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候问题的善恶追问

气候问题并不仅仅是一个技术和政治问题,还是一个伦理问题。从善与恶的视角对气候问题进行伦理追问,深刻地揭示气候问题也是个伦理问题。气候资源开发利用涉及善恶问题:发展中国家是生存性排放,属于低排放,是气候资源利用的善,而发达国家是奢侈性排放,属于高排放,是气候资源利用的恶;气候资源利用的"公地悲剧"是恶的体现,气候是典型的公共物品,如果没有善恶评价和伦理考量,就一定会发生"公地悲剧";气候问题的合理解决需要善的引导,发达国家不能只考虑本国利益的"小善",而不肯接受全人类利益之"大善"的实现。只有全人类利益的"大善"实现了,才会有本国利益的"小善"实现。     

决定论:软计算思维的本质及其特征

决定论思想是软计算在认识论而非本体论层面上所采取的一种求解问题的有效工具与手段,软计算的推演过程同样严格遵循因果性和规律性的公理法则;软计算反对一切形式的严格决定论(机械决定论)、非决定论与反决定论,它所坚持的是一种科学的、有原则的决定论;决定论思想是软计算在处理模糊性、随机性与粗糙性等不确定性和非精确性问题时坚持科学实在论立场的可靠支撑;软计算为决定论思想在当代新兴科学领域之中的影响力扩张与地位巩固提供了更加坚实的依托。     

工程伦理的公私分野与超越

所有工程活动都涉及伦理价值权衡,而权衡可以朝向公益的方向,也可能自私的作出。市场经济秩序下,工程项目的追逐私利更关注"交换性正义",并不意味着必然走向非伦理化,只是私利私欲的膨胀、技术竞争的过度容易引起视野的短期化,加剧了工程技术开发和应用的公害风险。在工程实践中,伴随着工程安全事故的频发,公益为先的原则获得广泛认同,同时也遭遇了实施困境。工程活动中强调活私开公、公共协商,旨在打破公私二元对立的立场与思维方式,建构一种超越经济主义、科技主义、工具主义、理想主义的公共伦理,以实现"工程造福人类"的伦理诉求。     

外层空间军事利用的伦理困境

外层空间的军事利用和外空军事化对许多传统的法律和伦理原则构成了重大挑战,引发了一系列的伦理困境,突出表现为以下三对矛盾:(1)和平目的和军事利益的矛盾:各主要外层空间条约均规定了探索利用外空的"和平目的"原则,但外层空间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现代空间技术的发展历程就是外层空间军事化的过程,这就使"和平目的"与军事利益发生了冲突。(2)区分性原则与空间设施军民两用性的矛盾:战争伦理中关于作战正义的基本要求之一就是区分性原则,在空间军事对抗中,外空设施的军民两用性对此提出了挑战。(3)宇航员作为"人类使节"与外空战斗员双重身份的矛盾:宇航员代表全人类从事宇宙探索事业,享有"人类使节"的荣誉与地位,但在未来的外空作战中,宇航员就将面临着作为"人类使节"与外空战斗员双重身份的矛盾。伦理困境的解决有赖于抛弃狭隘的"国家"、"民族"观念,树立一种新的全球伦理观。     

确定性的终结——大数据时代的伦理世界

现代技术遮蔽了生活世界中其他维度的生存空间,塑造着伦理情景的格局。互联网改变了人们生存的时空秩序;数字技术颠覆了信息传播模式。伦理情景的确定性消解,开放性和不确定性成为其新的重要特征。主体是确定的,与之相对的客体是匿名的、未知的。技术所造成的这种伦理情景是现代主体无法逃避的。随着伦理客体的隐匿未知,主体的义务、责任、权利甚至自由的基本内涵变得不确定。大数据为伦理世界带来的最大改变就是确定性的终结。     

萨维奇确定性原则的逻辑与认知分析

萨维奇将确定性原则作为其决策理论体系的一条重要公理,以确保决策者的偏好具有一致性。然而,确定性原则遭到了阿莱悖论等诸多难题的挑战,致使期望效用理论的合理性遭到质疑。从认知的角度看,确定性难题可以由框架错觉、不恰当的问题情境、非结果主义推理方式等非理性因素所导致。从逻辑的角度看,确定性难题源于人们错误地将确定性原则当作了一个逻辑原则。因而,在运用确定性原则时,必须注意它的应用条件和适用范围,或者引入非线性的决策权重以建构起更加具有解释力的权重效用理论,从而实现对确定性难题的消解。     

