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改历中的"验历"与中国古代的五星占

“验历”是中国古代天文历法改革中重要环节之一。验历的内容从汉代使用日月天象扩展到唐宋时代使用五星天象,这不但反映了历法技术上的进步,而且也揭示了五星占与历法的互动关系。通过对10世纪末宋代《乾象历》验历过程中使用的汉以来的五星天象的考证和分析,说明中国古代的五星占不仅仅具有星占学上的意义,而且具有历法上的意义,五星天象观测成为促进历法改革的重要的技术上的因素。研究表明,古代的五星天象记录绝大多数是可靠的,是当时的实际观测描述。出于政治目的而伪造“荧惑守心”和“五星会聚”的情况当是特例。另外,中国古代历法改革,既是科学活动,又是国家政治活动。历法及其天象推算技术（如五星天象）,总是在这种技术与政治、国家与科学的张力中得以进展,并受到制约。     

汉唐之际的“太白昼见”记录

"太白昼见"在中国古代天文星占中被视为是一种大凶天象。经整理统计,东汉至唐代的正史中有206次的"太白昼见"记录。对这些记录进行整理、校正和分析,发现大部分的记录,当时金星的日角距在30度以上、视星等亮于-3.90,具备在白天可以看到的条件。这说明中国古代的大多数"太白昼见"应该是实际观测的记录。对"太白昼见"具体情况进行考证,可以校正相关文献。而分析相关占辞和事应,可以揭示古人在占星术中采用的一些"比附"甚至"作伪"的手法。     

《宋史·天文志》天象记录统计分析

在用现代天文计算方法全部检验的基础上,按照原文的分类统计和分析《宋史·天文志》各种天象记录的数量和特征.统计中将所有天象记录分为可计算检验和不可计算检验两大类,并计算了各种记录的错误率,大多数错误记录可以考出其原貌.搜索了天文志以外的宋代天象记录.     

天文,巫咸,灵台—天文星占与古代中国的政治观念

对于古代中国的天文星占之学,外史方向上的研究在国内至今仍大体呈空白状态。本文选择了三个向来不太为人注意的切入点,尝试对古代天文星占之学与政治观念之间的关系及有关背景作初步接触。一、天文“天文”一词,较早见于《易·彖·贲》:“观乎天文,以察时变”。其意本指“天象”,此为古代中国“天文”一词的传统含义之一。早期文献中作“天象”解之例甚多,这     

古代"荧惑守心"记录再探

中国古代天文学中,“荧惑守心”被认为是最险恶的天象之一。黄一农的研究显示,历史记载的大多数事例均为伪造。文章找到更多的记录,进行了更加详细的考证。尽管荧惑守心记录的错误率高于其他类型的天象记录,但许多错误的记录,能够找出流传错误的痕迹。同时,故意写错时间的事例也是存在的。至于凭空伪造天象而适应人事,还缺少证据。     

“天再旦于郑”的原始语境解读及其意义变迁

从地球自转长期变化参数分布范围、古代文献中的反例、场景复原中的限制条件来看,"天再旦"日食说难以成立。受宗周礼乐文化影响,天、日、月、星等不单纯为天象,也常与世间重要人事变化相联系,多带有政治象征意义,"天再旦于郑"也不例外。从"旦"、"天"释义、先秦古诗《卿云歌》中以天象比人事的象征手法、郑地宫殿的修建时间及历史意义来看,"天再旦于郑"的原始含义与日食无关,而是懿王继共王之后,西周王位第二次在郑地宫殿交接的象征性说法。     

中国古代恒星亮度及其变化记录之研究

在对古代典籍中关于恒星亮度、亮变记载全面整理的基础上,对恒星亮度梯度记录作了详细的分析,证明中国古代也有类似6等级的亮度分级方法;对古代所有提到"消失"光变描述的星官,作了现代变星的对比证认,证明这些记载描述的都是大气消光现象,而非古人注意到了星官中有变星存在;对全天三大变星--大陵五、造父一、蒭藁增二的古代光变描述的全面分析,证明中国古代对这三颗最著名的变星都没有明确的光变记载;经全面分析古代记录,得出中国最早的变星记录出自<明史·天文志>载洪武二十九年(1396年)井宿七的光变记录,其时代虽然较晚,仍然比西方最早的变星记录早了200年.     

北宋政治变革中的"天文灾异"论说

奇异的天文现象与其他反常的、灾害性的自然现象在中国古代历来受到重视.这一方面是因为中国古代的宇宙认识论强调"天"、"地"、"人"的"统一"、"秩序"与"和谐",对"不统一"、"非秩序"、"不和谐"的现象特别敏感.另一方面,汉以来的儒家学者根据"天人感应"的思想发展出了一种把"天文灾异"与国家政治联系起来的学问,认为"国家将兴,必有祯祥;国家将亡,必有妖孽".这样,"天文灾异"之学就成为传统经学的一个合理部分,成为一种政治批评与权力斗争的工具,在以儒家为主导思想的社会政治中发挥作用.文章以北宋时期关于"天文灾异"的论说,特别是王安石变革时期保守派与改革派利用"天文灾异"对新政的非难与辩护为例,探讨中国古代的"天文灾异"之学与国家政治的关系.     

