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正义的局限与生态正义的超越及其实现

环境正义与生态正义是本质不同的概念。环境正义关注人类差异性主体对环境权利与义务的分配正义,是局限于传统社会正义的理论范畴。生态正义则强调人类补偿对自然伤害的矫正正义,是表征人类与自然和谐秩序的范式创新。通过对生态与环境、生态正义与环境正义的深入辨析,可以看出环境正义的局限性和生态正义对环境正义的超越性;进而在生态正义的视野内基于对权力、资本、科技和价值等实践中介形式的考察,探索出实现人类与自然和谐的现实路径。     

经济责任:个人理性与家族理性的不同理解

东西方社会传统责任观念的不同,导致这两种社会中的人在从事经济活动时表现出不同的行为特征。西方社会的责任观念是基于个人理性的“权利责任”观。东方社会尤其是中国社会,由于受儒家传统文化的影响,其责任观念则是“义务责任”观。本文对这两种责任观念进行了必要的分析．并指出家族企业中人们所遵循的家族理性的责任观念是兼容“权利责任”与“义务责任”的责任观。     

分配、承认、参与和能力:环境正义的四重维度

环境正义的理论维度远不止于分配层面,而是集分配、承认、参与和能力等四重内涵于一身的集合体。承认正义是参与正义的前提和条件,参与正义是承认正义的表征和体现。承认正义和参与正义是实现分配正义的基础和保障,分配正义则以能力正义为最终旨归。对环境正义理论维度的分析,不仅有助于深化学界对"正义"和环境正义之"正义"内涵的理解,而且对厘清环境正义运动实践中人们对正义的价值诉求,尤其对反思我国近些年频发的"环境群体性事件",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     

论“动物权利”之道德实践的优先级

作为一种新的伦理学,汤姆·里根的"动物权利"具有巨大的意义,因为,它不仅仅是一场革命性的进路,也是一个系统性体系,即本体、价值与实践之间的有机联系性。但是,在权利论庞大的实践体系中,不同实践主张之间的优先级关系是模糊的。这为权利论的道德实践带来了不确定性。以此,本文通过考察"动物权利"之系统内部的有机联系性,来阐明不同实践主张之间在道德考量层面的优先级关系。这种实践主张间的比较既包括在"消极"意义上的道德义务,也包括在"积极"意义上的实践原则。本文的分析展示了在道德考量性的层面,不伤害义务的优先级高于"协助"或"慈善"的实践,后者的优先级又高于"增加裨益"的实践。是为道德实践优先级的阐明。进而,分析指出,协助或慈善的义务性只能体现在社会层面,而非个体层面。这一点,既是对于动物权利之实践论的一个修正,也应当作为所有伦理学在道德实践方面的一项基本原则。     

环境美德伦理视域中“雾霾”的道德责任考量

"雾霾"是多元主体在纵向时间中行动产生的后果,它具备一般环境问题所存在的道德责任难以衡定的特征,无论是后果主义还是道义论都无法为该问题提呈一致的责任举证方式。环境美德伦理强调行为者在环境行动中必须拥有稳定的德性品质,强调行为者所在共同体必须具备优良习俗和正义制度。从实际效果看,环境美德伦理在应对类似"雾霾"的环境问题上具有整体性和一致性的理论优势,它能够为该问题的解决提供持久的规范保证。     

物种歧视与边缘例子论证

本文分析了科斯嘉德、诺齐克与杜内叶对边缘例子论证的批评，认为他们从不同含义的整体论视角对于边缘例子论证所进行批判并不能说明边缘例子论证是无效的；也不认为存在一种诺齐克所讲的“种属道德”，因为道德关系的基础是现实的相关性，而不是生物学分类中的作为种属标识的解剖学特征；如果依据诺齐克所言道德确实需要依赖于某种整体性背景，那么动物伦理学所依赖的应该是由人类文明与自然世界所共同构成的那种整体性背景，正是在这背景下，人类对其他动物的道德义务才变得显而易见。     

论环境正义——从罗尔斯《正义论》关于动物和正义的思想说起

环境正义讨论的是人对环境行为的正义问题,其核心在于环境的位格化.有四种环境正义的显现:报复的正义、回馈的正义、同情的正义和反观的正义.从位格契约论出发,可以得出环境正义的两个正义原则:实存、进取权利的原则和不能暴殄天物的原则.贯彻于人类的行为中就是作为德性的正义,它是生之积极、死之达观和节约自制三种原则的平衡.     

论社会性别与地球工程

近年来兴起的地球工程研究呈现了一种去情境化的技术科学特征。从福克纳论述的社会性别与工程的关系观点来看,地球工程的这种技术科学特征主要表现为一种强调主动性/支配性、客观性和技术性的男性气质,这使得它并不能有效应对气候变化带来的包括社会性别在内的各种差异化影响问题。将社会性别等价值理性纳入地球工程的意义是:实现"具体他者"观念下的非压迫性正义;通过有效干预各种结构性不公正以实现共赢目标;促进地球工程中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有机融合。     

病人权利托付的医学伦理学意义

本文考察了病人权利的历史，认为病人权利困惑产生的主要原因是在讨论医患关系忽略了医生替病人行使某些自主权这个关键环节，并因此提出了“病人权利托付”概念，本文提出，病人权利托付是形成医患关系的基础；病人权利托付所表达的医患关系意味着医学目的与病人的健康利益相一致，而与病人的主观愿望和价值选择未必一致；解决与上相关的伦理争端的基本途径是协商同意。     

涉身理性:自然化认识论的发展契机

理性自然化问题是传统认识论和自然化认识论的争论焦点.但是,他们对理性的理解都是建基于笛卡尔式的二元论.解决理性自然化争论的出路在于理性概念的重构,即理性不是脱离认知主体的身体的先验的纯粹理性,而是处于生活世界中基于生物有机体的进化并涵蕴于社会实践的涉身理性.涉身性集中反对身心二元论,它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理性是基于身体的;二是,理性大部分都是无意识的、隐喻的和想象的,理性是世界结构的一部分.由此,理性并不是一个与自然相对立的概念,理性和自然是一致的;理性与自然的一致为认识论的发展提供了契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