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中国设计电码:美国传教士玛高温的《博物通书》

学者们早就认为,美国来华传教士玛高温于1851年在宁波出版的《博物通书》,是最早介绍西方电报知识的著作。但在中国,一直没有找到这部著作。近来,我们在宁波天一阁博物馆中发现了玛高温的《博物通书》。在《博物通书》的序言中,玛高温通过引述儒家典籍,论证了中国"儒者"必须了解西方的科技成就。玛高温在这部著作中除了介绍电磁学及电报知识外,还专门设计出了一套中文电码系统,这也是世界历史上第一套汉字电码方案。     

新书介绍:《知识、礼俗与政治:宋代地理术的知识社会史探》

<正>潘晟:《知识、礼俗与政治:宋代地理术的知识社会史探》,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8年11月出版,415页,35万字,ISBN 978-7-214-22306-7。对于中国古代文化尤其是自然知识的研究,传统的方法大多以西方近代科学体系作为坐标,这对于自成一体的中国古代文化难免有失偏颇。近些年来,有学者借鉴西方"博     

当代中国博物教育的内容建构与实施

博物学知识是古代科学的主要知识形态，近代科学概念的产生促使数理范式取代了博物范式。人类步入21世纪以来，在思考教育的深刻变革时，“新的博物范式”,即“博物教育”再次引发学者关注。在明确现今博物教育的本质和内涵的基础上，有必要进一步系统阐述当代中国以博物论为指导的博物教育体系遵循的基本原则，博物教育的内容选择与建构，以及具体实施中的一些思考。     

关联、分离与重申:十七八世纪中朝西方科学、基督教与儒学关系流变

东亚儒学世界与西方首次真正意义上的智识相遇,发生在明末东来耶稣会士以及与其晋接的精英儒士之间。耶稣会士携来的基督教福音与西方科学,深刻影响了近世东亚儒学的知识与信仰世界。耶稣会士与东亚儒士以不同的方式关注、回应西方科学与基督教,申明他们对西方科学、基督教及其与儒家传统间互动关系迥异且变动不居的观念。本文试图清理涉及那些要素纷繁复杂的观念,意在勾勒一个用来理解涉及大量人物与漫长时间跨度内复杂变化情势的模型。这一模型突出了论题中关联、分离与重申三个关键词:先是西方科学与基督教的"关联"、"混淆";进而"分离";紧接着是教会与儒士的"反馈",最后衍变为对中国科学传统的"重申"。     

李约瑟难题一解

西方科学的显著特点是察异，探寻一事物所特有的区别于其他事物的本质规定性；中国科学的显著特点是察同，探寻自然界万事万物共同具有的基本规律（气阴阳五行规律）。以察异为特点的科学是累积性的，并且是按指数规律发展的。以察同为特点的科学则是相对静止的。东西方科学的不同特点是中国科学在早期比较发达，而西方科学却能后来居上的根本原因。传统技术以实践为基础，从实践经验中概括总结出技术。中国传统社会人口众多，生产规模庞大，是其技术发达的基本原因。近现代技术的发展，科学的指导作用日益明显。西方在科学上的领先地位，必然导致技术上的领先地位。     

“他者”眼光中的科学文化传统反思

人类学一向以"他者"的眼光主导传统意义上非西方民族及其文化的研究。这种研究原本是以他者来认识他者,然而在观照他者的同时,"自我"也映现其中。就传统科学文化而言,他者的眼光不仅重新审视了西方的科学理性,加速了本质主义、普遍主义的解构,而且促成了科学哲学的人类学转向。那种把科学看作是一种文化现象,一类"地方性知识",一项"实践性"活动的观点,对传统科学文化的哲学反思,应当说是有启迪性的。     

近代西方科学传入中国的文化屏障与跨越

近代西方科学传入中国有其深刻的文化背景。在近代西方科学输入中国的第一时期(1582-1775),"夷夏之防"和"西学中源"是近代西方科学传入的文化屏障。第二时期(1807-1928)的"西学中源"文化观(晚明思想的嬗变)、"中体西用"文化观和"西体中用"文化观引领了中西方科学文化的"融合"与"会通"。跨越屏障后的科学文化观发展经历三阶段,呈现三形态。     