中国古代历法的星占学基础

中国古代天文与星占关系密切,然而,历法的星占学基础长期没有受到重视。在大量文献记录基础上,从历法测算系统的定义、气朔闰余的安排、五星推步等内容入手,在澄清历法体系发展原理基础上,讨论政治星占学和卦候说的影响及其相互促进的过程。本文试图为理解中国古代历法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饭岛忠夫“疑古”论研究

通过对饭岛忠夫(1874-1954)其人其学的梳理和分析,探讨了他以《支那古代史论》为代表作的"疑古"论中的部分合理性及大量错谬之处。在《支那古代史论》中,饭岛从多个视角对中国古代天文学性质进行了重新分析,突出了其本有的星占与政治属性。同时,饭岛对《春秋》、《左传》等儒家经典中天文记录所存在的矛盾与问题进行了发掘和整理,通过对原有思路的逆向运用揭示出记载本身的不自洽,在客观上发展了天文历史年代学。但是,饭岛的治学具有两面性,存在强烈的政治动机。其"疑古"论在前提假设、古籍释读、推理方法三方面存在学理缺陷,因此其"中国古代天文学西来说"是立不住脚的。纵观饭岛的学术生涯,其"疑古"论实质在于改造儒教和追求真理,目标是"加强儒教在日本精神文化中的基础地位"。而今回顾以饭岛忠夫为代表的科技史"疑古"思潮,其主要意义在于改造了日本的尚古思维定式以及学术范式的现代化。     

古代目视天象记录中的尺度之研究

古代以“丈、尺、寸”为单位的天象记录以及“大如X”形式（取象比类）的记录是成系统的,可统称为古代天象记录的“尺度体系”。古人裸眼目视观测天象时亦有天球模型,通过天球模型的建立,按1尺＝1度的换算标准,可以确定“丈、尺、寸”天象记录的几何意义,并对“大如X”形式的记录进行尺度或亮度的量化,最后将两种记录统一在一个系统中。通过对尺寸系统起源的分析,认为古人裸眼目视观测时的天球半径约为13米上下。另从人本心理行为渊源、天文馆天象厅的半径、航海牵星术等多方面进行了论证。人裸眼目视观测天象时有共同的视错觉现象,形成系统误差,此误差是将天穹视为扁平状造成的。在不同的天空照度与气象条件下,其扁平程度有所不同,可引入“视扁度角”概念加以量化。为对视觉误差进行校正,求出了各种状况下（昼、夜、阴、晴、有月、无月）裸眼观测时天体视高度、视长度与其真实尺度的校正归算法。     

《周髀算经》的“公理系统”是如何建立的?

《周髀算经》是中国古代盖天说的重要模型。本文对这个模型的基本假设、观测、推论和对天文现象的解释进行了分析,说明该模型的“公理化”构造是极不完备的,充满了各种特设性假设。对日影“千里差一寸”的来源提出了新的猜测,认为是基于管窥太阳的观测,并不涉及两地圭表影长的实际测量。对《周髀》盖天说模型的天文意义和影响进行了探讨,认为它造成了中国古代宇宙论与天文观测、天文历法推算的严重脱节,对古代天文学的发展起了不小的消极作用。     

“量天尺”与牵星板:古代中国与阿拉伯航海中的天文导航工具对比

直尺和牵星板分别是古代中国与阿拉伯航海活动中,利用观测方位星高度的方式,实现等纬度航行的典型工具。长期以来,关于这两种工具的使用方式、计量单位和技术来源,存在多种不同观点。文章辨析了其中一些具体问题,认为1974年泉州南宋海船上出土的被称为"量天尺"的竹尺并非专用导航工具,也没有证据表明中国古代航海中存在原创的专用天文导航工具和独立的计量单位。关于直尺和牵星板作为导航工具的使用方式,文章认为它们的主要功能是记录星辰高度而非计算地理纬度。这两种工具的技术原理分别体现了古代中国和阿拉伯的不同科技传统,也体现了区域差异对实用技术的影响。     

中国古代的34条计时月掩行星资料研究

调研了通过掩星材料研究地球自转长期变化的方法。收集并核查了中国古代34条最长计时单位为"夜"的计时月掩行星资料的日期和天象。通过与现代天文计算结果的比较,得出:(1)32条资料的确发生了掩星,占94%;(2)43%记作某"夜"的掩星实发生于次日晨;(3)资料中计时的平均长度为6.9小时,32条发生掩星资料的测时误差范围在0.04—5.74小时间,平均为1.8小时,月球与行星的最小角距范围在0.°02—0.°92,平均为0.°21;(4)古历建寅但存少数失闰和推步误差;(5)利用该资料做地球自转长期变化研究时,应考察其计时精度,择优取材。     

