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科学研究之特色及当代启示

朱熹的科学研究颇具特色,主要体现为"主宾之辨"的认识论前提、"理一分殊"的宇宙观基奠、"格物致知"的核心方法论以及求真务实的科学理性精神等几方面。这些研究特色成就了作为科学家的朱熹,而同时亦限制着朱熹在科学研究上难有更大的作为。通过对朱熹科学活动的个案研究,对人们正确认识评价朱熹及其科学研究、儒学与科学的关系乃至科学与哲学的关系以及科学哲学学科的建设都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论“科学研究的哲学”——从科学实践哲学的视野看

以往的科学哲学,是关于科学的哲学,缺乏关于科学研究的哲学。法国著名SSK学者拉图尔最先意识到这个问题,本文在拉图尔观点基础上,提出了建构一种关于"科学研究的哲学"的主张,为这种主张的成立,论证了:1)区分"科学"与"研究"的必要性和意义;2)"科学研究的哲学"的主要研究对象和内容;3)科学研究与科学实践的关系;4)如何研究"科学研究"——如何区分哲学和社会学的方法?5)科学研究的哲学与其他相关学科的关系;6)最后指出了"科学研究的哲学"可用的哲学和其他资源。     

试论术语学的建构是一种“科学研究纲领”的思想——兼评“交流(交际)术语学”在术语学发展中的作用

20世纪90年代至今,虽然传统术语学思想受到多方质疑,但当今全球化的术语学理论和实践并没有到消极的“十字路口”。与之相反,术语学建设变得更加稳健和朝气蓬勃。文章从科学哲学的角度,论述西方学者提出的“术语学是一种科学研究纲领”的思想,并对交流(交际)术语学在术语学发展中的作用做粗浅评价。     

科学信仰的两种解释之争--评劳丹与布鲁尔之争

劳丹与布鲁尔关于科学信仰解释权之争是科学研究(science studies)领域有影响的一场激烈争论。科学哲学的领军人物劳丹断言强纲领没有任何依据,属于伪科学。科学知识社会学的核心人物布鲁尔坚信科学哲学家的理性解释模式是没有说服力的“稻草人”,强纲领才是强有力的纲领。本文聚焦于二者争论的原始文献,将争论置身于科学合理性理论发展的历史脉络之中,通过分析争论涉及的三个关键问题以揭示争论双方的立场和根本分歧。文章最后反思争论的学术价值和意义。     

“科学的文化研究”的哲学批判

“科学的文化研究”是西方元科学研究的热点之一。它从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研究和激进生态主义等多维视角出发,以认识论的建构主义和方法论的相对主义批判传统科学哲学的根本原则和本质要素。通过对“科学的文化研究”的哲学批判,可以发现,虽然它对传统科学哲学的批判走向了极端,但在一定程度上为科学文化哲学的发展提供了某种思想借鉴。     

“不充分决定命题”成立吗?——析劳丹和利普林对“不充分决定命题”的反驳

在理论与经验证据的关系问题上,当代科学哲学涉及的核心问题是经验对理论的"不充分决定命题"。典型的"不充分决定命题"以"经验等值命题"为基础,强调经验对理论的非对称性和非决定性。但劳丹和利普林对"经验等值命题"的可靠性提出了质疑,认为这一命题只是一个猜测性的假设,它没有普遍性的理论根据;进而他们把"不充分决定命题"的理论基础归结为"后承主义",依据于经验对理论的直接确证。然后,劳丹等人利用"间接确证"模式,试图通过截断经验等值命题与不充分决定命题的逻辑联系来反驳不充分决定命题。     

有限的偶然性:人工智能时代科学研究的尺度

人工智能技术对科学研究的结构性嵌入,正在消解科学研究的偶然性张力。智能技术对科学研究偶然性的悬置,用技术的有限性替换了人类解放的可能性。科学研究的客体主体化,彻底将人暴露于自我消解的危机之中。重构科学研究范式,重塑科学精神,使人重获面向未来的现代性,是人工智能时代科学研究的现实选择。     

试论拉图尔的科学实践观

基于传统科学哲学、科学社会学以及前科学知识社会学在科学认识上出现的"单向度"局面,拉图尔提出了自己的科学实践现.这个实践观是以人类学理论和方法为指导,将富有哲学意蕴的新的对称性原则作为根基,兼具宏观互动与微观制作维度的"行动者网络"为产物的"行动中的科学".这种新的研究"范式"在科学研究上产生了多重意义.     

