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史书写:从政治向审美的历史变迁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对审美理想的诉求和外来观念的冲击,促成了文学史标准的重大变革,文学史书写呈现从政治标准向审美标准转向的历史进程,经过重写文学史、重排大师座次两次事件的催生,整个文学史研究空前繁荣。重新回顾这段历史可以发现,文学史审美标准的确立,其背后隐含着政治因素和二元对立思维模式。文学史标准不是单一的,而是多元的,必须打破文学史研究的中心论、二元论,建构一种社会历史文化背景下多维度、平衡的文学史观。     

纯文学观与新文学历史建构——以司马长风文学史书写为范例

文学作为语言艺术有其自身的独特性,文学史是文学的历史。以纯文学观书写文学史曾是一些文学史家的执着追求,这以香港学者司马长风的文学史叙述最为典型。以纯文学观书写文学史有其合理根据,并在文学史建构中有重要意义,但现实语境并没给文学留下超然的纯洁空间。纯文学史观与政治意识形态的文学史观一样,都会显示出它们的极端性与片面性而扭曲文学史面目。     

文学史的描述和结构主义的文本分析 ──捷克汉学家米列娜《从传统到现代》对中国晚清小说的解读

：西方学者用结构主义的分析方法对中国晚清小说进行个案解剖和分析，得出了一系列新的、有价值的发现和结论，为我国学者以结构主义作为文学批评的武器提供了例证和可能。     

族群历史的重构——清初桂林廖三事件考析

以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发生在桂林府灵川县的"廖三"事件为切入点,阐述康熙时期桂林地方的族群问题、并由此带来的族群变动,社会变迁及其与国家制度、政策的关系。希望把族群动乱问题放回到具体的地方脉络之中,突破"阶级压迫-反抗"的解释模式,给动乱问题的研究带来新的视野和新的解释。另一方面让我们了解一个地方性政治事件是怎样发展为区域性大事件的。如此则把地方小历史与国家大历史结合起来,探讨地方性事件,就脱离不了国家的政策与制度的影响。     

平面图边可重构的几个结果

本文得出几个平面图边可重构的结论:1.若 G 是平面图,δ(G)=4,且 G 没有次为5的点,则 G 是边可重构的。2.若 G 是平面图,δ(G)≥3,且 S_3为 G 中次为3的集合,又设 G—S_3为3连通的,G 无次为4的点。则 G 是边可重构的。     

徘徊于审美和审丑之间－从感性学的角度看西方文学史

审丑并不隶属于审美，而是和审美共同构成感性学范畴。由此来观照西方文学史就会发现，整个西方文学史的发展始终徘徊于审美和审丑之间，而不是像“和谐派”美学家们所认为的那样，把西方文学史分成“古代朴素的和谐美、近代对立的崇高（或反和谐的丑）、现代辩证的和谐美”。同时，这种从感性学的角度来分析文学史的方法，也避免了人们在摆脱了意识形态的束缚后，又陷入了把文学史等同于关于主体自由的哲学史误区。     

徘徊于审美和审丑之间--从感性学的角度看西方文学史

审丑并不隶属于审美,而是和审美共同构成感性学范畴.由此来观照西方文学史就会发现,整个西方文学史的发展始终徘徊于审美和审丑之间,而不是像"和谐派"美学家们所认为的那样,把西方文学史分成"古代朴素的和谐美、近代对立的崇高(或反和谐的丑)、现代辨证的和谐美".同时,这种从感性学的角度来分析文学史的方法,也避免了人们在摆脱了意识形态的束缚后,又陷入了把文学史等同于关于主体自由的哲学史误区.     

以传统文化为坐标的现代中国文学史写作——现代中国文学史书写的一个构想

现代中国文学史学科概念的提出解决了晚清以来文学史面临的一些问题。以传统文化为坐标进行现代中国文学史书写,不仅可以清晰地勾勒现代中国各场域多样式文学发展的脉络,而且也是对传统文化进行清算的一个有效途径,对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大有裨益。     

坚守个人话语的历史叙述——论陈翔鹤历史小说《陶渊明写（挽歌）》和《广陵散》

陈翔鹤在20世纪60年代发表了《陶渊明写（挽歌）》和《广陵散》两篇历史小说，其丰富的艺术技巧值得我们借鉴；特别是其在当时历史语境下偏离主流意识形态的个性化叙述，在文学史上有着深刻而持久的意义。     

从历史书写与神化叙事看历史意识发展的逻辑

历史意识是人们关于自身存在的反应,在人们表达自身存在的历史意识过程中,历史叙事与神话叙事的方式经常被混同在一起,使理性的因素与非理性的因素难分难解地溶解在历史意识的发展过程中,历史意识的发展过程因而也成为人们自我认识的批判过程,而历史性思维的应用则是这一批判性认识过程能否通达历史本身的关键。     

