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先秦寓言的喜剧手法

黑格尔在《美学》第二卷《寓言》章节中，曾使用“滑稽”，“戏谑”，“玩笑”等语词评论《伊索寓言》事实上他已触及了寓言文学的一个重要美学特征，即喜剧性，这一特征并非《伊索寓言》独有，我国先秦寓言体现得更鲜明突出，先秦寓言妙趣横生，引人入胜的人物，情节和语言已形成浓厚的喜剧色彩；幽默，滑稽和讽刺构成了先秦寓言最主要的喜剧形态，本文拟从艺术手法角度，对先秦寓言喜剧性产生的诸多因素进行粗略地探讨。     

柳宗元批判性寓言的创作原因分析

柳宗元作为历经坎坷的中国古代散文家,在寓言文学的创作中,表现出了鲜明的批判指向——讽刺揭露和抨击统治阶级的罪恶,提出时代最迫切的社会政治问题。柳宗元寓言批判指向的成因,与他遭遇统治阶层的迫害直接相关,与他的人格追求和性格相关,与他对先秦寓言的传承有关。论文对此作研究,旨在从柳宗元对寓言文学的贡献这个角度出发,探讨古代作家在险恶境遇中的执著追求,及其命运结局的原因。     

柳宗元与克雷洛夫寓言作品比较研究的意义综述

在东方,唐朝的柳宗元在继承先秦寓言传统、借鉴印度佛经譬喻说理的基础上,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的寓言文学,使寓言成为一种独立的文学形式而真正成熟和完善起来。在西方,克雷洛夫是俄国十九世纪杰出的寓言作家,世界三大寓言作家之一,其在俄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和影响,非常重要。全面考察、探究作为华夏民族寓言文学代表的柳宗元与俄罗斯民族寓言文学代表的克雷洛夫,对寓言这一独特文学形式的成熟、繁荣所做出的继承、发展和创新的卓有成效的贡献,对寓言文学具有相当重要的学术研究价值和意义。     

中外寓言形象的异同

寓言,是文学作品的一种体裁,是一种古老的、几乎各国各民族所都有的文学样式。它是借助于富有寓意的形象和短小的讽喻故事,来揭示深刻的道理或道德教训的。纵观中、外寓言,并加比较、分析之后,就会发现,在寓言的形象方面,既有其相同之点,又有其不同之处。其相同之点,主要表现为:     

先秦两汉寓言“故事群”的叙事结构

"故事群"是先秦两汉寓言中的一大特色,是中国寓言专集及类书编纂的先行者。把寓言故事按照一定的线索集合起来,经过《庄子》,《韩非子》、《吕氏春秋》、《说苑》等不同历史时期典籍的发展,"故事群"蔚为壮观。先秦两汉寓言"故事群"的表层叙事结构千姿百态、精彩纷呈,述人间之事,深层叙事结构反映了中国人的双构性思维模式,体现出若干二元对立的叙事结构形态。     

博闻强识、娴于治乱的辅国重臣——《逸周书》中的周公形象

周公在历史上被推崇为圣人,先秦典籍对周公事迹有所记载,但是从文学角度而论,这位圣人的形象是比较稀薄的、抽象的,无法从理性和感性相结合的层面加以关照。《逸周书》中的周公形象可以补充其他典籍的记载,从文学层面构建较为丰满的周公形象。     

也谈越王勾践的“忍辱负重”

越王勾践"忍辱负重"的形象从先秦至两汉是不断变化的。在先秦有代表性的文献中,《左传》并没有提到勾践的"忍辱负重",《国语》反映了勾践能忍辱负重,但表现不够具体。经过《史记》和《吴越春秋》的描绘,越王勾践"忍辱负重"的形象更为鲜明,也更真实可感。勾践"忍辱负重"的形象变化与上述著作的成书有关。     

20世纪的中国寓言文学

20世纪中国新文学发生时，寓言作为一种文学样式也呈现了自己发生、发展的历史，并在后期成为中国自先秦寓言之后的又一个黄金时代。本文全面观照了20世纪的中国寓言文学，表述了它的作家，作品、年代爰寓言的基本性状，认为这是20世纪中国新文学很有成就的一个组成部分。     

凡夫动物寓言评析

前不久,我集中时间读了凡夫的《100个动物寓言故事》。这部由湖北少儿出版社推出的寓言集子,正如著名寓言作家金江以《百篇寓言百出戏》为题而作的序中所说,此书堪称“献给读者的一份精美礼物”,此等评价我深以为是。凡夫的动物寓言,应有广泛的读者。孩子和大人,一般文化程度的和文化程度很高的,恐怕都会喜欢凡夫的动物寓言。因为这些生动形象的故事既具有“老少咸宜”的通俗性与趣味性,其寓寄的道理又的确能为“雅俗共赏”。换言之,我觉得凡夫的动物寓言从形象营构到意理传达,都有其特性。寓言必寓意寄理,而这种意理当然是人类…     

