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中介”视阈下的角色与责任变化——以自动驾驶为例

责任分配是自动驾驶应用中亟待解决的问题。技术中介论提供解决责任分配问题的新视角,一方面肯定技术在调节人的认知和行为发挥的积极作用,另一方面强调技术与人的角色关系是动态变化的。通过自动化层级、角色和责任等因素建立情景分析模型,从而理清自动驾驶中的责任分配问题。在人技交互越来越密切的时代背景下,需要在技术标准和法律的基础上制定新的责任框架以应对更为复杂的责任分配问题。     

“技术生态”概念的基本内涵研究

技术哲学语境下的“技术生态”概念的形成主要有两个背景：技术建构论自身的缺陷与当代技术社会发展的生态化趋势要求技术观作出新转变；在学科交叉背景下，生态学为技术哲学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与方法。技术生态是对技术体系内部或外部各层次、各要素之间在共同演化过程中所形成的联动关系的一种形容与描述方式，其早期形态可追溯至新石器时代的组合工具。技术生态的判定标准有两条：至少由两种功能不同的技术构成，且技术之间要具有互补关系；技术之间能够产生协同效应。技术生态的基本结构分为由技术间互动构成的内部生态和技术与环境互动构成的外部生态。在一定意义上说，技术生态论是一门“关系”哲学，它强调社会与技术之间、不同技术体系之间的依存性、共生性与和谐性，追求发展过程的科学性、协调性与可持续性。     

尤纳斯的责任律令对环境哲学的启示

面对现代技术增长引起的生态危机及其对生命的威胁,尤纳斯将生命纳入责任的范畴,提出了责任律令:要如此行为以保证你的行为后果不摧毁未来生命的可能性。这条责任律令是存在的命令,是存在的目的中体现出来的生命的价值。它突破了人类中心主义,要求人类将义务的对象扩展到所有生命的存在,承担起延续未来生命的责任,并为生命的持续审慎地发展。     

发展的价值规范与实践可行性——德尼·古莱与阿玛蒂亚·森的发展伦理思想比较研究

发展伦理作为发展研究的新兴课题日益凸显,阿玛蒂亚.森与德尼.古莱是当前研究发展伦理思想的两位重要代表人物,前者的"发展即自由"理论将发展看做是扩展相互联系着的"实质自由"的综合过程,强调如何将发展的价值融入发展的各个环节之中,后者将发展伦理学看作"一种实践",强调各国在制定以及实施发展政策的具体实践活动中如何运作发展的价值规范。两人不同的理论旨趣与研究视角都对"发展伦理"问题作出了相当精辟同时极为有见地的分析探讨,并不谋而合的论证了发展价值性的普遍前提性规范及其实践可行性,但是两人探讨视角的不同也导致了他们在这些问题上的分歧,由此为我们提供了不同视角在解决发展伦理问题时的各自优势和缺陷。据此,我们将从普遍价值规范视角和实践可行性维度提出"发展伦理"合理性的两大原则规范。     

我国技术哲学的生态路径演进研究

我国技术哲学在其创立之初就密切关注现实问题,人与自然的生态关系自始至终是其关注的重要领域,表现出了鲜明的生态维度。我国技术哲学的生态话题在其发展历程中,逐步从技术的生态批判走向技术的生态建构,重在器物建构和文化建构;从技术的自然生态转向技术的系统生态,凸显结构性和有机性;从技术的生态规制趋向技术的生态参与,强调企业担当和公众责任。技术哲学作为技术时代的精华,在生态危机重重的今天,有必要在理论上系统地重构人与自然的生态理想。     

无知可以免责吗?——反思气候变化中的历史排放责任

如何处理温室气体的历史排放问题,是当前应对气候变化的焦点话题。先发国家主张,他们祖先当初的行为是基于"可原谅的无知",既不需要在道德上遭受谴责,也无需为历史排放导致的后果加以补偿。通过分析可看到,以"无知"作为免责的理由是不成立的。在道德责任问题上,无论是从气候科学知识传播来看,还是从排放行为的可控程度来看,抑或从排放者的道德回应来看,"无知"都不是避开道德谴责的恰当理由。在后果责任的问题上,历史上"无知"的排放者也需要承担补偿责任,但这里承担的不是严格责任,而只是有限的补偿责任。如果历史排放者已离世,他们的后代在继承祖先传递的利益之时,也应当承担起对历史排放受害者的补偿义务。质言之,历史上的排放者和他们的后代都不能以"无知"为由逃避责任。     

无知可以免责吗?——反思气候变化中的历史排放责任

如何处理温室气体的历史排放问题,是当前应对气候变化的焦点话题。先发国家主张,他们祖先当初的行为是基于"可原谅的无知",既不需要在道德上遭受谴责,也无需为历史排放导致的后果加以补偿。通过分析可看到,以"无知"作为免责的理由是不成立的。在道德责任问题上,无论是从气候科学知识传播来看,还是从排放行为的可控程度来看,抑或从排放者的道德回应来看,"无知"都不是避开道德谴责的恰当理由。在后果责任的问题上,历史上"无知"的排放者也需要承担补偿责任,但这里承担的不是严格责任,而只是有限的补偿责任。如果历史排放者已离世,他们的后代在继承祖先传递的利益之时,也应当承担起对历史排放受害者的补偿义务。质言之,历史上的排放者和他们的后代都不能以"无知"为由逃避责任。     

工程伦理教育的三个价值向度

我国工程伦理教育在价值标准上的模糊性是阻碍它进一步发展的重要原因。工程伦理教育的价值谱系由自然伦理、商谈伦理和责任伦理构成,其确立的依据主要是当今工程活动中的实践伦理和价值关系。自然伦理主要涉及的是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商谈伦理主要涉及的是人与人的关系问题,责任伦理主要涉及的是人与社会和个体与自我的关系问题。     

工程师伦理责任的历史演进

本文从历史和逻辑的角度阐述了工程师伦理责任的历史演变过程。早期的工程师责任就是绝对服从军队的命令;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工程师手中技术力量的不断加强,其伦理责任开始由最初的忠诚责任向“普遍责任”扩展,并引发了专家治国运动;由于社会制度和自身的局限性,工程师的伦理责任又由乌托邦式的“无限责任”回归到现实的社会责任;到了20世纪中期,伴随着全球生态危机的产生,工程师从对社会的责任延伸到了对自然的责任。     

欧盟责任式创新政策演变及对中国政策的启示

基于对社会-技术整合问题的思考,欧盟研发框架计划(FP)对于责任问题的关注逐步加强,在当前正在实施的第8期框架计划中明确将"责任式创新"(RRI)纳入政策范围,强调研究与创新必须有效反映社会意愿,实现欧盟各国共同期望的社会效益。当前,我国正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借鉴欧盟责任式创新政策的有益经验,有利于进一步促进创新战略向符合社会价值的方向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