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德性知识论的认知难题及其解决路径

作为人类认知最为非凡的成就,知识与认知有着内在的关联,对知识的描绘离不开认知的术语。当代德性知识论就主张,知识是认知能力的产物,赋予一个主体知识需要赋予他相关的认知能力。然而,延展认知论题对认知能力之外的环境因素的强调,使得当代德性知识论特别是强德性知识论出现了认知难题。针对这一难题,国外学者指出了两条可能的解决路径:一是从强德性知识论转向弱德性知识论;二是从个体有机体的认知能动性走向分布的认知能动性。但是依托于这两条路径能否成功解决认知难题仍存在争论,问题的关键仍有赖于我们对能力及认知本质的理解。     

论纳尔逊·古德曼对“准分析”困境的解决及其效应

作为对肇始于弗雷格的经典分析(构造)计划的进一步推进和实现,卡尔纳普的那个以准分析为基本方法的构造系统历来被公认为楷模。然而,古德曼却发现,准分析面临着足以威胁其整个构造计划的同伴关系和不完美的共有困难,并基于多元主义、唯名论和个体计算方法给出了解决方案,不仅因重构了构造主义而回应了对整个构造主义计划的质疑,而且借助于实用主义因素的引入奠基了分析哲学两大学派的融流取向。     

“李约瑟难题”试解

“李约瑟难题”受到很多学者的关注，各人都提出自己的见解，都有一定的合理性，也都作了有益的探讨。本文认为有很多见解都存在不妥之处，都不能令人满意。因此提出以“物极必反”的必然性与偶然性的结合来解释“李约瑟难题”，算是一种新的说法，是否合理，有待于继续研究、讨论。     

论弦管尺八的传播、交流及其思想意义——弦管研究系列论文之四

弦管尺八越千年而流长,反映出弦管尺八有着不容忽视的科学思想。汲取与再生是弦管尺八形成与发展的重要机制。在尺八的科学传播中,文化交流的意义得以彰显。在弦管尺八流传到异地后,和当地民俗习惯、社会形态、本土音乐重新结合,形成另具特色的他族音乐,该乐器随之演变为他族音乐的乐器。这种实例在中外音乐史上时有所见。这正是弦管尺八科学传播与文化交流的生命力之所在,也是其深刻科学思想所由乃发的重要途径。     

“内容因果作用的外在主义难题”及其信息语义学解答

外在主义关于心理内容由对象和环境所决定、是存在的反映的观点尽管似乎是天经地义的,但在解释行为时却碰到了所谓的"因果作用的外在主义难题"。化解这一难题已成了心灵哲学中的前沿研究课题。德雷斯基以信息语义学为基础的关于心理内容因果作用的理论是多种竞争理论中的一种。由于它既有对心理内容发挥因果作用的可能性根据、条件以及具体行使方式的探讨,有对外在主义的副现象论威胁的化解,同时又有对内容因果相关性的方式的形而上学分析,因此既有心灵哲学的意义,有深化意识能动作用研究的价值,同时具有推进形而上学因果学说向深度发展的一般意义。     

考古“黑科技”破解难题有“利器”

当年,为了与烧砖取土的广汉村民抢时间,考古人员在两个多月的时间里,争分夺秒完成了三星堆1、2号祭祀坑的发掘.老照片里,为免压坏文物,派体重更轻的女队员下坑清理;青铜大立人出土时,只能多人合作一起抱出坑外. 如今,三星堆祭祀区重启对新发现的3号坑至6号坑的发掘,再也不是当年夜以继日的紧张和“小米加步枪”的困窘.考古发掘及...     

破解天山“风雪流”治理难题

“风雪流”是一种常见的自然灾害,在地球上分布广,不仅诱发并加重雪崩、泥石流等自然灾害,而且直接给交通、农牧业和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造成严重损失。我国新疆一些国道在穿越天山附近时,风雪常常埋没路面,造成每年冬季4～6个月不能通车。     

论博物学历史中的“断裂”

博物学历史悠久、内容繁杂。学界对博物学在历史发展中是否出现过"断裂"进行了广泛的争论。迈尔、法伯及罗杰等科学史家认为,生物学的基本问题没有变化,因此生物学的历史应该是一部连续的历史。另一方面,福柯、阿什沃斯等人从哲学和认识论的角度出发,认为自文艺复兴以来博物学经历过若干次断裂,形成不同的阶段。博物学的问题旨趣在不同的阶段有很大的差别。本文以连续论者迈尔和断裂论者福柯为主要考察对象,分析和评判其主要观点,力图将断裂问题置于编史学的视角下理解。结论认为,"断裂"不是生物学或生物学史问题,而应该看做一个编史学问题。关于"断裂"的讨论有助于拓展博物学史及科学史研究的多元视角。     