论桑林意象在先秦两汉的流变

先秦两汉的文献中,桑林意象频频出现,成为具有特定内涵的文学符号。虽然各个时期的桑林意象传承着一些共同的内容,但其内涵却各不相同,从先秦至两汉有一个发展流变的过程。先秦两汉这段历史时期的桑林主题经过《诗经》和《陌上桑》等具有代表性的作品的两次转折,实现了由神话宗教向情爱的表现再到突出伦理道德规范的流变。     

略论唐诗审美形态的嬗变

社会心理是时代的晴雨表，又为审美观念的变迁定下了基调。唐代的社会心理主导倾向依次经历了英雄的、爱恋的、感伤的和讽刺的发展过程，与此相应，其诗歌的审美形态也依次经历了从壮美、优美、弱美到丑的历时流变。     

略论唐诗审美形态的嬗变

社会心理是时代的晴雨表 ,又为审美观念的变迁定下了基调。唐代的社会心理主导倾向依次经历了英雄的、爱恋的、感伤的和讽刺的发展过程 ,与此相应 ,其诗歌的审美形态也依次经历了从壮美、优美、弱美到丑的历时流变。     

论丑的美学价值

丑在审美领域中有其独特的价值,它不仅能彰显现实,真切写出社会中存在的不合理现象,而且对于丰富艺术表达样式和美的衬托有它独到的一面.这无论在艺术理论上还是艺术实践上都具有不可低估的美学价值.     

徘徊于审美和审丑之间--从感性学的角度看西方文学史

审丑并不隶属于审美,而是和审美共同构成感性学范畴.由此来观照西方文学史就会发现,整个西方文学史的发展始终徘徊于审美和审丑之间,而不是像"和谐派"美学家们所认为的那样,把西方文学史分成"古代朴素的和谐美、近代对立的崇高(或反和谐的丑)、现代辨证的和谐美".同时,这种从感性学的角度来分析文学史的方法,也避免了人们在摆脱了意识形态的束缚后,又陷入了把文学史等同于关于主体自由的哲学史误区.     

中国古代理趣诗艺术审美特征

通过对中国古代诗歌、词曲中具哲理艺术趣味作品的分析,归纳出其独特的艺术审美特征：哲理的诗性美,哲理的情感美,哲理的趣味美。认为这些作品是人类对自然、宇宙、人生理性感悟与思索的审美化呈现,具有独特的艺术审美价值。对理趣诗审美特征的探讨,能够帮助我们进一步了解古代先民富有民族性的艺术思维特质。     

诗歌教学审美谈

在诗歌教学中,应引导学生从画面美、感情美、音乐美赏析诗歌的意境,培养学生审美情趣.     

化腐朽为神奇变污泥为黄金--中西丑美批评理论及其积极意义

通过对中西丑美批评理论的梳理及其比较观照 ,指出两种批评理论的个性差异及其趋同性、一致性 ,从中探寻“化丑为美”原则的关键所在 ,并揭示它所具有的积极意义及其寓含的启示。     

朦胧诗的美学追求

朦胧诗是20世纪70年代末崛起的一股诗歌潮流，它迥别于现代新诗而呈现出全新的美学追求：诗歌风格的“个性美”，诗歌精神的“人性美”，诗歌价值的“理性美”等发起了对经典政治诗学的挑战，重扬了以人的情思为核心的诗关理想规范。它是人道主义人性的复归，对过去痛苦时光的反叛，对人性失落的反拨，以“我”为中心，表达了新一代青年人的心灵感受。它是新时期文学觉醒的先声，建立起了新的美学原则，对整个新时期文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论孟子"充实之谓美"的美学意蕴

孟子美学中的“充实之谓美”命题所包含的审美意蕴是丰富而深刻的。它在美善不分或美善合一的先秦时期,明确地将“美”置于“善”之上;它把孔子内省式的悦神悦志过渡到形神统一的“充实”的概念,并突破了孔子温柔敦厚的主张,高扬了阳刚之美;同时,它显示了一系列的生命特征,其总体过程暗含的发展过程与自然的生命节律是相契合的。此外,“充实之谓美”还具有“与民同乐”的社会内涵。     

民族生态的审美范式论

在历史发展过程中 ,民族生态的审美范式依次形成为依生美、竞生美和共生美三大范式。依生表现为人对自然的直接依赖和对神灵的祈求 ,也表现为民族间的依从关系 ;竞生则是表现为人对自然的征服和民族间的冲突 ,竞生美一般经历“幻想”、“高扬”、“迷茫”阶段 ;而共生美则是人类对竞生美的一种反思 ,是对最高形态的美的呼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