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中国古代天文学发展之局限因素——基于中日比较的视野

薮内清发现中国古代天文学的发展存在极限限制因素,难以转型成现代天文学。回顾明清史可以发现西方天文学传入中国后遭遇了本土文化的严重排斥和学习吸收不良。上述二者是导致中国古代天文学逐渐落后于西方的重要原因。同为面对外来文明,较之日本对中西天文学的吸收和取舍之历程,可以发现中国近代学习西方天文学的不顺遂存在着深刻内因。     

晚清来华西人关于中国古代天文学起源的争论

19世纪,西方传教士在介绍西方近代天文学知识的同时,也对中国古代天文学有所研究,但他们更关注于起源问题,且受到考古学、人种学、比较语言学、比较宗教学等研究领域的影响,从而得出源于本土、巴比伦、印度或其他文明等不同观点。本文依据艾约瑟、湛约翰和艾德等人在1884-1888年间发表于《中国评论》上的相关论文,回溯他们关于中国古代天文学巴比伦起源的争论过程。     

十七、十八世纪中国天文学的三个新特点

天文学一向是中国古代自然科学中最发达的学科之一,但在明代却趋于衰落。然而从明末开始,天文学又再度繁荣,而且在规模、程度等方面都远出历代之上。本文对十七、十八世纪中国天文学三个最突出的新特点及其原因作初步探讨。这些特点皆为前代所未有,相互之间又有密切的联系。一、天文学研究空前时髦     

元明中国伊斯兰天文机构研究二题

对元明时期有关中国伊斯兰天文机构的两个问题进行专门论述,认为元明政府设置伊斯兰天文机构的主要动机是利用其人的星占术;伊斯兰天文机构的禜星与星占有关,是一种祭祀星辰的活动。上述问题的探讨有助于深入了解伊斯兰天文学在华流播、变迁的政治文化背景,全面认识伊斯兰天文家在华工作的多样性。     

《新制灵台仪象志·垂线球仪》力学问题之辨析

《新制灵台仪象志》为比利时耶稣会士南怀仁所著。此书虽为天文学著作，其中却合有很多来自欧洲的力学知识。《垂线球仪》一节向中国读者介绍了单摆性质、使用及制作方法，其中两道算题讨论落体运动和炮弹匀速运动。本文就《垂线球仪》展开论述，对南怀仁所述单摆、落体及炮弹飞行诸问题做一辨析。     

清钦天监与同期英国皇家格林尼治天文台比较研究

清钦天监设置于1644年,是清代职掌制历、观象、报时的宫署,同时具有选定历注、出具占语、诹日择地等职能。英国皇家格林尼治天文台创立于1675年(康熙十四年)是英国最早的科研机构之一。虽然,清钦天监与英国皇家天文台都是皇家机构,都是专门从事天文学及其相关研究的部门,但两者性质和地位有着本质的不同。本文分析了清钦天监政治功能强,职能复杂多样,职事官生糅杂,职官地位不高等基本特征,比较了二机构在宗旨、建制、仪器、主管等方面的不同,由此提示出清钦天监及其代表的中国传统天文学必然衰落的问题。     

中国最早的天文台

中国专家最新研究表明,中国古代很早就有专门观测天象的天文台,最早的天文台建于夏代,时间约为公元前2033年至公元前1.562年间,居世界领先地位。而且,元代(公元1271年至1368年)曾经在北京建立的司天台,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天文台。据武汉电视台援引专家研究结论称,中国古代很早就有专门观测天象的天文台,相传夏代叫“清台”,商代(约公元前16世纪至前11世纪)时称“神台”,周代(约公元前11世纪至前770年)称“灵台”。周文王时期的灵台筑在都城丰邑的西郊,现陕西西安市西南,台高2丈,周围420步。春秋时诸侯造的天文台称“观台”。春秋战国(公元前770年至前221年)以前的天文台仅是一个较四周略高的高台,以圭表和原始的浑仪观测日影、月亮的盈亏和星星的位置。到了汉朝(公元前206年至公元220年),在长安和洛阳都建有灵台。东汉时在河南偃师建的一座灵台高约20米,台基约50米见方,顶部为观测天象的场     

