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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培成<造新汉字的现状应当改变>(科技术语研究1999年第3期)一文提出了一个值得化学家们深思的命题:化学用字在汉字新造字中占有相当的比例,至今还在造,走的是一百多年前江南制造局的老路,请化学家考虑,有没有解决的办法?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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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从上个世纪 50年代求学时候起 ,就不时读到语言学家停止造新汉字的呼吁。把这当作汉字规范化的大事。汉字信息处理计算机化以来 ,汉字开始成为技术标准化关注的对象。现行汉字编码标准基本采取与英文一样的“一字符一码位”方式 ,造新字就更显得和这种标准格格不入。“停止造新字”看来似乎已是必然趋势。不久前读到石磬先生文(科技术语研究 ,2 0 0 1年 2期 ,下称石文 )。石文以外行人易懂的方式解释了为什么有这么多化学新造字。读后大有茅塞顿开之感 ,引起了我的许多思考。我不是语言学家 ,也不是化学家 ,只是一个长期从事计算机专业…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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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苏培成教授的这篇文章提出了对汉语造新字问题的意见。这个问题,以及汉字规范化的问题在术语命名中常常涉及,本刊下期将讨论的化学用字读音和“癫”与“癫痫”的问题等都与此有关。造字问题涉及各学科专业人员、语言文字学界以及汉字信息处理等多方面,过去这些方面交流研讨太少。本刊欢迎各方人士共同探讨这个问题,互相交流,共同寻找更好的解决办法。汉字字数繁多,而且数目不定：“出生不报,死亡不销”。这是造成汉字难学难用的一个主要原因,给我国教育和科技的发展带来了严重的负面影响。为了减轻汉字学习和使用的困难,应该实现汉字的规范化和标准化,具体说就是要实现汉字的“四定”：定量,定形,定音,定序。四定首先是定量,只有实现了定量才谈得上实现其他三定。定量就是要确定记录现代汉语所需要的单字数(字种数)。要实现现代汉字的定量,就必须停止造新字,不再复活死字。在这个基础上,再想办法逐步限制和减少汉字的字数,使得通用汉字的字数保持在合理的水平。已故的语文改革家刘泽先先生曾经说过“造新字的方法是绝对要不得的”[1],这个意见值得重视。随着社会的发展,汉语的词汇也在不断地增加,其中包括外来词的吸收。不断增加的新词,对丰富和发展汉语的词汇具有积极的意义。新词的增加并不意味着一定要增加新字,我们要努力做到增加新词而不增加新字。怎么样才能做到这一点呢？现代汉语词汇有很强的复音化倾向,绝大多数的新词是用原有的构词成分组成的复音词。例如“电灯、电话、电车、电视”是新词,其中的“电、灯、话、车、视”都是原有的构词成分,记录这些构词成分的字也是原有的,不是新造的。近百年来,汉语增加了一些单音词,其中有些是外来词。记录这些单音词,主要使用已有的字,同时也新造了一些字。例如“打(dozen)”、“听(tin)”、“盾”(荷兰、越南的货币单位),是让原有的字增加了新的职务;“泵(pump)”、“啤(beer)”、“吨(ton)”,是新造的字。因此,我们大体上可以说,复音词可以不增加新字,而单音词有时要增加新字。此外,因为汉语的音节数目有限,新造字差不多都有同音字。许多同音字用眼睛看可以分得清,靠耳朵听却分不清,如作为姓氏的“张”和“章”。靠目治,不靠耳治,这和传声时代的要求背道而驰。这是新造字的又一个缺陷。为了不增加新字,就要提倡多用复音词,尽量避免单音词,而近百年化学名词发展的传统似乎并不是这样,而是尽量使用单音词。清末江南制造局翻译外国科技书籍时就开始为元素名称造新字,到了20世纪又为有机化学名词造新字。例如,把“养气”、“轻气”、“淡气”叫做“氧”、“氢”、“氮”,把“白金”叫做“铂”,把“白铅”叫做“锌”。既然用了单音词,又不喜欢使用假借字,就只得造新字。化学用字在汉字新造字中占有相当的比例,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60年代有人统计,近百年来新造的化学字多达647个[2]。这次为105～109号元素造新字,走的还是一百多年前江南制造局的老路。请化学家考虑：考虑新的化学元素能不能不用单音词？这样做会遇到什么困难？有没有解决的办法？除此之外,还有没有别的路可走呢？语言学家早就提出来用汉语拼音转写国外的科技术语,包括化学上的术语,代替汉字的音译术语。例如“锿”改为Einsteini,“钔”改为Mendelevi,“镑”改为Lawrenci。周有光先生指出：“如果这个目的能够达到,我国科技术语的面貌将焕然一新,科技的发展将由于术语的革新而得到方便。”[3]拼音转写已经提倡了许多年,可是至今还没有被采用。是理论上还有不妥之处,还是习惯势力在阻挠,还是两者兼而有之？总之,如果我们从促进中国语文现代化这个大局来考虑,就应该把不造新字这个原则肯定下来。新的解决办法总能找到的。或者实现术语的复音化,或者采用拼音转写,不管采用哪种办法都会遇到习惯势力的抵抗。其实,习惯是可以改变的,有时也是必须改变的,这就要全面衡量利弊得失。除了上面说的以外,还有没有别的办法呢？这要听取大家的意见了。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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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新汉字的现状应当改变 总被引：1，自引：0，他引：1
苏培成教授的这篇文章提出了对汉语造新字问题的意见。这个问题,以及汉字规范化的问题在术语命名中常常涉及,本刊下期将讨论的化学用字读音和“癫”与“癫痫”的问题等都与此有关。造字问题涉及各学科专业人员、语言文字学界以及汉字信息处理等多方面,过去这些方面交流研讨太少。本刊欢迎各方人士共同探讨这个问题,互相交流,共同寻找更好的解决办法。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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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的术语命名问题,特别是自然科学的术语命名问题,有很大的特殊性。特殊在哪里？主要因为我们使用着方块汉字,而且使用的历史已经相当长。我们虽然有了汉语拼音字母,但是它在社会上还很不普及,远远没有具备正式文的资格,只能算一种辅助工具。这一点和日本的情况大不相同,日本的假名字母カナ已经成为文字的组成部分。因为使用方块汉字,我们的语言和文字常常容易闹“分家”。在给术语命名的时候,我们不但需要考虑语言问题,而且还要考虑文字问题。从过去自然科学术语命名的情况来看,似乎考虑文字方面比较多,而考虑语言方面比较少。大家知道,汉字是一种注重“目治”的文字,只要眼睛能够看得懂就算满意,至于耳朵能不能听懂可以不管。理想的术语命名,应该是眼睛既能看得清楚(“目治”),同时耳朵也能听得明白(“耳治”)。当然这里所说的看得懂和听得懂,都是对“内行”(懂专业的人)而言的。为什么要提出以上两方面的要求呢？现在是所谓“信息时代”,传声技术越来越发展,也越来越显得重要。最近报导,FMB中文语词处理机(简称“拼音电脑”)已经研制成功。这种电脑,用汉语拼音输入,自动转变汉字,效率很高。预计明年可以大批生产。现在已经在着手考虑“声控电脑”。既然可以用汉语拼音输入,再进一步就直接用语音输入,转变汉字,效率当然更高,使用也更方便了。从未来发展看,搞人工智能,搞“机器人”,用语言来发出指令比用文字来发指令当然更为方便实用。这些事实迫使我们在考虑名词术语的时候,不能单从文字的角度出发,还要多从语言的角度出发,即是说我们的名词术语不但要利于“目治”,更要利于“耳治”。这样语、文兼顾,对未来的发展才更为有利。从以上的要求出发来看我国自然科学名词术语的制定,是有不够理想的地方。亡羊补牢,犹未为晚,这里想从语言文字的角度,对今后自然科学名词术语的命名问题,提供一些参考意见,不妥当之处,望大家指正。1.不再新造汉字现在汉字的数量已经不小。《新华字典》原来收字8000多个,后来改版增加为11,000多个。到底要多少汉字才够用,谁也说不清楚。汉字字无定量,给信息处理等各方面带来不少麻烦。多少年来人们就想摸一个底,给汉字定一个“量”,但始终未能实现。原因之一,就是不断有新字产生。从汉字的发展历史来看,早在秦始皇统一汉字的时候,甚至还要早一点,汉字就已经由“造字”为主的阶段转为基本上以“造词”为主的阶段。但是,“造字”之风始终盛行不衰。从语言学的观点来看,汉字的“字”基本上相当于外语的“语素”(morpheme)。根据我的研究,汉语大约有4800多个语素(包括单音词和单音词素),而英语也只有4000多个语素。(英语科技词素只有1200个左右,根据W.E.Flood《科技词汇》一书序言说,医药学和解剖学只用了150个标准词素,加上人体各部分名称可以构造出30,000以上的专业词语。)英语用4000多个语素可以造出一切的名词术语,我们用4800多个语素(只需4000多个汉字)同样可以造出一切名词术语。即是说,我们尽可以用已有的语素(字)创造新词,而不必去创造新的语素(字)。可惜由于我们使用汉字的习惯太深,我国的科学术语(主要表现在自然科学)没有彻底走上“造词”的道路。近代新造的汉字当中,恐怕以科技界新造的字为最多。据不完全统计,大约不下200个,其中金字旁的82个,口字旁的20个,月字旁17个,石字旁15个,气字旁13个,酉字旁14个,艹字头9个,火字旁7个,其它类型的有一、二十个。绝大部分是化学家造的,因此有人把化学家叫做新的“仓颉”。化学用字中有机化学造的一批新字,最为古怪,难读难记。如“羟”(qiǎng),“羧”(suō),羰(tāng),巯(qiú)……翻开药物手册,许多又长又怪的西药名称如“苯乙哌啶酮”、“羟哌氯丙嗪”、“苄氟噻嗪”、“氢溴酸氨乙基异硫脲溴”等等,令人望而生畏。相比之下,中药、中成药的名称却易读易记得多,如“乌鸡白凤丸”、“黄连上清丸”,等等。究其原因,中药走了“造词”的道路,而没有走“造字”的道路。今后,能不能不再造新字呢,这个问题,可以研究。去年(1983年)12月,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召开“无机元素命名原则座谈会”,原来打算给3个新元素创造3个新字“”、“”、“”,后来终于放弃了改称106号、107号、109号元素,坚持了不造新字的原则,这是一个很好的开端。2.不用古字和生僻字有的同志认为,新造字没有社会基础,不易为大家接受,于是引经据典,在《说文解字》、《康熙字典》中去寻找古字,让已经死了的字“复活”。他们认为这样做是“古为今用”,有根有据,不会有什么弊病。其实,复活一个古字(死字),等于造一个新字,用数学术语来说,两者“等价”。因为对于一般群众来讲,学习一个古字就是学习一个新字;对于设备来讲,增加一个古字就等于增加一个新字。随便举数学名词的几个例子。“幂”(Power),古义当“覆盖”讲,是一个已经死了的字,群众掌握很困难。“幂”完全可以用“乘方”代替,五次幂就说五次方,幂函数就说乘方函数,幂集就说乘方集,为什么不行呢？“阈”(念“域”)也是一个古字,意义是“门槛”,英语叫threshold,不如译为界限、门限、限度更好,“阈值”就叫“临界值”。“阈”、“域”两个词在数学中都很常用,意义各不相同,二者极易产生同音混淆,很不方便。“正敧斜性”(positive skewness,见英汉数学词汇174页),为什么偏偏要用一个十分生僻的“敧”(qī,期)字呢？完全可以改为“正偏斜性”。这些同志是不是有点儿“好古”。如果大家都这样好古,汉字的数量就没法控制。其结果是自己给自己找麻烦。我认为,今后在科技用字上(其他用字当然也一样)最好规定一个范围。这个范围有多大,是6000多字还是8000多字,总要有个框框,可以由各专业界来协商确定。有了一个公认的范围,事情就好办了,计算机方便,排版印刷打字也方便,工作效率可以大大提高。汉字的数量从无限到有限,从不确定到确定,这是文字改革的一项重要工作。数论上求高次不定方程的整数解时,常常先求出它的上界,然后撒网捕鱼,这就是近代有名的Baker方法。这个方法对我们是一种很好的启示。3.创新术语尽量少用单音词,多用双音词。单音词就是一个字的词,双音词就是两个字的词。古代汉语以单音词为主,而现代汉语双音词占了绝对优势。为什么会有这种发展趋势呢？道理很简单,因为现代汉语只有1200多个音节,为了表达清楚、减少同音混淆,不得不由以单音组词为主变成以双音组词为主。据我的计算,创造一个新的术语,如果是单音词,则与现有词汇产生同音混淆的概率约为0.92;如果是双音词,则产生同音混淆的概率不到0.03;如果是三音词,则产生同音混淆的概率不到0.00001(十万分之一)。前面提到,为了适应今后传声技术的发展需要,在创造新的术语时不但应考虑到文字,更重要的是应考虑到语言。具体说,术语不但要便于“目治”,更要便于“耳治”。天文学上的88个星座,如大熊、狮子、猎人、仙女、长蛇、乌鸦、飞马等等,都用双音词,通俗易懂,听起来清楚,记起来好记,可以算作范例。如果统统改用单音词,效果就要大大降低。我想,在同一个专业范围内,至少在同一个分支学科内,应该尽量避免同音混淆,尽量把某些听不清楚的单音词改用双音词。“阈”、“域”同音混淆前面已经提到过了,“阈”最好改为“界限”。又如矩阵的秩,这个“秩”字是不容易听懂的。因为“秩”字在现代汉语里从来不单用,只用在“秩序”这个双音词里。“秩”(rank)不如译作“等级”、“级别”等,更为通俗易懂。rank correlation叫做等级相关,ranked data叫做分级数据。何必再来一个生僻难懂的“秩”呢？有的单音节词,虽然声调不同,但是听起来还是很容易混淆,比如化学名词中的：氢(qīng)、氰(qíng) 睛(jīng)、肼(jǐng) 磷(lín)、膦(1ìn) 氨(ān)、铵(ǎn)、胺(àn) 铱(yī)、钇(yǐ)、镱(yì)作为科学术语来说,从语言的角度看,并不理想。最后顺便谈谈术语的音译问题。我觉得术语音译,应适当提倡,不应排斥。它的优点是符合国际术语统一的发展方向。根据过去的经验,音译兼意译(这里所谓兼意译,只是意思大体能扯得上),最受欢迎。最典型的例子是“俱乐部”(club)、雷达(radar)等。哪种音译词容易被接受,哪种音译词不容易被接受,它的规律值得研究。数学中也不乏音译词成功的例子,老的如“几何”(geometry),新的如“拓扑”(topology)都被大家接受了。音译词同样也能派生新词语,如“拓扑学”、“拓扑空间”、“拓扑变换”,等等。如果我们将来使用拉丁化的拼音文字,估计音译术语会成为发展的主流。另一个问题是欧美的人名、地名,最伤脑筋。大数学家Euler,一会儿是欧拉,一会儿是尤拉,一会儿又成了尤勒,常常弄得人莫名其妙。特别是一些不著名的人物或地点,更叫人伤透脑筋。一般科技工作者都熟悉一点外文,因此,我建议今后的科技书刊以至科普读物,凡是欧美的人名、地名,一律用原文书写,不必译成汉字。华罗庚同志在四十年代写的《数论导引》就是用的这个办法。近年来出版的《古今数学思想》(四卷)也一律采用这个办法,很受欢迎。不妨先在科技界里试用,然后逐步推广到《光明日报》、《人民日报》上去。如果能够成功,确实是一件大好事情。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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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字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字之一。对于这种有六千年左右历史的文化遗产,长期以来学者们褒贬不一,贬之为多。“难学、难写、难记”就是一大“罪状”,并以此作为中国文盲多的主要根源。近年来,一些中外学者从现代信息化时代的新特点出发,深入研究探讨,提出了新的见解。概况地说就是汉字具有“科学、易学、智能型、国际性”的优点,并预言：“二十一世纪将是汉字发挥威力的时代”[1]。本文仅对汉语科技术语进行解剖,探讨汉字及其术语的特点,使我们在科技术语命名和统一的工作中,认识并发挥汉字的长处,更好地弘扬汉字文化。一、汉字是古老而优秀的文字文字是记录语言的符号,是语言的书面形式。和语言一样,为了人们交流思想的需要,文字一般有表音(读、说)和表形(看)两个功能,其最终目的是表义。通过这一信息载体,无论说或看都能对同一概念同一事物获得相同的信息。因此表义的好坏和效率是衡量文字功能优劣的主要标志。从这个基点出发,对文字的基本要求是表义的简明性和书写的简洁性。1.表义的简明性现代汉字是由象形符号逐渐演变进化而形成的,它以特定涵义的方块造形来表现一定的事物及概念,并便于词义自身的发生和发展。构成汉字的每一个部件往往具有表义或表音的功能,可帮助人们理解和记忆其涵义。例如“鱼”(fish)是生活在水中的一类椎脊动物的总称。从汉字的字形上就表达出了它的基本属性。如：鲫(crucian carp)、鲭(mackerel)、鳜(mandarin fish)、鲨(shark)、鲑(salmon)、鲟(sturgeon)……这些汉字(也是单字术语)的某一部件表示涵义(鱼),另一部件表示读音。从字形上可以反映出命名术语的科学性和系统性,达到顾名思义的效果,并且可以打破地域和时域的限制,无论广东音、福建音、普通话……只要看到字,理解都是相同的。与相对应的英文相比,这些汉字在表形、表音、表义、简短、方便理解和记忆等方面都有十分明显的优越性。正如一位日本专家所说：“汉字的信息量大,它本身就是一种集成电路”。[2]“表义正确,一词一义”是人们对文字及术语的另一要求,汉字发展中也体现了这一要求。例如“cell”一词在英文中是多义词,汉语术语按不同的专业概念分别定名为细胞(细胞学)、子房(植物)、电池(电子)、电解槽(电工)、小室、单间(建筑)、元件(电子)等等,这些词在各自学科中又派生出一系列组合词。又如“pressure”一词,汉语把垂直作用在物体表面上的力,叫“压力”;把物体单位面积上受到的压力,叫“压强”。这样更能反映概念的内涵,区别概念。2.表达的简洁性汉字的基本单元是具有一定涵义的字(由偏旁、部首组成的“集成块”),表达专门概念的术语由字组成。这种结构上的特点,决定了汉语术语与国外拼音文字术语相比,具有明显的简洁性。据对全国名委公布的《地球物理学名词》和《测绘学名词》的部分术语随机抽样统计,英、汉术语所占二维面积之比为1∶0.6。例如interchain hydrogen bond,“链间氢化”;reading frame displacement,“移码”。所以,汉字是一种简洁、高效的文字,这已逐步为人们所认识。长期以来,有两种观点有必要加以剖析：一曰：英文只需背26个字母就行了,而汉语要掌握几千字,因而汉语难学,这是汉语的一大缺点。笔者认为,把汉字与英文字母相比是不相当的,这是一种片面地、孤立地分析问题的方法。(1)如前所述,既表音又表意的汉字是组成汉语术语的基本元件。相当多的汉字本身就是有特定涵义的单字术语(或词)。此外,汉语的组词习惯是以双音(即二字)构词为主,如对《现代汉语词典》中所收的词作粗略统计,二字词、三字词、四字以上词的词条数之比为5∶1∶0.4。而英语术语的基本构词元件只是表音的字母,有涵义的词(或术语),是由若干字母组合而成的新集合体(集成块)来表达。简单的表示为：汉语：汉字(表意的集成块)→术语(表意的大集成件,包括复合术语)英语：字母(非表意的符号元件)→术语(表意集成块)→复合术语(组合集成件)这种差异直接影响两种类型文字的简洁性和易记忆性。