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约瑟论《周易》对科学的影响

易学历来旁及科学,这已是定论。８０年代以来,这种旁及似乎比以往任何时代都显得突出,以致形成“科学易”与“人文易”对举局面。为了把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科学相结合,这种努力是值得赞许的,但方法上有些问题,主要缺点是夸大了《周易》对科学的积极影响。李约瑟对此持完全相反的态度,他认为,从一开始,《周易》对科学的发展就是一种灾难性的障碍。但他的观点也有片面性,应该说这种影响正负两面俱在。为了把这个复杂问题（从广义上说,也就是哲学与科学的关系问题）引向深入的研究,这里对这位大师的论点,作一全面介绍,也算是对他的纪念。     

恩格斯“末世”论探析——《自然辩证法》中的“终极关怀”

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包含着一种"末世"论的观点。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有一个终结,整个宇宙的命运也是这样。永恒发展是物质永恒循环中的发展,对人类历史和人自身价值的理解应当置于这个大背景之下。恩格斯的"末世"论受到了基督教思想的影响,又是立足当时科学成果对宗教神学的批判,是对人的历史命运和人自身价值的"终极关怀"。     

Goedel对逻辑实证主义的批判

Goedel被看作维也纳学派共同体成员，生前从未发表过批判断逻辑实证主义的文字，但新近出版的《Goedel全集》第三卷中公布的一些资料使我们了解到他与维也纳学派观点的重大分歧。本文对Goedel的三篇手稿，特别是《数学是语言的句法吗？》一文中的观点以及他本人的论证进行分析，指出Goedel虽未提供令他自己满意的对于数学基础中的语言约定论的批判，但却指出了这种理论的内在矛盾，并提供了有力的论证。     

非人行动者的能动性质疑——反思拉图尔的行动者能动性观念

拉图尔在行动者网络理论中提出的行动者能动性观念认为非人元素与人类一样，都作为科学行动者而享有完全对称的能动性，这种认可非人作为行动者也具有能动性的观点备受争议。拉图尔之所以赋予非人以能动性，一是为了在行动者网络理论中继续体现他对科学的历时性特征的理解，二是为了实现科学研究的“人的祛中心化”。从行动者网络理论的结构主义符号学渊源来看，非人行动者的能动性观念存在先天性的不足之处。     

恩格斯关于生命本质的了解对现代科学的启示

现代科学的进展,已愈来愈走向揭露生命之谜。在这方面,恩格斯关於生命问题的见解有着巨大的指导意义。在“自然辩证法”与“反杜林论”等著作中,恩格斯对当时的自然科学材料进行了深刻的哲学概括,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考察了生命实质和起源问题。与唯心主义的活力论观点相反,恩格斯在考察生命实质的问题时,是以唯物主义的这样一个观点作为出发点,即把生命看作是物质运动的一种高级     

汉代宇宙演化理论评述

中国古代有深远的宇宙生成演化观念,认为天地有开辟,宇宙万物是逐渐生成演化而来的。这一观念早在先秦时期即已存在,神话传说盘古开天地和老子《道德经》就隐含了这种观念,屈原《天问》开篇伊始也提及此类问题,甚至医学典籍“《黄帝内经》中也有如‘清阳为天,浊阴为地’这样的论述,认为由于阴气和阳气的分离而导致了天地的开辟”。这些观念不断发展,到了汉代,逐渐充实了一些具体内容,升华成了理论。这一升华的标志是《淮南子》的出现。西汉《淮南子》在我国最早全面论述了宇宙万物的起源和演化,我们的讨论即由它开始。     

关于莱布尼茨的一个误传与他对中国易图的解释和猜想

许多年来，在我国流行这样一种误传：莱布尼茨是看到《周易》，受到八卦符号的启发才发明了二进制算术。本文根据历史文献说明莱氏早在１６７９年就已写出关于二进制算术的论文草稿，而在１７０３年看到宋代邵雍所制的“伏羲六十四卦方圆图”之后才立即修改和发表了他的二进制算术论文。本文进而对莱布尼茨关于伏羲已创建二进制算术的猜想作了分析，并根据历史事实和现代科学认识论述了莱布尼茨对中国易图符号所作解释的实际意义。     

