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岛尾永康的《中国化学史》

文章对于日本学者撰写的第一部《中国化学史》进行了分析评论，认为该书具有的主要特点是：（１）时代性，概括了直到１９９２年以前的最新研究成果；（２）严谨性，运用文献丰富，以求得出严密结论；（３）辩驳性，注意从不同见解的争论中进行阐述，自然得出结论；（４）社会性，注意把化学发展置于整个社会中考察，揭示深层动因；（５）比较性，注意把中国化学发展置于世界范围考察，体现中国的特点和作用；（６）形象性，运用相当丰富的图片进行叙述，具体、生动；（７）日本视野性，以日本学者特有的角度阐述中国化学发展，具有独到之处。文章还指出了该书一些需要改进和提高之处。     

《新仪象法要》中的“擒纵机构”和星图制法辨正

《新仪象法要》所记载的北宋水运仪象台枢轮运动控制机构被认为与近代机械钟锚状擒纵机构相似。该文论证了枢轮上的受水壶可以相对枢轮运动是枢轮机构正常运转的必要条件，并在原书中找到了相关的佐证。通过比较两种机构的作用原理和发展，该文认为枢轮运动控制机构不具有机械钟中擒纵调速器的性质，两者不可相提并论；同时还分析了流行的错误说法的产生过程。关于《新仪象法要》中星图的制法，该文对其横图进行了测算，发现所谓横图绘制“采用了”或“采用了类似于”墨卡托投影法的流行说法是没有根据的。     

再论中国古代数学与儒学的关系——以六至七世纪学者对于礼数的不同注疏为例

本文通过分析贾公彦、孔颖达、甄鸾、李淳风等对于《仪礼·丧服》"去五分一以为带"的注疏、注释,揭示出诸家对于礼数的数理解释不尽相同。具体来说:一、贾、孔等遵循注疏儒家经典的做法,把数学知识作为儒经的一部分,他们对于礼数的理解是依据汉字结构,其算法实施不需要筹算;二、甄、李等则重新组织儒家经典以适应当时数学著作的体例,他们从数学的角度去理解礼数,其算法有一个筹算过程。从历史语境来看,这发生在甄鸾扩展数学应用范围,以及唐代政府注疏儒经和注释算经活动的背景下。本文认为我们需要拓展中国古代数学的内涵。在此基础上,数学与儒学的关系并非一成不变:据《周礼》所载,周代九数是周礼的一部分;之后,九数发展为以《九章筭术》为代表的相对独立于儒学的数学体系;另一方面,至唐代,学者们通过注疏儒经也发展出相对独立的数学体系。因此,诸家对于礼数的不同注解反映出:儒经数学是儒学天然的一部分,算经数学则是相对独立于儒学的知识体系,尽管甄鸾、李淳风等通过《五经筭术》试图重建数学与儒学的紧密联系。     

“中国近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综合研究”项目的筹划与实施北大核心CSCDCSSCI

"中国近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综合研究"项目开创了中国近现代科技史研究的新局面。经过5年多的筹划,2000年该项目被列为中国科学院的一个"知识创新工程重要方向项目"。国内30多家单位的百余位专家学者分工承担二级课题,超过70%的课题由中青年学者承担,按时完成了研究任务。从2004年到2010年,项目成果《中国近现代科学技术史研究丛书》的35种、共47册书陆续出版发行。相互包容、通力合作和契约精神是集体研究项目顺利实施的首要条件。     

关于《论衡》中“阳燧”的研究

东汉王充在《论衡》中多处提到消炼五石铸造阳燧。对于王充所说阳燧的材质,学术界的看法存在分歧,一种认为阳燧是玻璃透镜,另一种认为是铜凹面镜。文章结合文献记载和考古出土材料考证出汉代五石是丹砂、曾青、雄黄、石、磁石五种矿物,指出《论衡》所载用五石铸造的阳燧是铜镜,不是玻璃透镜,并从社会文化因素和技术发展因素两个层面对古人用五石铸造阳燧的原因进行了分析。     

“毒”在战场之外：抗日战争时期《中央日报》防毒宣传研究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毒气这一新型武器开始为世界各国所关注。九一八事变后,面对可能受到的毒气威胁,中国民众产生了消极恐慌的心理,对于毒气的错误认识严重影响到正常生活。《中央日报》承担起官方对民众进行防毒宣传的责任,引导民众科学认识毒气,理性看待毒气。更重要的是告诉民众毒气可“防”可“消”可“治”,号召民众从心理上消除对毒气的恐惧,积极开展防毒自救工作,为民族和国家保存有生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