可见汉字与英文字母在术语中的作用是完全不相当的。(2)汉语的常用字比较集中。据测算,使用频度为0.15‰。以上的汉字仅1000个左右;使用频度在1‰以上的汉字仅为250左右[3]。就是说,掌握1千个常用的汉字,就能进行一般简单阅读(1万字中只约有1个多字不认识)。通常认为,英语需掌握三千条词汇左右才能进行一般阅读。这里没有对记一千汉字与记三千条英语单词的难易程度作比较,但从绝对数字看,汉语的常用字仅为英语常用词的1/3(本文未考虑语法问题)。(3)汉语词与英语词的构词单元不同的事实还决定了汉语的记忆和鉴别单元比英文少。例如,进行阅读和校对时,英语需要按每个字母扫描,而汉语是按集成块扫描。很明显,绝大多数相同含义的词(术语)所包含的英文字母数比汉字数多得多。香港著名人士、全国政协副主席安子介先生曾说“汉字是沿着逻辑的轨迹演变出来的”[4]。汉语术语是这种汉字逻辑轨迹在科技概念方面的延伸。科技术语的命名,要求做到系统性,用汉字命名科技术语恰好能发挥汉字逻辑演变的特点,强化科技术语的系统性。例如风(wind)按强弱分为：静风(calm),软风(light air),轻风(light breeze),微风(gentle breeze),和风(moderate breeze),清劲风(fresh breeze),强风(strong breeze),疾风(near gale),大风(gale),烈风(strong gale),狂风(storm),暴风(violent storm),飓风(hurricane)。汉语的这种逻辑演变的结果,有利于发挥人的逻辑思维能力和理解能力,大大提高记忆效率。二曰：汉字难写,英文好写。英文等拉丁语系的文种便于书写,而方块形的汉字(由各种笔划组成)书写有一定的困难,但实际上,以词(术语)或句子形式出现时,两者的书写时间比较接近。特别是在长约近一个世纪的英文“打字机时代”(机械化手段),由26个字母组成的英文发挥了明显的优势,汉字打字机无法与之相比。进入二十世纪80年代,计算机技术迅猛发展,人类已进入了信息化时代,在这场变革中,我国科学家出色地解决了汉字信息化处理的问题,取得了卓越的成果,对汉字(汉语)作出了划时代的贡献,并将在智能化方面不断开拓,使打字机时代曾被湮没了的汉字光辉重新释放了出来。汉字书写的一部分功能也将会发展出新的方式。一些作家、记者、知识界人士纷纷“换笔”(以微机代替笔写),人们从伏案爬格子的状态中解脱出来的时期不会太远了。这是立足于当今新时代对汉字发展的认识。我们要丢掉“汉字落后”的偏见,从新认识汉字,并努力开展汉字现代化、信息化研究。二、汉字不仅属于中国汉字是中华民族对世界文化的一大贡献。世界上有拉丁文化圈,也有汉字文化圈。中国、日本、朝鲜的语言是三种不同的语言,然而,由于历史的、地理的原因,中国汉字、日本汉字、朝鲜汉字同属一类文种：a)中、日、朝汉字都是表义文字;b)这些汉字的基本笔形相同(如—| 、 );基本构件相同或相似,c)据有关专家统计,中日汉字字形完全相同或具有微小差别的占50%以上[5]。汉字在新加坡、马来西亚等一些东南亚国家也有很大影响。近年来,还有一些国家掀起了“汉语热”,学习汉语的人越来越多。随着现代科学技术及我国经济、文化的发展,汉字文化的优越性将愈加为国内外人士所认识。因此,汉字不仅属于中国,她也是亚洲人民的宝贵文化遗产,她还是世界人民的共同财富。中国作为汉字文化的大本营,应为提高汉字科技术语的质量作出更多地努力。我们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正在严格、系统地审定统一我国的科技术语,并已取得相当大的成绩,这是对汉字文化圈的贡献,受到越来越多的各国华人的赞扬。我们应该加快发展与东南亚各国,台、港、澳等地区及世界其它国家的华人科学家的广泛联系,共同作好汉字科技术语的命名与统一工作,使汉字术语在继承和发扬汉语文化方面作出新的贡献。三、汉字术语的命名要发扬汉字的长处由于历史的、国情的等多种原因,我国新的科学概念,绝大多数是从国外引进的。这些概念在中国如何命名,我国学者长期有两种主要观点。一为意译,即用汉字表达出概念的基本特征。二为音译,即使用与外文读音相近的汉字表示。笔者认为,汉语术语命名应主要采取反映概念内涵的表意形式,也就是意译。这是因为：1.术语的基本功能是便于人们交流科学概念术语的定名应做到好懂、好记。按科学概念订名有助于人们直接理解概念的内涵。例如,“ergonomics”一词若按音译,订为“厄戈诺米克斯”或半音半意定为“尔刚学”,从译名上不能理解词义。但按科学概念的内涵定为“工效学”,使人们能望文生意,大致了解词义。(经有关专家研究,确定“工效学”的定义为：一门研究人与其所处工作和生活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以适应人体解剖学、生理学、心理学要求,从而达到提高工作效率和安全、健康、舒适为目的的学科(自动化名词审定委员会,《自动化名词》,1990)。又如“watchdog”一词,有人从英文名直译为“看门狗”,用字欠雅,甚至会产生误解,这也是一种不以科学内涵命名概念的形式。这是一个计算机、自动化学科的术语,是指一种监视某一状态在预定期间内是否出现的装置。当发生不正常的状态时,该装置可以发出警报。此装置的另一个译名“监控器”,科学地反映了概念的内涵,获得了望文生意的效果,是一个值得推广的译名。2.用表义的汉字组成表义的术语简短、明了由于外文主要是拼音文字,且音节较多,在翻译时,只把汉字做为外文的音(音节)的符号,必然既长又不好记,丧失了汉语表义的特点。例如,日本在二次世界大战后进行文字改革,认为汉字笔划过多,书写不便。在引进学术名词时,常用片假名作为音符音译。对此方针,很多学者表示反对,他们认为虽然引进快,但看不懂、听不懂,不能理解外文的涵义,很不方便。3.汉语术语要注意民族化与国际化的结合汉语术语在坚持按意订名的同时,应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注意吸取外国的长处,注意民族化与国际化的结合。譬如某些科学概念用意译定名太繁琐时,可用引进外文缩写或音意结合的方式命名。如“AIDS”订为“艾滋病”(音意结合);又如“Medvedev－Sponheuer－Karnik[intensity]scale”不宜译为“麦德维捷夫—施蓬霍伊尔—卡尔尼克[烈度]表”,可订为“MSK[烈度]表”。在高文化层次的科技术语中,某些术语用这种方式命名其优点是明显的。我国化学家给化学元素命名时,采用借音(外文音)的办法也是成功之例。四、汉字发展中的几个问题1.汉字字数问题汉字容易遵从组字规律造字,这是汉字字数多的原因之一。今后发展中,应注意控制、减少汉字的字数,不能无限制地造新汉字。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各种新概念、新物质的产生将层出不穷,有些人喜欢用造新字来表示。笔者认为,对新的概念一般应以尽量简明的,两字或两字以上的术语命名。例如“船首”、“船尾”不必再造新字“艏”、“艉”;又如“板”字,代表“片状较硬的物体”,没有必要再创造“钣”字来表示金属板。否则,照此发展下去石板、塑料板、复合材料板又如何办呢？2.同义、近义字问题建议对某些易混乱的同义、近义字要逐步合并淘汰,当然这项工作要经过慎重研究。字(词)典等工具书有责任在这方面起引导作用。同义、近义字在学习或应用中往往不好区分,易产生错别字。如：沙—砂,震—振,贮—储,荧—萤,拣—捡,耦—偶等等。3.造新字问题极个别使用频度很高的,由多字词转变为单字词的基础术语时需造新字,在大家实际接受的基础上,可列为正式新字。例如某些学科已广泛使用,或有些专家建议使用的非规范字：“”(有用能)、“”(无用能)、“砼”(混凝土)、“脘”(蛋白质)、“”(牙合)等,对这类汉字,有关部门应进行研究。但总的原则仍是不提倡造新字。经过较长时间,通过大家的努力,我国的汉字及其术语定将更科学、更先进、发挥更大的威力。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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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近日的一次无机化学名词审定会上,许多专家对于是否将fullerene译为“砆”的建议意见不一。因此,笔者再写一文,重申将fullerene译为“砆”的理由,以求得到更多人的支持和认可。1.fullerene一词是fuller加后缀-ene,由此就认定应将fullerene译为富勒烯是值得商榷的。在已有的汉语化学术语中不将“-ene”译为“-烯”的情况很多,例如：thiophene 噻吩 benzene 苯 naphthacene 并四苯thiophthene 硫茚 naphthalene 萘 fluorene 芴thiathrene 噻嗯 anthracene 蒽 xanthene 占吨chrysene 屈 pyrene 芘 phenanthrene 菲acenaphthylene 苊 azulene 奥 picene 苉pentacene 并五苯 perylene 苝 coronene 蔻heptacene 并七苯 ovalene 卵苯 hexacene 并六苯indene 茚 pyroxene 辉石 ferrocene 二茂铁phosgene 碳酰氯 silvstrene 枞萜 nitrene 氮宾carbene 卡宾 chamazulene 母菊奥 terpene 萜kerosene 煤油 tetracene 并四苯phytofluene 六氢番茄红素 phytoene 八氢番茄红素dibenzothiophene 硫芴……2.fullerene的结构里有共轭C=C双键是将fullerene译为富勒烯的另一个理由,也值得商榷。上面举出的许多化学物质大多也含C=C双键,却没有译为“某某烯”,还可以举出更多结构里含C=C的物质没有称为某某烯,例如,谁也没有建议因石墨的结构里含C=C将它改称为“石墨烯”。近年出现一个新词——graphene,是单层石墨,分子量不定,是否会被命名为“石墨烯”？笔者以为,还是不这样译为好,理由会在稍后的讨论中谈到。固然,对于化学物质而言,有时结构比组成更重要,但化学物质的术语里却仍以组成为主词、以结构为修饰词的居多,如单斜硫不称硫单斜,环烃不称烃环,金刚烷不称烷金刚,穴醚不称醚穴……不过,有时会从结构着眼来表述,诸如“苯环上的氢被氯取代形成氯苯”一句中的“苯环”,或者从材料角度命名,诸如纳米碳管(从物质的角度应为管碳才合适),则另当别论。换言之,若把“富勒烯”这个术语里的“烯”理解为结构,就不应该是这个复合词的主词。“烯”之所以有“火”为偏旁,是因汉语化学术语中将该偏旁用于组成为碳氢化合物即“烃”之故,换言之,“烯”首先是“烃”,既含碳也含氢而且氢比烷稀少些,而且又由于有别于烷、炔、芳香烃和萜,才会有“烯”这个术语,而不是由于它的结构里含双键。如果首先是由于它的结构里含C=C而得名,何以理解结构里也含C=C的芳香烃和萜不称为某某烯呢？或是由于烯、芳香烃和萜结构里的C=C跟烯不同？若这样理解,那么我们可以问：fullerene里的C=C是否同于烯？不完全相同是肯定的,但究竟有多大区别,未必有一致的认识。主张以富勒烯命名fullerene的当然会着眼于相同或十分类同,然而不主张命名为富勒烯的也可找出不很相同的许多理由。其实,与其说C60在结构上有很像烯的C=C双键,倒不如说更像芳香烃,即有芳香性。可能正基于C60的这一结构特点,有位台湾同人曾建议将fullerene译为“芙”,但笔者也以为不妥,其一是“草字头”是汉语化学术语系统性中用于表示芳香烃的,而fullerene在组成上并非芳香烃,是单质;其二是fullerene的共轭双键跟芳香烃也不完全相同,共轭的p轨道并不像芳香烃中的那样平行而是汇聚于球心呈辐射状;其三,芳香烃的双键可以全氢化而至今未成功地将C60完全氢化得到意想中的C60H60,有的计算化学家推测,全氢化会导致球的破裂(尽管有人预言在星际云中可能存在这种可称为fullerane的分子,但未被确认)。3.诚然,有一些被称为某某烯的化合物并不含氢,例如聚四氟乙烯,但不能割断该术语的由来,之所以称为某某烯,是因为它是乙烯的衍生物。fullerene决非烯的衍生物,fullerene是石墨气化的产物而不是C60H60或其他烯脱氢得到的。近年来,fullerene一词的内涵有很大的发展。该词最狭义的内涵是指1985年发现的C60,不久扩展为所有类球体状的碳分子(C60、C70、C76、C84、C90、C96、C180、C190、C240、C540……)的总称,后又扩展为包含管状碳分子,即所谓carbon nanotube“碳纳米管”(其实碳管的尺度也有达到微米级直至厘米级的),近年还有继续扩展到包括所有具有类似结构的,由金属或其他非金属乃至化合物组成的非碳分子的动向(笔者认为此扩展值得商榷,建议用新词fullerenoid将它们从fullerene中分异出来)。简言之,如今的fullerene已经不是指一种化学物质而是指一大类化学物质,品种之多难以胜数,其中管状的fullerene更可看做是单层石墨(graphene)卷曲成管,其性质跟球状的fullerene一样,也不像烯,更像石墨。4.将fullerene译为单音节词“砆”符合汉语特色,也符合汉语化学术语特色。fullerene一词已经发展为一个构词活跃的成分,已经并还在派生出以千万计的化学术语,这是讨论fullerene译为何词时不能不考虑到的。顺应这一发展态势,IUPAC(国际纯粹化学与应用化学联合会)于1997年就提出了fullerene系统命名建议(1997 IUPAC,Pure and Applied Chemistry 69,1411-1434)。笔者于1995左右先后在《化学教育》《化学通报》《科技术语研究》上发表文章建议以单音节的“砆”为fullerene的中文译名,以取代“富勒烯”。自清末以来,汉语化学术语就已形成了一种将化学术语中构词活跃的词素用一个汉字表达的约定俗成的主流趋势。最典型的是,汉语一直坚持以一个音节即一个汉字为化学元素的中文名称,这在全球各种文字中是独一无二的。此外,许多音节很长的西语化学术语,汉语术语也是一个音节的汉字,诸如烷烯炔苯萘蒽菲芴萜醇酚醚醛酮酸酰酯氨铵胺膦胂羰羧肽巯羟碱盐茂……也是世上绝无仅有的。汉语化学术语的这一特点归根到底是汉语的特色决定的,不是一两个人的主观愿望,而是语言本身的规律使然。以汉语为母语的人习惯于音节少而不习惯于音节多来表达语义。这是汉语不同于世界上其他语言最特别之处。且不论欧美人,同在亚洲的中亚人、日本人、蒙古人、马来人、泰国人、印度人……也跟使用汉语的人不同,习惯多音节而不习惯少音节来表达语义。例如,自古已知的金属,各民族大多沿用古词为其元素名称,只有汉语几乎都用一个音节称呼这些金属,如金银铜铁锡……笔者曾在《科技术语研究》2001年第2期上发表过一篇题为《为什么会有这样多的化学用字》一文,提出一个观点,认为多音节词缩合成少音节词也是语言发展的一个方向,不是只存在单音节或少音节词发展为多音节词的单一方向。这一趋势,连贯于多音节的西方语言里也时而有之(如只有2个音节的激光laser是Light Amplification by Stimulated Emission of Radiation的首字母缩合),只不过由于汉语本来就习惯于用少音节表意,显得更突出而已。汉语的这一特点跟汉语的语速较慢不无关系,即,尽管汉语的音节十分简单,不仅没有辅音连缀,而且韵尾也只有前鼻音和后鼻音,或还可包括儿化韵尾,然而,以音节频率计的汉语语速,远比不上习惯于多音节表达语意的各种语言,但以表意频率计的语速却比许多语言快。由此,笔者认为,用一个汉字的“砆”比用三个汉字“富勒烯”来构词更符合使用汉语的人的语言习惯,继承了具有少音节特色的汉语化学术语构词的传统。以砆为词素构成复合词,更显出这个单音节术语的突出优势。例如metallofullerene译为金属砆当比译为金属富勒烯更符合汉语的语言习惯,更简洁上口。较简单的以砆为词素的复合词还可举出K＋C60-砆化钾;[C60]+Cl－氯化砆;C60=C60联砆;C59N氮杂砆;He@C60砆笼氦(符号@已广泛用于表达笼状超分子;@前为装入笼中的化学物种,@后为成笼的化学物种);以共价键使单一的砆[C60]彼此相连的(C60)n可命名为聚砆,等等;对于那些组成和结构更复杂的具有很长音节的fullerene衍生物的系统命名,砆显然比富勒烯更系统更科学更简明,如La@C82可命名为砆[C82]笼镧;还可提到的是,将被预言存在的完全氢化的fullerane命名为“砆烷”更可显出砆的命名的合理性,类同于“硅烷”“硼烷”的构词原则;被预言能稳定存在的“砆化氢”C60H36可按系统命名法顺理成章地命名为砆[C60]化三十六氢,愿意倒过来命名也可以——“氢化砆”;砆[C70]化十四溴;已制得的C70Br14可系统命名为十四溴化砆[C70]。砆的内涵从类球体扩展到管状也不会发生困难,可分称“球砆”和“管砆”。相反,以“富勒烯”命名却会语义不清。最近在网上见到一文,文中始终以富勒烯为fullerene的译名,而该文最后提到了含硼和氮的fullerene,却改称“碳硼氮球”了,若用砆这个术语,就不会出现这种尴尬,可按IUPAC命名法称为“硼氮杂砆”,如见于文献报道的具有C60样球体的B24N24C12可称为“二十四硼二十四氮杂十二碳砆”！5.砆以石为偏旁符合汉语化学术语的系统性。相反,将fullerene译为富勒烯破坏了汉语化学术语的系统性。自清末以来,我国化学术语渐渐用汉字特有的偏旁构字法创造了许多(单音节)新字,形成了独特的化学术语系统,已被使用汉语的民众广为接受。这些汉字的偏旁形成了一个系统——常温下的(下同)金属用金偏旁(汞例外情有可原),固态非金属用石偏旁,液态非金属用三点水偏旁(仅溴一例),气态非金属用气字头偏旁,芳香烃用草字头偏旁,脂肪烃用火偏旁,烃的含氧衍生物用酉偏旁,烃的其他非氧衍生物用月旁,杂环用口偏旁……构建化学术语十分活跃而又相互关联的一些词素时,汉语用不同偏旁的单音节的同音字表达,例如,氨、铵、胺,可认为是汉语化学术语构词系统淋漓尽致地依从汉语特色的创造性。汉语化学术语单字的偏旁的作用与西文化学术语单词的后缀异曲同工。汉语是孤立语而非屈折语,用不同偏旁创造的这些化学术语形象地表达了这些偏旁不同的同音字在化学上的区别。将fullerene译为“砆”保持了汉语化学术语的系统性,较好地表征了fullerene是固态非金属单质的本质属性。相反,富勒烯一词很容易将这类物质误认为是化合物。笔者确也曾见到国外有的文章不自觉地这样做了,单质与化合物无论如何是不该混淆的,为什么不利用汉语偏旁的独特作用为fullerene译一个更符合汉语习惯的单字呢？6.也有认为富勒烯一词已经广泛使用近20年了,约定俗成,不必再改。笔者认为,约定俗成固然是审定术语的一个原则,但比起术语的科学性、系统性和简明性来,仍应居从属地位而不应过分强调。在我国化学术语发展史上,废弃已被约定俗成的术语的例子颇多。例如,化学元素Si的汉语命名,曾有过曲折的历史,命为硅还是矽,有过反复,至今境内外尚未取得一致意见。在境内,除“矽肺”“矽钢”外,其他含矽字的术语均已废弃了。长达半百世纪历史的“矽”尚可改变,富勒烯一词只不过近20年,有什么理由要以约定俗成为由而拒绝废弃呢？更何况矽和硅并无科学性、系统性和简明性之争,而“砆”与“富勒烯”却有着明显的科学性、系统性和简明性的差别。7.化学家创造的新汉字已经够多了,据统计,化学家先后造了四五百个新汉字,不应该再造新字来增加孩子们的负担了,这是反对将fullerene译为砆的又一理由。笔者曾为化学家为什么要造新字做过一番辩解,见《科技术语研究》2001年第2期,不再赘述。最近多次读到一些人主张不要造新的汉字,理由之一是更新计算机汉语字库太麻烦。笔者也并不是说新汉字造得越多越好,仍以为能不造的以不造为好,有时,实在必要,造它几个,也应当允许,例如,1998年7月8日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主任卢嘉锡在京公布了钔、锘、铹、、、、、、9个元素的新汉字,全是新字。有时不得已而新造汉字,也应视为对汉语的发展,不是倒退,因为造字是不得已而为之。化学术语大多是多重的复合词,为符合汉语习惯,音节不宜过长,词素或词根以尽可能短音节为好。