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物的道德能力与道德权利——从对达尔文生物进化论的曲解谈起

在动物权利视域,人们对动物是否拥有道德权利持有不同立场,但他们似乎都对达尔文生物进化论存有一定程度的曲解与误读。重新认识达尔文生物进化论,厘清自然选择与"弱肉强食"、物种差异与物种歧视、道德能力与道德权利的逻辑关系,对深入探讨动物权利问题具有鲜明的理论价值。本文不主张动物拥有实质性的道德权利,但认为动物权利论是人类对动物道德本分与道德责任的一种表达,是人类生命自我扬弃与进化的一种表现。     

技术调节视角下的人工物道德功能探析

技术中介理论认为技术对人的感知和行为发挥着调节作用。维贝克在道德物化思想中进一步提出,技术人工物作为道德能动者,能够对人的行为和决策产生道德意义上的引导和规范作用。从伦理实践进路来看,技术人工物的引导功能侧重于主体性的"个人-德性",有助于个人德性的塑造和养成;而规范功能侧重于主体间的"社会-秩序",强调社会公共空间中人的行为规范。尽管技术人工物有其自身的优势,但仍需理性对待其在伦理实践中的局限性。总之,道德物化从"后人类主义"的视角,提供了一种新的伦理实践进路。     

论作为道德生活形式的工程伦理

当前,工程伦理呈现为一种规范式话语系统,它主要以职业伦理章程的形式表达了对工程行为者如何"正当行动"的指导和约束。但是,工程伦理的哲学实践仅仅关注"正当行动"是远远不够的,而是应以实现"好的生活"为最终诉求,在面对"我"、"我-你"和"我-它"关系的生活亲证中,权衡各种道德义务,平衡各种责任关系。作为人类道德生活形式的工程伦理,应真诚地以"我"、"你"、"它"存在之"是"为伦理行动的起点,主动探究"我"在工程-人-自然-社会整体存在中如何"是其所应是"的行动和生活,即,维持和确认工程与人的生活世界的统一,实践并实现工程与人、自然、社会的繁荣共生、和谐共存。     

技术人工物作为道德行动体:可能性、存在状态及伦理意涵

学界对"技术人工物能否作为道德行动体存在"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持肯定答案的观点较多关注技术人工物不断增强的社会角色,持否定答案的较多关注道德行动体的标准哲学概念及其既有定义、特征。回答该问题的关键在技术人工物是否满足道德行动体的必要条件。具有意向性和自主性是存在物成为道德行动体的必要条件。技术人工物基于技术功能和物理结构两重性之上的三元意向性、基于技术中介理论的差异自主性,使其满足了成为道德行动体的必要条件。在"人-技术"综合存在中只有技术人工物的自主性和道德敏感性强于人的时,它才作为道德行动体存在。技术人工物作为道德行动体存在,既扩展了技术设计者的伦理责任,又拓展了伦理学的理论视域。     

道德增强的伦理探析——自由意志的视角

道德生物增强(MB)设想通过生理改造提高接受者的道德认知能力,获得特定的道德目的。从生物保守主义出发,对该思潮的一个主要批评是MB会削弱人类的"作恶的自由",但"作恶的自由"相比于"可供取舍的选择可能性(AP)"而言说服力更差,这让MB的批评者一度陷入被动。但即便面对来自使用AP的反驳,MB的支持者依然可以通过坚守相容论的立场而立于不败之地。我们将试图从丹尼特的意识表征进化理论入手,提出一种新的道德生物保守主义视角,指出MB的支持者会陷入"MB无用论"同"废除人类直接意识控制的道德意义"的悖论之中。     

从道德—价值的观点看科学

在《民主为何需要科学》中,科林斯和埃文斯阐述了他们多年科学研究的集成之思。本文将其概括为"从道德—价值的观点看科学",并从四个方面诠解。这四个方面是:从道德-价值的观点对科学进行理解与辩护;从应然的视角对科学规范进行新阐解;基于事实与价值的二分创生技术决策的新制度—"猫头鹰";从科学作为好的价值观源泉回答民主为何需要科学的问题。尽管有必要"从道德—价值的观点看科学",但阐论还需细致化,需保持开放的姿态,在理解与批判中反思科学研究的历史与现状。     

道德增强:问题的提出与正反论证

能否使用生物医学技术或基因工程来增强人类道德是近年来生命伦理学领域中颇具争议的话题。主张道德增强的观点认为,道德增强具有功利上的合理性:道德增强从根本上改变了传统人类道德进步的路径,对防止恐怖主义,气候灾难和核战争以及促进人在道德上的完善,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等具有重要作用。反对道德增强的观点认为,道德增强不能简单地从功利上进行衡量,道德有其特殊的地位,对道德进行生物医学上的干预需要寻找更多正当的理由,支持道德增强的观点缺乏足够的说服力,道德增强需要更多的论证。     

责任缺口、道德图灵测试与可担责的人工智能道德体

智能机器的自主性带来对责任缺口的担忧，解决办法之一是逐步发展与自主性相适应的、可望负责的人工智能道德体。被普遍认为是未来主要发展方向的显明的伦理人工智能体尽管无法成为个体责任主体，仍有望通过广义道德图灵测试的方式，获得特定社会领域的准入资格，以作为某种准道德主体成员承担特定社会角色，与人类责任主体在集体行动中共担责任。为此，显明的伦理人工智能体的道德建构最好采用结合自上而下的伦理规则与自下而上的伦理学习的混合设计，注重在联合承诺及合作互动中促成共同体成员的善，创造更负责任、更可预期的角色行动。     