对爱因斯坦的“内在的完备”标准的再认识

本世纪初,爱因斯坦提出的“内在的完备”标准,是现代科学理论评价中的一个主要尺度,因而它在国内哲学同仁中引起了极大关注。《哲学研究》曾在1985年第6期和1989年第3期上先后发表了李醒民同志的《科学理论的评价标准》和李正风、李勇枝同志的《爱因斯坦为什么反对量子力学》。二文从不同视角揭示并阐释了爱因斯坦的“内在的完备”标准的两个方面,即作为准美学标准的方面和作为哲学标准的方面。无疑,双方都有其深刻性的一面,但由于视角的限制不可避免地都有其片面性的一面。克服这种片面性需要一次新的综合,它不可能是两种观点的简单相加,理论上同样要求转换视角。因此,新的综合导致对原有观点的重新评价,导致对理解的理解。本文就试图这样做,以求得对爱因斯坦的“内在的完备”标准的再认识。     

目的论的三个层次

本文立足现代科学的基本理论思想，对目的论问题进行了新的阐释，认为可以将人类迄今为止的目的论思想划分为三个层次，即；本体目的论－以寻求终极目的因为宗旨；认识目的论－以为人类社会的发展提供可遵循的选择道路为主要任务。其中建基于现代科学基础之上的认识目的的论将为人类打破机械自然观统治。建立更科学合理的人与自然的关系，提供新的实践目的论的自然哲学基础。     

自然科学为什么必须以形而上学为基础

哲学的核心是本体论,即形而上学,它是人们的一种世界观,即人们对整个客观世界终极原因的一种看法或解释。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作为第一本纯粹意义上的哲学著作,其核心内容就是试图通过人类的理性思维揭示出客观世界的原因。在他看来,这是人类最高、最大的"智慧"。而自然科学的本质是人类对自然界具体的、精确的、分门别类的看法或解释,只不过这种看法或解释必须受人类经验的严格检验。因此,哲学或形而上学与自然科学之间的关系是抽象与具体、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关系,作为人的思想观念它们两者是一致的。这就意味着,自然科学必须以形而上学为前提、为基础,没有形而上学作前提或基础,自然科学将成为空中楼阁。康德之所以写《自然科学的形而上学基础》,原因也正在于此。     

利玛窦科学传播功过新论

在以利玛窦为代表的耶稣会士那里,相对于传教,传播科学具有一定的独立性以及自身的目的性。之所以利玛窦传播的基本上是近代以前的科学,并非其有意回避近代科学,而是具有多方面的客观原因;他所传播的尽管不是近代科学,但却具有明显的近代科学气质;以利玛窦为榜样,耶稣会士们为传播近代科学付出了巨大努力。利玛窦等传教士的科学传播活动,引发中国传统科学发生了一系列有利于奔向近代化的历史性转变:天文历法领域第谷体系占据主导地位;传统数学汇入近代数学主潮流;地理学初现近代化端倪等。在中国科学近代化曲折﹑漫长的道路上,明末清初西学东渐起到了扭转方向﹑扫除障碍﹑清理地基﹑准备条件的作用。其中,意大利精英利玛窦功莫大焉。     

中国科学文化的缺陷及当代建构

中国的科学文化孕育于具有悠久文明历史的中国传统文化,随着近现代科学的引入而形成和发展起来,因而不可避免地带有这样或那样的缺陷,当代中国的现代化建设需要科学文化的支撑,呼唤科学文化的振兴.     

The Construction of Atom Models: Eliminative Inductivism and its Relation to Falsificationism

Falsificationism has dominated 20th century philosophy of science. It seemed to have eclipsed all forms of inductivism. Yet recent debates have revived a specific form of eliminative inductivism, the basic ideas of which go back to F. Bacon and J.S. Mill. These modern endorsements of eliminative inductivism claim to show that progressive problem solving is possible using induction, rather than falsification as a method of justification. But this common ground between falsificationism and eliminative inductivism has not led to a detailed investigation into the relationship, if any, which may exist between these two methodologies. This paper reviews several versions of eliminative inductivism, establishes a natural relation between eliminative inductivism and falsificationism, which derives from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models and theories, and carries out this investigation against a case study of the construction of atom models. The result of the investigation is that falsificationism is a form of eliminative inductivism in the limit of certain constraints.     