何况砆字不是新字,是老字新用,《新华字典》和《现代汉语词典》里都有,电脑字库里也有。老字新用在化学术语里是有先例的,如钫、铍、钴、镝、菲、铊……都是老字新义,在《现代汉语词典》里都可查到其原义。一字多义是语言的普遍现象,汉语如此,外语也如此,只要同词异义用在完全不同的场合,决不会导致词义混淆或双关。砆是一个罕用的老字,赋以新义更不应有问题。8.相反,将fullerene译为富勒烯倒是会增加初学化学者的困难。君不见,在初等化学中总是先学到碳后学到烯烃,如今C60已经进入中学课本了,而且仍称为富勒烯。学生们或许不会问：何以将C60称为富勒烯？但也保不住有个爱刨根问底的孩子要问一问。那么,中学老师当何以作答呢？说其结构里有类似烯烃的C=C双键而又像建筑师富勒设计的穹顶,故而命为富勒烯,笔者有绝对把握地说,学生还没有理解前半句话的基础,因为学生是在学到元素化学的碳时见到C60的,那时既没有学过双键,又没有学过烯烃。若改为砆,回答相当简单而自然——它是固态非金属单质,故以“石”为偏旁,而音“夫”则是音译于对应英文词fullerene的第一个音节。9.在汉语化学术语中,音译西文对应术语的第一个音节或主要音节造一字,含术语系统性偏旁的单音节汉字是汉语化学术语的惯例,如化学元素名锂钠钾铷铯铍镁钙锶钡硼镓铟铊锗铋,物质或基团名氨铵胺,芳香烃名苯萘蒽菲……不胜枚举。砆是fullerene第一个音节的音译加上表示固体非金属单质的系统偏旁石,当符合构建汉语化学术语的这一约定俗成的习惯。总之,将fullerene译为“砆”保持了汉语化学术语的系统性、科学性和简明性,更符合汉语化学术语构词活跃的词素多取单音节的传统,符合汉语少音节表意的特色,而且“砆”字易教易认易写易释义不易误读无歧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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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于1991年5月下旬在北京召开了我国第一次以科技术语为主题的学术研讨会。参加会议的有来自北京、天津、内蒙、陕西等地的学者、教授共50余人。他们当中有语言文字专家周有光、叶蜚声、伍铁平等,有物理学赵凯华教授、电子学陈太一教授、自动化王子平教授等。自然科学家与汉语语言文字学专家集聚一堂,把国际术语学理论与我国实践相结合,共同探讨具有我国汉字特点的自然科学术语的理论、命名的原则和方法,这在我国还是首次。这次会议也反映出术语学作为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交叉学科属性的特点。研讨会由中国科学院数理学部主任,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副主任章综教授代表钱三强主任致开幕词。全国名委黄昭厚副主任作了《中国科技术语的规范化》的专题报告。他介绍了目前我国科技术语的现状,说明了我国科技术语审定的原则以及全国名委的审定工作规划。在两天的会议上先后有30余人发了言。物理学名词审定委员会主任赵凯华教授,在题为《国家审定公布的物理学名词》的报告中,回顾了物理学界从19世纪初以来名词工作所走过的道路,说明了物理学科学家历来有关心、重视名词工作的优良传统,直到现在一些物理学家仍然自愿组织起来每月召开例会,讨论物理学名词。报告中谈到中国物理学名词是我国传统文化的结晶,他还充分肯定了我国科技名词所走的中国化的道路,并介绍了物理学名词审定过程中力求做到准确、简明、科学性和通俗性统一的原则,以及怎样处理好专用性和通俗性关系的问题。报告还就物理学名词审定中几个订名改动较大的词作了具体说明。陈太一教授作了《从电子信息学科探讨汉字科技术语命名》的报告,他说,现代电子信息新术语的特点是数量多,诞生速度快,交叉现象多,有些可溯源,有的有任意性(如informatics等),大量使用缩略语形式。命名中要准确掌握概念;正确运用汉语复合词的组词规则;订名要简明;学科之间力求做到订名统一,但不强求统一。报告中介绍了电子学名词委员会对某些比较级术语系统命名的意见：以中文“甚、超、特、极”分别对应英文V(very),U(ultra),S(super),E(extreme)。他还建议通用名词用于专门领域,可加专业修饰词(如：信桥bridge中的“信”)。计算机技术在术语学当中的应用技术正日新月异地发展,各种类型的术语数据库在我国如雨后春笋般地出现,面对这样的形势,如何创建更先进的术语数据库是我国汉语术语工作者面临的迫切任务之一。自动化名词审定委员会主任、北京理工大学王子平教授等在这方面作了探索,并在研讨会上作了题为《具有智能前端式的自动化术语数据库(ITDBA)》的发言,介绍了他们研究的成果,例如ITDBA的总体结构;硬件环境的选择;数据库管理系统的选择;对具有智能前端式总体结构的确定;ITDBA的功能和运行情况等。关于术语数据库的问题,国家技术监督局信息分类编码研究所的金万平同志作了《术语数据库及其标准化工作的现状与分析》的发言,介绍了术语数据库研究与开发工作的特点;国内外术语数据库开发的概况及问题分析;我国术语数据库标准化工作的进展和正在制定的国家标准“建立术语数据库的基本规定”的框架。电子学名词审定委员会主任吴鸿适教授和数学名词审定委员会主任田方增研究员结合审定工作分别以“论术语的缩略化”和“关于数学名词审定工作”为题开展了研究(先寄来论文提要)。研讨会得到了语言学界的支持。著名语言学家,原语委副主任周有光教授的题为“漫谈科技术语的民族化和国际化”的论文,在会上引起反响。文章介绍了日本历史上三次大规模吸收外来文化和外来术语的特点,即第一次是吸收中国儒家文化,吸收儒家术语。第二次吸收中国佛教文化,吸收中国式的佛教术语。第三次学习西洋文化,吸收西洋科技术语。其中第三次翻译西洋术语时又经历了两个阶段,即：汉字意译(创新字和利用原汉字)和音译(用片假名)。从术语民族化到术语国际化。但仍存在难懂、难记的问题。中国吸收西洋术语也经历了创造新汉字的单音节术语阶段和创造意译的双音节术语(包括双音节为基础的多音节术语)。周有光教授在对这几种方案的优劣进行剖析比较后提出逐步实行民族化和国际化兼容的“科技双术语”,以后再进一步考虑长期的术语政策。关于汉语术语民族化、国际化我们到底走什么道路的问题,北京大学中文系叶蜚声教授在发言中提出应走“中间化道路”。他在发言中比较了按涵义(概念)订名和选用西方语言(引进的术语)的音相近的汉字订名两种方式的利弊,也说明了汉语有跨时间、跨地区和表意性的优点,他赞扬化学界学者们在吸收外来概念时采用借音的办法取得了很好的经验,他认为我们要搞仿译,既非意译也非音译,即“要垒球(softball)不要棒球”的命名方法。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伍铁平教授报告的题目是“模糊语言学和术语学”,文章分五个部分论述,即(1)术语和非术语的界限是模糊的,(2)术语区别于非术语的一个重要特征是术语中模糊词少于非术语,(3)有些术语的内涵和外延都不可能是精确的,即构成“模糊术语”,(4)对模糊术语完全可以采用循环定义的方法,(5)有些词在非术语用法中是同义词,甚至是等义词,但在术语用法中是精确词。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办公室是我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工作的枢纽,这里汇集了一些老的术语工作者和近年从事术语工作的新生力量,他们是我国术语工作的一支专业队伍。办公室的同志们在参加、组织名词审定工作的同时注意不断提高术语学理论水平,积累实践经验。这次研讨会上他们写出了10篇论文,题材广泛,内容较丰富,有一定水平。例如吴凤鸣编审的“试论我国科技术语的特征及其传统性”;卢慧筠同志的“概念体系与科技名词审定”;梁际翔同志的“汉语科技术语构词字数及有关问题初步研究”;王宝瑄同志的“中国化学物质命名中的汉字探讨”;冯宋明同志的“科技术语的主旨是概念内涵”;樊静同志的“试论汉语术语的科学命名”;李玉英同志的“漫谈科技名词订名中的几种类型”;吴俭同志的“科技术语定义浅谈”等。在研讨会上发言或提交论文的还有：国家语委高景成先生的“科技术语结合汉字、汉语的一些问题之我见”,中央民族学院语言所所长戴庆厦教授的“我国少数民族科技术语的规范化问题”,内蒙语文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吉木彦的“讨论审定统一蒙古语名语术语的一般原则”,中国术语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秘书长粟武宾的“有关术语标准化应明确的几个问题”,中科院自然科学史所研究员陈瑞平的“科技术语审定中求创新的途径”,该所副研究员董光壁的“两个科学新词分形(ARCTAL)和混沌(CHAOS)”,航天医学工程研究所于喜海的“关于科技术语译名与审定的联想”,军事科学研究院裴景峰的“关于军事术语问题”,天津师范大学刘仲林副教授“跨学科与交叉学科的术语”,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编辑王渝丽的《论海峡两岸术语的统一》等。术语学(terminology)是一门较新的交叉性学科,目前国际上已形成四个学派,即德国、奥地利学派,加拿大学派,捷克斯洛伐克学派和苏联学派,他们共同之点是都属于拼音文字。我国的汉字是世界优秀文化传统之一,随着汉字信息化技术的迅速发展,汉字的优越性将更为人们认识。汉字是联合国的工作语言之一,汉字文化圈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以上。目前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已聘请了约一千六百多位各学科专家开展名词审定,国内还有很多部门的专家学者从事或关心名词术语工作。这次研讨会仅仅是术语研究的一个良好开端,全国名委以后还将继续组织这样的活动。我们应该在吸收国外先进科学的同时更加注意研究总结有我国汉字特点的术语学理论、原则和方法,努力为弘扬汉字文化而作出一代科学工作者的贡献。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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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发展 ,会不断出现一些新词和外来语 ,这些词语的中文名称会因学科、地域而异 ,乃至同一学科也不完全统一。技术进步和认识的深化 ,要求将科技术语逐步统一 ,使之规范化。可以说 ,科技术语的规范、统一是人们进行学术交流的基础。化学科学中的术语十分丰富、复杂 ,本文以《科技术语应具有的若干特性》① 阐述的原则为依据 ,列举化学术语的一些尚有分歧和认识不明确的具体实例 ,进一步说明化学术语应遵从和具备的若干特性 ,以求认识上的一致 ,进而求得术语用词、用字的准确、统一和规范。化学科学一些常见术语的基本特…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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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化学是一门历史悠久又富有活力的学科。几个世纪以来,化学物质逐渐被大量发现,目前已知的化合物就有几百万种,这样多的化学物质如何给予科学的定名,是摆在化学家面前的重要课题。1892年在日内瓦召开的国际会议上,制定了日内瓦原则,为化学系统命名奠定了基础。我国近代化学发展较迟,直到1934年当时的教育部才公布了《化学命名原则》,这是我国第一部较为完整、系统的化学命名文件。这个《原则》到现在已有半个多世纪了,其间虽进行过多次修订,但大多数原则一直沿用至今。而化学术语应当如何制定？是根据汉语的内在规律,制定符合汉语习惯的命名方法,还是全部采用或部分采用外来语制定化学术语,一直存在着不同意见。本文着重研讨化学术语的制定方法。二、化学术语的造字问题化学是人类在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它使用的术语是对新事物概念地描述,一般不能用常见的词语所替代。而我国化学家经过了几十年的潜心研究,制定了约200个左右化学新字,用来命名千百万种化学物质。这些新字包括105个元素名称和近百个词根字,解决了几百万个化合物名称的命名问题。词首字和介词,严格讲不属于化学新字,它们大都是汉语中的常见字,只是在化学命名中给这些常见字,赋予了新的科学内涵。三、元素用字目前元素周期表中列出了109个元素的名称和符号,1至105号元素的名称都是独体汉字,从原子序数106号元素起就不再使用独体字作为名称,而称为“第×××号元素”。归纳起来元素名称用字有以下几个特点：(一)使用固有的汉字金(Au)、银(Ag)、铜(Cu)、铁(Fe)、锡(Sn)、硫(S)等,这些元素用字在我国古代文献中如：《汉书·食货志》、《说文解字》、《神农本草经》等都有记载,它们的字形结构成为以后新元素名称的造字依据。(二)沿袭固有汉字制定的新元素名称元素固有汉字的造字方法都是左右结构的合体字,属于形旁和声旁组合而成的形声字。因而给以后发现的新元素命名时,大体上按照这样的规律造新字。如：锂(Li)、钠(Na)、钾(K)、铷(Rb)、铯(Cs)、钫(Fr)均为金属,故形旁为金,声旁按国际通用名称谐音。砷(As)、硒(Se)、碲(Te)、碘(I),是非金属形旁为石,声旁也大多为谐音。(三)会意造字用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形旁合在一起表示一定的事物。氢、氯、氮、溴、碳等都属此类。“氢”表示一种最轻的气体,“氯”表示单质状态下是绿色的气体,“氮”表示空气中的氧被冲淡了。这些字中气字头是一个形旁,另外一个形旁是与文字所代表的意义有联系的字符,以上例子中取“轻”字中“圣”、“淡”字中“炎”、“绿”字中“录”作为形旁与气字头组成了“氢”、“氯”、“氮”。“溴”在通常状况下是棕红色液体,它的英文名(bromine)来自希腊文brōmos是恶臭的意思。“溴”字汉文订名从水从臭,是比较典型会意字。“碳”字也属会意字,碳元素的拉丁名称为Carbonium,来自“carbo”一词是煤的意思,故用“石”加“炭”而会意。(四)元素名称中造字比较特殊的例子“氧”曾叫“养气”,表示滋养之意。并根据会意法造过“”字,后因笔画繁杂,“”字演化为“氧”失去了会意的意义。“汞”是我国古代文献中“澒”(读汞)的读音,曾使用过“”字,后又将金字旁去掉直接使用“汞”字,是目前唯一没有“金”偏旁的金属元素名称。“硅”的拉丁名称silicium,来自“silex”一词是石头的意思,我国曾从音译为“矽”,后因“矽”与“硒”、“锡”同音易混,故将“矽”改为“硅”,“硅”字是由日本字“珪”演化借用而来。(五)借用古字在元素名称中,有些形声字如：钉(Ru)、钫(Fr)、铋(Bi)、钯(Pd)、钐(Sm)、铂(Pt)、镝(Dy)等,这些字在汉语古字里均可以找到,但作为元素用字,它们都已失去了原有的意义,而赋予了新的概念和读音。作为新的化学元素名称用字出现。四、化学介词化学介词是代表化合物中基本结构组分间互相结合关系的连缀词。在使用中当名称所反映的结构关系不会混淆时,介词可以省略。化学介词最重要的有8个：(1)“化”表示简单的化合,如原子与原子化合成分子或两个基之间的化合。(2)“代”①表示取代了母体化合物中氢原子。②表示硫(或硒、蹄)取代了化合物中的氧。③表示有机化合物中母体化合物碳原子上的氢被其它原子或基团所取代;硫原子置换了碳原子上的氧原子或置换了羧基碳原子上的氧原子。(3)“合”表示分子与分子,分子与离子相结合或加成产物命名时使用的介词。(4)“聚”表示相同或不相同分子聚合时使用的介词。(5)“缩”表示相同的分子之间失水、醇、氨等小分子而形成的化合物。(6)“并”表示两个或多个环系之间通过两位或多位相互结合而形成稠环所用的介词。(7)“联”表示相同的环系彼此间以单键或双键相联而形成的集合环所用的介词。(8)“杂”用于无特定名称的杂环、多环、螺环的杂环环系命名时所用的介词。以上8个介词用字均选自常用字而赋予了特定的含义。在化学名词中以往不止此8个介词,尚有“络”、“替”、“换”、“取”、抱”、“逐”、“赶”等。后经过长期使用实践,一些意义相差不多,难辨易混或可用其它介词或符号、位次标记等所代替的介词被废止。这便使化学介词得以精简,易学易记,便于使用和交流。五、化学同音字汉语普通话共有1300多个音节,汉字字数如果按1万字计算,平均每个音节要负载7.5个字,这说明汉语同音字是无法避免的。在化学新字的制定过程中,尽量回避同音字,特别是元素同音字。目前使用的105个汉字,它们的读音如果相同,就要造成混乱”如：14号元素曾定名为“矽”(读夕)是合体谐音字,但与34号元素“硒”、50号元素“锡”等读音相同易混淆,1950年化学名词小组将“矽”改为“硅”(读归),“硒”与“锡”根据新华字典仍同音,为此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在“化学用字及读音”讨论会上,建议国家语委汉字正音委员会,将“锡”字按北京语音读席,就可以解决目前元素用字同音的矛盾。化学根词如“氨、胺与铵”,“氰与腈”,“肼与”,“胂与”,“膦与”等五组化学用字为避免同音,曾按四声加以区别,如：“氨”读安、“胺”读俺、“铵”读暗。但在长期使用中,很少有人按这个规则读音,因为在组成化合物或官能团的名称时,如氨气、氨基、苯胺、氯化胺,不会因为读音相同而产生误解。这类词与汉语中一般同音词是相同的,属同音异形词,如在一般汉语中“泛、饭、犯”和“生、升—笙”等在使用中都有严格的约定,比如说“吃饭”、“学生”不会有人使用泛或犯来代替“饭”,也不会用升和笙来代替“生”,否则就是错别字了。六、音译词和意译词(1)化学用字中,音译词占的比重较大,前面已经介绍的元素新字中,左形右声的合体字都属于音译词。化学根词用字大多也是音译词,如芳香烃的特定名称中,“苯”(benzene)读本、“萘”(naphthalene)读奈、“蒽”(anthracene)读恩、“菲”(phenanthrene)读非、“茚”(indene)读印、“薁”(azulene)读奥、“苊”(acenaphthylene)读厄、“芴”(fluorene)读勿、“苉”(picene)读匹、“苝”(perylene)读北、“芘”(pyrene)读比、“”(chrysene)读屈等。这些音译词都是单音词,而且就译音而言也是取外文名中的部分音节,并非全部音节的音译,使这些单音词构成的成千上万个化合物的名称,不致过分冗长。杂环母核的特定名称所创新字,多是由形旁和声旁组合而成的形声字的多音词,其声旁则为外文名称的音译如：“噻吩”(thiophene)、“呋喃”(furan)、“吡喃”(pyran)、“吩嗪”(phenoxathin)、“吡咯”(pyrrole)、“咪唑”(imidazole)、“吡唑”(pyrazole)、“吡啶”(pyridine)、“哒嗪”(pyridazine)、“吲嗪”(indolizine)、“吲哚”(indole)、“吲唑”(indazole)、“嘌呤”(purine)、“喹嗪”(quinolizine)、“喹啉”(quinoline)、“酞嗪”(phthalazine)、“萘啶”(naphthyridine)、“喹喔啉”(quinoxaline)、“咔唑”(carbazole)、“咔啉”(carboline)、“菲啶”(phenanthridine)、吖啶(acridine)、“菲咯啉”(phenanthroline)、“吩嗪”(phenazine)、“噻唑”(thiazole)、“吩噻嗪”(phenothiazine)、“唑”(oxazole)、“吩嗪”(phenoxazine)以上这些名称都是来自外文名的译音。在订名时考虑了这一系列名词用字的一致性。