赫姆霍兹的“论能量守恒”及其学术价值

本通过对赫姆霍兹的早期能量守恒研究工作的讨论,指出早在１８４２前后,赫姆霍兹就已基本形成了能量守恒的思想,“论能量守恒”一的问世,是他经过多年的思考和研究论证的结果。针对现代科学史界对赫姆霍兹在能量守恒建立过程中的作用所存在的分歧,本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并进一步指出“论能量守恒”不仅在物理学上具有很高理论价值,而且开创了一种新的有别于实验研究的方法;它的问世标志着理论物理作为一门分支学科的出现     

论“技术-环境悖论”及其超越

技术同时作为环境问题来源与解决手段的矛盾现象即技术-环境悖论的存在与技术本身的特性密切相关,而技术特性的辩证运动又提供了超越这一悖论的可能。一种以人与自然、社会协调发展为理念、环境友好自然技术为基础以及与之契合与互动的环境友好社会技术为支撑的新绿色技术系统的构建与运行则把技术-环境悖论超越的可能变为现实。不仅如此,在悖论的超越中,绿色技术系统还将为我们形塑一幅人与自然、社会和谐共生与协调发展的文明图景。     

科学社会学“实践转向”中的“互构论”

在引入一般社会学中的社会生成论、以便同时打开科学与社会两个黑箱之时,科学实践社会学呈现了"科学与社会协同演化"的"互构论"图景。鉴于此,科学实践社会学实现了从认识论向本体论的转向,也就是它不再关注科学是否如实表征了社会,而是聚焦于科学与社会秩序共同生产、直至运作出恰切的社会技术系统的实践过程。科学实践社会学研究中的"本体论政治",将启发社会(科)学找回活生生的"自然",从而将运作中的世界视作为一个纷繁复杂、不断重构的社会技术系统,最终从"社会-物质"的视角来重新审视世界的运行。     

论网络知识中的“奥威尔问题”

"为什么证据如此之多,我们知悉的却如此之少",是诺姆·乔姆斯基曾提出的著名的"奥威尔问题"。在网络知识中亦存在着类似的"奥威尔问题":为什么网络空间中的知识和信息如此丰富、我们获取知识和信息的手段如此便捷,我们的认知却如此贫乏、窄化和易于被欺骗?究其原因,主要源自于网络知识和信息及网络环境的独特特性与人类认知能力的有限性之间的差异和张力;源自于现代网络信息技术智能化的选择性推送;源自于人类不可避免地存在的"认知盲区"。网络时代的人们为了克服网络知识中的"奥威尔问题",应该培育必备的因特网信息素养。     

ANT的“互构论”世界图景及其“组合方法”

在借鉴“常人方法论”社会生成性等观点的基础上,在案例深描的过程中提出,ANT作为动员盟友的资本化铭写,技科学在简化和操控世界的过程中联结并置换了人类和非人类的异质性行动者。基于此,ANT提供了审视科学与社会相互建构的这一世界图景,从而启迪人们在本体论层面将身处的世界视为纷繁复杂且不断重构的“科技社会系统”。ANT“互构论”世界图景的呈现,得益于其自身中隐含的“组合方法”——推行“新规范主义、关系主义、实践生成主义、人文主义”等方法论准则。尽管ANT不仅是一种理论、更是一种方法,但是目前也不应推行“征服世界”这一学科帝国主义立场。     

分析技术哲学的“难问题”及其身体现象学解决进路

分析技术哲学进路由于难以充分描述技术物的"结构-功能"关系,成为在本体论上、继而延伸到伦理学领域的"难问题"。之所以是难以消解的,其原因在于两种"经验转向"的相互割裂。梅洛-庞蒂的身体现象学进路为消解这一"难问题"提供了新的理论资源和解决思路。一方面,梅洛-庞蒂对身体结构的现象学分析使身体的"结构-功能"获得了稳定的一致性,技术物的"结构-功能"可看作是身体"结构-功能"的延伸;另一方面,技术物所"具有"的道德恰恰是由身体意向性所赋予的,对技术物道德地位的讨论因而不能脱离具体的身体知觉情境。身体现象学进路不仅有助于厘清分析技术哲学的"难问题",而且也有助于弥合两种"经验转向"。     

海水淡化解决“干渴”问题

<正>联合国新发布的《世界水发展报告》显示,全球用水量已达到一个世纪前的6倍,预计到2050年还将增加20%至50%。目前,超过1/4的人口生活在水资源严重稀缺的地区,可能出现的水荒给人类生存构成了严重威胁。海水淡化成为化解水资源短缺的一个重要途径。海水淡化技     

对“李约瑟难题”的一种新解释

本文论述了由于“李约瑟难题”自身存在矛盾,因此不可能给出令人满意的解。基于这种考虑,本文给出了“李约琴难题”的修正形式,并通过对哲学、科学、技术和经验之间的相互关系的分析,对其进行了解答。     

论“非典”

20 0 2年 11月中旬以后 ,广东省佛山、广州等地相继出现以发热、咳嗽、呼吸困难为特征的病例。症状和体征表明病人患的是肺炎。医师发现病人的肺部失去平常的弹性 ,并且这种疾病具有很强的传染性 ,抗生素治疗没有效果。对这种疾病 ,他们使用了“非典型肺炎”这个名称。当时谁也没有料到 ,疾病会蔓延到世界各地 ,造成那么大的社会影响。疾病开始流行之后 ,许多实验室进行了病原体研究 ,陆续在标本中发现副黏病毒、衣原体、metapneumo病毒、冠状病毒等 ,分离到冠状病毒的实验室为数最多 ,而且分离出的冠状病毒与已知的冠状病毒都有所不同。 4…     