元代《几何原本》为何没有影响中国思想传统——回回天文学家的语言世界、群体目标和种族烙印

《几何原本》曾是元代钦天监所用书籍,为何它所代表的西方科学思想核心未能影响古代中国思想传统?本文提出三个尚未见系统涉及的假设。第一是语言的障碍,元代阿拉伯天文学家的母语是阿拉伯语,他们来中国后的入乡随俗,应当是随"操蒙语的蒙古人"之俗,而不是随"操汉语的汉人"之俗。第二是元代中西天文学展现出"差异",它没有像明末清初中西天文学凸显出"冲突",这是由于回回历法服务于伊斯兰信徒,以及回、汉天文台独立运行,客观上减弱了交流的动力。第三是李约瑟所说的古代科学带有种族烙印性质,具体而言,回汉天文学缺乏共同的数学语言,古代中国天文学和数学均具有坚强的传统,使得《几何原本》只有留待近代科学的兴起后才重新在中国被赋予意义。     

明清之际中国天文学转型中的宇宙论与计算

从宇宙论与计算之间的关系方面探讨明清之际中国天文学转型.中国古代天文学中宇宙论与计算是相互脱节的,这不仅体现在历法运算与狭义的宇宙论模型之间,还体现在历算与广义的宇宙论之间.明清之际,西方天文学传入中国.在此影响下,明清天文学家对中国天文学的宇宙论、计算之间的关系进行了重构,接受了西方天文学的以几何模型为基础的计算方法,以及藉助于几何及逻辑方法而展开的说理体系,宇宙论模型和计算方法得以融会.但是,这一转型只停留在宇宙论模型这一层面上,明清之际历算之学还是缺乏更深层次的广义宇宙论作为理论依托.     

星占、谶纬、天文及禁令

一恩格斯指出:“天文学——游牧民族和农业民族为了定季节,就已经绝对需要它。”中国天文学也是起源于生产实践。中国历史上,公元前十四世纪商朝迁都安阳以后,就有甲骨文的历日资料遗存下来了。天文学产生后,有很多因素影响它的发展。比如,古代社会很重视祭祀,为了按时祭祀,天文历法是绝对需要的。甲骨文中有很多是占卜每日吉凶的卜辞,其中经常可以看到从某日起占卜十     

何承天改历与印度天文学

该文从分析“元嘉历”作者何承天的天文学知识结构入手，讨论了何承天在“元嘉历”中所进行的五项改革，指出何承天在“天嘉历”中的改革是印度天文学首次比较明显地影响中国古代天文学的证据。     

巴比伦天文学与古代中国天文学

从已发现的塞琉古时期巴比伦泥版文书中的天文材料和中国古籍中的记载出发,对巴比伦和古代中国的两种天文学体系作了四方面的比较。Ⅰ星历表及其数理指出:在巴比伦星历表和中国古代的日(?)表中都使用了二次差分,在描述太阳周年     

《周髀算经》与古代域外天学

在认识到《周髀算经》是中国古代唯一的希腊式公理化体系，以及《周髀算经》中盖天宙宙几何模型的正确形状之后，即可发现《周髀算经》中有明显的域外天文学成分；它的宇宙模型与古代印度的宇宙模型极为相似；它的寒暑五知识在中国传统天文学体系中难以产生并且无人相信；它的天球坐标系统没有赤道特征。《周髀算经》背后极可能隐藏着一个古代中西方文化交流的大谜。     

国际天文学联合会的“天文学公众传播”探析

"天文学公众传播"的研究可追溯到2000年,但尚未出现对国际天文学联合会(IAU)相关工作的研究。IAU设立了"天文学公众传播"的学术和办公机构,其主办的《天文学公众传播》期刊内容集中在传播方法和工具、教育与外展服务活动、天文学与艺术和文化等;作者职业多样化,供稿连续性与合作性突出,天文学家与相关专家的撰稿数远超其他作者。"天文学公众传播"历届大会议题均及时更新,2018年的参与热度最高,体现出当前国际活动和方法的前沿,也提出"天文学公众传播"面临的挑战和具备的特征。"天文学公众传播"满足科学传播的一种当代定义,呈现出独特的互动性、平等性和人文性。     

古历“金水二星日行一度”考证

该文对中国古代历法中关于“金水二星日行一度”的说法进行了详细的讨论，同时对西方古代天文学关于金水二星运动的描述也加以比较分析。指出：“金水二星日行一度”是古代中外天文学家的一种普遍观点，这是与当时认识水平相适应的必然结果，我们并不能将其简单地归结为一种错误。     

苏颂与《新仪象法要》再探讨

苏颂的<新仪象法要>是我国古代著名的天文学著作,在世界天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我们在充分肯定它的科技成就的同时,也应该如实地指出苏颂的错误和<新仪象法要>的不足;李约瑟博士的<中国科学技术史>是一部功贯古今、誉满天下的著作,对<新仪象法要>的论述和阐释使中外科技史工作者为之叹服,但也有错讹和失误之处.     

