免疫系统和身体的“超我”

本文指出：在加强对心的哲学这一领域的研究的同时，不应忽视对身的哲学的研究，免疫系统是人体中可与遗传系统，神经系统“相提并论”的第三巨大信息系统，它的基本功能是识别身体的自己和非已。本文指出：身的自我的根本特性是其特异性乃至唯一性，身高的自我有：身体的本我，身体的超我和对“身体的超我”的再超越。     

你能够变成“超人”吗?——科学家揭密人体无法超越的各种“身体极限”

今年3月16日开始上映的好莱坞科幻大片《异星战场》,讲述了美国内战时期的前军官约翰·卡特无意中从地球穿越到了火星的"科幻传奇",由于引力不同,卡特在火星上顿时变成了力大无穷、弹跳如飞的"超人",也     

“我”是什么?——当代自然主义的个人本体论问题

在当代自然主义的背景下,追问"我是什么?"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当前自然主义在个人本体论问题上的可选方案主要有虚无主义、动物主义、构成主义以及四维论。其中,动物主义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基本的自然主义框架去把握和解决人格同一性问题。不过,这种专注于处理人格同一性问题的动物主义是不完整的,因而在人格同一性问题上容易受到传统心理连续性标准的挑战。一种完整的动物主义应当包含一种适当的自我模型并在意识问题上承诺了某种一般性的立场,换句话说,应当是自然主义整体世界观的组成部分。     

先验辩护和自然主义认识论是兼容的吗?

在当前的知识论讨论中,关于先验辩护、先验知识与自然主义认识论之间的关系问题存在诸多争论。常识性的观点认为先验知识和经验知识之间是一种相互独立、甚至是对立的关系,而许多自然主义认识论的支持者否认存在先验知识,这就给人们留下了"先验辩护和自然主义认识论水火不容"的印象。但是,如果我们详细考察先验辩护本身的特点、并认真分析先验辩护与先验知识之间以及先验辩护和经验辩护之间的关系,就会发现"必然性"、"分析性"和"自明性"这些概念可以从对"先验性"概念的理解中分离出来。进一步地,如果我们将先验辩护和经验辩护的区别主要限定在辩护类型方面的差异,那么先验辩护和自然主义认识论就有可能在一种类似阿尔文·戈德曼(Alvin Goldman)所提供的可靠论框架下相互兼容。     

是“假日经济”还是“休闲经济”?——有关“假日”和“休闲”的探讨

由节假日所导致的集中消费的经济现象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于是“假日经济”的概念开始流行，甚至不家人提出了要确立“假日经济学”的概念。然而，在“假日”的背后还有一个更深刻的概念，那就是“休闲经济”。本文在探讨“假日”和“休闲”的字面意蕴和哲学人文意义的基础上，对两者进行了深入的经济分析，揭示出“休闲经济”是一个更为科学的命题，并指出休闲经济对于社会经济发展的积极意义。     

“简单性”是评价生态学模型的一个可行原则吗?

在科学建模中,如何评价模型是科学家和哲学家面临的一个重要的理论难题。基于奥卡姆剃刀的"思维经济原则",很多人都把简单性作为评价科学模型的一个重要原则。问题是,人们对模型的"简单性"停留在直观的、朴素的认识上,缺乏实质性的界定。不同于物理系统,动态复杂的生态学系统具有高度适应性、时空异质性、进化以及人为干扰等特性。生态建模人员并非以"简单性"作为衡量生态学模型好坏的标尺,一味地寻求模型的简单性势必会降低其可预测性,相反,不断追求模型的复杂性,又会造成模型的不确定性而难以操作。鉴此,我们需要从普遍性、真实性和精确性三方面来进行多元化的综合评价。     