如在化学结构中含氧原子用“”、含硫原子用“噻”、含氮六元双环一般用“喹”。另外,外文词尾“－zole”用“唑”、“－zine”用“嗪”、“－line”用“啉”、“－dine”用“啶”,这样的订名在一定程度上与结构和外文产生了有机联系,便于掌握。(2)外来词中的半译音半译意的词,严格讲第(1)项列出的单音词和多音词,已含有半译音半译意的性质。在元素名称造字时就已规定,元素单质在通常状况下,气态者偏旁从气;液态者从水;固态的金属元素从金;固态的非金属元素从石。化学词根用字中,如芳香族化合物一般从草字头、杂环化合物加口字旁来表示。化学用字里还有不少双音词,半译音半译意,如脂环母烃中“蒎烷”(pinane)、“烷”(thujane)、“葑烷”(fenchane)、“莰烷”(camphane)、“富司烷”(fuscane)等,这些名称中是前面为音译后面“烷”字为意译。另外,若根据物质来源命名则另有一套译意名称如：松节烷、侧柏烷、小茴香烷、樟烷……(3)在化合物名称用字中,还有一些是根据该化合物的形状译意的,如：冠醚、轮烯等。七、会意字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形旁合在一起表示一定的事物,叫会意字。元素用字中的会意字本文第三部分中已作了介绍,在化学根词用字中“羟”、“羰”、“羧”、“巯”也是按会意法造的新字。“羧”字是由氧和氢的形旁合在一起表示氢氧基,“羰”字是由氧和碳的形旁在一起表示碳氧基;“羟”字是由氧和酸的形旁合在一起表示含氧酸基;“巯”字是由氢和硫的形旁合在一起表示“氢硫基”,这几个字的读音一般是按组成的形旁字的切音读音,如：碳氧切音读汤,氢硫切音读球,氧酸切音读梭,其中“羟”字按氢氧切音应读抢,但习惯上读枪是个例外。有机化学中“烷”、“烯”、“炔”也属于会意字,形旁火表示烃类化台物,另一个形旁完、希、央分别表示链或环的饱和程度,“烷”指化合物中化合价全部得到满足,即碳—碳之间以单键相连,“烯”表示少一个氢原子,以双键连接,“炔”表示缺少两个氢原子,以三键相连。有机化学中化学根词用字较多,大部分是以偏旁会意,含氧化合物用酉字旁会意,如：醇、醛、酮、醚、酯、酐、酚、醌等;含氮化合物用月字旁会意,如：胺、肼、脒、胍、肟、腈、胩、脲等。这两组词除偏旁会意外,或假借或谐音,严格按照会意法造的新字并不多。磷、砷、锑的烃化物：膦、胂、,非金属的四价根：铵、、锍、、、均属于用会意法造的字。八、象形字象形造字是我国古文字的造字方法之一,但作为近代科学造字方法是不妥当的,特别是化合物的结构都是微观的,用象形法造字不能充分表达出所指概念,因此,在1932年我国第一部化学命名法中就规定了不重象形的原则是完全正确的,实践也证明了这一点,如50年代化学曾创用了一个“甾”字,这是个典型的象形字,“甾”字下面的田字代表四个环,上面的三个角代表环上的三个支链,可谓用心良苦。这类化合物当时生物化学已经使用“固醇”,但出于想缩短名称,造了独体字“甾”,虽在化学中得到应用,因其字形怪异,难认难读,一直未被其它学科采纳。后有根据象形法造了一个“”(读音雷)字表示由四个环组成的化合物就没有推广开来。九、词首用字化合物名称之前加某词首用字来表示其不同的化合状态。归纳起来有以下几个：正、异、亚、次、高、过、全、新、伯、仲、叔、季等。这些字虽都属于常用字,但在化学命名中赋予了新的含义,有些字在无机化学和有机化学中还有不同的意义。如：“正”字在无机化学中表示在通常状态下较为常见的价态组成的化合物,在有机化学中表示直链烃以及官能团位于链烃末端的化合物。“亚”、“次”、“高”、“过”等,在无机化学中相对“正”字而言,比常见价态高的用“高”、“过”,比常见价态低的用“亚”、“次”。在有机化学中“亚”字表示一个化合物从形式上消除两个单价或一个双价的原子或基团,“次”字表示一个化合物,在形式上消除三个单价的原子或基团,不难看出这些词首用字的使用是非常严格的,在特定的条件下有着特定的内涵。再如：“伯”、“仲”、“叔”、“季”是汉语里序数词,而在有机化合物里用来表示链异构或碳原子不同取代程度的形容词,而“新”字又是专指具有叔丁基结构的链烃化合物。“全”字指链烃中的氢原子全部被另一种原子所取代而专用的词首字,如：全氟乙烯就是乙烯分子中的氢原子全部被氟原子所取代。词首用字在化学命名中占有重要的位置,初学者往往因为对词首用字的含义了解不够,而出现张冠李戴的现象。十、系统名和俗名化学物质有两种命名方法。一种是能完全地表达出化合物分子组成结构的名称,叫系统名,如：甲酸、乙烷、丁醛、氯化钠等。另一种是不能表达(或不能完全表达)化合物组成结构的名称叫做俗名,如：消石灰、石膏、芒硝、苏打、烧碱、升汞、阿托品、阿斯匹林等。上面几节介绍的都是制定系统名时所必需的条件,如把化学物质的基本构成部分各给予一个名称(包括：元素名称、根词等),然后把这些基本构成部分的名称通过相应的介词连接起来构成能反映化合物结构的系统名称。俗名的种类很多,商品名、工业名称、化学系统俗名、生化系统俗名及独立俗名都属俗名。(1)商名是商标名和商品名的总称,商标名带有注册商标性质,不属于化学命名中讨论的范畴,商品名是指具体的商品名称,有些商品名是由商标名演化而来,如我们常说的尼龙(Nylon)就是聚酰胺纤维的商品名,另外商店中出售的明矾、海波、胆矾等,药店出售的苯巴比妥、非那西丁、利眠宁、利血平等都是。(2)工业名称是按工业使用方法或作用取的俗名以便于使用,如：染料工业名称中的硫化棕、油溶黄、酸性绿等。(3)化学和生物化学中的俗名,在本文第六部分介绍的芳香烃母核和杂环母核的特定名称,都属于外文俗名的音译名,但在订名时考虑了音节的音译用字的代表性和一致性并与外文读音和化学结构产生一定联系,故属于系统俗名。生物化学中也是根据其含义选择某一种或数种特性为根据而分类制定了系统俗名,这些物质有的结构并不复杂(如：氨基酸),但大数结构复杂(如：维生素、激素、核酸、糖类等)或结构不明(如：蛋白质、酶等)。(4)独立俗名这是与系统俗名相对而言,这类俗名大多在初次发现时或此后由别人另取的不成一类的名称,它们的定名往往是根据来源、产地或外文俗名的音译名称,如：单宁、蚁酸、醋酸、胆碱等。这类名称中生物碱最多。如：adhatodine取自植物Adhatoda vasica,Adhatoda是鸭嘴花属,故将adhatodine定名为“鸭嘴花碱”。除以上介绍的系统名和俗名外还有一种简名。在制定简名的时候要特别注意不能使简名与某系统名相混淆。如“磺胺”是“对氨基苯磺酰胺”的简称。它是磺胺类药物中最简单的一种,用它可以命名为数很多的磺胺类药物,大大缩短了这类衍生物的名称。十一、拼音化和借用语汉字的拼音化对汉语化学术语的制定,也有着一定的影响。建国初期就酝酿了文字改革,提出简化汉字和汉语拼音化,并于1958年正式公布了“汉语拼音方案”,对化学命名也提出了新的要求。1956年《光明日报》开辟专栏讨论化学名词如何整理和改革,当时不少化学家和语言文字专家发表了不少意见,出现了两种极不相同的认识,一种意见是忽视学科发展和文字改革有关的要求,另一种意见是无视化学命名原则是我国科学家近百年来心血的结晶,否认它的优点离开当时全国都在通用的现实,要求全盘拼音化。实践证明这两种意见都有偏颇。在这样大的社会环境下,从50年代到80年代这样长的时间里,对化学命名原则也提出了多种拼音化的修改方案,有的进一步提出直接吸收外国语作为“借用语”。概括起来有以下几种意见：(1)全盘拼音化即废除现有的方块汉字命名方法,用汉语拼音字母按一定规则转写英文化学名词。(2)部分拼音化,对国内已通用的命名方法,用汉语拼音拼写,未定名者按(1)项办法转写。(3)采用“借用语”,选择一种较为通用的外文(如英文)的化学物质名称,直接使用,作为汉语中的“借用语”,并制定一些规则,按汉语拼音方案读音。综观上述方案,重要的一点是方块汉字能否为拼音文字所替代。近年来汉字研究有了很大的进展,对汉字与拼音文字进行了系统的比较和研究,认为汉字与拼音文字各有其优缺点,汉字是形音义的统一体,可独立使用,也便于辨别同音字,且具有一定的超时空性,有利于继承前人的文化遗产和使用不同方言地区人们的交流,但汉字本身也存在着字数繁多,结构复杂,其表音系统也欠完善,给学习和使用带来不便。拼音文字字母数量有限,拼音规则简易有规律,特别是在文字检索和信息处理上比较方便。由以上的对比可以看出汉字的优点正是拼音文字的缺点而汉字的缺点正是拼音文字的优点。另一方面汉语存在着多种方言,因而推广普通话是拼音化的先决条件,但推广普通话是一项长期的历史任务,在没有取得广泛切实的成效以前,不可能考虑改用拼音文字。化学是自然科学的一门基础性学科,与其它学科相互渗透和人们日常生活也发生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而仅化学单独将术语改用拼音文字是不利于交流和推广使用的。十二、海峡两岸化学命名的差异近年来海峡两岸科技文化交流日渐频繁,统一两岸的科技名词呼声很高,笔者对两岸的现行化学命名方法,做了初步探讨。海峡两岸生活着同根同源的炎黄子孙,由同样的文化传统所造就,特别是在30年代还遵循共同的命名方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大陆与台湾相互隔绝了近三十年,很少交往,随着科学的发展海峡两岸分别对化学命名原则不断地修订补充,两岸现行原则的差异亦在于此。(一)元素用字的差异：(1)1944年原则中包括92个元素,这些名称大部分是相同的,后来国际上将43、61、85、87号元素分别改订了名称,为与国际上命名相一致两岸化学家也相应进行了修订。(2)93号以后的元素名称是海峡两岸各自订名,虽有些相同,但不一致的名称较多。由以上列出的元素名称对照,可以看出锔、镄、钔、锘、铹两岸订名是一致的,其它不一致的也是同音或读音相近,但选用的声旁汉字不同,所用的造字方法均为左形右声的形声字,但由于汉语的文字丰富,同音字较多,因而选字的余地也大,再加上两岸的长期隔绝,才出现了不一致的情况。如：99号元素的命名大陆也曾考虑过使用“”字,字虽能表示纪念爱因斯坦的意思,但在此前物理界已把“钍－230”(Ionium)订名为“”,故选用了“锿”字也避免了与85号元素“砹”同音。(3)简化字与繁体字,从50年代开始大陆提倡简化字。1953年,当时的化学名词小组就将使用频度很高的“醯”字因笔划繁多,读音又与“烯”字相同等原因,改为“酰”(读先);另外,“醣”与“糖”可以相通,没有造字的必要;“硷”与“鹼”均简化为“碱”在使用中并未造成误解;第14号元素“矽”因与“锡”、“硒”同音,后决定改“矽”为“硅”。(4)103号以后元素的命名：104号元素和105号元素大陆分别订名为“”(Rutherfordium)和“”(Hahnium),这两个名称是为纪念英籍新西兰物理学家欧内斯特·卢瑟福(Rutherford)和德国科学家哈恩(O·Hahn),由美国科学家订的名称。前苏联科学家曾将104号元素订名为Kurchatovium(),用来纪念前苏联科学家库尔查夫(I·Vasilevich Kurchatow),将105号元素称为Niels－bohrium(铍),以纪念丹麦科学家尼尔斯·玻尔(Niels·Bohr)。这在某种程度上引起了混乱,为解决这一争端,自1971年以来国际纯粹与应用化学,曾多次开会讨论,均未能解决。为此,该联合会无机化学组于1977年8月正式宣布以拉丁文和希腊文混合数字词头命名100号以上元素的名称,终止用科学家的姓氏来命名新元素,这样就从根本上解决了以后发现的新元素的命名困难,并规定了新元素符号采用三个字母,以区别已往元素所采用的一个或两个字母的办法。具体办法是：0=nil、1=un、2=bi、3=tri、4=quad、5=pent、6=hex、7=sept、8=oct、9=enn,并规定新元素不论是金属还是非金属,在数字词头后均加词尾－ium,如：104号元素名称为unnilquadium。符号为Unq。故大陆106号元素以后的新元素也不再采用单音字命名,直接使用“106号元素”、“107号元素”……。(二)根词用字的差异大陆在历次修订命名原则中,考虑便于使用和学习,主张尽量少造新字。因此目前台湾命名中的“”、“”和“”“録”、“”等虽然与以前造字方法有沿续性,但考虑到可以用其它方法命名,就没有再造新字。芳烃化合物的特定名称中,“”和“芴”是1944年原则的定名,台湾化学家又分别定为“蒯”(chrysene)和“茀”(fluorene)与之并用。复杂的芳烃可视为苯环以相邻两个碳原子并合而成直长形分子,大陆用“并几苯”,台湾用“稠几苯”有着微小差异。芳烃环上的氢被烃基取代后的衍生物俗名,大陆没有另造独体新字,直接使用系统名如：异丙苯、二甲苯、对甲异丙苯。这些名称字数不多使用方便,没有另取俗名,台湾方面根据国际俗名音译定了“芡”(cumene)、“茬”(xylene)、“”(cymene)与系统名并行使用。杂环系的命名,除杂环母核的特定名称,如：噻吩、吡咯、咪唑、吲哚、嘧啶、嘌呤、喹啉、咔唑、吖啶等两岸使用相同的名称,对非特定名称的杂环及其衍生物,国际上有两种命名方法。第一种是“杂”字命名法,第二种是汉栖—魏德曼(Hantasch－Widman)系统命名法,大陆采用第一种,台湾使用第二种而且制订了大量的新汉字与外文的词头和同干相对应,现列出供参考：(三)新学科术语的差异近年发展起来的分支学科如：高分子化学、立体化学等学科中的术语订名两岸不一致的较为突出,现以高分子化学为例作一简单的对照：由以上两岸订名的对照可以看出,虽然这些名词在遣词用字上有所差异。但他们都能比较明确地表达所描述事物的内涵。形成了各自沿用的汉语同义词。两岸在化学名词术语中,既有同又有异,通过两岸化学家交往不断深入,相互了解,共同切磋,对某些订名有差异的名词展开讨论,逐步达到共识,共同制定出更为符合汉语规律和规范的化学术语,为繁荣中国的化学科学作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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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义耳把化学确立为科学”是恩格斯的名论断之一，我国学 义耳在《怀疑的化学家》中提出了科学的元素定义，从而“把化学确立为科学”。但是，据对原始献的研究，发现波义耳根本就没有提出过什么科学的、近代的元素定义。他根本上怀疑元素的存在，因此，上述见解肯定是错误的。那么，如何理解“波义耳把化学确立为科学”呢？本考察了波义耳的作《怀疑的化学家》和他的机械论哲学（或称微粒哲学）的主要论点，提出：波义耳建立了机械论化学，从而“把化学确立为科学。”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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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术语在立足于概念的定名上要遵循“科学性、系统性、简明通俗性”的“三性”原则。要处理好“三性”的关系,并非内容。在对具体的某个术语上,科学性与通俗性,特别是与通俗性所延伸出来的约定俗成有时是相矛盾的,这就要认真研究,扬长避短,在某一方面作出些让步,使其定名符合大家所需,术语才能有生命力。我们讨论、研究的是中文科技术语的定名,但在今天所处的时代,我国经济在改革开放以来,处于腾飞的阶段,产生于发达国家的大量先进科学技术,随着国际交流的频繁,源源不断地传入中国,相应承载着大量科技信息的外文科技术语也源源不断地流入中国,因此我们的工作有相当一部分是如何定外文术语(多数是英文术语)的中文名？从外文到中文有个翻译问题,在翻译上外文术语是意译还是音译？就几年来审定工作的体会,谈谈定名与译名的问题与大家商榷。一、坚持科技术语定名的“三性”原则术语是反映某个专业领域内一具体事物概念的称谓。因此立足于概念是术语定名的“纲”亦是讨论“三性”原则的核心,不论中文、英文术语应反映概念的内涵。我们遇到的大量英文术语的确是反映了概念的内涵,在这种情况下,译名用意译与我们的定名原则是一致的。二、符合汉字特点遵循中文习惯汉语文字是中国几千年文化发展的巨大财富,取之不竭,用之不尽。汉字在组词中,不但每个字都有独特的含义,而且据专家统计与西方文字相比,汉字单词、单字承载的信息量大大超过西方拼音文字。近年来,汉字已突破进入计算机的大关,这将使汉字以新的姿态登上世界文化高峰。我们在审定中文科技术语时,应选好汉字,使中文术语简明、上口、发挥出汉字的独特优势。在明确了英文术语概念内涵、选定中文术语用字时,必须仔细推敲每个字所承载的信息及意义。在这方面,我国物理学界老前辈为我们树立了榜样,他们所定的物理学名词组成中华民族优秀文化遗产的一部分而造福于子孙万代。例如,今天众所周知的“damping”即为“阻尼”。在中国古汉语和近代汉语上并没有“阻尼”这词,“尼”有阻止、阻拦的意思。明代高攀龙《三时记》：“明日大雪,思湖上之胜,神兴飞午。而苍头倦游,卒为所尼”〔1〕。30年代中国物理学会名词委员会的几位物理学家根据“振动的物体在能量逐渐减小时振幅也相应减小”的概念,苦思冥想琢磨研究应选用的汉字,造出了“阻尼”的词,用字选词之妙,流芳千古。中国是有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几千年特有的社会背景必然影响到华夏文化,使中文有许多不同于西方文字的习惯。这种习惯用法在英文术语意译时必须注意到,有些场合下就不能逐字直译,例如,“parent nucleus”(衰变前的原子核),其中文术语定为“母核”,而不能是“父母核”或“父核”。“daughter nucleus”(衰变后的剩余核)只能是“子核”而不作“女儿核”。三、英文单词的多义性有些英文单词是多义词,碰到这类词,应仔细考察其在不同场合不同领域所反映的概念内涵而定名,不能就其一含义一用到底,这种不妥当的现象在科技术语中还是不少见。例如：saturation作为“饱和”在许多场合下是对的,它反映在一定条件下,某物理量(如溶度、湿度、电流、电压……等)不再增加的性质。中文词“饱和”恰当地反映了这特定的概念。但在光学中表示颜色显现的程度,在英文中亦是“saturation”,显然中文名就不能还用“饱和”。“彰”有明显、显著、显扬、显露、表彰之义。恰当地反映了颜色显现的现象。我们选用“彰度”表达光学中的这个概念。因此同一英文词saturation在不同领域就有两个不同的中文术语,他们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概念的内涵。又如adiabat绝大多数人都译为“绝热”,它反映没有热交换的情况,温度没有变化,用“绝热”是对的。但这也是及其一面不及其二。在有的情况下,它反映了渐渐缓变的过程,这就与“绝热”毫不相干了。我们翻开汉语大词典,“浸渐”谓渐变的过程。汉代王充《论衡·道虚》：“且夫物之生长,无卒成暴起,皆有浸渐。用“浸渐”表示adiabat的另一个意义是多么的确切,因此对英文多义性单词区别对待给出中文定名是必要的。四、复合词的缩并近代的科学术语中,复合词有愈来愈长的趋势。我们定名时尽量缩并字数,以求简短术语的全名暂且定长一些,其中包含解释性字眼。大家用惯了以后,就可以改用简称。例如,full width at half maximum,其意义为一有波峰分布的函数,在波的最高峰值一半之处波峰分布的全宽度。因此全称应为“半峰高全宽度”,简称定为“半高全宽”。复合词light amplification by stimulated emission of radiation的中文定名“激光”是缩并最成功的例子之一。它的英文缩写词为laser。对很长的复合词,英文词已有通用的缩略词,现已引用在中文术语中,给应用带来了许多的方便,如：MOS电路(金属氧化物半导体电路),FORTRAN语言,BASIC语言(两种计算机编程语言)。我们认为在科技领域,随着科技高度发展,科技术语适当地引用英文缩写应当允许,这使许多冗长的复合词变得简洁,容易上口,也便于各领域内的国际交流。以上谈的几点反映了外来科技术语定名的部分原则问题,还有许多具体问题则有待具体术语具体分析决定。譬如音译问题,我们原则上不用音译。如动乱年代所用的“维他命爱、皮、西”早已为大家所抛弃,但有些场合又选用了已通用的音译词,如夸克(quark)。我们希望通过有计划的,系统地对科学外来术语定名,建立一套符合中国国情,保持有中国文字特色的科技术语。