第谷(Tycho)天文体系的先进性问题——三方面的考察及有关讨论

一、问题的提出及其意义十六世纪末耶稣会传教士接踵来华,以传播西方科学技术知识作为打入中国上层社会的主要手段之一,获得很大成功。在他们传播的科学知识中,以天文学最为重要。这是因为,天文历法在中国封建社会中一直占有特殊的政治地位。正是通过参与修撰历法和主持皇家天文机构钦天监,才使耶稣会士打通了进入北京宫廷的“通天捷径”。对于耶稣会士在中国传播西方天文学的动机,已有许多论述。认为这是一种帮助传教的     

天文学名词的特点

统一自然科学名词是一件十分重要的工作。没有统一的名词术语,学术交流就没有共同语言。要搞好名词的审定工作,必需有一套共同的准则。同任何事物一样,自然科学各分支学科的名词术语的订名,有普遍性,也有特殊性,普遍性寓于特殊性之中。制定全部自然科学名词的共同准则,必须注意各学科名词的特点。这里,仅就天文学名词的特点谈一点粗浅的看法,或许会对建立统一的准则有所裨益。一、名词数量的迅速增长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天文学一直在飞跃发展。射电和空间技术在天文学中的应用,导致了射电天文学、毫米波天文学、分子天文学、空间天文学、X射线天文学、Y射线天文学、等离子天体物理学、高能天体物理学等一系列分支学科的出现。随着分支学科的发展,天文学名词也相应地急剧增加。1933年出版的《天文学名词》收词一千四百条,1952年政务院审定公布的《天文学名词》收词四千多条,到1974年出版的《英汉天文学词汇》中名词数已增加到6000条左右,今年即将出版的《英汉天文学词汇》(第二版)中收词已达16000条之多。因此,基本名词的审定工作,应该同这种快速发展的趋势相适应。作为一个学科的基本名词是变化的。某些过去常用的基本词现在可能已经很少使用而失去基本名词的意义了,而大量的新词正在成为基本名词。因此,审定名词应该充分注意文献中频繁出现的新词,同时淘汰一些历史上曾经使用但现已不用或少用的词,使统一名词的工作跟上科学技术发展的需要。对于那些淘汰下来的已失去作为基本名词价值的词。仍可在《词汇》一类工具书中出现,供阅读旧文献时参考。各种专业名词的增长是有方向性的,它同学科发展的方向是一致的。例如近代天文学的主要发展方向是天体物理学。从权威性的《天文学和天体物理学文摘》统计,其中天体物理学的文献在整个天文学文献中约占百分之八十以上。天文学基本名词的选定应该反映这种方向性。二、近代天文学名词的国际性自然科学以及与此同时产生的各种学术名词是世界各国学者发展和创造起来的。大多数名词已在国际学术交流中趋于统一,成为国际学术交流的工具。近代我国天文学曾长期处于落后地位,大量的近代天文学名词是在国际上形成以后传入我国的。研究和审定天文学名词不能脱离这个背景。事实上,审定名词主要的一件工作就是正确地、统一地规定与国际通用名词相对应的汉语名词。确定国际通用名词的汉语对应词,必须充分考虑我们民族语言的特点。使用拼音字母的国家或民族,往往将国际通用名词按本民族相应的语音拼出即成为本民族名词,这种音译法对我们是不适用的。汉字是方块字,每个字都有单独的含义,音译出来常常使人感到莫名其妙。更重要的是汉语有非常丰富的语汇,有极强的表现力,能够用非常简练的语词来表达外来词的涵义。因此,我们赞成“涵义对应”的原则。涵义对应是指汉语名词应同所对应的外文词在学术上的概念一致,近乎于按名词的科学概念来确定汉语名词。涵义对应同一般对外文语词的意译不同,意译允许一个外文语词对应几个汉语词。而按涵义对应原则,一个概念只能对应一个名词,一个外语名词一般(除外语名词本身具有多重概念外)不容许有几种不同的汉语名词对应。只有在外文名词不统一的情况下,可容许一个汉语名词对应几个外语名词。三、我国天文学名词的传统我国是世界上天文学发展最早的国家之一,在古代天文学发展过程中已经形成了我国自己的天文学名词系统。其中许多名词在现代仍然继续使用。例如,金星、木星、天狼星、织女星、黄道、赤道等词,都是我国的传统名词。毫无疑问,这类名词应继续使用。在一定条件下,在创造现代天文学名词时,还可参考这类名词而演绎出新词来。例如,以典型天体的中国古代星名“大陵五”、“蒭藁”而将变星类型定名为“大陵型变星”、“蒭藁型变星”,这种做法是可取的。我国古代天文学留下了丰富的天文资料,其中包含了大量古代天象观测记录。这些资料不仅对天文学史的研究有重要意义,而且对现代天文研究有很大的价值,在国际上得到高度的重视。例如,宋至和元年(1054年)观测记录的天关客星乃是确认脉冲星起源于超新星爆发以及计算蟹状星云中脉冲星年龄的主要依据之一。古代天象记录中的名词术语,已随着一些重要古代天文文献被译成外文或被外国文献引用而译成外文。但各家译法往往各不相同,许多译法不能表达原意。为了充分发挥我国古代天文文献的作用,扩大它在世界上的影响,我们应该根据古代文献弄清古天文名词的确切含义,选择或重新确定外文译名,并且在我国编著和出版的外文书刊中使用统一的译名。四、天体专名的特殊地位天文学是一门开拓性的学科,它向我们揭示宇宙空间中各种各样的天体世界。随着观测技术的提高,不断地有更遥远、更暗弱的天体被发现。例如,已发现的周期彗星就有几百颗,每年还不断有新的发现;已发现的小行星已达两千多颗,每年也不断有新的发现。许多天体除了按某种方式编码外,往往还需一定的专名。天体的名称必须统一,否则就会造成极大的混乱。所以,新天体命名的工作是国际上共同关心的问题。国际天文学联合会设有“命名和天文数据”委员会(即第五委员会)负责天体统一命名工作。我们应该积极参加这些国际性活动。确定与天体名称相应的汉文名称是一件繁重而复杂的工作。天体命名的体系相当复杂,有按希腊或罗马神话中神名命名的,如天王星、仙后座;有按发现者名字命名的,如恩克彗星;有用著名科学家名字命名的,如哥白尼环形山;有用国名、地名命名的,如中华小行星;有按天体形状命名的,如马头星云。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首先要制定出一个译名的原则,然后对大量尚未确定译名的天体名称进行细致的研究。许多小行星、彗星、星云、星团,数以百计的月球背面和火星表面地形都还无一定的译名,这件工作是相当繁重的。五、同邻近学科名词的交叉天文学与物理学、数学、测量学、地球物理学等学科有密切的关系。天体物理学在某种意义上说就是天文学和物理学的交叉学科。因此,天文学名词同这些邻近学科有相当多的交叉。对于交叉名词的处理,我赞成向主学科靠拢的原则。对于那些既属于天文学名词又属其他学科的名词,若主要属于天文学名词,则由天文界确定,但要跟相关学科协调;若主要属于其他学科,则由其他学科来定,不再另创新词,即使已经习用的,最好也改过来。天文学中使用的数学和物理学名词一般应从数学和物理学。所谓主从关系,应从名词的起源和学术概念来定。分不清楚的再提出来协商。某些相近学科中的名词在天文学中有独特含义的词,仍应作天文学名词对待。     