古代如何预测地震:上观星象下听地声中看动物

<正>地震是极其复杂的一种自然现象,即使在科学技术十分发达的今天,也很难做到准确预测和预报,在科技不发达的古代则更加困难。翻检史籍,有很多专门记载地震现象的五行、祥异等门类,保存了古人对地震前兆的认识及对地震预兆认识的若干总结,其中也不乏科学的成分。征兆之一:天象变化古人往往将天象变化看成是地震的前兆,以日食现象最多,且多在两汉时期,愈至近世愈少。如《汉书》卷10《成帝纪第十》、卷27《五行志》,均记录了建始三年(前30年)日食之后的地震,说"冬十二月戊申朔,日有食之。夜,地震未央宫殿中"。为此,成帝诏令公     

《易经》关联式逻辑的形式表征及科学价值

关联式逻辑是《易经》的核心逻辑形式,可表征为动态性关联、协整性关联、相对性关联以及意化类比关联。这四种关联式逻辑与以《易经》为基础构建起的符号分析体系渗透在天文历法、数学物理、工程技术、医学等多个领域,对中国古代科技发展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对当下的科学实践与科技人才培养仍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     

评《天学真原》

中国古代天文之学常被认为来源于农牧业生产的需要，是劳动人民在生产和生活实践中产生和发展的。对于历法，常引《书经·典》“敬授人时”语，视作源自安排农事，系为农业服务而编制的。江晓著《天学真原》，提出了完全不同的论证。同时，对中国天文与社会文化关系，其起源与域外天文的影响，等等，也提出了特有的论点和结论。本文对该书作出了评论。     

玲珑仪新考

关于元代郭守敬所制玲珑仪功能与结构的探讨一直没有定论。通过对明清浑仪记载与利玛窦手稿中所述南京鸡鸣山天文仪器两条线索的再考察,结合《玲珑仪铭》以及其他相关文献的重新解读,承续前辈学者的相应研究观点,基本可以明确玲珑仪既不是浑仪,也不是现代所追认的天文演示仪器"假天仪"。结构上,玲珑仪的主体是一个按周天度数划分为细密网格状的球体,整体呈镂空"玲珑"之貌。功能上,玲珑仪亦仪亦象,但用于观测时与灵台上专门的观测仪器不同,用于演示时亦与假天仪有所区别。玲珑仪是郭守敬创制的新型仪器,其设计与制作继承了宋代仰观天文仪器的理念和汉唐天文演示仪器的测候验历传统,并很可能受到了欧洲-阿拉伯天文仪器的影响。     

明清之际中国天文学关于岁差理论之争议与解释

关于岁差,古代中国和西方天文学有不同的解释.中国天文学分"天自为天,岁自为岁",认为是黄道沿赤道的西滑导致了冬至点的西退,从而致使"天周"与"岁周"不同.中国传统天文学中,岁差只是一个历法概念.而古代西方天文学则继承了古希腊传统,将岁差解释为"恒星东移"的结果.明清之际,西方传教士引入与中国传统岁差理论截然不同的"恒星东移"之论.当时恰逢"中西历争",为争夺钦天监控制权,奉教天文学家和保守士人之间曾发生激烈争斗,而由西方传入的"恒星东移"之论曾卷入这场争论当中.文章试图以"中西历争"为线索讨论当时不同背景中的士人或历算家关于此论的争议与解释.通过考察发现:"中西历争"之中,奉教天文学家藉此论宣扬西法之优越,保守士人则将其作为抨击奉教天文学家的主要着力点之一.而当时一些志在"会通中西"的历算学者对此却持一个较宽容的态度.在"西学中源"说这一背景之下,梅文鼎等又通过历算史重构的方式将"恒星东移"之论纳入到传统的"天自为天、岁自为岁"的框架之中.     

东方四国历史上的太阳黑子年表

古代太阳黑子记录是研究太阳物理学的一份珍贵资料。长期以来,各国天文、物理学界都盼望有一份比较齐全的黑子年表公诸于世。本文作者通过几年的搜集整理工作,编纂了一份中、朝、越、日四国历史上黑子年表。该年表始于公元前165年,终于公元1643年。作者从东方四国浩如烟海的历代史书中收集了肉眼见黑子记录161次。其中,中国127次,朝鲜35次,越南2次,日本1次。而中、朝有四次相同记录。这是收编东方四国历史上黑子记录的第一份年表。在编纂年表的同时,作者对已发表的三份中国古代黑子年表作了认真的评述。它们是1933年朱文鑫表;1957年程廷芳表;1976年云南天文台表。朱表收集了历史记录1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