格物致知论的源流及其近代转型

格物致知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一个重要的认知理论。它与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有着密切的联系。在其起源及发展早期,基本是以道德化诠释为主。到宋代时,心学派基本沿袭了早期道德化的诠释方向,但理学派则强调其中的理性精神,对宋代科学的兴盛影响重大。在明清之际,受时代变化的影响,实证化的取向更加显著,使格物致知论发生了重大的理论转型,为近代中国与西方科学技术的对接铺平了道路。而到近代之后,格致论几乎完全成为西方科学技术的代称。对格物致知论历史源流的梳理,从中还可以发现其对于现代科学发展的借鉴意义。     

任鸿隽拓荒中国科学文化路径刍议

向没有科学的国度移植科学是一种文化转移过程,从文化入手向没有产生近代科学的中国移植西方科学文化应该寻找到中西文化的衔接点顺势而行。在传统文化中顺承科学文化基因,在青少年中全面开展科学文化教育是任鸿隽及中国科学社成员在20世纪20年代的历史选择,但他们错过了这个历史机遇。近代中国推进西方科学文化在中国传播的先驱任鸿隽所选择的文化虚无主义思想和横空嵌入的方式必然会发生"排异反应"。     

严复论格致与科学在方法上的差异

"科学"一词出现之前,中国传统学术术语"格致"在中西文化交流,尤其是科学文化东渐早期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两者之间又有本质不同。严复同样曾以"格致"对应西方科学,并从材料的收集(考订)、获得一般性认识(贯通)和验证所得一般性认识的可靠性(试验)等治学方法的三个层面对格致与科学进行了系统的比较。尽管其部分观点不免绝对,但他的这项工作在当时确起到溯本清源的作用,并对当下传统文化与科学文化对话、交流以及培育适应科学发展的新的文化传统仍不乏启示意义。     

中国传统科学的社会学分析

中国在十六世纪以前的科技发展在许多方面超过西方,何以现代科学崛起于欧洲而不是在中国？“李约瑟难题”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标识了东西方两种不同的科学传统。本文通过文本分析,从中国古代科学家的构成、学科取向及研究兴趣入手,指出社会文化系统、话语系统以及研究传统的差异,使中国古代科学发展成为迥异于西方科学的另一种知识系统。     

汤若望与中国近代科学的历史命运

引进西方科学是中国科学迈向近代化的现实途径.作为输入西方科学的使者,耶稣会士为实现这一途径提供了可能.本文以耶稣会士汤若望在中国传播西方科学的经历为例,探讨了明清之际近代科学在中国发展的命运,指出中国近代科学发展缓慢的三个社会原因:夷夏之防文化传统的排斥、王权至上封建制度的扼杀和工具主义科学价值观的局限.     

论培根博物志分类与自然哲学

培根的哲学观体现在其博物志的著作中。考证培根自1605年《学术进展》至1623年《增进科学论》的文本,研究培根对博物志的划分,论证博物志与自然哲学的联系。培根倡导的"实操"与"思辨"并非当今所认为的"经验主义"与"思辨哲学"。     

从"百川归海"到"河岸风光"--试论中国古代科学的社会、文化史研究

如何进一步发展中国古代科学史的研究?本文从“李约瑟问题”得到启发，认为如果把注意力从反问题“近代科学为什么没有在中国发生”转移到正问题“为什么中国文明在把人类对自然界的知识应用于人类实际需要上比西方文明更有效得多”上来，则可以发展社会学与文化取向的中国科学吏研究。这样的研究就不再仅仅是“科学事实”的考证，而是从社会学、文化人类学等视角，研究中国古代科学与社会及文化相关的多方面的问题。本文以宋代为例，提出了一些可以照这一思路开展的研究问题。     

关于清朝乾隆时期中英之间的一次科学交流——1792-1794年英国使团在中国的博物学活动及其幕后策划者

1792-1794年,马嘎尔尼率英国大使团访问中国,这是世界近代以来两大帝国之间发生的首次大规模外交活动。皇家学会主席班克斯希望借此增进对中国博物学的认识,实现对中国动、植物资源的科学与经济价值使用,以增强大英帝国实力,于是便主动帮助使团制定在中国的博物学活动规划。抵达中国后,以斯当东为首的博物学团体记载下大量博物情报,采集了许多植物标本,并多次与班克斯通讯,报告在中国的博物学见闻。英国使团的博物学活动体现出该时期中英科学文化交流与"西学东渐"十分不同的特点。     