知识经济与道德文明

本文探讨了随着知识经济的发展，人的首先观念和道德行为变化的新趋势、新特点，分析了知识经济可能引起的道德问题，在此基础上，提出道德建设应有新的对策，从而使知识经济真正成为一种道德经济、文明经济。     

荷兰学派道德物化观点溯源

本文主要介绍了荷兰学派道德物化观点的起源。近年来国内有关荷兰学派道德物化研究日趋火热。但学界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介绍佛贝克的物化观点,未能把握道德物化概念的源头活水。因此也未充分理解道德物化作为一种哲学而非实践策略的传统所在。本文介绍了道德物化概念提出者汉森·阿克特豪斯的技术哲学观。通过对其思想的梳理进一步廓清了道德物化提出的社会情境和哲学理路。道德物化的哲学企图指向一个人/物关系的新解,而在实践上则强调道德行为的经验知识积累,重视研究人在物的境遇下的意志活动的形成发展。在操作上则特别提倡人在物的设计和布置中保持规范性自觉,通过物的创制和布置来实践重要的公共善。     

技术化生存状态中的自我认同

技术功能的双重性可以体现在对社会成员自我认同的影响上,技术化生存为个体的自我认同创造了新的条件,但另一方面也造成了一些困境。这些困境主要体现在生活世界中知识体系的重构动摇了本体安全的基础,增加了个体的焦虑感和不稳定感;技术理性对社会系统的主导干扰了人们对生活的正确体验,销蚀了生活的本质意义。揭示和分析技术化生存给人们的自我认同所造成的这些困境,将有助于人们更好地完成这个过程,以便减轻社会现代化进程对个体所造成的冲击。     

论机器人的道德地位:一种关系式的道德解释学范式

我们应该赋予机器人道德地位吗?这是一个一直困扰着机器伦理研究的问题。这里探讨了考虑赋予机器人道德地位的一种关系式方法。它关注道德关系和道德地位归属的可能性条件,并与基于属性基础上思考道德地位的标准方法处于临界的位置上。它不仅克服了标准的方法上的认识论问题,也可以解释我们面对机器如何思考、体验和行动,包括可以解释在理性和经验之间产生的分歧。这种超越笛卡尔的、关系式的道德解释学方法,它形成了一种思考道德地位和道德知识的不同范式。     

神经伦理学视角下的道德判断

根据J.格林尼的神经伦理学研究,J.海特建议,在道德研究中,休谟的道德直觉主义是比康德的理性主义更好的选择。格林尼对道德判断的功能磁共振成像（functional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研究指出,道德判断更多是感情和直觉影响,而非理性推理的结果。格林尼与海特的结论并不正确,关键在于他们没有看到,道德判断涉及到一套复杂的适应机制,其中感情和直觉虽然起着重要作用,然而却并没有决定道德本身。     

技术人工物的道德地位

技术时代,考察人技关系不仅成为哲学的重要论题,亦成为面向技术境遇的生存论题。维贝克"技术道德化"思想是当下考察人技关系的典例,自身却存在着难以克服的理论困境。从现象学维度考察维贝克"技术道德化"思想,以人的技术生存为逻辑原点,尝试消解其理论困境,重构人本主义技术伦理,进而重塑面向技术境遇的生存态度。     

TRPC通道与神经元存活

神经元的存活和凋亡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生理和病理过程。凋亡是一种细胞程序式死亡方式,它一般不会对周围正常的细胞产生不利的影响。在人体很多组织中,为了保持组织的正常大小和新陈代谢,衰老的细胞通过程序性凋亡,给新生细胞让位。相对于那些在更新比较快器官内的细胞,比如人的     

微公益与在线道德自我

近年来,微公益伴随着社交网络的兴起得以蓬勃发展,微公益对于用户的在线道德自我具有丰富的建构意涵:作为其标示、操练/游戏过程、以及相应的互动/环境营造的机会;但另一方面,用户参与微公益表现为碎片化、缺乏俱身的情绪/情感体验以及受制于蕴含其中的娱乐和商业色彩,从而导致其在线道德自我建构受到阻抑。因此,微公益及其道德建设的价值亟待未来进一步的研究。     

内格尔论道德理性主义

道德心理学是当代英美哲学中元伦理学和实践哲学领域的一个重要分支。在这一领域中,一直存在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之间的争论。我们简要梳理了这一争论在行动之动机和理由的讨论中的展开过程,并批判地考察了托马斯.内格尔继承康德捍卫理性主义的事业。     

论信息安全的道德防线

信息安全不仅需要技术、法律层面的保障,而且需要构筑必要的道德防线。对于信息安全负有道德责任和道德义务的人员大致可分为三种类型：信息技术的使用者、开发者和信息系统的管理者。与此相对应,可以设定有关信息安全的三个系列的道德准则。黑客伦理作为黑客亚文化群的行为准则,既可能导致危及信息安全的行为,也可能具有一定的积极的道德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