论休谟问题与科学研究活动启发式程序重建纲领

本世纪二、三十年代的自然科学,尤其是数学基础研究导致了数理逻辑的兴起和公理化浪潮。作为科学发展的哲学反响,逻辑实证主义者提出了科学研究活动的理性重建纲领。由于逻揖实证主义者过于注重科学理论和科学评价的逻辑学、语言学特征,忽略了社会、历史因素对科学研究活动的影响,因此,本世纪五、六十年代在历史学派的攻击下,逻辑实证主义的理性重建纲领被搁置起来.但几乎与此同时,计算机科学的发展把人工智能研究提到日程上来了。它要求进一步认识科学理论的结构、科学研究活动的一般方法论规则,同时也表明了启发式规则在问题求解、机器学习及其它智能模拟过程中的方法论意义;另一方面,科学哲学开始重新研究“科学发现的逻辑”,研究的结果使一部分科学哲学家认识到;方法论     

西方经济学中的“范式”和“研究纲领”：科学哲学影响经济学的典型范例

经济学和科学哲学之间的关系是国内学术界很少涉猎的主题,而国外的有关文献数量堪称庞大。本文简要回顾了从波普尔到拉卡托斯科学哲学发展的主线,并主要以经济学中的“凯恩斯革命”为对象探讨库恩的“范式”和拉卡托斯的“研究纲领”在经济思想史分析中的作用,从中也可以看出科学哲学基本框架引入经济学的积极意义。     

科普宁：苏联科学认识论和科学逻辑的拓荒者

2022年是苏联著名科学哲学家科普宁诞辰100周年。科普宁是马克思主义传统的科学哲学家和逻辑学家，科学哲学“基辅学派”的创始人，他关于科学认识论和科学逻辑的研究成为苏联哲学中最富有创造性的成果之一。科普宁是坚定的认识论主义者，反对哲学是关于“整个世界”的科学；他促进了苏联科学哲学从本体论向认识论的转向，指出科学研究就是科学认识的过程，即感性与理性、经验与理论、知性与理性的辩证统一；他坚持辩证法、逻辑和认识论“三者一致”的思想，创造性地提出了“科学研究的逻辑”和“观念”的范畴，与波普尔的“科学发现的逻辑”和库恩的“范式”概念相得益彰。在任何艰险的环境之下始终坚持独立思考而不是随波逐流，是科普宁留给我们最宝贵的哲学遗产。     

库恩"范式"的本质及认识论意蕴

库恩的"范式"无疑是20世纪科学哲学中最具创见性、也最具争议的哲学概念之一。库恩是在两种不同意义上使用该概念的。一种意义是将"范式"作为科学共同体从事高度收敛的常规科学活动的精神定向工具;另一个更具本质性的意义是将"范式"作为共同体成员共有的解题范例,即认识和理解世界的工具。库恩的"范式"及其认识论意蕴是对传统基础主义认识论的历史主义超越,澄清"范式"的认识论本质对于理解科学的本质及科学发展的特点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信息本体论与信息科学范式的建构

一个统一的科学范式需要一个与之相适应的本体论理论。正在形成的信息科学范式的本体论理论是什么?这是当代信息哲学研究的问题。霍基奇奈尔设想了一个信息科学范式蓝图,由于缺乏对信息本质的探索,他的范式更像是一个复杂系统科学范式框架,但其提出的本体论规律却具有很强的时代创新性。当代物理主义信息哲学对传统本体论的妥协和计算主义信息哲学搁置本体的态度,使它们无法为信息科学范式提供合适的本体论内核。但辩证唯物主义信息哲学依据其对存在领域的根本变革,不仅提供了一个最大外延的且具有强大解释力的哲学信息概念,还十分契合于霍基奇奈尔提出的信息科学范式的本体论规律。因而,在双重批判(哲学对科学的批判与哲学对自身的批判)的基础上,辩证唯物主义的信息哲学能够提供信息科学范式所需的本体论内核。     