我国是发展中国家,在学校讲台上,能用本国母语讲述现代科学技术是我国的骄傲。今天,我们立足于前人的基础,运用祖先留下的丰富文化遗产,做好现代外来科技术语的定名工作,为我国科技腾飞做贡献。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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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科技术语的汉字学基础汉字、汉语是世界上最悠久的古老文明的瑰宝,是东方灿烂文化的象征,这一优秀文字善于表达深邃的哲理概念。远在春秋战国时代诸子百家的著述与论坛中留下了精辟记载;善于表达或发掘深沉细腻的情感,历代诗词歌赋中,蕴藏着生动的蓄意和叙情;善于记述和传播精确微妙的知识内容,浩如湮海的古籍中记载有大量而丰富的古代科学技术知识,显示着中国古代学者们创造性思维的科学内涵。根据西安附近发掘西周古都镐京出土文物判定,中国文字始于黄帝时代(距今4500－5000年)〔1〕。关于汉字起源与演变的研究,有着光荣的传统,早已成为一门独立的学问。古代称之为“小学”,清代末称之为“文字学”;新中国成立后的50年代称之为“汉字学”。其分类有历史汉字学、现代汉字学以及外族汉字学三大类。现代汉字学主要研究汉字学系列、汉语、汉字的形、音、义,汉字计量、汉字电子计算机技术与编码,传声技术以及汉字的信息值等〔2〕。现代科技术语虽然系应用术语学的独立分支,而从学科体系来说,应归属于现代汉字学系列之中。这就是说,研究我国科技术语,包括翻译活动中的术语创译法,都要建立在汉字学的基本知识之上,确切反映所指事物内涵,才能做到信、达、雅的高标准。这正是我国术语及其翻译的优良传统所在。众所周知,相当一部分科技术语源于翻译活动,我国翻译活动,最早始于西周,秦代出期现了最早的翻译机构——译场〔3〕;汉代佛经传入中国,翻译事业大兴。桓灵之世就有著名翻译家安世高、支,东吴的支谦、西晋的竺法护等〔4〕都可说是精通古汉语,几乎都可称之为六朝的文学大家〔4〕;唐代达到繁盛时期,以玄奘(602－664)之《大唐西域记》为代表。他们训释清晰,用字巧妙,充分反映出所指概念的内涵,达到比较高超的翻译水平。明代徐光启(1562－1633)在翻译《几何原本》时,以他文采素质,根据原文含意,释订出反映数学的一套汉字数学名词,至今尚在沿用,诸如：点、线、面、直角、钝角、锐角、多边形、四边形等;此外,李之藻(1565－1670)、徐寿(1818－1884),李善兰(1810－1882),华蘅芳(1823－1902)等〔5〕,他们在天文学、数学、物理学、化学、地质学,以及应用科学方面,以他们高超的中国古汉语、古文字学的素养,按照汉语、汉字的规律和特点,借助外国汉学家的口述(他们之中,几乎都不懂外语),确切地译定出我国早期,表达古代科学内涵的科技术语,有许多术语还是创译而延续至今。试举几个例子,以作探讨。“化学”一词的翻译,据科学史专家们的考证〔6〕,最早源于阿拉伯语al－kimiya,而语源却从中国炼金术传入,演变而成,阿拉伯语kim,从读音上很接近中国金字,al是阿拉伯语的冠词,因此,把al－kimiya,作为“金液学”,其语源来自中国金丹术衍生而成。中国炼金术通过阿拉伯传入欧洲,逐渐转化欧洲语词Al－chimy,衍生法语Chimie,德语Chimie,英语Chemistry。1.关于“化学”一词的翻译和使用,早有袁翰青〔7〕教授、潘吉星教授〔6〕专文讨论,最早是在18世纪中叶,从欧洲,以译音方式传入,当时译为“舍密”,像1788年出版的《葛氏舍密》,1827年出版的《苏氏舍密》,而最有影响的要算是1857年出版的《舍密开宗》。而“化学”一词的翻译和使用据考证：大约在1857年英国汉学家伟烈力亚(Wylie Alexander,1815－1887)主编《六合丛谈》中正式使用,在这以前,英词传教士韦廉臣(Williamson,Alexander,1829－1890),在编纂《格物探原)中,曾试译汉语“化学”一词。相继才有《化学分原》(1872)《化学指南》(1873),到傅兰雅(John Fryer,1839－1928)和徐寿(1818－1884)翻译出版《化学鉴原》才更为普遍使用“化学”一词。过去一段时间内,国内有些学者误认为“化学”一词是由日本转译而来,这是应予以纠正的,从1967年日本学者坂口正男发表的《关于“舍密开宗”的化学命名法》一文中,明确地表明“化学”一词是由中国传入日本。2.“地质”一词也有同样的误传,众所周知欧洲文字“Geology”一词,最早来自于古希腊,中世纪的拉丁文为geologiam,欧洲文艺复兴时演变为geologia,都不是现代地质学的概念,18世纪出版的《英语词典》(1755年)中解释为“地球的总学说,地球的状态和性质的知识”;1779年瑞士学者索修尔(Horace Benedct de Saussure,1740－1799)在《阿尔卑斯山旅行记》一书中,首次使用“geology”一词来表达近代地质学的科学概念〔8〕。而汉字“地质”一词,据李鄂荣教授的考证〔9〕,认为是1852年英国伦敦会教士慕维廉(Muichead William,1822－1900),用汉文撰字的《地理全志》上,正式使用和创译。《地理全志》共为上下两编,下编第一卷,即为“地质论”,其中“地质志”一节,即为阐述地质学近代概念的篇章。文中写道：“察地之土分文、质、政三等……,所谓质者,即地质之意,系地球之形质、以至盘石……,地层的层系及其中所载生物草木之遗迹,海底之变迁等”。这之前都以地学,金石等代表地质学概念。一直到新中国成立后,地质界一般都认为,汉字“地质”一词,源于1903年鲁迅以索子笔名发表的《中国地质略论》为来源,由于当时鲁迅是在日本留学,故而认为是从日本转译而来;1983年日本弘文堂出版的《科学技术史事典》中,“地质学”条目中,仍说：“把geology译为“地质学”是日本人箕作阮甫所创,这是应该纠正的;70年代末,一个日本代表团访华时,在一次有中国地质学史专家参加的座谈会上,一位日本学者曾表明汉字‘地质’一词是从中国引进,在1859年日本引进了《地理全志》一书,同时提及该书下编之“地质论”之“地质志”一节,并说该书对日本明治维新时期,传播地质学知识起过启蒙作用。3.“植物”一词,古籍中早有出现,而代表近代植物学概念的术语,要首推1847年李善兰和韦廉臣编译的《植物学》〔10〕,这本书是很据英国植物学家林德莱(John Lindley,1799－1865)著《植物学纲要》(Element of Botany),最早把“Botany”创译为“植物学”。1867年才在日本翻刻,1875年译成日文,为日本所采用。在这以前日本学者将“Botanica”译成植学,诸如宇田川榕1835年发表的《植学启原》,1870年的《植学译签》以及1875年小野职悫的《植学浅解》等,在日本也有的学者把Botanica按音释译成“勃太尼加”,诸如1922年宇田川榕庵译成“菩多尼词经”〔11〕。4.“物理”一词,我国在公元前2世纪《淮南子·览冥训》中就出现有“物理”一词,文中说：“夫燧之取火于日,慈石引铁,蟹之败漆,葵之乡(向)日,虽有明智,弗能然也。故耳目之察,不足以分物理,心意之论,不足以定是非”。晋代(265－420年)杨泉曾有《物理论》,宋代理学家朱熹(1130－1200)常以“物之至理”而论,明末清初方以智(1611－1671年)有《物理小识》一书;明代哲学家王阳明(1471－1528年)有格物致知之说,清代格致学,有包含物理学、化学之概括;1623年意大利传教士艾儒略(Jules·Aleni,1582－1649年)撰写《西学凡》一书时,把Physics,按音译译成汉语“费西伽”直到1900年才正式创译“物理学”一词〔12〕。值得提及的是1868年建立了江南制造局的翻译馆,这在中国翻译史,特别是科技翻译史上占据重要地位,据资料统计该馆从1868－1909年共翻译西方科技图书176种,创译了大量科技术语,广泛地传播了西方近代自然科学知识〔5〕。甲午战争后,清代学者掀起戊戌变法,研究西学形成热潮,维新派以严复(1853－1921年)为代表的一批学者,在翻译西方论著,引进西方科学技术上起了重要桥梁作用。严复翻译的《天演论》并创译了一批科技术语,给科技翻译建立起信、达、雅的原则,成为科技翻译的典范,至今仍奉为经典,广泛使用,对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起了不可磨灭作用。辛亥革命前后,在科学救国、工业救国的思潮中,科技翻译活动日趋增多,包括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以及实用科学各个领域,科技术语也就日趋增多。老一辈科学家汉字学知识丰富、深邃,根据汉字的规律和特点,创译了一大批令人信服的科技术语,促进了国内外的学术交流,也为我国科学技术的发展起了启蒙与桥梁作用〔3.5〕。根据中国科技发展的特点,许多近代科学技术知识、概念,相当一部分是通过翻译引进而来,科技术语的审定,包括了翻译活动在内,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科技术语审定的历史,也是科技翻译活动中的发展历史。新中国成立不久,国家十分重视科技术语的规范与统一,在1950年初成立了学术名词统一工作委员会,截至60年代,已公布、出版各学科名词术语百余种,这在国内外学术交流中,享有较高的声誉,同时,也为新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国内外进行学术交流创造了前题。1981－1985年国务院批准了国家科委、中国科学院关于成立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的报告,并任命了著名原子能物理学家钱三强为主任委员,其任务是：“确定工作方针,拟订全国自然科学名词统一工作计划实施方案和步骤;负责审定自然科学各学科名词术语的统一名称,并予以公布施行。”现已成立各学科名词审定委员会40余个,并审定出版、公布各学科名词术语20余部。促进了国内外的学术交流,通过几年的艰苦的工作,在以汉语为基础的科技术语审定方面,建立起具有独特汉字系统的术语审定、翻译、命名的原则和方法,丰富了应用术语学的理论基础,为建立以汉字为特征的术语学体系做出了努力〔13〕。新中国成立之后,坚持运用以汉字学、汉语语音学知识来命名、审定物理学名词的学者,应首推北京大学王竹溪教授,他根据汉字表意、表形的特点,汲取汉字、汉语的精华,几十年如一日审定、翻译了令人赞赏的大量物理学名词,成为我国老一辈科学家掌握汉字、汉语知识的典范。把物理学名词译为汉语,这除了要准确表达物理学内容,还要符合汉语的表达习惯,使大家易懂、易读、易记。在一些第三世界国家至今不能用本民族语言讲授物理学,相比之下,我国科学家把科学名词一一译成汉语并最后加以审定,实在是对中国科学的一大贡献,也是对汉语的一大贡献〔14〕。诸如“激光(laser)、衍射(diffraction)”等。显示出汉字表形、表意、指事、会意的特点,真使人“望文生意”。做到了根据事物本质特征及属性,从概念做出术语的定义,反映出代表所指事物的内涵概念和外延的综合。二、汉字、汉语及其术语的强大生命力随着我国经济实力的日趋增长,科学技术现代化的发展,在当今世界的地位和影响,特别是在21世纪经济发展集团化的趋势下,亚洲经济圈、东北亚经济圈、东南亚经济圈正在形成过程中,严格来说这个地区共同文化遗产——汉字,将会显示出更强大的威力。全世界有文字的语言约150种〔15〕,其中有12种主要语言,占总人口的60%。根据语言谱系分析,现在地球上使用汉字、汉语的人口约为14亿之众,占世界54亿人口的26%,形成了广阔的汉语地区,有的学者称之为汉字文化圈,几乎与世界英语圈15亿人相当〔16〕。汉字也是唯一保存象形文字演化系列的文字系统,经历过甲骨文、金文、小篆、隶、楷的演化过程,具有6000－7000年的悠久历史。就是当代世界经济走向集团化的21世纪,汉字汉语同样更是璀璨辉煌、更具强大生命力。1991年在北京召开的“汉字是科学、易学、智能型国际性的优秀文字”学术座谈会上〔17〕,许多学者、知名人士发表的激动人心的讲演中,对汉字、汉语在世界上地位和影响,做了崇高的估价和远见卓识的展望。1.香港知名人士、著名语言文字学家安子介先生说：“汉字是汉文化的根,是中国的第五大发明”;同时在他受聘担任港事顾问前夕,他提出的第一条建言,“香港应当提倡学习中国的普通话。具有中华民族文化传统的汉字,可以增强民族的凝聚力和认同感〔18〕。2.汉字现代化研究所、北京晓园语文与文化科技研究所,以及汉字汉语学家袁晓园教授在会上宣称：“21世纪将是汉语、汉字发挥威力的时代”〔19〕。3.全国政协副主席、著名科学家钱伟长教授说：“以前有人认为计算机是汉字、汉语的掘墓者、汉字是中国现代化的障碍,我们用自己的力量,汉字不仅输入计算机,而且速度比拉丁字母快”〔19〕。事实正像钱伟长教授所指,近年来从500多种汉字编码设计方案中,反映出汉字具有传递信息量大的特点,解决了汉字不能进入计算机的危机;事实表明,计算机汉字编码技术的应用,给科技术语检索,以及术语数据库的建立创造了优越的先决条件。(1)杭州大学外语系吴洁敏教授的突破性的成就——汉语节奏规律提出了系统地论证。他认为：“汉语节奏周期的三种组合模式——往复型、四环型和对立型”,并总结归纳出汉语有“音顿律、长短律、重轻律等7种节奏形式,认为“在一个语言链上套叠的节奏层次越多,形式越丰富,则声音越美”〔20〕。(2)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大学物理学教授程贞一提出：“汉字、汉语特别适应于声音与计算机联络,因为汉字是单声调语言,比拼音语言中声段更具保真能力,语言信号可迅速地进行频谱分析;汉字形象千姿百态,具方形矩阵空间,蕴含各种不同的信息密度,有利于技术上模拟形辨别,进行信息输入与检索;汉字的逻辑结合与现代科学逻辑如出一辙,它在字形组合与构成科技术语和表达科技思想方面,具有多向发展的蘖生能力和无限的表现能力;在方法的选择上,可采用拼音法、拼形法、代码法等多种方法,加上汉字词汇没有形态变化,更适宜调汇编码,输入速率极高”〔21〕。实事证明：计算机的出现和应用,不仅没有酿成汉字、汉语的衰落,汉字编码的优势,有力地否定了所谓“掘墓者”的论断。恰恰相反,拥有占世界四分之一强人口的汉字、汉语文化圈,更显着汉文化瑰宝的强大生命力,及其对世界文化圈的影响。汉字计算机编码的发明,是汉字和现代电子学结合的创举,许多专家说,“汉字进入信息时代,其意义不亚于古代印刷术的发明”。在这次国际性的优秀文字学术座谈会上,人大常委员会副委员长、著名学者费孝通、雷洁琼、张友渔等参加了会议。会上日本石井勋博士以他三十年从教的实践,得出：日本幼儿用日语学习汉字“较日文假名易学”、“愈早学习汉字效果愈佳”的结论。在会上还披露：一部反映汉字科学性的《神奇的汉字》专题电视片(四集)已拍摄完成。此外,为了推动全国汉语汉字的理论研究,进一步阐述汉语汉字的发展趋势和特点,由晓园语文与文化科技研究所和汉字现代化研究会在首都北京共同召开“汉语、汉字学术讨论会(1992.8.7－1992.8.9)。来自国内外83位专家学者就两大论题进行了热烈地讨论〔22〕：第一,关于汉语汉字特点的基本理论向题主要有：汉语与汉字的关系,汉语的功能,汉字的功能以及汉字的价值量问题;第二,关于汉字的发展前途主要包括：汉字发展的科学化,汉字规范化、标准化、汉字的心理、历史、政治等多学科研究,以及汉字的卫生学问题。众所周知,汉字是世界上唯一保存下来的表意性优秀文字,历史最悠久,是建立在标识原理(logographic principle)之上。汉字本身形象如画,形意融合,可从直观形体上把握符号所标识的概念意义,可以说是以形见意,能诱发刺激人的思维,产生意念,更易激发其人的情趣,产生创造性思维;加之有象可征,有意可寻;易于形成人类认识过程的符号集群,给人提供完整认识事物、辨别事物,以及认识世界的建构模式〔23〕。中国科技术语自古以来,都是用来正确标识科学技术以及生产、生活各种概念的符号集群,显示着古代科学家的创造性思维产物,具有明显的专业性、科学性、简明性和系统性。可以说,反映中国科技概念的术语,早已有了独特的体系,形成了一整套严密的命名原则与方法。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墨家就明确提出：“名来源于物,名可以从不同方面和不同深度反映物给出定义”。对圆、方、平、直、端都给出内涵定义。中国科技术语的结构,主要是按照汉字、汉语的规律构成,体现出了汉字、汉语表意性的特点。大部分术语都是由单音节或双音节构成,简明扼要,而蓄意深切。汉字、汉语一词一字都能确切地反映出所指事物概念的分化原则,从形、声、意方面都能清晰地分辨出一事物与他事物的不同和差异,表达出事物各自的特征和专属性。但也应该认识到,汉字有难认、难记、难写、难读的弱点,尤其是对西方人来说,方块字及读四声确实难度很大,在普及上有一定局限,进而也影响了国际上的文化和学术交流。根据最近语音学家和语言学家以及术语学家的研究,发现汉字单音节、方块形体,是直观性文字,有人提出过于直观,影响人们认识过程的思维深化。汉字编码,由于缺乏系统而深入的理论研究,在编码的方法上尚无统一规范和标准,呈现有一定混乱现象,值得有关部门加以管理〔24〕。尽管如此,从全世界不断持续高涨学汉语的热潮这个侧面,充分反映出汉字、汉语的强大生命力。据1988年台湾《光华》杂志刊载陈雅玲文章《东风吹遍世界——全球学华语热》〔25〕这份材料统计：目前在全世界非华裔人口中,正在学中文的学生已超过10万人,设有中文课程的国家有60多个,其中巴黎第三大学的中文系共有学生1800名,是世界上最大、系统学习汉语的专门机构;当时的联邦德国约2000名大学生申请学习中文;从1985－1986年两年翻了两番,从4所大学开设中文课程增加到20余所;日本大阪外语学院中文系入学分数,远远超过英文系,一段时间内,日本学习汉文、汉语的热潮一浪高过一浪,甚至大批知识界以喜爱汉字书法为高雅嗜好;美国设有中文课的高中约有130所,大学则有486所,像俄亥俄州立大学中文系,也是全美最大的学系。美国学华语热可从1972年尼克松访华开始,形成第一波浪潮,卡特政府与中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使这股热潮掀起第二波,有200所高等学校创办汉语学专业,或中文系,进修汉语学生达1.3万人;1993年中美首脑西雅图会晤,预计将掀起这股热潮的第三波浪。加拿大近年来特别注重中文教育,其实是看中与太平洋盆地的中国大陆、台湾和香港地区以及新加坡等发展贸易;夏威夷大学东亚语文系教授李英哲说：纽约的许多犹太人,不惜昂贵的学费进修中文,认为这对未来自己的事业会有助益。世界“汉语热”在1990年8月在北京召开的第二届国际汉语教学讨论会上反映出更新的趋势〔26〕。据不完全统计,全世界已有60多国、1000多所各类学校创办了汉语课或中文系。美国纽约教育局决定从1992年开始,将汉语列为所有初中、高中和大学正式教授的第二种外国语;美国还成立有“中国语文教师协会”并创办有专门学报,显示美国的汉语教师队伍的力量。日本在校学生中上汉语课的约有10万人,日本广播协会举办汉语教学节目已有20年历史,通过电视、广播等形式学习汉语者可达百万之众。新加坡把汉语定为官方使用的语言之一,大力推广汉语。1986年成立了“华文教学研究会”,推广华语教学;政府还专门成立有标准汉语教学委员会,并决定从幼儿园开始就进行汉语教学〔26〕。我国为适应世界“汉语热”,前两年的资料表明,已在60多所高等院校专为外国留学生开设汉语教学课程,进行汉文化教学。根据韩国《中央日报》1992年8月28日报导：“韩国大学中文系门庭若市,企业争聘中文人才”,三星和金星企业招聘人才,懂汉语为第一个条件。现时,除建国大学中文系外,其它单科大学也有许多学生进修中文课程;该报1993年10月25日发表成均馆大学李大垠教授专文《汉字是东北亚经济圈的重要因素》〔16〕中提及“现在在地球上使用汉字的人口,大约有14亿人”,他在文中提出质疑说：“只使用谚文(韩文)能够充实我们的文字生活吗？……能够继承我们的传统文化吗？……能够进行专门学问研究吗？从我的专业(经济学)来看,我想强调指出,在我们文字生活中,只用谚文是不行的。”