《西洋新法历书》星表之源流

本文根据对<西洋新法历书>星表来源及流传情况的分析,认为该星表的星官安排依照中国古代"步天歌"系统,恒星赤道坐标是从其黄道坐标推算得到,使用的黄赤交角值是第谷的(比实际值大);<西洋新法历书>星表和星图中的恒星数据主要来自第谷的扩大星表,同时以托勒密星表和科泽尔观测的南天星为补充,另有少部分似出自实测;<新制灵台仪象志>星表出自<西洋新法历书>星表,其中多出的500余颗小星相应数据出自徐光启、汤若望等人观测,并且<新制灵台仪象志>采用了比<西洋新法历书>相对精确的黄赤交角值.     

北宋初年天文机构中的成员构成

北宋初年,官方天文机构面临"畴人子弟分散"的严峻境况。为组建新政权的天文伎术官班子,朝廷采取了任用前朝官员和从民间征辟新人等方式大量吸纳天文人才。然而来自晚唐五代的畴人世家趋于没落,所存天文官员已是凤毛麟角,对宋初天文学发展的贡献也十分有限。在这种情况下,朝廷从民间大量征募人才,并任用有专业才能的官员充入天文机构。这些人员存在水平参差不齐的情况,但也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天文机构人才的紧缺。另一方面,依靠对民间天文人才的吸收,北宋初年的天文机构能够吸收整理保存于民间的晚唐天文学知识,为宋代天文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对这段历史进行系统梳理,将有助于重新审视天文禁令下民间天文学与官方天文机构之间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