机器伦理何以可能:现有方案及其改良

人工智能要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智能,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就是如何使智能机器的行为更符合人类意义上的伦理道德,这也是作为人工智能新兴研究领域——机器伦理的核心内容。功利主义和义务论都将道德推理统一于一个总原则之中,对机器伦理研究有着重要的启发意义。功利主义预设了一种拉普拉斯式的万能神灵理性观,在应用于机器伦理时,需要通过"有限理性"与"捷思法"对之进行改良。义务论对伦理中"应然"维度和规范性的强调,使机器难以有效解决道德规则冲突,因此,义务论进路在整体上并不适用于当前以计算和遵守规则为核心的智能机器。     

环境哲学中科学认知主义的真美善统一问题

如何贯通环境科学、环境审美和环境伦理是追求规范性和客观性的科学认知主义所难以解决的一个棘手问题。造成这一问题的根本原因在于科学认知主义者所秉持的认识论科学观。这种认识论科学观具有确定性、客观性、规范性等特点,但其事实和价值的二分与主体和客体的二分却割裂了人与环境的整体关系,造成了关于环境的真、美、善分离。经验自然主义的科学概念对摆脱这一困境具有启发性。科学所具有的情境性、工具性和人文性特点决定了作为求真的科学可以连带出来审美和伦理的意蕴。由此出发,我们就可以在某种意义上把关于环境的真、美、善统一起来,并最终走向知行合一的实践性环境哲学。     

技术伦理面临的困境

本文讨论技术伦理研究中面临的多种困境.在提出技术伦理涵盖的三个层面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了道德多元现象带来的基本伦理原则之间的冲突与对抗,技术进步与社会进步之间的矛盾等现象,而现代技术所具有的单一性、创新性、功能潜在性与发展的不确定性等特点则决定了传统的伦理准则无法提供对这些特殊之处的解决办法.在以上意义上,可以说技术伦理的意义并不在于它能够提出什么样的答案,而在于它本身体现了(包括了个人在内的)人类社会对自己的活动的反思、说明、辩护、批判,说明我们发明了技术,在使用着技术,但我们本身不是技术.在更大的程度上,它说明了人类意识到技术发展是可以被控制的,是可以按照人的设计发展的,是社会自信力的表现.对技术伦理的关注宣告了技术决定论的结束.     

大数据时代生命伦理研究的机遇与挑战

在大数据时代,数据成为生命医学的核心要素,在生命组学、临床医学及生物样本库等领域应用广泛,给生命伦理研究带来了全新机遇与严峻挑战.大数据时代生命伦理研究的机遇表现为将生命伦理论域由“个体善”向“公共善”拓展,促进生命伦理研究方法由质性与量性研究向多学科融合集成化研究转向,推动生命伦理治理由“一元化”向“多无论”变迁;但...     

工程伦理视域中的知情同意探析

工程实践中的知情同意,体现对个体自由和权利的尊重,也是维护公众权益和推进工程实践的重要手段。然而,在工程伦理"共识范式"前提下,这种源自医学领域的伦理原则,能否成为工程伦理的基本原则存在争议;工程实践中知情同意原则的践行也面临形式主义等诸多困境。诠释和消解这些争论和困境,谋划走出困境之策:从理论上,以德性伦理弥补规范伦理缺陷;在实践中,推进公众理解工程,这不仅能够推进工程实践,而且有助于进一步深化工程伦理研究。     

进化论统计特性根源的哲学解释

关于进化论统计特性根源的争论是当前生物学哲学争论的一个焦点问题。非决定论从科学实在论的立场出发，认为进化论的统计特性反映了进化的过程本身就是真正非决定论的。决定论则从工具主义的立场出发，认为进化论的统计特性反映的只是人类认识的局限性，进货过程本身仍是决定论的。还是一种观点认为，进化论的统计特笥与决定论或非决定论的本体论预设没有关系。进化是发生在群体水平的过程，主要由自然选择和随机漂变提供的群体水平的解释是统计性的，因此，进化的理论内在地和不可避免地是统计性的。     

弗洛里迪信息伦理学的主体间性本质评析

弗洛里迪(Luciano Floridi)的信息哲学和信息伦理学涉及一些特定的概念,其中关于信息的"外延论的语义学观点"、"客体导向程序化方法论"和"建构主义伦理学"这些概念不仅涉及到作者信息哲学的本体论立场,而且还涉及到当今信息社会带有基础性的伦理问题.我们将借助古典的先验方法阐述这些概念的统一性及其主体间性本质.     