近五年来中国现代科学家研究述评

科学家研究是中国现代科技史研究的进路和重要内容。本文以近五年来六种期刊发表的科学家研究论文为例,对学界对此问题的研究做简单述评,并认为应该加强科学思想史的研究。     

关于中国古代有无科学问题的思考-兼论古代中医的科学性

科学是一个历史范畴和演变过程,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内涵、形态和标准.西方学者习惯以近代科学作为衡量历史上科学存在与否的标准,并以此否认中国古代存在科学.笔者认为,这种非历史性地以现成标准反注历史上某一区域和民族"文本"的做法并不合理.事实上,中西方不同的文化背景孕育了不同形态和特征的科学.尽管古代西方科学中公理化方法和实验初具雏型,但亦不是近代意义上的科学.即便是在近代西方社会,牛顿力学在严格的定量实验基础上建立起完整、严密的公理化体系,但在其他领域并无如此鲜明特点,医学尤其如此.但人们并不因此否认古代西方科学和近代西方牛顿力学之外科学的存在.评判某一区域或民族存在科学与否,应深入考察该地区或民族把握自然及人与自然关系的特殊方式及其表现形态.古代中西医相异的发展源流与模式典型地说明了科学有无的衡量标准不是惟一的,而是历史的、多元的.本文拟从中西方不同的文化背景出发,深入发掘科技史料,探索衡量古代科学的基本标准及不同地区或民族科学的特殊标准,兼论中医的科学性.     

中国文化与科学技术之间的对抗与张力

在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科学技术之间,既存在着中国文化“重伦理,轻科技”价值取向,“畏天命”、“顺天命”和“自然无为”的自然观,以及科学技术应用对中国传统文化产生的瓦解力,这样几个方面的对抗特点,同时也存在着中国文化重整体性直觉为现代科学技术提供思想模式,科学技术为中国文化提供新的“生长力”,以及中国传统文化为现代科学技术提供原动力、支撑力与韧力等相互促进的张力。     

论海德格尔对"数学因素"的形而上分析

本文以海德格尔对"数学因素"的形而上分析为基点,力图通过海德格尔对"数学因素"的形而上与诠释学解释,以说明海德格尔在"数学因素"的本已规定上是如何界辨现代科学与现代形而上学的本质关联的观点.在海德格尔看来,"数学因素"在本源上就蕴含着现代科学与现代形而上学的一体性思考方式,据此得出形而上学完成于现代科学技术之中的基本结论.     

科学的历史经验与未来

该文对科学的历史经验作了简要回顾,从科学的源泉,动力,条件,科学的继承,发展,创新,以及科学对生产力和社会进步的推动等方面进行了论述,并展望了科学的未来,阐述了未来科学的结构,科学教育,科学社会功能,科学建制与文化。     

日本1868—1945年科学的发展

这是一篇描述日本科学发展史的文章。日本科学的发展,起始于日本步入近代国家的１８６８年,成熟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时。文章主要阐述了５个方面的内容：（１）１８６８年以前,在日本流行的汉学研究,对日本后来接受西学的重要作用,日本人把汉字有效地运用的创造科学专业术语;（２）受益于聘请的大批外国专家的帮助,日本在最初引入西学的３０年中,采取的是强行灌输西方科学技术的手段,这在世界近现代史中是罕见的;（３）     

两栖学者、行吟诗人和云游僧——介绍何丙郁教授新著兼贺先生八十华诞

首先介绍何丙郁教授在科学与人文两大领域间游走的经历，指出有三次关键的选择对其学术生涯发生了影响。同时也对他的文化观和历史观进行了精炼的评论，由此说明他在科学与人文的关系、历史上的科学，以及中国古代科学等重大编史学题材上的观点。最后，作者通过亲身经历，揭示了何丙郁教授——以研究者、组织者、筹资者和宣传者的多重身份活跃于世界各地，对中国科学史事业做出的特殊贡献，以及他在国际学术界获得同行尊重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