文中最后说：“不久前,我们几位教授自动地组织了‘鼓励使用汉字教授会’。我们认为,现在专用谚文的趋势不仅使国民甚至使大学生也会成为汉字文盲。这样就难以进行专门研究和高水平教育,所以我们希望首先在大学掀起使用汉字的新风”。总之,随着亚洲太平洋经济合作组织的形成,亚洲经济圈、东南亚、东北亚经济圈的发展以及我国经济实力的增强和现代化的魅力,将不断激发着“汉语热潮”一浪高过一浪。三、两岸科技术语的统一趋势我国是汉字、汉语,以及汉文化的发祥地,如果说,现在地球上使用汉字人口为14亿的话,我国就占11亿,还有我国台湾以及香港、澳门地区,在汉字文化圈内占据着重要地位。汉字、汉语的标准化,尤其是科技术语的翻译和统一,更是举足轻重。因而,首先必须是两岸同宗同源的汉字、汉语的规范化和统一化,才能发挥汉字、汉语以及汉文化的强大生命力。由于历史上的原因,两岸术语,特别是翻译引进的术语缺乏相互交流,译法不同,诺如association,在遗传学上我们大陆译为联合,而台湾则译为配对,interference,大陆译为干涉,台湾译作干扰,outbreeding,大陆译为杂交繁殖,台湾则译为异交,restitution,大陆译为重建,台湾则译为复合作用等,大家已熟知的激光与雷射,计算机与电脑,硬盘与硬碟等,可以说是不胜枚举。值得庆幸的是,随着海峡两岸交往日趋频繁,两岸学者对术语翻译及统一、交流已以不同方式开展了合作与研究：1.1991年6月初台湾省电脑公会联合会理事长林宣宏,接受福建省计算机学会的邀请,在参加第三届“全国”文学处理研讨会期间,已与该省“信息中心”达成共识,计划建立两岸电脑术语对照表,促进两岸信息交流中术语的统一〔27〕。双方在讨论中,碓认为两岸电脑术语,在翻译成汉语时很不相同,诸如computer,台湾译成电脑,大陆译作计算机,台湾译为硬碟,大陆则译为硬盘,台湾的印表机,大陆则译成打印机,记忆容量单位大陆译为兆,台湾直接用两字首的英文字母缩写成M.K,因而在两岸信息交流和学术交流中造成语言障碍,故双方决定：首先对两岸常用计算机(电脑)术语制成对照表,创造条件进行讨论,达到统一〔27〕。2.1991年8月份海峡两岸汉字学家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召开了海峡两岸汉字学术交流会,会上有40余学者报名发言,其内容涉及两岸汉字研究现状和主要成果,中国文字的历史及其发展规律;汉字的整理与汉字量化研究,汉字的独特书法艺术,汉字教学及汉字信息处理等方面的问题〔28〕。3.1992年11月中央研究院院长吴大猷教授邀请以张存浩教授为首的7位大陆著名科学家访问台湾,以及他本人的访问大陆,开辟了相隔40余年两岸学者间的相互交流与“学术对话”,在彼此访问期间,都发现两岸在“学术对话”和交流中涉及术语上的差别,特别是翻译汉字的不同,影响交流。像《台湾联合报》1992年6月11日报导说：“来访的7位大陆科学家分别与台湾的同行展开‘学术对话’〔29〕。学者们表示,在科学上虽然两岸隔离40年,有些科学名词两岸不同,但科学还是最共通的语言”。该报报导华中一代表在介绍大陆发展的分子电子材料时说：两岸电子学的汉字译名有很大的不同,像台湾的“积体电路”,在大陆为“集成电路”,这是因为在两岸不交流的三四十年,正是电子学发展最快的时期,以致译名各行其是;相对地,那时物理学的变化较少,所以两岸在这方面的专业名词就比较接近。4.1992年7月2日台湾“文建会”通过了推动研究两岸文字统一与加强文化资产保存发扬工作的五年计划,先着重两岸用语、译名、字形、音译等调查研究,再经由两岸文化交流而讨论彼此差异,寻求统一方案”〔30〕(台湾联合报)。5.1992年8月31日海峡两岸学者,在北京科学会堂共同研讨术语学与术语标准化,籍以统一专业术语,弘扬民族文化。两岸学者共同认为,当前两岸使用的术语有相当部分不相同,或完全不相同,这给两岸学术交流造成颇大不便,特别影响了相互的信息和学术思想的交流,故而引起两岸学者们的高度重视。讨论中,两岸学者共同希望,积极开展汉字规范化、标准化的研究,促进两岸学者的合作,拟订两岸术语交流、协调与统一计划,使汉字术语系统早日规范化、标准化,扩大汉字、汉语地区,以及国际术语标准化的影响,弘扬中华民族的灿烂文化〔31〕。6.1993年举行了“汪辜会谈”〔31〕,在发表共同协议中提出了“探讨海峡两岸科技名词的统一”问题,全国名词委作为对口单位,应责无旁贷地承担起这个历史重任。7.“汪辜会谈”共同协议公布后,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所属各学科分委员会通过不同渠道,开展广泛联系。诸如1993年11月两岸的物理学名词审定委员会主任赵凯华(北京大学教授)、王亢沛(台湾大学教授)共同研讨两岸物理学名词时,提出两岸物理学名词“约有20%是不同的,不少是科学家译名上的差异。”最后商定“准备海峡两岸双方和香港地区,邀请新加坡、马来西亚的华人物理学家共同研究、讨论,为统一物理学名词而努力。这碓是一个良好的开端〔32〕。由此表明,当前汉字、汉语,及以其为特征的科技术语的研讨与统一、协调,不仅反映出了海峡两岸、港澳学人的多年愿望,现已成为中华民族统一大业的组成部分。只有尽快地协调统一、规范化,才能使汉字、汉语以及科技术语翻译,在亚洲文化圈、汉字文化圈起到应起的重要作用,并为建立以汉字为特征的现代应用术语学体系做出贡献。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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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从上个世纪50年代求学时候起,就不时读到语言学家停止造新汉字的呼吁。把这当作汉字规范化的大事。汉字信息处理计算机化以来,汉字开始成为技术标准化关注的对象。现行汉字编码标准基本采取与英文一样的“一字符一码位”方式,造新字就更显得和这种标准格格不入。“停止造新字”看来似乎已是必然趋势。不久前读到石磬先生文(科技术语研究,2001年2期,下称石文)。石文以外行人易懂的方式解释了为什么有这么多化学新造字。读后大有茅塞顿开之感,引起了我的许多思考。我不是语言学家,也不是化学家,只是一个长期从事计算机专业教学的教师,参加过若干中文信息处理方面的工作。现就汉字标准化与化学新造字有关问题发表一些议论。关于化学新造字据苏培成先生文(科技术语研究,1999年3期,下称苏文),从清末江南造船局到1964年,化学新造汉字已达647个。1998年1月化学名词审定委员会又给105～109号元素新造了五个汉字。苏先生正是面对这种无休止造新字的势态发出呼吁的。苏文虽短,但集中反映了语文界的主流观点。这些观点是：“汉字字数繁多,而且数目不定：‘出生不报,死亡不销’。这是造成汉字难学难用的一个主要原因,给我国教育和科技发展带来严重负面影响”。汉字规范化要求四定,“四定首先是定量”。要实现现代汉字定量,就必须停止造新字,不再复活死字。强调“现代汉语词汇有很强的复音化倾向”。大量使用复音词,便可避免造新字。还建议采用汉语拼音转写科技术语。苏文最后呼吁化学家克服习惯势力的阻挠和抵抗,从中国语文现代化大局出发,停止造新字。石文是我读到的第一篇鲜明地正面论述化学新造汉字必要性、合理性、必然性的文章。他用外行人易懂的具体例子说明：“由于化合物的组成复杂,不用新字会使表达它们的新复合词音节变得很长,很难为大家接受”。“造了新字才使以这些新字组合的复音词化学术语简单、科学、合理”。石文认为汉语新词的规律有复音化和多音词缩合化的两向性,只强调复音化是片面的。石文认为,新化合物种类繁多,层出不穷,对于不断出现的化合物母体,不得已造新字,是不可避免的。石文中上述论述十分自信,但其关于造新字“砆”作为fullerenes的汉字名时,则显得颇为犹豫和无奈。关于计算机外字汉字的计算机处理,首先要用二进制数码表示每个汉字。这就是汉字编码。中国现今应用最广的编码标准是GB2312,颁布于1980年,收录了6763个汉字字符(包括少量非字偏旁)。这6763个以外的汉字,对GB2312就叫集外字,简称外字。计算机字库芯片和有关汉字软件都按技术标准批量生产制作。这批量的规模是数万,数十万,数百万……对这批量生产的计算机,外字都是不能使用的,计算机不认识它们。现今汉字应用软件中,为解决外字问题,提供了补字造字软件。用这种软件造字时,由操作员决定给一个外字什么代码,并具体设计其字形。这种外字处理方式是操作者的个体行为。只有造字者使用的计算机才认识这个外字。在网络环境下,外字无法以代码方式在网上传输交流。这就是为什么许多专用汉字系统(由专项经费支持开发的、带有大量自造外字的)无法上网的原因。这种外字处理方式,对单台计算机,对系统内的若干计算机,主要用于排版打字时,有一定使用价值。即使在这种情况下,新造的计算机外字和集内字仍有很大差别。这些差别至少有：①新补造的字,无法受字形控制符控制。现行造字软件通常只能按一种字体设计字形。你造了个宋体字,在排版时,用控制符让它变成楷体或隶书,都是不行的。只有集内字才可以。②新补造的外字,输入法难于和集内字统一,常常只能用区位数码输入。③补造的外字无法与集内字统一排序处理。④最重要的还是这种文件无法以代码方法与其他计算机交换。可见,这种新造的外字仍然是三等公民,是私生子,就有许多麻烦要你处理。为了解决GB2312所收汉字不够用的问题,国家后来又相续颁布过几个大字符集编码,收入汉字两万或更多,但外字问题一直没有解决,反而又增加了一个多编码并存并用,混乱不统一的问题。化学新造汉字,要考虑音义的合理、贴切,常不得不造出个计算机外字。这种外字尽管可以得到许多语言学家的同意,尽管可能获得有关部门领导的承认,但只要不被纳入国家技术标准并明令颁布实施,它就仍然是计算机外字。用现行造字软件新造了它,它也依然是三等公民,是私生子,而汉字编码国家标准的修订又远非那么容易。外字难题的由来仅从具体技术上讲,是由于汉字沿用了或误用了适用于英文的编码方式(一字符一码位)和单纯的线性编辑操作。英文是封闭的小字符集,字符数量少而又明确确定。而汉字是开放性大字符集,字符数量庞大而又字无定数,且有不断的造字需求。按“一字符一码位”方式,只能先编码基本汉字,而后扩充,再扩充。这就自然产生了外字问题。人们手写时没有外字问题,是因为手写时可随时拼组出所需要的汉字。这样拼组则是非线性的叠加操作。英文已积累的大量文字软件中基本上都是线性操作。20多年来外字问题未能很好解决,有许多原因值得分析,有许多教训值得记取,本文无法展开讨论。宏观地或简单地说,这是汉字计算机化处理发展初期,由于进展迅猛和缺少经验,不小心落入了英文之巢窟而难于自拔。回顾汉字问题的历史是有意义的。在农业时代,手工操作是文字处理的主要特征。这期间汉字技术代表了世界先进水平。造纸和印刷术是对世界的巨大贡献。在工业化时代,二三百年中,文字处理技术的主流是机械化。机械打字和以机械打字为收、发端的电报传讯是这个时代最典型最普及的文字工具。汉字在机械化面前,遇到了无法克服的困难。姗姗来迟的汉字机械打字机和汉字四码电报,在与英文的比较中,突出显现了汉字的繁难、笨重、低效,难于普及。这深深刺痛了中国的志士仁人。这个时代又恰巧是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境遇的时代。救国图强的中国文化人迁怒于汉字,把改革乃至抛弃汉字当作救国之策。上个世纪50年代,新中国成立之同年同月,中国文字改革协会成立,不久,走拼音化道路的主张被提出来。而六七十年代英文成功实现了计算机化处理。此时的汉字肩负着机械化和计算机化的双重重负,艰难、无望、甚是悲凉。直至80年代 ,仍有语言学家断言,计算机是汉字的最终掘墓人。但历史却出人意料,短短的十余年间汉字竟然神奇地实现了计算机化处理。90年代初中国出版印刷业全面告别铅与火,大批作家、记者换笔潮,表明汉字计算机化初步成功。人们开始明白,文字的技术属性优劣,是个历史性概念。汉字的无法真正机械化和汉字能够自动化、智能化都是历史事实。但二三百年的“山穷水尽”和十余年间的“柳暗花明”,毕竟来得太突然。这神奇的发展初期,除少数成果是政府和有关机构计划支持者外,大量的应该说是有志者自主地,乃至即兴地创造。那令人眼花缭乱,无所适从的数百种汉字输入法之涌现,真可以看作是汉字复兴大业之开台锣鼓。汉字计算机外字问题是这迅猛发展中的一个具体失误,又由于技术标准的强制性、稳定性,问题的彻底解决就必然有些麻烦。新世纪,是彻底解决外字问题的时候了计算机网络正在中国迅速普及。网络环境下外字问题显得更为严重。外字无法上网传输。许多花巨资开发的汉字专用系统和相关文献资料成了信息高速路旁的堆积物。外字问题的彻底解决,还将带动其他难题的解决。上个世纪的最后20多年,具汉字功能的计算机实现了从无到有,实现了初步优选和普及。积20多年的技术和经验,是该实现全汉字完整完满解决的时候了。全汉字完整解决方案这里简要通俗地描述一个可以彻底摆脱外字困扰的技术方案。它是真正适用汉字这种开放性大字符集的。它可以统一处理全部汉字。这里的处理,包括编码表示、字形表示、存储、输入、编辑操作及传输。这里的全部汉字包括已知的所有汉字,和那些可能造出而尚未造出的汉字。它同时应该实现繁简体字一体化处理。大陆与港澳台地区繁简体汉字的不同使用,是政治对立隔绝的历史形成的。而计算机化过程中分别采用了不同编码标准则事实上加强了繁简分立,给汉字统一规范制造了新的障碍。全汉字完整解决方案应实现繁简汉字一体化处理,为统一规范的汉字应用提供良好的技术支持。该方案的具体技术要点如下。1.使用综合编码方案。被编码的汉字字符包括3类。a类为常用汉字(包括繁简体,约数千,占实用字次的95%以上)。b类,为除a类外的其他各种可能的构字部件(偏旁、部首、字根之类)。c类为结构类型控制符(三五十左右)。全部编码字符数千足矣。2.在上述第1条的基础上,在传统字处理线性操作基础上,增加拼组汉字功能。对a,b类汉字字符,直接用单一编码表示、调用。对其他汉字使用如下定义式描述：<结构类型符><汉字字符串>。<结构类型符>由单个c类字符充当。<汉字字符串>是a类和b类字符组成的串。计算机软件自动地依定义式拼组成单个汉字。下面举例说明。为便于排版,避免另造外字,下面的例子中暂且用黑体的“刂、二、川”表示左右结构、上下结构、左中右结构。105～107号元素所选用的三个汉字、、可分别表示为字符串：刂金杜,刂金喜,刂金波。105和107号元素名还可以三分表示：川金木土,川金波。这种情况下,一篇文稿的计算机化文本将有两个：a.源文本,其中直接用<结构类型符><汉字字符串>描述未编码汉字。b.目标文本,其中不再出现定义式。定义式由计算机软件自动拼组化为单个汉字。人工手写的文稿,可以直接写成目标文本,也可以使用定义式。使用者个人随意。3.设计统一的输入法。键盘上对c类的结构类型符逐一分配码位。未编码的汉字即外字,输入码一律是结构类型符打头的键盘符号串。4.字形库分永久性字库和动态字库。永久性字库存已编码字符(包括a,b,c3类)的字形信息。动态字库存按定义式拼组生成的字形信息。为了保证拼组字形的高质量,前述b类字符中可能包括同一个部件有显著差异的不同变体。如部件“木”可有上木(森之上部),下木(梨之下部),左木(树之左部),右木(淋之右部)等。按此法安排,前述b类字符的数量将由数百增至二三千。计算机软件只依靠定义式,无需其他信息便可自动选用相应部件,拼组出符合印刷质量的字形(质量稍差,似亦无防大体。拼组字常只占甚小比例)。只要拼组用部件设计了不同字体(宋、黑、楷、隶等),就可以拼组出相应字体的拼组字。此时的外字字体便可按排版软件中字体控制符变化。拼组字库能显著缩小字库所需存储量。为了减少永久性字库消耗,有人把a类常用汉字字形也用拼组方式形成。本人见到过全拼组式的汉字系统,其印字质量和速度均可满足使用需求。5.仿照王竹溪先生在《部首大字典》首先提出和使用的汉字排序法,可以实现内外字的统一排序。王竹溪先生选取数十个部件称为汉字字母,每个汉字都按规则拆分为汉字字母串(该串即汉字之排序码)。再利用英文词典序相同方式给出汉字排序。外字的排序码由软件按定义式自动生成,和已编码字的排序码相似。6.此种系统中,利用源文本文件,使用拼组定义式的外字以及它和编码字符的任意组合,都可以作为检索单元作检索。7.源文本文件可以上网传输。目标文本可以在任意终端上自动拼组生成。上面描述的方案并非只是笔者的空想。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已有多人以不同方式、不同规模实现过,推出过商品化产品。只是由于多种原因,未能成功,或未能成为主流方式。与强制性的国家现行技术标准(尽管是陷入ASCII巢窟中的)的不一致是导致恶运的重要原因之一。但据知,现今某些排版系统内部,如某日报编辑部与全国多个印刷点之间,便采用本文所描述的定义式方式实现异地外字代码的传输。客观地说,ASCII编码体制以及后来的有关汉字标准,并没有公然地、赤裸裸地否定排斥拼组式操作,甚至一直留有拼组活口。最早的ASCII编码国际标准便提到可以用拼组方式生成带附加符号的字母(如头上带双点的U)。现在看来,这活口是英文给它的同宗小兄弟(使用多种附加符号的欧洲拉丁字母系文字)留下的画饼充饥之画饼、望梅止渴之梅果罢了。后来的汉字有关标准所留拼组的活口,则是给汉字用户留下的画饼和望梅而已。但需知,我们忍耐饥渴,等待真正可食之饼,可食之梅的时候,正是有关利益集团大赢其利的黄金时光呀。再说可行性与困难数学公式、化学反应方程和结构式,乐谱(简谱、五线谱),服装设计图,动画都已成功实现了计算机化处理。其中的非线性叠加拼组操作,无一不比汉字拼组来得复杂多样。各类程序语言和应用软件中,源文件和目标文件的使用已是普遍常规。因而可以相信,上述具拼组功能的全汉字完整处理方案不存在严重技术困难。有人担心,这种系统将给随意滥造汉字提供方便。我想,这不会比现行英文中拼写错更为严重。英文词的打字输入几乎没有限制。英文WORD软件的拼写检查,要在机内存储庞大字典和拼写规则库存。对查出的可能差错以下划绿红线方式提示操作者。前述拼组汉字系统,由于定义式都以结构类型符打头,庞大字典是不需要的,效率只能高,不会更低。有人担心拼写不唯一(如字的二分和三分)会造成检索失误。此类问题不难通过具体规则限制(只要规定最小拆分或最大拆分即可)。至于目标文件视觉长度和源文本不一致则纯属枝节,不足为虑。本人认为主要的困难不在于技术方面,而在于学术思想,管理体制,编码技术标准体制,有关机构、集团的经济利益之权衡和学术领导地位之思虑,等等。另一方面的因素是这种拼组式全汉字系统是否有强烈社会需求。这种社会需求也与广大汉字用户对有关问题的性质、缘由、严重性、解决可能性的认识或知识有关。笔者撰写本文就是想和术语学界、语文学界等有关各界作一沟通交流。如果饥渴尚可忍耐,或饥渴者不众,那便也只有等待了。本文前面提到的拼组式全汉字系统将为汉语文化圈统一规范提供良好的技术支持。把现今被不同编码标准所强化、复杂化了的繁简对立变为繁简一体,混然一炉,使繁简体的使用成为可以由操作者个人选择的平常事。周有光先生在多种场合呼吁,迅速缩小由政治地域等历史原因造成的汉语文不统一(不统一表现为三种汉语文：普通活+简化字的大陆语文,普通话+繁体字的台湾语文,广东话+繁体字的港澳语文)。此项工作需要国家高层决策者的支持。但没有各有关方面专家的理解支持,也不会有国家高层决策者的理解和支持。期待名词委在自己的能力所及发挥积极影响。涉及术语用字的几个具体建议①中国术语数据库已经颇具规模。希望有关专家撰文在本刊报告计算机外字实际使用情况(数量,处理方法等)。②石先生关于造“砆”字的思考中,反映了“停止造新字潮流”给命名用字带来的强大限制。希望专家们考虑,假设有了一个方便可用的拼组式汉字系统时,你想造那些字？这些新字对术语的简单科学合理性贡献如何？结语历史已经表明,汉字有悠久的历史和顽强的生命力,汉字有独特的品格和许多优点。汉字确实无法实现真正的机械化,在与英文机械化的较量中是惨痛的失败者。但计算机技术特别是软件技术,为汉字提供了全新舞台。20多年的实践证明汉字对信息化、智能化新技术有极好的适应性。现存的汉字处理中的难题(外字的问题或不能完整表达问题,排序问题,输入法优选问题,字库庞大问题,多编码并存混乱问题,汉字计算机操作训练与汉字基础教育脱节甚至矛盾的问题,……)都不是不可克服的。其中许多问题,恰恰是盲目追随ASCII之误导才造成的。我相信,新世纪汉字的完整、完满的解决方案终将实现。