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官员的遗折呈递与赐恤问题研究

清代职位较高的官员在病逝之际,按照惯例,应当向皇帝呈递奏折,奏报其患病缘由、逝世时的具体情形以及相关的一些问题等,称为"遗折"。皇帝在接到"遗折"后,通常会专门下旨对奏折人的生平功绩予以表彰,并对奏折人予以追封官爵,派官祭奠,或恩荫子孙等赐恤。从遗折的草拟到呈递,再到皇帝赐恤,实际上是一个极为复杂的程序,并且,牵涉到许多问题。     

清祁商首创产业链经营模式之范本——《行商遗要》

清晋商首创了产业链经营模式。最近发现的记载历史上清代祁商茶叶经营活动全过程的手抄本《行商遗要》,对于我们进一步了解当时茶商的产业链经营状况,具有极其重要的史料价值。     

诗集《芸香馆遗诗》题材分析

蒙古族入主中原后，出现了蒙古族汉文创作现象。在蒙古族汉文创作者群中，那逊兰保是清代卓有成就的蒙古族汉文女诗人。其流传至今的诗集《芸香馆遗诗》，就诗歌题材的拓展而言，取得了卓越的成就。     

“宫廷正骨”溯源

中医骨科已有2000年的历史,早在周、秦时代,就有了专治外伤的骨科医生,沿至清代,发展兴盛。满蒙八旗兵善骑射、相扑,常发生坠扑跌折、关节脱臼及箭矢伤等,均由随军的蒙古医生(清代骨科御医的官名)负责治疗。由于战争的需要,对骨伤治疗要求康复快、愈后功能恢复好。蒙古医生不仅以其高超的正骨医术医救骨伤将士,并在治疗骨折、伤筋等疾病方面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指尖上的文化与美

<正>"古人留下一座桥,一边多来一边少。少的要比多的多,多的反比少的少。"这是一则谜语,你能猜出它的谜底吗?其实,谜底就是我们熟悉的算盘。"不求人"算盘算盘是我国传统的计算工具。有学者考证,东汉数学家徐岳在《数术记遗》中说"珠算,控带四时,经纬三才",这是对珠算最早的文字记录。北宋画家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中赵太丞家药铺的柜台上就摆放着一个算盘。我国是什么时候开始有算盘的呢?众说纷纭,目前主要有三种说法:一是清代学者梅启照等人提出的东汉、南北朝说;二是清代学     

基于撒拉族非遗文献的多层混合超网络的构建与特性分析

撒拉族非遗文献是承载撒拉族非遗文化的重要载体,也是撒拉族非遗文化传播的重要途经.本文利用超网络理论,根据撒拉族的非遗研究文献,建立了一个能描述撒拉族非遗文化研究者、研究内容、研究领域的多层混合超网络.通过对该超网络的分析,获得了撒拉族非遗文化研究的现状,发现了撒拉族非遗文化传播的中坚力量、热点研究内容、热门研究领域和濒...     

“非遗”融入高职产品设计专业实践教学模式中的研究

以五邑地区为例,探讨地方"非遗"与当地高职产品设计课程教学融通发展教学模式。通过实地调研和教学实践后发现:五邑地区的"非遗"传承方式单一,当地高职院校的"非遗促教改"缺乏实效性;在"非遗"文化保护与传承、高职产品设计专业应用型人才培养目标导向下,通过开设专业选修课程、组建校内项目工作室、建立校外"非遗"实践基地、成立校外"非遗"项目工作坊等途径,革新产品设计专业传统实践教学模式。地域文化与地方高职院校产品设计专业的科学融合,不仅有利于当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还能打造专业特色,促进当地文化与地方高职院校的融通发展。     

非遗传承人传承动机及保护政策研究

人在不同的环境和自身条件下有着不同的核心需求，包括物质和精神需求。人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创造和传承主体，不同的需求构成不同的创造和传承动机，从而影响创造和传承的行为。研究不同类型非遗项目传承人的不同需求，有针对性地制定个性化的保护政策，对其传承行为进行有效激励和引导，是对非遗传承人保护的关键。促进非遗保护可持续保护传承发展，政府需要进一步转变观念，进行制度创新，建立和完善非遗传承人认定、考评和激励一体的保护政策体系，增强非遗传承人的传承责任感和使命感，激发非遗传承人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申遗"视域下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价值评估指标体系的构建——以贵州省从江县侗族非遗资源评估为例

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的价值评估是非遗项目级别认定和采取相应保护措施的重要环节。由于我国非遗保护工作起步较晚,诸多制度、规范、标准并不完善,各地在非遗项目遴选和申报时缺乏完善的非遗价值评价体系和评价标准,难以有效地保障非遗项目评选的客观性和公正性,因此,建构一套适宜的"申遗"价值评估指标体系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文章以贵州省从江县侗族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为研究对象,对非遗项目的类别及构成、濒危状况、保护状况等进行调查分析,从非遗的品质评估、价值评估、濒危度评估、保护评估四个维度构建了非遗资源价值评估指标体系,通过评价结论分析各类非遗资源的申遗价值与重要级别,划分出不同性质非遗资源差异化保护的形式,提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项目申报工作的建议。     