我们是“北京猿人”的后代吗

正近日,《自然》杂志发表了一篇题为《中国正在改写人类起源学说》的文章,谈到在现代人起源问题上,中国学者同世界主流学界的分歧。如今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现代人的祖先全部来自于非洲;而大多数中国学者则坚持认为,现代东亚人的祖先是以"北京人"为代表的亚洲直立人,同来自非洲、欧亚等其他地区的人种混合繁衍而来。其实有关中国人起源问题,早在晚清时期,就多有争论。后来随着考古发掘的深入,及现代科     

从“非典”和“新冠”看疾病新名词的定名策略

疾病的定名是中国医学史上的一项重要议题。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提升、国际话语权的增强,现今疾病新名词的定名不再是单纯的翻译实践。文章以“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和“非典型性肺炎”为例,对照两者的定名过程,并对相关术语的语义关系及语义成分加以分析,提炼出疾病新名词定名需注意的四方面问题,为疾病定名工作提供些许线索。     

我庆幸,我是大学校园里的“孤家寡人”

湖北省十堰市郧县一个叫潭山的地方是我的家乡。这里极度缺水,每一瓢水,都被当地人先用来洗脸,然后洗碗,等变黑了再去喂猪。逢年过节,亲戚们送礼,最"金贵"的礼物就是两桶水。因为家境贫困,我的弟弟、妹妹上完中学就辍学了,他们把机会留给了     

从可信性的基本数学模型看“失效”与“故障”的联系和区别

关于“失效”和“故障”的讨论往往是从这两个名词的释义及对应的英failure与fault应该如何翻译，及这两词是否为同义词出发的。本则从可信性的基本数学模型为出发点，分析两的联系和区别，提出“失效”与“故障”是从不同的角度对同一个对象进行描述的看法。     