曹焕文与运城盐池科学研究的范式转换

由《水经注》始,中国传统典籍记载了与运城盐池盐业生产相关的诸多科技史料,记录了其若干地理与水文特征,并涉及"浇晒"、"南风"等产盐的关键技术与条件。近代学者曹焕文将实地考察与古人记载相比对,解释了卤水中添加淡水的成盐机理以及"颗盐"形成的晶体学原因,提出了"咸、淡水钩配原理";同时,通过对卤水化学成分的鉴定和对盐池副产品开发的研究,得出气候温度对卤水化学变化的重要作用,由此将古人对"南风"促进卤水水分蒸发的直观认识提高到"携带热能、配合化学反应"的现代科学水平。从以《梦溪笔谈》、《天工开物》为代表的中国古代科学传统,到曹焕文引入西方科学研究,这是一种范式的转换,也是运城盐池研究与开发现代化的标志。本文从范式转换的角度,探讨了曹焕文在运城盐池科学研究从传统向现代转型中的奠基作用。     

劳丹的“不合理性假定”与科学知识社会学

迪昂－奎因论题的提出暴露了传统科学的重大缺陷，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出现是传统科学哲学内部矛盾发展的必然，劳丹理论虽然顺应了科学的发展，但仍有保守性的一面，他用“不合理性假定”试图规范科学知识社会学，但科学知识社会学根本没有顾及到这条戒令，并显示出强烈的反传统精神和良好的发展前景。     

“科学实践与科学实践哲学”专栏

<正>编者按:现在呈现在读者面前的一组三篇文章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对科学实践哲学及其相关的重要哲学问题作出了阐释与论述。吴彤的文章"论科学研究的哲学",从科学实践哲学视野出发,借助拉图尔关于缺乏研究哲学之语与讨论,区分了研究与科学概念,讨论了科学实践与科学研究的关系,以及科学研究的哲学与SSK、科技政策研究的区别和联系,以及建立一种关于科学研究的哲学的可能性和可用的资源。黄翔与马丁内斯的文章"历史性知识论与科学实践哲学",提出科学实践哲学需要为地方性     

科学哲学中的信息主义趋向

“信息主义”的原初含义是描述当代社会的技术特征的,但由于各个学术领域中研究方法和观察视野上普遍存在的“信息转向”,无疑也可以把它作为一种理论范式,去分析人类认识成果中的新特点。随着信息时代的来临,科学哲学的研究领域中也兴起了一种信息主义的趋向。一方面,这种趋向来自于科学哲学所反思的对象——科学研究中信息主义的兴起。另一方面,科学哲学内部自从“语言学转向”和“语言主义”兴起后,也表现出走向信息主义的趋向。从这样一种视域去重新审视科学哲学中的基本问题,可以启发我们获得新的认识,开阔科学哲学反思的新空间。     

当代科学研究需要理由吗?

当代科学研究与社会和经济频繁互动决定了科学研究不仅需要理由,而且不同利益相关者需要不同理由.然而出于科学自治和政治需要,科学研究呈现的理由往往被“泛化”为“安全”和“福祉”,看似不需要理由.实际上,科学研究成为一种制度后,“理由”成为科学共同体与政府进行委托代理交换的桥梁,这个桥梁主要以“同行评议”和“专家咨询”具体实施.这两种交换机制,对科学研究本身和社会发展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科学方法是不断变化的吗？——析沃勒尔与劳丹的科学方法论之争

劳丹与沃勒尔是当代科学哲学的著名代表人物,在"科学方法论是否会发生改变"问题上,他们产生了激烈的争论.概而言之,其争论主要围绕着三个核心问题展开:1)科学方法论与相对主义的关系;2)科学方法是否存在无形方法与有形方法的区别;3)程序方法与实在方法的划分是否合理.劳丹与沃勒尔的方法论本性之争对当代科学哲学的发展,尤其是科学认识论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反响,并为我们探讨科学方法论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路.     

“他者”眼光中的科学文化传统反思

人类学一向以"他者"的眼光主导传统意义上非西方民族及其文化的研究。这种研究原本是以他者来认识他者,然而在观照他者的同时,"自我"也映现其中。就传统科学文化而言,他者的眼光不仅重新审视了西方的科学理性,加速了本质主义、普遍主义的解构,而且促成了科学哲学的人类学转向。那种把科学看作是一种文化现象,一类"地方性知识",一项"实践性"活动的观点,对传统科学文化的哲学反思,应当说是有启迪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