论工程哲学视野中的“顶层设计”

"顶层设计"是工程整体理念的具体化,是工程理念一致、功能协调、结构统一、资源共享、要素有序的系统论方法。现代自然科学技术增强了人们对现代社会矛盾的认知能力,现代社会科学发展提高了人们对现代社会矛盾的理论自觉,人类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积累了应对社会风险的丰富经验。顶层设计以时代问题的哲学把握为根据,以社会主体——人的实践创造为依托,以社会规律的理论自觉为前提,以人类实践经验的科学总结为基础。     

论“非典”

2002年11月中旬以后,广东省佛山、广州等地相继出现以发热、咳嗽、呼吸困难为特征的病例。症状和体征表明病人患的是肺炎。医师发现病人的肺部失去平常的弹性,并且这种疾病具有很强的传染性,抗生素治疗没有效果。对这种疾病,他们使用了“非典型肺炎”这个名称。当时谁也没有料到,疾病会蔓延到世界各地,造成那么大的社会影响。疾病开始流行之后,许多实验室进行了病原体研究,陆续在标本中发现副黏病毒、衣原体、metapneumo病毒、冠状病毒等,分离到冠状病毒的实验室为数最多,而且分离出的冠状病毒与已知的冠状病毒都有所不同。4月16日,世界卫生组织宣布,新型冠状病毒就是病原体。对这种新的疾病,我国最早称为非典型肺炎。当前,我国社会上常用“非典”两字来称呼它。世界卫生组织在3月称之为“严重急性呼吸系统综合征”,英文是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SARS)。关于这种疾病的名称,人们发表过不同的意见。常从媒体上看到“非典型肺炎是一种新的疾病”的说法。这种说法并不正确。首先,“非典型肺炎”(atypical pneumonia)一词并非新的创造。1938年,这个概念由Reimann第一次提出的。“非典型”是与“典型”相对而言的。1889年,巴斯德从大叶性肺炎患者分离出肺炎双球菌(今称为肺炎链球菌),证明它就是大叶性肺炎的病原体,以后,肺炎链球菌性肺炎就被认为是“典型”的肺炎。Reimann报告的一组病例,其症状、体征和胸片与“典型的”肺炎(肺炎链球菌性肺炎)有所不同,“非典型”之名由此而来。非典型肺炎指一组急性的传染性肺部疾病,具有类似的临床表现和放射学特征,其病原体包括肺炎菌质体(或不很准确地译为支原体)、立克次氏体、衣原体、军团菌以及多种病毒^[1]。《英汉医学词汇》^[2]、《英中医学词海》^[3]中均收录此词。有人说这个术语比较含糊,建议不如径用SARS的音译,称之为“萨斯病”,并认为这是“与国际接轨”。但准确的病名应能指明发病部位、临床表现、病理变化、发病原因等;在感染性疾病中,发病原因即指病原体。许多疾病刚发现时,人们不了解它的本质,无奈笼统地冠以“综合征”之名。随着研究的深入,特别是当找出病原体时,“综合征”也改名为“××病”了。“严重急性呼吸系统综合征”一词的提出,也说明人们开始时还不认识这种疾病。因此“严重急性呼吸系统综合征”一词也同样宽泛、笼统,是一个过渡性的“字纸篓”式的术语。乍一见到“萨斯病”一词,谁能猜出其中的奥秘呢？而且“萨斯”两个字已经意味着“严重急性呼吸系统综合征”,再加个“病”字,“萨斯病”就是“严重急性呼吸系统综合征病”了,这岂不是画蛇添足？笔者认为,音译是一个不可取的办法,一时找不到适当的术语又不得不尽快介绍来自外国的最新信息时或可偶一为之,但与其音译还不如直接搬用外文(用拉丁字母表示或转写的)形式。上过学的人都学过汉语拼音,即使把原文念错,其错误程度也不会大于音译造成的错误。汉语是历史悠久,表达力很强的语言。我们完全可以创造具有中国特色的准确表达概念内涵的术语。而且与国际接轨不等于与英语接轨,为什么用英语的音译就是“与国际接轨”呢？法国人不会这么做。法语也是世界卫生组织的工作语言之一,世界卫生组织发表的法文版文件中,“严重急性呼吸系统综合征”的法语词是syndrome respiratoire aigu sévère,首字母缩拼词为SRAS,而非SARS。笔者认为,如果本病的病原体证实为冠状病毒,则本病的准确名称应为冠状病毒肺炎(coronavirus pneumonia),简称为“冠毒肺炎”似亦无不可。也有人建议用厄巴尼的姓氏命名这个疾病(厄巴尼氏肺炎),以纪念这位为人类健康献身的勇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