从可信性的基本数学模型看“失效”与“故障”的联系和区别

摘要 关于“失效”与“故障”的讨论往往是从这两个名词的释义及对应的英文failure与fault应该如何翻译,及这两个词是否为同义词出发的。本文则从可信性的基本数学模型为出发点,分析两者的联系和区别,提出“失效”与“故障”是从不同的角度对同一个对象进行描述的看法。
“失效”与“故障”是可信性工程中的两个基本概念,在制定可信性工程有关的技术标准、翻译国外文献时常常会引起一些不同的看法和争论。弄清两者的联系和区别,对于澄清概念、统一思想、促进可信性技术的普及和有关标准的制定有相当重要的意义。笔者认为,单纯从“失效”与“故障”两个词本身的释义或相应英语词failure与fault的翻译方法及是否同义词来讨论,并不能解决问题,而且还不能直截了当地接触到问题的实质,因此,本文将以可信性的基本数学模型为出发点探讨“失效”与“故障”的联系和区别。一、可信性的基本数学模型作为可信性的基本数学模型,我们选取某种两状态的可修产品。即该产品只有“好”(或称为能正常工作,亦或称为能完成规定功能)和“坏”(或称为不能正常工作,亦或称为不能完成规定功能)。产品“坏”了后即予以修理直至恢复到“好”的状态。这类产品的可信性基本模型是“好”“坏”两状态交替发生的随机过程,如图1所示：图中“○”表示“好”,“×”表示“坏”,“——”表示正常工作,“……”表示修理过程。二、“失效”与“故障”是对同一对象从不同角度出发的描述在前一节提出的数学模型中,我们来看一看从“好”转化为“坏”的这一时刻。如果我们问“这时候发生了什么事？”,答案就是产品失效了。如果我们问“这一时刻前后,产品的状态有什么变化？”,答案就是产品由能完成规定功能,即正常状态,转化为不能完成规定功能,即故障状态。在IEC标准《可信性与服务质量术语》中,对failure(失效)和fault(故障)的定义分别为“产品完成规定功能能力的丧失”和“产品不能执行规定功能的状态”,并在定义的注中强调了“失效与故障的区别在于,失效是事件,故障是状态”。笔者认为“失效”与“故障”是对同一个对象“产品不能完成规定功能”从不同的角度出发而得出的两个概念。如果从产品与外界的联系出发看问题,看其有没有完成规定的功能,那么发生了“丧失规定功能”或“完成规定功能能力的中止”就是发生了失效;如果从产品本身着眼,看其处于什么样的状态,那么处于“不能执行规定功能”的情况就是处于故障状态。根据以上的分析,笔者认为在可信性工程技术中,“失效”与“故障”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一般说来“失效”与“故障”总是相互联系,互为因果的。这里还要说一下“失效”与“故障”谁先谁后,谁因谁果的问题。IEC标准《可信性与服务质量术语》是认为失效在先,故障在后。它的说法是“失效发生后,产品表现为故障”,和“故障通常是产品本身失效引起的结果”。但也有一种观点认为是故障在先,失效在后,只有产品(或它的某一组成部分)有了故障,才引起产品不能完成规定功能,发生失效。笔者的观点是：这个问题不容易说清楚,上面两种说法都有一定道理,但似乎也有片面性。如果承认了“失效”与“故障”是同一个事物的两个不同角度的反映,那么应该认为对多数情况,两者是同时的。三、failure能不能翻译为故障有一种观点认为：failure与fault不是同义词,失效和故障也不是同一个概念,所以failure只能翻译为失效,不能翻译为故障。笔者认为,按本文前面的分析,承认“失效”与“故障”是同一事物的两个不同角度的反映,那么在翻译国外文献和标准时,只要技术涵义正确,汉语表达通顺,就不一定拘泥于词对词的对应。换句话说,有时意译(活译)要比逐字对译(死译)要好。下面就几个具体的例子作进一步的说明：1.failure rate这一术语的技术涵义是图1中“好”“坏”转化的相对速度,如果强调事件的发生速度,可以译为失效率,如果强调状态变化的速度,可以译为故障率。这里需要说明的是状态的变化实际上就是一个事件,只有状态的变化才有速度,状态本身是没有速度的,在英语中没有fault rate的说法,但在汉语中故障率却是可以理解的。对于实际的工程技术问题,往往要比本文中提出的数学模型复杂,如有的情况下即使产品有故障,但仍然能完成规定功能,即存在基本可靠性和任务可靠性不同的情况,那么与基本可靠性相对应的failure rate选用故障率似乎比失效率更合理。2.failure mode的技术涵义指的就是电阻开路、电容击穿、晶体管参数漂移等故障模式,而不是电视机声光全无、行扭、同步不稳等可以称为“失效模式”的现象。因此FMEA翻译为“故障模式与影响分析”就比最早翻译的“失效模式和影响分析”要准确。而且事实上国外也已经把原先的failure mode改用fault mode了。3.MTBF译为“平均无故障工作时间”,笔者认为是一种意译,从汉语通顺的角度要比“平均失效间工作时间”好,而技术涵义是一样的。     

从“技术”的概念定义看“丛林效应”

由"技术"的多样化定义出发,引出了认识事物进行定义时所表现的"丛林效应"现象,并给出了"丛林效应"的来源、产生的原因及其判断原则。     

从“技术”的概念定义看“丛林效应”

由“技术”的多样化定义出发，引出了认识事物进行定义时所表现的“丛林效应”现象，并给出了“丛林效应”的来源、产生的原因及其判断原则。     

论“科学研究的哲学”——从科学实践哲学的视野看

以往的科学哲学,是关于科学的哲学,缺乏关于科学研究的哲学。法国著名SSK学者拉图尔最先意识到这个问题,本文在拉图尔观点基础上,提出了建构一种关于"科学研究的哲学"的主张,为这种主张的成立,论证了:1)区分"科学"与"研究"的必要性和意义;2)"科学研究的哲学"的主要研究对象和内容;3)科学研究与科学实践的关系;4)如何研究"科学研究"——如何区分哲学和社会学的方法?5)科学研究的哲学与其他相关学科的关系;6)最后指出了"科学研究的哲学"可用的哲学和其他资源。     

