口学的角度进行分析，从而发现当前藏族已婚育龄妇女的生育意愿是平均理想子女数为2～4；生育目的开始由传统的养儿防老、传宗接代向增加夫妻感情等多元化方向发展；文化程度的高低明显影响着妇女的生育意愿；对计划生育的希望和要求日益强烈。对此就如何开展计划生育工作提出了一些建议。     

中国计划生育政策需适度调整

计划生育政策面对老龄化和少子化的现实,是否应该适度调整,引发了众多学者的思考。众多专家学者呼吁调整计划生育政策,适度放开二胎政策。中国生育率和人口自然增长率普遍偏低,老龄化速度和老年人口数量正逐渐加大,城市化进程也带来了资源环境污染、流动人口等问题。在＂人口红利＂之后,通过适度调整生育政策,避免＂人口危机＂的加剧,关系着中国未来的发展和每个中国家庭的幸福。     

我国计划生育工作在农村中实施的主要对策

农村人口和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与开展是我国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的重要内容,是关系我国计划生育政策能否实现的关键。本文对我国目前农村地区计划生育工作中存在的主要问题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我国计划生育工作在农村实施中的主要对策。     

中国马克思主义解释学的综合创新型诠释范式

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领导集体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出发,成功地实现了对马克思主义的科学诠释,形成了一种颇具中国特色的综合创新型诠释范式。为此,深入研究和分析这一诠释范式的理论渊源、实践地位、主体地位、逻辑基础及其精神实质,无论是对于加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研究,还是为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新的历史性飞跃提供良好的政策建议,都无疑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和深远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