《宋代的儒学与科学》一书出版

宋代儒学是中国儒学发展史上的一座高峰;宋代科学是中国古代科学发展的高峰。本书通过对宋代儒学与宋代科学的关联性的研究,深入探讨宋代儒学对于宋代科学发展的影响;具体阐述宋代各个时期著名儒     

葛利普与北京博物学会

葛利普是20世纪具有重要影响的古生物学家和地质学家。他自1920年来华后,不仅对中国的古生物学和地质学教育与研究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对生物学的发展也十分关心。在他的号召下,1925年成立了北京博物学会,吸引了当时在北京及部分外地所有重要的相关学者。该学会定期举办学术演讲、年会、野外考察,颁发"金绍基奖章",并出版很有影响的《北平博物杂志》,极大地促进了当时生物学的发展。在民国时期北京的科学界,形成了一个以葛利普为中心的科学团体,其中既有他的中国同事和众多学生,同时亦凝聚了当时北京内外的外国学者。通过对北京博物学会和《北平博物杂志》的分析,可窥见当时北京科学界的国际化程度和学术水准。     

新中国成立后西方科学哲学的中国化:历程、问题与启示

西方科学哲学在新中国成立后大约经历了四个阶段的传播,在20世纪西方哲学东渐史上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在基本把握了西方科学哲学的基础理论与前沿动态之后,国内学者试图注入中国特色的元素,实现西方科学哲学的"中国化",它是抽象真理具体化、情境化的必然要求和必然产物。要形成中国特色或中国化的科学哲学,国内科学哲学界有必要加强中国哲学史学研究,从中获取思想资源;科学哲学研究主体的科学素养及对中国科学发展的了解需进一步提高;应形成既和西方科学哲学研究具有内在一致性又不同于西方的具有"特殊性"的科学哲学研究方式;摒弃对西方科学哲学研究简单的"路径依赖"与"等距离追赶",重视哲学研究中比较方法的运用。从研究主体而言,应尽早培育出一批拥有理论自信、具备足够自然科学知识积淀,且长于内在性哲学分析而又敢于"独立门户"的科学哲学研究群体。     

“故事思维”的探索——评吴光明的《故事思维——文化沉思录》

近代以降,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解读构成了摆在每一个中国人面前的理解之谜,逮至今日,这一自我理解的难题仍然在两个方向上摇摆不定:要么停留在西方概念的阴影里;要么以与西方概念决绝的姿态而播弄传统术语已。吴光明以其在"身体思维—具体思维—故事思维"方面孤往而又卓绝的探索,可以看作彻底打开这一谜面的睿智之士。借助"故事思维"这一理解逻辑,传统才能真正为我们所理解,并能以与西方传统相比肩的方式进入世界文化的对话中。     

关于中国古代有无科学问题的思考-兼论古代中医的科学性

科学是一个历史范畴和演变过程,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内涵、形态和标准.西方学者习惯以近代科学作为衡量历史上科学存在与否的标准,并以此否认中国古代存在科学.笔者认为,这种非历史性地以现成标准反注历史上某一区域和民族"文本"的做法并不合理.事实上,中西方不同的文化背景孕育了不同形态和特征的科学.尽管古代西方科学中公理化方法和实验初具雏型,但亦不是近代意义上的科学.即便是在近代西方社会,牛顿力学在严格的定量实验基础上建立起完整、严密的公理化体系,但在其他领域并无如此鲜明特点,医学尤其如此.但人们并不因此否认古代西方科学和近代西方牛顿力学之外科学的存在.评判某一区域或民族存在科学与否,应深入考察该地区或民族把握自然及人与自然关系的特殊方式及其表现形态.古代中西医相异的发展源流与模式典型地说明了科学有无的衡量标准不是惟一的,而是历史的、多元的.本文拟从中西方不同的文化背景出发,深入发掘科技史料,探索衡量古代科学的基本标准及不同地区或民族科学的特殊标准,兼论中医的科学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