从普兰丁格的“保证”思想看基础主义和联贯主义

基础主义注重基本信念的出发点地位,而联贯主义认为基本信念是相互联系的,不需要出发点。美国哲学家普兰丁格对知识论的这两大派别进行了详细地比较和分析,认为二者背后隐含着"证据主义"的身影,故此基础主义作为论证出发点是可以接受的,但需要重新界定;而联贯主义抹杀了出发点,应予以抛弃。他如此区别对待,是为了建立起自己独特风格的以"保证"为核心的知识论大厦,而避免以证据主义为特征的"辩护说"。他的这一思想应引起学术界的哲学关注。     

从“语”的指称范围看“语汇”的定义

长期以来,有关“语”的指称范围和分类标准以及“语汇”的研究对象和定义都存在着很大的分歧。通过从叙述特征和结构类型两个层面对“语”和“语汇”相关内容进行的重新界定,发现:“语”在语言学中的指称范围有广义和狭义之分,“语汇”之“语”应该取其狭义,“语汇”的研究对象应该是“语”的总汇,也即一种语言里所有相对固定词组和短语的总汇。     

找准切入点是实现自主创新的有效途径--从中星微的成功经验看我国自主创新之路

1加强自主创新应该成为我国科技发展的战略取向 进入21世纪,科学技术发展异常迅猛,科技竞争力已成为国家竞争力的核心,核心技术研发成为世界科技发展的战略前沿.     

难道真的存在“能量的极限”吗?

法国著名物理学家皮埃尔·俄歇在1964年的英国《新科学家》周刊发表了《科学的极限》一文。他在文中指出:(1)人类可观测的范围是有极限的,人类无法观测到距地球100亿或150亿光年的河外星系。(2)人类的旅行有极限,不可能访问太阳系以外的行星。(3)人类用加速器获得的能量有极限,永远不能达到强宇宙线的能量。(4)人类的思维迟早要达到它的极限,那时,不是思维的"贫乏",就是"重复"过去人类思维的成果。自然界是不断发展的。人类认识和改造自然界的能力也是不断发展的。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不断为自然科学的发展所证实。任何为科学的发展规定"极限"的形而上学观点从来经不起人类实践的考验。俄歇在他的文章中,又一次宣扬了这种形而上学的观点。这是一种对人类前途的悲观主义论调,是没落的资产阶级世界观的反映。在他的文章中,他企图给这种荒谬的论点作出"现代科学"的论证。其实他的"科学"论证是完全反科学的。为了揭穿这种谬论的反科学性,我们约请了几位科学家分别对俄歇提出的四个所谓"极限"发表了书面意见,刊载于下。同时附载了俄歇的原文,以供参考。     

从技术史看“元宇宙”——信息革命的新环境

“元宇宙”的概念包括“元”“宇宙”两层含义,前者是沉浸性或者说超脱性,后者是开放性或联通性。元宇宙有超越自身并反身自指的特性,这种特性蕴含在从岩洞壁画以来的技术史趋势之内。元宇宙不是虚拟现实,不能把沉浸性和逼真性混同。元宇宙并不追求逼近现实而是要超越现实。人们之所以会移居元宇宙正如人们之所以移居城市,并不是以新老环境相似为原因的。元宇宙是媒介环境,媒介环境学打破了物质与精神的二分法,人类生活于其中的媒介技术环境本来就是现实与虚拟相交织的。人类通过技术革新不断重塑自己的环境,正如农业革命和工业革命,元宇宙是信息革命所创造的新环境,新环境反过来为旧环境重塑秩序。区块链技术为元宇宙下的新秩序奠定基础。     

“英雄”与“名士”——从翁文灏看近代中国学者的参政运动

纵观中国的几千年历史,“学而优则仕”一直是中国儒士们的行动准则,然而真正现代意义上的“学者参政”却是20世纪20—30年代形成的。这批参政学者的主体是那些潜移默化地受了传统文化的熏陶,脱下了长袍马褂,换上西服革履,远渡重洋,沐浴了欧风美雨,雄心勃勃、意气风发的所谓的中国第一代知识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