论网络空间人际交往的伦理困境

网络空间为人际交往提供了不同于物理空间的虚拟场所.网络数字化、符号化、虚拟化特质遮蔽了人们的真实面目,使人际交往陷入伦理困境.呈现为:网络身心分裂导致自我同一性的丧失;网络人我疏离加剧了群体认同危机;自我与群体的认同危机带来多元价值观的泛滥,这也是"去中心性"的后现代主义文化在网络空间施展的结果.缺乏普遍性道德原则的规导,交往行为势必会走向无序.     

论专利伦理

专利伦理研究的是专利制度在运行实践中应当遵循的价值观念、伦理准则和道德规范。作为技术性的法律规范,专利制度与技术伦理及法律伦理密切相关,而新兴技术的不断涌现则使技术伦理问题在专利制度运行中尤为凸显。为实现专利制度运行的伦理契合性,应在实践中遵循以人为本的主体性原则和与人为善的有益性原则,并通过科学的架构安排、多元的衡量指标及合理的运转程序建构起相对健全的伦理评价体系,确保专利制度运行的伦理正义。     

全球信息伦理何以可能?——基于查尔斯跨文化视野的伦理多元主义

从"计算机伦理"升级到"全球信息伦理"——"信息伦理2.0",所实现的不仅是研究领域的跨越,同时也蕴含着多元文化的碰撞与融合。面对信息伦理这一全新的局面,查尔斯教授提出了跨文化伦理多元主义,为全球信息伦理的构建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信息哲学视域下的工程伦理媒介基础转换

工程伦理目前正发生重大转变,这个转变可以从信息哲学角度给予阐明。传统的印刷物书面语言创造了一个“象征的一般化交往媒介”对象世界,传统的工程伦理就是以此为基础的;而现代网络通讯技术媒介创造了一个以个性为特征的对象世界,它是当今工程伦理的基础。信息哲学认为这是一个信息量不断增加的进程,而任何信息量的增加都意味着伦理上善的意义的增加。     

量子力学多世界解释中的概率问题

多世界解释在量子概率问题中占有重要地位。面对对多世界宇宙图景和概率概念在不相容性、证据有效性、决定论等方面相矛盾的批判,多世界解释提出了一系列辩护。然而这些辩护并不牢靠,因为其策略回避了多世界解释最根本的问题,即概率不守恒,从而导致辩护不能彻底,只能转移、隐藏问题,并催生出多世界解释的其它困难。舍弃对多世界物理实在性的预设,回归原初的相对态解释,则能够解决这一根本问题,并更好的实现这一创造性构造的启发功能。     

也谈克隆人的尊严问题

基于康德绝对命令的自由意志的平等原则正如绝对命令本身只能作为范导原则,而不能作为建构原则.因为那些不可避免的不平等事件并不构成对人的尊严的侵害,有些可以避免却能增进当事人和多数人幸福的不平等事件也不构成对人的尊严的侵害.为此,我们需要引入独特权.根据独特权原则可以表明克隆人技术和组合基因人技术先天地侵犯了人的尊严.本文进一步表明,隐私权隶属于独特权,独特权是同生存权、自由权和幸福权相并列的基本人权.     

驯服偶然：古典概率论的决定论特征

古典概率论本质上具有决定论的特征。概率与决定论的结盟缘起于十七世纪以来决定论思想的转向,此次转向发生在形而上学层面,主要体现在二个方面:一是人们相信决定论的适用范围可以极大地拓展,可以将一切现象都纳入到数学的规则之下,包括早期被排除在自然哲学之外的不符合因果秩序的偶然和异常现象;二是将新的内涵赋予了决定论,古典决定论的涵义主要是指"在自然现象中,因果关系的必然性完全对应着数学证明中前提和结论之间的必然性",而新的决定论却包含了在某种程度上可以为人所洞察和把握的偶然性,即以稳定的概率而发生的某些偶然现象或事件。这些信念为十七世纪概率论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强大的观念基础和实践动力,十七、十八世纪的古典概率学家们肩负的一个重要使命就是对于偶然和反常的驯服,概率成为这一时期"拯救现象"的重要工具。早期概率的决定论特征在古典概率学家的工作中得到了充分的展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