清末的银贵钱贱与州县财政

清代州县位卑而事繁,但政务经费却异常短绌。清代田赋征收中以银折钱的惯行,为州县弥补财政缺口留下制度空间;州县官利用银钱比价,满足了办公之需。时至晚清,中央和直省因赔款、兴学、练兵等而加强对州县余利的攘夺,加之清末州县财政职能的扩张,州县财政再度捉襟见肘。清末的银贵钱贱则给这种脆弱不堪的州县财政致命一击,致使州县赔累不堪。从各省的应对措施和国家的反应来看,清廷似乎无意将此严重问题置于清末财政改革的实践中一揽子解决。晚清财政改革的种种行径,明显是汲汲于统一财权,而对于财政与经济之源和流的关系、税源的培养等诸如此类的本质性问题,则明显认识不足。     

试论曾国藩的奏疏文体观

奏疏是中国古代社会臣民上奏帝王文书的总称，属于上行公文。作为一种具有政治性和工具性的应用文体，奏疏具有自己独特的功能和文体特点。清代“同治中兴”明臣曾国藩一生所上奏疏数以千计，他认为奏疏应做到语言明白显豁、思想忠爱笃诚、气象光明俊伟。这些写作特点对现代公文仍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明清时期漕船的趱运

明清时期,为保证漕粮船只按时抵达目的地,朝廷分别委派中央官员和地方官员对漕船进行催趱。明初,中央官员的委派并无定制,自万历六年开始以御史为专职催趱漕船的中央官员;清承明制,直至清末。催趱漕船的地方官员,明清两代略有不同。明清两代以漕运为国家命脉,视漕粮为＂天庾正供＂,朝廷设官派员,专司催趱之责,及由此而起。然而在催趱漕船的过程中存在很多弊端。     

论《桃花扇》是忠清之作——兼评徐振贵《孔尚任全集辑校注评》

《桃花扇》中的几个时间都是经过精心设定的,表明孔尚任既有对历史的沉思,又有对现实的关怀。清初官方断明亡于崇祯朝,是亡于闯贼、亡于权奸、亡于门户,承认明朝及崇祯的正统地位,并祭祀明陵、礼葬崇祯、褒奖殉难诸臣,不承认弘光朝,而《桃花扇》的观点与官方一致,所以剧中祭崇祯及殉难诸臣并不意味着反清。“入道”即避乱,是暂时的,最后的结局是老赞礼下山颂圣。因此,应认为《桃花扇》是一部忠清之作。     

试论清代两湖地区私家刻书的特点及其兴盛原因

有清一代,私家刻书现象蜂起,以刻书为荣的官宦学者比比皆是。清代两湖地区私家刻书主要有以下基本特点：仿宋元影刻之风盛行;刊刻经史著作和名儒著述是两湖地区私家刻书的大宗;丛书辑刻此起彼伏;力刻乡贤著述,编纂、刊刻乡邦文献;延请精工良匠写刻雕版;以写刻为主流。清代两湖地区经济的发展与繁荣,清统治者振兴文教的政策和官员、士绅、文人学士的倡行,清代两湖地区学术繁荣,学术人才辈出和良好藏书风气的传承以及教育事业的兴盛和家学的发展,则是两湖地区私家刻书昌盛的原因。     

广西壮族土官地区科举制度探议

以广西壮族土官地区科举制度为研究对象，先对唐代至清末壮族举人、进士的人数、人名进行了考证，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了壮族土官族人参加科举考试的原因，最后对壮族地区施行科举制度的积极影响作了三点探讨。     

浅析鸦片战争期间清廷的政治状况

鸦片战争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场反侵略战争,它作为中国近代史的开端,重新开启了中国认识世界的大门,打破了中国"唯我独尊"的心理状态,同时也带来了重新认识世界的机会,所以鸦片战争在中国历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鸦片战争的失败具有一定的必然性,与当时清王朝腐败的政治状况具有很大的联系,当时的政治状况给抵抗外来侵略增加了许多的阻碍,使屈辱失败的结局永远留在了中国的历史上。可从清王朝的皇权专制制度、"闭关锁国"的外交政策、官吏腐败的管理制度、民族歧视的政策等方面,对鸦片战争期间清廷的政治状况进行详细分析。     

清代大理教育发展研究初探

清代大理教育发展迅速,取得了可喜的成就。清代前期传统教育经地方官员的提倡、士绅及民众的支持,府、州、县及城乡建立了完整的体系。清末因外战、内政原因,我国传统教育发生重大转变,大理教育经过清末的发展和嬗变,建立了较为完备的近代教育,为民国初年的教育发展奠定了基础。     

明清易代中的泰安士人——《泰安施氏族谱》中相关人物史料考索

明清易代之变中,泰安士人命运也随之起伏不定.新发现的《泰安施氏族谱》上便对此有生动反映.其中所记萧启濬谋叛罪案、施天裔身世曲折及赵国麟应试经历,分别显示了明朝勋臣的末路、从龙新贵的崛起与治世名臣的产生.三家不同的人生遭际,折射了明清之际巨变社会之一斑.     

顺治帝对官僚队伍中明末陋习的整饬

清军入主中原后，全盘接受了明朝的政治体制，并大量吸纳明朝的文武官员，为清朝迅速建立起对全国的统治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同时也把明末官场中的陋习继承了下来。多尔衮摄政时期，由于军事斗争频繁，未能对这些陋习大力整顿。顺治帝亲政后，反清势力局限于东南，西南一隅，清朝统治日趋稳固，顺治帝开始对明末陋习进行大力整顿。     

清代广西城市消防事业考论

清代广西地方官府着力加强火灾预防、消防设施建设与火警巡查、失火责任追究、火灾扑救等城市消防工作的制度管理，构建官民互动的消防运作机制，客观上促进了民问力量在城市公共领域扩展，也推动了清代广西城市消防事业的近代化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