在历史和自然之间——论新世纪汤松波诗歌创作

汤松波,作为新世纪广西诗歌中一位“离去又归来的歌者”,以豪迈而又略显忧郁的笔触行走在历史与自然之间,“对民族历史与文化的追忆”和“对自然和乡土的眷恋”构成了他诗歌世界的两极。以赤子的情怀抒唱出一曲曲温婉而动人、浪漫而质朴的赞歌,为新世纪诗坛带来了别样而清新的气息;他诗歌的简洁和素朴以及抒情性、音乐性和可朗诵性也为处于困境中的新诗发展带来了某种启示性的意义。     

东北亚格局的新历史重构与美国

<正>美国想做的和不想做的二战后,东北亚地区的格局与秩序重构,受制于多重因素的影响,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冷战对抗。上世纪90年代冷战结束,但分裂的结构没有根本改变。其中美国的因素起重要的作用。目前东北亚地区的力量对比正在发生新的变化,出现了新的推动关系结构和地区秩序变化的因素,地位和利益受到这种新变化威胁的主要是美国。因此,面对变局涌动,美国既有想做点什么的一面,又有不想做的一面。美国要做的是尽力保持它在东北     

从文学史研究到学术史创构——黄修己先生对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贡献

论文从历史的角度考察了黄修己先生从作家研究和文学思潮研究起步，到独立的文学史著述进而到学术史整理这一宏阔的的学术研究理路，指出其实证的研究方法和科学的研究精神，总结了他对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独特贡献，认为其不断修订与自我超越的学术研究心态在当下普遍浮躁的学术语境中值得珍视。     

从新闻采访到口述历史的几点实践体会

新闻采访和口述历史有共同点,但前者主要将口述视为一种手段,后者则以记录或研究历史为出发点,除依据口述者讲述外,还要查证大量文献档案加以互证.新闻记者做口述历史必须接受相应的口述访谈培训,并规范化操作.     

在历史和现实之间辗转腾挪——论莫言的长篇小说创作

迄今为止,莫言共创作了十一部长篇小说,虽然形式上各种各样,艺术表现方法多姿多彩,但写作内容无外乎两个,一个是历史,一个是现实,莫言总是在历史和现实之间辗转腾挪。这一点,不仅与中国传统文学高度一致,而且表现出了中国文人自古以来就崇尚的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的高尚追求。     

重建现代历史的叙事——谈当代文学史上的现代历史题材创作

当代文学史上较为繁荣的现代历史题材创作, 其创作模式来自三四十年代的文学实践, 包括茅盾的 《子夜》模式、李吉力人的 《死水微澜》模式和路翎的 《财主的儿女们》模式, 即分别为阶级论与典型论相结合的模式、展示民间社会本相的模式和知识分子的心灵搏斗的模式。１９４９ 年以后, 现代历史题材的创作与当时加强革命历史教育的政治需要结合在一起, 使这三种模式都发生了相应的变化。本文是作者主持编写的当代文学史的一个章节, 着重探讨了 《红旗谱》、《三家巷》、《茶馆》、《红豆》等作品, 可以说是重写文学史的一个具体实践     

试析不同版本达斡尔族文学史的异同——从达斡尔族小说研究说起

近年来,对达斡尔族文学的研究日益增多,主要集中在其民间文学、具体作家作品分析研究,而对其文学史领域的探讨相对较少。在搜集、整理达斡尔族文学史相关文献和其当代文学作品的基础上,拟以达斡尔族当代小说研究为切入点,对不同版本达斡尔族文学史进行比较分析,探寻其不同版本之间的联系与差异,并发掘、分析其内在成因。     

《拉格泰姆时代》:对历史的解构与重构

多克托罗是关注历史的美国后现代派作家。他的长篇小说《拉格泰姆时代》以历史与虚构糅合的方式再现二十世纪初期的美国社会面貌,拷问历史的本质,解构上层社会营造的奋斗、成功和进步的历史神话,重构下层群体被压榨、被排斥的艰辛历史境况。通过对历史的解构与重构,小说反映美国历史的一段真实岁月,也折射当代美国社会政治问题,体现出作家的现实关怀。     

从文学史发现文学的意义——以宇文所安为例

宇文所安通过对中国诗歌的阐释构建了一种诗歌理论以为诗歌辩护，其中心就是彰显诗歌的审美意义。在宇文所安看来，现代性的语境里对中国古典文学进行阐释的意义就在于为现代人提供一种精神价值，以对抗现代性对人性的侵蚀。因此，他的中国文学史研究方法是阐释的，而不是考据的；是意义的，而不是文献的。这种方法虽然有误读的可能，但其启示是巨大的。它关注古典的当代意义；他的阐释将传统当代化作为目的，突出了古典诗歌具有的价值关怀：文学以人性为中心，尊重人的价值。     

简析从J2EE框架到基于Web2.0框架的软件重构

介绍了Web2.0的基本概念和现状。分析了现有J2EE框架以及web2.0在现有框架中的应用。阐述了基于web2.0的软件框架,分析了此框架的优势与不足。并针对新旧框架的变化,提出了重构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