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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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科学技术术语,实现科学技术术语的规范化,是一个国家发展科学技术的基础性工作,是支撑性的系统工程,也是一个国家科学技术发展的重要标志。统一科技术语,对科技知识的传播,新学科的开拓,新理论的建立,国内外科技交流,学科与行业间的沟通,科技成果的推广使用和生产技术的发展,科技书刊和教材的编辑出版,科技文献情报的检索传递,特别是对计算机的推广应用,数据库的建立,都是非常重要的。一、科技术语的现状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不断产生新学科、新概念、新理论、新方法,也相应地不断产生大量科技术语需翻译或定名。但长期以来,中国科技术语不是由一个统一的权威机构负责定名,而往往是由各学科领域的专家学者自己翻译或定名,加之许多外来术语本身就不统一,因而造成汉文术语不统一的现状,有些甚至达到相当混乱的程度。如ergonomics一词,其外文就有约六个同义词而中文译名竟有21个之多。同一概念的外文译为不同的中文例子是很多的,如redundancy就有羡余性等8个术语。complex就有长期争议的络合物和配合物两个术语。在不同学科中同一概念的外文具有不同汉文术语也是很多的,如vector在物理中为“矢量”,数学中为“向量”。不同概念的外文译成同一汉文,如quality及mass均为“质量”。而质量mass和重量weight的单位也被混用。还有的同音异义词如声呐sonar和声纳acoustic susceptance也常被混淆。还有中、外文都不一样的术语如vasopressin血管升压素和antidiuretic hormone抗利尿激素,而概念完全一样。还有把不同的品种译成同一汉文如crayfish与fresh water prawn均译为“淡水虾”曾导致一对外合同的作废。至于以外国科学家命名的术语也十分混乱。如物理学家Kelvin就有三个译名。凡此种种,不胜枚举。大陆和台湾的术语,如计算机术语约80%不一致。二、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的成立新中国成立以后,政府很重视科技术语的统一工作。1950年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就成立了“学术名词统一工作委员会”,以当时的中国科学院郭沫若院长为主任,组织了全国各学科领域的科学家第一次较系统地审定了一批自然科学名词。这批名词对我国近三十年科学技术的发展起到重要作用。但以后特别是文革期间,科学术语的审定工作完全中断了。进入80年代以来,中央提出一系列改革开放的方针、政策,我国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的建设出现了新局面,科学技术迅速发展,对统一科技术语提出了更紧迫的要求。为了适应这一形势的需要。经国务院批准,1985年正式成立了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它标志着我国科技术语的统一工作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全国名委在中国科学院和国家科委双重领导下,并与国家教育委员会、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国家技术监督局,国家新闻出版署、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共同组成常委会,负责理、工、农、医及交叉科学各学科术语的审定与统一工作。全国名委由著名科学家钱三强教授任主任,聘请了全国各学科专家学者80余人担任委员。委员会成立后,到目前为止,已根据学科划分与有关学会共同组织了天文、数学、力学、物理、化学、地理、地质、古生物、地球物理、土壤、大气、测绘、海洋、动物、植物、微生物、生化、生物物理、生理、细胞、遗传、人体解剖学、组织胚胎学、农学、林学、医学、电子、自动化、计算机、石油、公路、铁道、航海、土木、建筑、煤炭、水利、化工、电工、船舶、冶金、自然科学史、自然辨证法等43个学科分委员会及交叉学科和外国科学家译名两个协调委员会,组织了千余名专家参与术语审定工作。还有更多的专家学者参加书面审查、座谈讨论等各种形式的审查,形成了一支具有一定规模、学术上有较高水平,又有权威性的审定队伍。全国数千位科学家组成一个整体从事系统的术语审定工作,这是具有历史意义的大事。到目前为止,已审定公布了20个学科的名词。它们是天文、大气、土壤、地理、地球物理、物理、微生物、林学、医学、遗传、生理、测绘、海洋、化学、生物化学、生物物理学、自动化、古生物、人体解剖、植物等。国务院一些领导人对科技术语的统一工作十分重视,如李鹏、方毅、严济慈、钱伟长、宋健等曾先后多次书面或当面给予指示,给术语工作者极大鼓舞。1987年当第一个审定完成的《天文学名词》即将公布时,国务院又批示经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审定的自然科学名词具有权威性和约束力,全国各科研、教学、生产、经营、新闻出版等单位应遵照使用”。去年国家科委、中国科学院、国家教委、国家新闻出版署等单位又联合发文要求全国各有关单位要贯彻使用全国名委所公布的各学科领域的规范的科技术语。三、科技术语审定的原则科技术语是反映科技概念的一种形式与意义结合的语言符号(词或词组)。根据术语学理论,结合我国科技术语规范化工作的实践经验,在术语审定过程中遵循以下主要几项原则：1.按概念定名。即按科学概念的内涵定出规范的汉文术语。配以相应的尽可能规范的外文(主要是英文)术语。2.单义性。科技术语应是单一的,专用的。即“一词一义”。在审定术语时,对一个概念具有多个术语的,应据与概念相符的程度,选取较贴切的词,只定一个术语。如ergonomics的21个译名现统一为“工效学”一个术语,并给出较明确的定义。对于跨学科的同义词一时难以统一的,可推荐一个规范词,保留一个同义词,如electric potential定为“电势”,又称“电位”。对“一词多义”的术语,特别是概念易混淆常被混用的术语需区分开并分别定名。如constant有“常数”和“常量”两个常混用的术语,现将无量纲的常量称为“常数”,带量纲的称为“常量”。pressure有“压力”和压强”两个概念不同的术语,压强专指单位面积上承受的压力,现分别定名。对一个外文在不同学科中具有不同涵义的两个汉文术语还是不少的。均应分别定名。如plas－ma在物理中为“等离子体”,在医学中为“血浆”。3.科学性。科技术语应从科学概念出发,准确而严格地反映所指事物的特征。这次审定中,一方面对过去定名错误的予以改正。如lagoon一词长期以来多被称为“泻湖”,实为“潟湖”的误写和误称。这次地学界一致认为应予纠正定名为“潟湖”。又如bombesin曾称“蛙皮素”,但据动物分类学的划分确定为铃蟾,而不是蛙,现正名为“铃蟾肽”。另一方面,过去有些术语定名不准确,不科学,这次审定时也予以纠正。如uncertainty relation原为“测不准关系”,实无测的含义,现定为“不确定度关系”。又如“心肌硬塞”一词,实际上血管可以阻塞,肌肉只能坏死而不能阻塞,因此应定名为“心肌梗死”。4.系统性。科技术语在一个学科内或相关领域中不是弧立的,随机的,而应遵照学科概念体系和逻辑相关性。包括上位与下位(属与种)概念关系、整体与部分关系,部分与部分关系,以及时间、空间和因果联系的关系。同时还应考虑术语的构词能力。如化学的命名原则的系统;动、植物中门,纲、种、属、科、目的分类系统等。5.简明通俗性。指科技术语应简单明了,使人易懂、易记、易写、便于使用。如radar为“雷达”,optica1 fiber为“光纤”等。但应注意勿过于简化以至词义不明。如“数控”是指数字控制digital control还是数值控制nu－merica1 control。又如“电工”是指电机工程electric engineering还是电力工程electric power engineering还是电子工程electronic engineering还有电气工程以及电器工程等。6.习惯性(或约定俗成)。即有些术语的定名虽不尽合理,不太名符其义,但已使用很久,应用范围很广,大家都已习惯,则宜继续延用,而不轻易改动。否则会造成新的混乱,而不利于统一。如mechanical motion并非指简单的机械运动,天体运动也是重要的方面。一些专家建议改称“力学运动”,但多数专家认为这一混乱源于外语,国际国内延用已久,不宜再改动,现仍定名为“机械运动”。又如robot译为“机器人”,并不准确,因本质上不是人,有人建议叫“拟人机”或“智能机”,考虑到大家已习惯了,暂不改。7.尽量采用惯用并有中国特色的术语。如天文学中已定名的“金星”、“木星”就具有中国特色,而不采用外来术语的“爱神Venus”和“大力神Jupiter”。又如中医中的许多术语都是中国古代医学家所创用的,具有中国特色和传统,外国则鲜有。又如Kaschin－Beck disease曾为卡—贝二氏病,现未按外国人名音译定名而按中国的惯用名定为“大骨节病”。8.对外来术语和缩略语的译名,应按意译为主、音译为辅的原则。如servo定名为“伺服”,gene为“基因”,这是个音译与意译结合的较好的例子。又如laser,全文是light amplification by stimulated emission of radiation曾有过10多个译名,有的很长也很难记,现按钱学森教授推荐的名定为“激光”,既是意译,又很简明,深受欢迎。但有些缩略语复合词如译全文则很长,目前又未能找到相应的且简明的汉文术语,则可按国际上已惯用的缩略语直接采用。如DNA为脱氧核糖核酸,而complementary deoxyribonucleic acid则可定名为“互补DNA”,transfer deoxyribonucleic acid则可定名为“转化DNA”。9.对以外国科学家命名的术语应尽可能采用意译定名。如Bastholin cyst不采用巴多林的译音,而采用意译定名为“前庭大腺囊肿”。但还有许多人名需译名。其音译定名应遵守“名从主人、尊重规范、约定俗成、服从主科”等原则。其中主要的是名从主人。即以本人的国家民族语言和习惯为准。对于科学界通行很久,人所共知的著名科学家,既使发音不准确或用字不够妥当,也就不宜再改。对于新出现的科学家的译名则要求尽量规范化,即参照新华社编的译名手册和地名委员会的译音表。10.各学科之间交叉重复的术语必须协调统一。在协调时应本着“副科服从主科,主科尊重副科,民主协商统一”的原则。如probability在许多学科中称“几率”或“或然率”,但主科是数学,现均按数学定名为“概率”。又如coefficient of stiffness和coefficient of rigidity曾有多个译名,物理定为劲度系数,但广大工程学科习惯用刚度系数,故物理定为劲度系数,又称刚度系数。但涉及人名的译名,协调时只能统一为一个,不能有同义词。此外,涉及国家标准中的术语,除必须改动的以外,应尽量协调一致。11.定名中除上述原则外,在用字(或词)上还应注意学术性。应尽量避免采用生活中普通名词。如化学中的术语cow“母牛”,根本不是牛,现按学术性订名为“放射性核素发生器”。计算机中的术语menu“菜单”,根本没有菜,也应订一学术性术语。如一时难以定名必须借用普通名词的则需附以专业定义或注释。四、我国科技术语审定工作规划1.按自然科学体系(包括理、工、农、医及交叉科学)分学科进行术语审定。在学科安排上遵循先基础后应用、先单科后综合、先主科后副科等原则。在内容上除术语外,还包括命名原则及符号等。2.分批进行审定公布。第一批审定各学科基本词,对有争议、易混淆的术语及新术语加定义注释。交叉学科的术语则普遍加定义。争取2000年完成第一批各学科名词审定近100本的任务。3.第二批将在第一批术语公布5年左右的基础上修订、补充、普遍加定义注释。4.为加强与港、台、华语地区及外藉华人之间的交流,为今后的统一创造条件,同时出版各学科的繁体本术语。5.对不断出现的新术语,将单独进行审定并尽快以草案本形式公布,以广泛征求意见。待条件成熟时再正式审定公布。6.组织编制与港台科技术语的对照表或手册。7.筹建并不断完善规范的先进的科技术语库。五、加强与国际术语学界的交流合作我们十分重视学习国际上各术语学派的理论及术语工作的经验,并与许多术语学组织及术语学者建立了交流合作的关系。自1985年以来,我们三次参加ISO TC37全体会议,并参加了一些国际术语学术讨论会。和与会各国学者建立了联系。交流了经验。我委员会曾邀请奥地利的H·Felber教授、加拿大的A·Landry和R·Dubic教授,捷克斯洛伐克的J·Holecky以及国际术语标准化委员会的C·Galincky及Budin先生来我委员会访问并作学术报告。我们还应邀访问了加拿大,学习其术语数据库及术语工作经验。我们特别注意探索与港、台、华语地区及华人之间的科技术语交流。通过委员会派人到这些地区访问、通过各名词审定分委员会大批专家学者的关系、通过参加国际会议或华人学术会议与之交流,为汉字科技术语的规范化和统一创造条件。组织翻译出版一些国际术语学家的著作。六、加强中国科技术语学的研究探讨中国科技术语是以汉字为基础的词或词组。汉字与拉丁化的拼音文字迥然不同,具有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等特点。它使人一看而知其意,有望文(或字)生意的鲜明特点;遣词用字又极为精炼;构词能力及其信息能力均很强,辨义能力也很强。科技术语更具有科学性,系统性,简明性等特点。许多学者认为汉字是科学、易学、智能型、国际性的优秀文字。当前世界上使用汉字的人口约占总人口的1/4。汉字又是联合国的工作语言文字之一。汉字不仅限用于中国,许多东南亚地区、国家也用汉字,因此加强中国科技术语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目前我们正在借鉴国际术语学理论,结合汉字理论及我国科技术语的工作实践,探讨并促进中国科技术语体系的建立。科技术语的规范化,统一科技术语是一项艰巨的,严肃的,百年大计的科技基础性工作。在统一过程中,会不断出现新问题,也会有定名不当的,需全社会各界人士的关怀与支持,并不断修订补充,以最终达到较理想的统一的规范的定名。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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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语是通过语音或文字来表达或限定专业概念的一种约定性符号[1],术语规范化实质上是一个建立规范的文字符号模型并使其成为全社会定约的过程。基于上述认识,我们可以借鉴符号学、语言学、编辑学等学科的一些基本理论来研究术语学问题。本文即是从科技术语是形式和意义相结合的符号系统这一视角出发,应用符号学的若干基本原理,提出和探讨术语符号的一些基本性质及构成特性问题。一、符号和术语符号在人类发展过程中,由于生产劳动的社会性,人们需要经常交流思想、密切协作,而这种交往与合作,要求人们能够明确无误地表达出自己的思想、情感和指称之物,这就要求有一套能够把世界上各种事物区别开来的符号系统。符号可分为自然符号和人工符号。自然符号是自然现象的一些征候,通过观察这些局部的征候,可以了解到整体的自然现象。例如,古诗云“山雨欲来风满楼”,在阴云天气下,疾风乍起是大雨将至的符号;又如,漫山遍野的迎春花竞相开放是春天到来的符号。这些自然符号传达着自然现象的信息。另一种符号是人工符号,如语言符号、文字符号、礼仪符号、图形符号、美学符号、军事指挥符号以及各种电子符号等等,这些人工符号是人类在长期生产、生活和交流过程中约定俗成的,人们用其表达一定思想和行为中所含的特定意义。从一般意义上讲,人工符号具有任意性和约定俗成的特性,其中覆盖面最广、抽象化程度最高、典型意义最突出的是语言符号[2]和文字符号,因为语言和文字符号的任意性和约定俗成的性质表现得最明显。例如,对于一种人工驯养、嗅觉和听觉都很灵敏的哺乳动物,在汉语中叫做“狗”,在英语中叫做dog,在法语中叫做chien,在德语中叫做Hund,在西班牙语中叫做perro,在日语中叫做いぬ,完全是任意的,无从解释。这是语言符号的任意性。又如,人们既不会将长鼻子的“大象”误称为头上长角的“牛”,也不会将“牛”叫做“大象”,则是语言符号的约定俗成特性。语言是一种以声音为物质基础、服务于交际目的的特殊符号。[3]通过使用语言符号,人们就可以充分表达自己的内在精神、交流不同的思想观念。人类在长期的生产和社会实践中不仅创造了语言符号,而且创造了文字符号。文字符号可以称作是语言符号的符号,它是记录语言的符号,是语言的书面形式,是在语言产生后经过非常漫长的阶段才发明的,它的存在只是为了记录前者,表现前者。从信息传播角度看,语言符号凭借人们口述耳闻进行传播,在时间和空间上有很大的局限性,而文字符号克服了这一局限,使瞬息即逝的语言符号不必依赖人们口耳相传,而是借助一定的媒体广为传播、经久流传。从符号特性观察,语言符号通过“声”来表达一定概念,而文字符号则用“形”,通过“音”来表达概念。现代符号学理论把这种“音”、“形”称为“能指”,而把“概念”、“意义”称为“所指”。符号则是由能指和所指构成的一个统一体。语言文字符号中的“能指”和“所指”这两面相互依存、缺一不可,不仅没有“能指”就没有“所指”,而且没有“所指”也就没有“能指”。二者形成一种机制,传达着万事万物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例如汉字中的“山”是一个符号,一方面,它以类似于自然现象的“山”形和“shān”音作为其“能指”,另一方面,又以“地面形成的高耸的部分”[4]这一概念作为其“所指”,这种“形”、“音”同“概念”的结合,才构成“山”这个符号的整体。术语是在一定的专业领域和专业背景条件下的专用语言,作为科技发展和交流的载体,反映着科学研究和技术进步的成果,是人类科学知识在语言中的结晶。术语符号是由文字等符号构建而成,专门用在科技文献当中的一种特殊性质的符号模式。从符号学意义上讲,术语符号是由概念、意义等带有规则性、概括性、抽象性的内容(所指)与表现这种内容的形象、音响等具体形式(能指)组成的一个统一体。每一个术语符号都包括了一定的表示形式(形象、音响)和一定的被表示内容(概念、意义)。例如,“角速度”和“加速度”是物理学中的两个术语,以文字符号形式表现在文献中时,即为两个不同的术语符号。两者使用了不尽相同的文字符号,因此具备了不同的表现形式(能指),而表达了不同的概念(所指)。前者指“描述转动刚体的角位移随时间变化的物理量”;后者指“描述动点的速度的大小和方向随时间变化的物理量,它是一个矢量”。“角速度”和“加速度”各有明确的“能指”和“所指”,彼此之间不可混淆。这里,术语符号由文字符号构成,具有文字符号的一般特点和作用。除本文重点探讨的以文字符号构成的符号模式之外,术语符号还应当包括数理符号、字母符号、图形符号、表格符号等,这些符号模式共同构成了术语符号体系。二、术语符号的基本功能人类在认识自然、改造自然过程中,创造了文字符号,继而也创造了术语符号,借以交流和传播科技知识。术语符号的产生又极大地促进了科学技术的发展。术语符号是伴随着科技发展和进步产生的,因此,它的基本功能应当满足科学技术传播对符号提出的特定要求。在现代社会里,科技论著在整个精神文化产品中占有越来越大的比重。为准确而快捷地传播、交流和积累科学知识,科技论著要求其使用的术语符号在结构方法上注重科学性和精确性;作为科学知识的存在方式,术语符号反映着科学认识活动所追求的客观性、逻辑性、实证性和规范性。因此,术语符号应当涵义固定,概念准确,一词一义,简明扼要。为满足科学技术传播交流的要求,术语符号应具备以下四个方面的基本功能：1.