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工程风险的原因及其规避机制

工程风险是指影响工程活动目标实现的各种不确定因素的集合。工程风险的原因存在于对工程风险的认知,对工程主客体的判断,工程主体的工程思维,工程活动中的自然、政治、经济、技术因素,以及工程风险管理方法之中。工程风险的规避机制包括经济、法律、管理、伦理等机制,伦理机制尤为重要。规避工程风险的伦理机制应综合多种伦理原则,建立起一种涵盖工程师个人、工程共同体和整个社会的应对工程风险的伦理。     

“设计婴儿”中基因编辑技术的伦理风险及消解

基因编辑技术应用于"设计婴儿",使人类对自身生命特质的控制日益技术化、便利化,但生命的技术控制亦会引发客观性伦理风险与主观性伦理风险。其主要原因在于,"设计婴儿"本身所具有的客观特殊性质以及传统伦理观念的滞后、利益冲突驱动技术异化、社会需求异化致使价值偏向等。基于此,人们可以从"责任伦理"的接受与实践、价值取向的协调、"境遇"考量的决策、"全球伦理"的调控等五个向度出发,规避与消解伦理风险。     

断裂、不确定性与风险——试析科技风险及其伦理规避

科技高速发展引起的价值断裂以及对自然控制的不确定性,使基于科技高速发展的现代社会成为高风险的社会。科技风险的特点决定了规避科技风险硌须重视科技专家的伦理责任,注重吸收责任伦理和交谈伦理的思想资源。     

科技时代的社会风险和政府管理——贝克的风险社会理论及其对政府危机管理的启示

贝克以现代社会的高风险为其深刻的现实基础,侧重于制度层面,并与其现代化和全球化理论密切关联,来研究风险和风险社会问题,建构其风险社会理论体系。这一理论对转型期我国政府的危机管理具有重要启示:在推进现代化的过程中政府应高度重视风险防范和危机管理;通过加强风险教育提高全社会的风险和危机意识;通过制度创新和政府再造建构和健全危机管理体制;通过加强国际合作和引入全球治理理念提高风险防范和危机管理能力。     

人工智能巨风险研究：形成机制、路径及未来治理

在西方社会风险相关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人工智能巨风险(AI巨风险)”概念，认为在关注AI伦理及散发风险等问题的基础上，应对人工智能应用与传播过程中所可能引发的大范围、高强度、规模化社会风险问题给予足够关注，即人工智能在应用与传播过程中所引发的“巨风险”。主要类型如机器自涉式AI巨风险、社会系统侵入式AI巨风险、非对称破坏式AI巨风险等。“AI巨风险”的形成往往是多个密相关因素的共振式耦合作用，如技术能力强度、技术稳健度、技术应用向度、社会粘合度、政治/社会对抗强度、社会心理因素等。为防止AI所可能带来的大范围危害、遏制AI巨风险的形成，应积极构建“机器风险学”,从学理层面更深入分析AI巨风险形成的动力学机制，并在未来的社会治理实践中，坚持预防治理原则、技治管理原则、强约束原则、备份原则、协商原则。     

大数据与风险社会的三维预警

大数据作为新的科学技术,从最终意义上决定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推动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发生量和质的改变。大数据在深刻地影响和改变人们的政治生活、经济生活、社会生活和文化生活的同时,也带来相应的政治风险、经济风险、社会风险和文化风险,使风险社会增加了新的变数和变量。政治制度风险、社会治理风险和社会极权化风险是大数据带来的三个主要风险。警惕和预警大数据给社会带来的风险,寻找防范其风险的基本路径显得尤其重要。确立并坚持良好制度最高权威原则、个人尊严神圣不可侵犯原则、大数据利用公开并告知同意原则、利用大数据承担责任原则。构建大数据制度、个人隐私及其个人尊严立法体系、对个人隐私进行脱敏处理是应对大数据挑战的基本举措。     

现代技术风险的文化审视

现代技术风险具有较强的文化属性,文化因素在其形成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影响现代技术风险形成的文化因素主要包括技术价值观、对政府管理机构和制度的信任感、文化群体的归属、宗教信仰、跨国差异等。规避现代技术风险,需要从社会文化方面着手,通过树立科学的技术价值观、重建社会公众对政府管理机构和制度的信任、加强对技术专家的伦理规约、进行跨文化的风险沟通等措施,使人们的技术风险认知水平接近"真实"的技术风险水平,实现主观层面技术风险与客观层面技术风险的和谐统一。     

反思核风险,重视民生安全文化建设——关于核风险及其规避相关几个问题的哲学思考

核能发展是双刃剑,它在造福人类的过程中,其自身也存在着许多潜在的和现实的风险。本文立足于全球化风险传播、分配、危害等视域,深刻探讨了核风险的基本特征及其破坏性,并从资本负面效应与工具理性张扬相结合的维度,分析了核风险生成的原因,指明核风险的全球性对人类产生的破坏是巨大的、残酷的、深远的。藉此,强调加强民生安全文化建设的重要性,剖析了民生安全文化的人本价值取向及其道德规约功能。最后,本文指出,在我国核能事业走向深入发展的关键阶段中,应重视民生安全文化的建设,这一理念有利于避免资本负面效应以及工具理性张扬、价值理性弱化的趋势,有利于重塑核能发展的价值理性与道德理性,来预防、规避和限制核风险的发生,保证人的本体性存在与环境可持续发展之安全,促进社会的和谐与稳定。     

论工程师作为技术风险制造者的伦理责任

现代社会是一个风险社会,其中危害最大、威胁最广泛的风险是由人类自己创造发明的技术带来的技术风险。因此,探讨和研究技术风险及其制造者的伦理责任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本文从工程师、现代技术和技术风险三者之间的逻辑关系中推理、论证了工程师是技术风险的制造者。由于人类的技术性生存方式不但需要源源不断的新技术,而且还要依赖现存的技术。为了防范这些技术带来的风险,需要对其进行伦理规约。所以,工程师作为技术风险制造者只有承担"不制造致毁性风险的新技术"和"减轻现存技术风险"这二种伦理责任,才能减少技术风险给人类和社会造成的损害,降低、防范甚至化解技术风险的发生。     

面向生命技术风险的伦理研究论纲

生命技术主要包括转基因技术、基因治疗技术、克隆技术等;生命技术具有风险属性,它是一种风险技术;生命技术在被使用时可能产生很多安全风险和伦理风险;要在研究生命技术风险致成因素的基础上,通过制定和实施严格的制度管理和有效的伦理规范,控制和规避生命技术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