指代概念的功能术语符号的首要功能是指代科技领域内具体事物、关系及其与之有关的概念。术语符号是科技概念的载体,是科技概念的一种表达方法,因而其最主要的功能是指代科学技术概念。从“指代”的含义看,一是指称,二是替代。符号之所以能够发挥指代的作用,是由其具有简洁、明确、包容信息量大等特点决定的。汉字符号中可发挥指代作用的词汇形态丰富、数量庞大、涵义细致,无论科技概念多么抽象和深奥,都能在汉语文字宝库中找到贴切的术语符号予以指代。[5][6]汉字字符极具表现力,同时又有非常强的构词能力,能够极为简练地表述具体甚至极复杂的概念、事物、现象等,非常易于发挥术语符号的指代功能。例如,对于大气科学中“雪晶在下降过程中不断升华、消失而在云底形成的白色丝状悬垂物”[7]这种自然现象,采用术语“雪幡”来指称,既简明,又形象。又如,从国外引进的“激光”技术,其原文是Light Amplification by Stimulated Emission of Radiation,表示了“物质中大量处于某一较稳定激发态的原子,因受外来光子扰动产生跃迁而使光能扩大所辐射出的一种方向性、单色性极好的光”这样一个复杂的物理学概念,过去曾有过“受激辐射式光频放大”、“受激发射光”、“光量子放大”等多种表达方法,最后选用了“激光”这一术语符号,虽然只有两个字符,却包含了“受激发射”和“光”两个关键性科学信息,体现了此术语符号中包容的科学概念。2.表示意义的功能术语符号的第二个重要功能是能够表示出所指称概念中的意义。意义是符号的内核,术语符号在指代概念时应注重同时表示出其所含意义。汉字是形式和意义相结合的文字符号,它由象形文字发展而来,是一种兼具表意和表音功能的音义文字。即使是其中的形声字,也有很多具有表意成分。汉字术语符号多数是由两个以上汉字构成的,因此更具有表示意义的优势,在制定术语符号时,应当充分发挥汉字符号表意性的长处。在科学技术日益发展的今天,不断涌现新事物,即使是最新的高科技成果,如virtual reality(拟实)、computer(计算机)、space shuttle(航天飞机)等,也可以不加说明地用术语符号明确其所指称概念的意义,因为“拟实”、“计算机”、“航天飞机”等已基本说明术语符号内涵了。此外,即使是音译来的舶来语,也可以通过巧妙用字而不令人费解,如gene(基因)、logic(逻辑)、servo(伺服)等术语。汉字有很强的表意性,这是确定术语符号的优势,但术语符号是表达科学概念的,在选用汉字符号时,首先要弄清指代概念的科学内涵,否则将会起到相反的作用,造成一些误解。特别是对于从国外引入的概念,更要注意其原文的科学涵义。如从国外引入coal measures一词,曾被译为“测煤量”(因measure有“测量”义);geopetal一词曾被译为“地质花边构造”(因petal有“花瓣”之义),均与原文所指代概念相去甚远,现分别正名为“含煤层系”和“示底构造”,科学地表达了符号所表示的意义。上述两例说明,确定术语符号时如果不研究其科学内涵,就会失去其表示意义的功能价值,传达不了正确的信息。3.传播和交流的功能在人类历史上,科学技术的发展始终是在不断交流、传播中进行的,科学技术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仅靠少数先知先哲的个人天赋是难以发展完善的。正如16世纪伟大的科学家牛顿所揭示出的“我所取得的一切成果都是站在前代巨人的肩膀上取得的”那样,科学技术的交流和传播在科技发展中发挥着代代相因、承前启后的作用。从文化创造和传播的角度上讲,科学技术是人类在认识自然、改造自然过程中取得的经验和知识的结晶,科学技术在人类思维中形成的一些特殊概念,必须依靠一定的符号形式才能把它表现出来。人类创造文化的过程,就是用语言、文字、图像、造型等把外部世界和自身对此世界的认识实现符号化的过程,即人类把头脑中所映现出来的思想意识、科学技术、文化艺术等知识材料,按照特定的符号规范,组合构筑文化工程的过程。[8]从客观意义上讲,术语符号是科技概念的载体,离开术语符号,科技概念将无所依存、无可表达,更无法交流和传播。例如,天文学是一门开拓性的学科,它向我们揭示宇宙空间中各种各样的天体世界。随着观测技术的提高,不断地有更遥远、更暗弱的天体被发现,像已发现的周期彗星就有几百颗,已发现的小行星已达两千多颗,而每年都还有新的发现。“如果没有统一的规范的关于各类天体的命名,我们在浩瀚的宇宙中,可能还只看到无序的混乱,很难找到科学的规律。”[9]因而无法进行科学技术的交流和传播。又例如,当前国际上不断产生大量的表达新概念、新技术、新事物的术语,在外文中以术语符号multi-media(多媒体)、information high way(信息高速公路)、computer network(计算机网络)、Web(万维网)、extranet(外联网)、clone(克隆)、hiker(黑客)等等来表达,如不及时为这些以英文表达的科技概念确定相对应的汉字术语符号,就会影响到科学技术在我国的广泛交流和传播,如某报载“在最近举行的SCO’96论坛上,SCO宣布在其Internet系列产品中添加了新成员,其中包括Netscape公司的Fast Strack,Server,Oracle Web Server,Oracle Power Browser和来自于Morning Star公司的独立式PPP、SCO具有Internet功能的Term Vision以及最近发表的SCONC/OS产 品”。[10]这段发表于某大报的文字,不仅使一般读者如坠五里云雾之中,即使专业人员想读懂也得费些苦心。这从反面证明了如果科技文章中找不到合适的术语符号来表达思想和概念,将会极大阻碍科学技术的交流和传播。4.编码建模功能符号的编码建模功能是符号系统最精密的机制。符号之所以能够发挥其指代对象、表示意义和传播交流的功能,是因为符号可以根据自身系统的法则编制出各种不同的代码。[11]术语符号作为一个符号单元,也具有编码建模功能。所谓代码,就是一套法则系统,它决定着构建解译符号的方法。代码的意义完全是人为规定的,具有一切符号所具有的任意性。如果知道其中规定的原则,就可以轻而易举地破译代码(也称为解码)而获得信息。如果能编制或掌握一种代码,就可以使符号依照代码规则建立一种符号模式,传达和交流信息。各种文字符号模式、数理符号模式、字母符号模式、图形符号模式等,都可通过编制不同的代码,构建成科技符号模式,来传达和交流科技信息。例如,由汉字符号模式、数理符号模式等表示的术语符号,可以通过一定的语法结构、修辞法则作为代码,构建成科技论文的文体模式,研究科学原理,探讨技术应用等。比如下一段论述：“齐次线性方程组(1)如果它的系数矩阵的秩r=n,那么它只有零解,没有基础解系。如果r<n,它有无穷多组基础解系,每组基础解系包含n-r个解向量。(1)的任意n-r个线性无关的解向量都形成它的基础解系。”[12]其间用到很多汉字术语符号“齐次”、“线性”、“矩阵”、“秩”和数理符号模式“r=n”、“r<n”、“n-r”等,加以“如果”、“那末”等语法修辞,并按照汉语语法结构组成一段文字,即可说明线性代数中的一个定理。术语符号编码建模功能与一般符号相比,具有多样性的特点。其中,汉字符号模式又是其他各种符号模式的基础,运用汉字符号模式可以发挥解释、推理等作用。例如为了表达热力学系统的一个状态函数,可以用字符“熵”来指代,也可以用公式△Q/T来表达。这里“△Q/T”即是按照数学中约定的代码构建的数理符号模式。又如,为了表达“物体离开平衡点的位移x随时间作余弦(或正弦)规律变化的运动”这样一个物理学概念,可用“简谐振动”来表示此概念的意义,又可用“运动方程式”来表示,即x=Acos(ωt+φ0)。从这里看出,可用不同的符号模式通过不同的编码达到表示相同科学概念的目的。再如,H2SO4是化学物质“硫酸”的分子式,表示“一个硫酸分子由2个氢原子,一个硫原子和4个氧原子构成”这样一个概念。而H2SO4+Fe→FeSO4+H2↑是化学反应式,表示了“稀硫酸和铁反应,生成硫酸亚铁和氢气”这样一个不可逆的化学反应过程。以上实例说明不同符号模式以不同的代码构成,以不同方式起到对科技概念的表述、演绎和推理的作用。此外,表格符号模式、图形符号模式也都可以依照一定的编码共同参与构建科技符号模式的活动,这里不一一赘述。三、术语符号的任意性和理据性一般情况下,文字符号能指和符号所指之间不存在自然的、必然的联系,而是任意的联系。文字符号是能指和所指的结合,因此文字符号也具有任意性。但文字符号也有其理据性,尤其汉字是一种由象形文字发展而来的文字,很多字的形成具有理据性,如“鼎”字,就很形象地模拟了古代一种器物,是为其产生的理据性表现。术语符号也有任意性和理据性两个方面。一方面,部分术语符号的形成是任意的,反映出文字符号的一般特点。例如地史学中地质时期分类术语“代”、“纪”、“世”,动物学中物种分类术语“界”、“门”、“纲”、“目”、“科”、“属”、“种”等,表现了能指与所指关系的任意性,是在科学研究中约定性的术语,具有符号的任意性特点。另一方面,部分术语符号为突出汉字表意性,则表现出理据性。例如根据化学命名原则,元素中属于金属元素的一类术语均带有金字旁,如金、银、铜、铁、锡等;属于非金属元素的一类术语均带有石字旁,如硼、碳、硅、磷、硫等;而以气体形态存在的元素则有气字头,如氦、氖、氩、氪、氙等。说明了一些汉字术语符号非常注重其表意性。术语符号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其中大部分由两个以上字符构成。据有关资料统计表明,[13]汉字术语符号中由单个字符构成的术语符号比例很小,多数是由2～5个字符组成。单个字符构成的术语仅占全部统计内容的0.5%左右,由2～5个字符组成的约占85%。这说明,绝大多数术语符号由2个以上字符组成。由此可见,术语符号在组成时可以遵循一些命名原则和方法,被赋予更多的理据性,而排除一定的任意性。例如依据“种差+属”原则构成的一些术语符号“内燃机”、“安全阀”、“可见光”、“行星”、“恒星”等,都表明了符号所指的类属和区别于同类的各自特点,而体现了术语符号的理据性。综上所述,为了准确表达科技概念、传播科技知识,术语符号的确立遵循着一定的命名原则,具有科学性、逻辑性、单义性等特征。因而与单个文字符号相比,应该更具有理据性,这也是术语符号区别于一般符号的重要特点。四、术语符号的稳定性和变动性人工符号有明显的人为约定性特征,术语符号也是如此。在术语符号的构成和发展过程中,很多术语有着自身的历史背景,有其发生的渊源和演变过程,一旦已形成社会定约,就不能随意变动,否则会引起新的歧义。术语符号既然约定俗成,就应在一定时期内保持其稳定性。例如,有些术语从科学性上来说不够名符其义,但使用已久,应用范围很广,人们已经习惯,则宜继续沿用,而不轻易改动。如对于“熊猫”这种动物来说,按照动物分类学应当属于熊科而非猫科,故应称“猫熊”。但考虑到符号的约定性和稳定性,改称后不易为人们接受,如果“猫熊”出现在文章中,会使人误解为其他某种动物,所以在定名时仍称“熊猫”。又如生物化学中的translation一词,原定名为“翻译”不够准确,因其指的是基因表达,而不是遗传密码的转译或转录,但在本专业已成定约,故继续沿用。又如ribosome定名为“核糖体”,而实际上该颗粒并不是由核糖组成;molecular orbital定为“分子轨道”也不准确,应为“轨函数”。由于这些术语符号的使用年代较长,应用范围较大,在学科发展的一段时期,应当有相对的稳定性,因此在制定术语标准时,均予以保留沿用。术语符号有稳定性要求,但也不是一成不变的,更不能因此而成为科技发展的障碍,稳定性并不是术语符号的全部本质属性。人们在使用术语时,由于主观因素的介入和客观情况的变化,符号所表达的意义也常常发生变异,术语符号也需要进行修订。习惯性、约定性在一定条件下应当服从科学性。这两者之间是矛盾的,但当术语符号已不适应社会需求时,就要尽量并不断向科学性靠拢。如diffraction一词过去一直译为“绕射”,最后按惠更斯原理确定为“衍射”,服从了科学性,现已被广泛接受。又如myocardial infarction,大家熟知为“心肌梗塞”,实际上血管可以阻塞,而肌肉只能坏死,是不能阻塞的。后根据吴阶平教授的提议,确定为“心肌梗死”,符合其科学内涵。又如天文学中的Greenwich过去一直称为“格林威治”,实际上该词中w不发音,过去译错了。天文学界一致认为应予更正,改名为“格林尼治”,现已得到推广使用。因此,应当辩证地看待术语符号稳定性和变动性的关系。既要有规范,在某种程度上又要允许突破已陈旧了的规范,使矛盾双方统一而形成新的规范,发挥其促进科技交流和发展的重要作用。五、结语术语符号是在一定的专业领域和专业背景条件下的专用符号,它是符号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其中包括文字符号、数理符号、字母符号、图形符号、表格符号等。术语符号在科学技术领域内发挥着表述、推理、演绎科学概念,传播、交流科技信息的重要作用。在上述各类术语符号中,文字类的术语符号是其他符号的基础,运用文字符号可以起到解释、推理、转换其他符号的作用。由于文字类术语符号数量繁多,形态复杂,使用范围广,应用频度大,因而它的规范化具有更加重要的意义。根据一定代码规则构成的术语符号模式,相对于一篇科技论著、一部科技文献而言,它仅仅是构建这些文体模式的一个符号单位。因此术语符号与普通文字符号既有关联,又有区别。它既有普通文字符号的一般功能和特征,又有术语符号模式的特殊规定性。作为一个符号单元,术语符号具有普通文字符号的一些基本功能,术语符号具有的基本功能是指代概念的功能、表示意义的功能、传播和交流的功能和特定的编码建模功能。术语符号也具有普通文字符号的一些基本特性,比如任意性、稳定性和规范性等。作为一种符号模式,术语符号又具有自身特殊的发生、发展和变化的规律。其一,由于术语符号是在人类社会的科学和文化水平都发展到一定阶段后逐步产生的,因而,人们在其构建伊始,就更加注重其表意功能;其二,由于汉字术语符号中多数由2个以上字符构成,在建立术语符号模式过程中,人为排除了绝大部分的任意性,因此术语符号具有更强的理据性;其三,术语符号是表达科学概念的,而科学技术本身及其概念始终是处在不断发展、变化过程之中的,因而术语符号与一般符号相比具有更强一些的变动性。术语符号既要有规范,又要允许在某种程度上有所突破,以形成新的规范,两者矛盾的运动和统一,推动了术语规范化工作的发展。综上所述,术语是一种特殊的语言文字符号,具有语言文字符号的一些主要特性和功能。因此,我们可以借鉴符号学等基本原理对其进行探讨,以期掌握术语规范化过程中的一些基本规律,更好地开展此项工作。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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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汉语将科学和技术简称为“科技”的批评时有所闻，我也曾同意过。比如1999年《科技术语研究》编辑部征集意见时。我就建议将刊名直接叫做“科学技术术语研究”。但是后来，我又觉得这在汉语中其实不是问题。读中国科学院邹承鲁和王志珍二院士《科学与技术不可合二为一》（参见《科技日报》2003年8月5日）一文，由于文中涉及到“科技部”“科技处”这些建制的称谓问题，我同时认为还涉及到《科技术语研究》这个刊名问题，才感到问题有些大了，应该讨论讨论。下面，试从三个方面分析：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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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术语是通过语言和文字来表达或者限定科学技术概念的语言符号。科技术语在进行科学研究、科技教育、学术交流和新闻出版等活动中是不可缺少的,也是随着科学技术发展和社会进步而不断发展的。如何正确表达和使用科技术语,如何使科技术语规范化是科学技术发展和社会进步中的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在科技术语规范化工作中,不但需要重视科学概念的准确性,表达的简明性,而且还需要仔细考虑和充分发挥汉语的特点。汉语的一个很重要的特点是每个汉字都同时有其形、声、义,同西方国家的文字或其他拼音文字很不相同。例如,各种鱼类名称的汉字带有鱼字旁;各类树木名称的汉字带有木字旁。汉字的这一特点还可以解决由于历史的原因而产生的一些科技术语的不统一、不规范的问题。这里主要谈谈关于sonar的译名问题。sonar是英文sound navigation and ranging的缩写。《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1985)关于“sonar”条的译名和解释主要是：“声呐是指利用声的回波探测水下目标的各种技术……”。Webster English Dictionary(韦氏英语字典)关于“sonar”的说明是：“利用从目标反射回来的声波或超声波探测水下物体(如潜艇或深水水雷)的存在和位置的一种仪器”。从历史上看,几种主要的物理学名词出版物中,早期没有sonar词条,50年代以后的物理学名词出版物中有“声拿”、“声纳”、“水声测位仪”和“声呐”等译名,分别列于下面的表中。为了进行比较和讨论,表中也列出相关的“电纳”和“导纳”的译名。表中引用的资料有：《物理学语汇》([清]学部审定科,1908),《物理学名词汇》(萨本栋审订,1932),《物理学名词》(中国科学院编译出版委员会名词室重订,1956),《英汉物理学词汇》(科学出版社,1975,1985)、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现称“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公布的《物理学名词》(基础物理学部分,1988)。从下表中可以看出,1988年由物理学名词审定委员会审定并由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公布的规范名为“声呐”。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的物理学名词审定委员会对“声呐”的定名是根据其科学内涵和科学概念及汉语特点来确定的。为什么要将以前sonar的译名“声纳”重新定名为“声呐”呢？分析起来主要有两个重要的原因。第一个原因是将sonar译名为“声纳”前,早已把acoustic susceptance译名为“声纳”了。这个“声纳”是表示声波在传播中的导声能力量度的声导纳的一个分量,正像“电纳”是表示电流在电路中传输时的导电能力量度的(电)导纳的一个分量一样。这种声学量和电学量的互相对应关系可以从下表中清楚地看出来。因此如果把sonar定名为“声纳”,就会造成“声纳”作为一个科技术语表示两种科学内涵或两种科学概念的情况。第二个原因是将sonar定名为“声呐”同汉语的意义是符合的,正像将acoustic susceptance译名为“声纳”,将电学上的susceptance译名为“电纳”符合汉语的意义一样。根据1997年出版的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的《现代汉语词典》(修订本),“纳”有接受的意义,可以表达接受声波通过和接受电流通过的意义;“呐”有呐喊和大声喊叫的意义,可以用来表达声学现象。这样对“声呐”的定名就既表现和发挥了汉语的声义兼顾的特点,又避免了一词两义的缺点,可以说是一举两得。同时还比把sonar译名为“水声测位仪”更为精练,正像“雷达”比“无线电波测位仪”或“无线电波测距仪”更为精练,也像“激光”比“受激(发)发射光放大”更为精练一样,从而得到广泛的接受和应用。总之,从“声呐”(sonar)命名的历史过程可以看出,科技术语的定名,既要充分了解其科学概念和科学内涵,又要仔细考虑其汉语的特点和相关科技术语意义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才能做到定名的科学性和准确性。 相似文献